《两面之词》是一篇探讨人性的文章，通过对人们言行的分析，展现了人们的虚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者通过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人们在面对不同情境时的自私与虚伪。文章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让人深思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行举止。
两面之词读后感(一)
这是一本读得太晚的书，是两个学者就同样的问题给出不一样答案的书信来往。本来这个月是要读赵老师天下体系的专著的，谁知找到这本似乎更有意思的，读完果然没有失望。赵汀阳是当代中国哲学大家，德布雷是在法国亲身参与过革命后来又以此为基础从事学术研究的奇人，两人又是好朋友，而两人的共同好友同时也是译者张万申的中文、法文皆为母语，这不仅有助于两人之间的沟通，也使得中译本读起来完全不觉得是译作。
书信的主题是革命，并由此展开理想、人性、制度各种问题的探讨，继而引申至中西方哲学等宏大问题。相比而言，赵的部分是比较难懂的，薄薄一本书看了5小时其实主要是在琢磨赵的语句。德布雷倒是个满腔热血的革命者，不同意赵的观点时直截了当地提出尖锐批评，提出一些鲜明观点时又似乎不屑于给出缜密论证。在这里，我不妨给出一个“邪恶”的猜想，赵先生从一开始就有将书信出版成书的意图，而德布雷没有。即便在决定出版后德布雷可能也对内容进行了修改，但还是能看出语句的随意。不过又或者是，经过革命洗礼的那一代人，本来言行就如此？
两面之词读后感(二)
这是一本因对革命的探讨而形成的书信集，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和法国哲学家德布雷在六组信件中，交换了从『革命』到『理想』『民主』『政治正确』『社会科学』『人性』乃至『媒体』等等话题东西方的相同或不同观点。
我一贯是很少去看下这只蛋的母鸡长什么样的，所以在这么偶发的事件里也就不知道两位学者的权威几何。之后在文中才看到赵汀阳是李泽厚的学生。然而权威性与否并没有影响全书的可读性。
这本书跟专著不同， 更像是一本导读，受益于其跨度极大而且深入简出的主题线索，我短时间内能够找到许多能够拓展阅读的这方面的书籍或者理论。
赵汀阳非常中庸严谨，德布雷——『彻底的改良者』则是激昂澎湃（我甚至觉得可以亲眼看见他手舞足蹈的模样）。赵喜欢引用中国的历史证据和古训来论述，而同时也是作家和媒介学家的德布雷则习惯使用比喻和画面来形容。
而书信形式则充满了学者的谦和与浪漫，在表述观点时夹杂了许多个人背景的交代以解释自己观点的来源，个人感情色彩比较浓。
从前几回两人和和气气地表达自己观点，到后面两人逐渐进入状态，就双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讨论。
从文字上，感受到了中英文语言承载信息量的差别。看赵的信时速度很慢而且需要咀嚼良久，看德布雷的话时则是一目十行（很多像弹幕一样的题外话和插入语）。然而这些题外话却是带着孩童般天真的可爱。两人有时像父子，有时像相互安慰的夫妻，更多时候是谈笑风生又认真投入的朋友间的促膝长谈。
两人的差异是存在的，对理想存在的有益性的质疑与否，追求融合统一还是喜欢保留差别性『拉开与自己的世界的距离』等等，都存在着根本性取向的不同。
在同一本书里看到两种相似又不同的观点相互陈述、质疑、交流，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就像是自己的思维在自我质疑中不断地滚动前进。
书中对于中国式问题的探讨都比较有趣，比如，政治正确，市场化和管制性并存的媒体等等。在书中也看到了许多日常没有发现的现象，在阅读时蓦然惊醒。比如『现代化通信工具使我们离开了『自然情感』』这一观点就探讨了媒体对于概念的绑架、隔离和传达失真。
在阅读的过程中很享受这种周延的思维，在谈论一个问题时延伸到另一个主题。正如赵汀阳所说的，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有可能需要解决所有问题，解决所有问题时又不得不回到一个问题上。
两面之词读后感(三)
“革命”，这些年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知识人之间异见迭出、纷争不已的一个分水岭。远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近如作家韩少功的《革命后记》等，都在以个人化的方式重构中国革命。而中国学者赵汀阳与法国左派学者德布雷（拉美革命中格瓦拉的战友，后转向文学、媒介学研究）关于革命问题的六组通信集《两面之词》，也将跨语际对话聚焦在“革命”这一关键词。
赵汀阳 革命的警惕者
赵汀阳对革命持有更负面的看法，他更多的是从革命对人性造成的败坏、对原有和谐的社会秩序造成的颠覆，以及革命动摇了生活世界的意义秩序等角度来反思革命。他基本上认为革命是非理性的狂欢，尽管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但在现实主义的政治实践中，这种乌托邦往往无法着落到地，甚至可能因追求这种乌托邦而造成民族的集体心灵创伤。
赵汀阳面对革命的复杂态度和情感，其实也是相当多中国知识人共有的暧昧情绪。在他们看来，一方面“革命的那种暴风骤雨式的行动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爱情、友情和命运感，使人卷入一种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直接感受。”革命似乎创造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真实图景，并使卑微的劳动者从现实的泥淖中探出头来，彼此联动，共同呼喊，形成了一种全球或区域范围内的心灵连带，凡俗的生命突然被赋予了超凡入圣的神圣感，短暂的个体生命被瞬间提升到一个具有永续感的历史脉络之中。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赵汀阳，同时迅速警觉到革命的“非理性”以及“永恒轮回”。赵汀阳说：“在情感上，我同情革命，因为追求理想不是错误；但在理性上，我谨慎地看待革命，因为革命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破坏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规则和价值观。”关键是当历史闯入个体的生命世界时，支配个人或者群体的更多是冷静的理性还是动人的激情？
德布雷 积极看待革命的理想
作为一个从革命硝烟中走出来的思考者，德布雷超越了这种经院哲学般的两分法，也没有学院知识分子固有的“书生气”（其实质是不接地气）。德布雷坦然其对身边的微小事情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构建一个宏大体系的兴趣，他的历史感与现实感都超乎寻常，能够以直接的方式谈论相当棘手的问题。
对于革命，他的评价没有赵汀阳那么负面。从消极的层面来说，他认为革命并非世人所论造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断裂，在从传统到现代世界的延长线上，德布雷看到了奇怪的悖论，比如“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比如“革命自以为是地自称要成为国际主义革命，……但革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空前巩固。”德布雷相当敏锐地指出，“集体心态或历史的惯性，就称民族特性吧，它们的寿命往往要长于那些以为只需要操作群众运动和简单的口号就能消灭旧时对现时影响的狂人想象。”
从积极层面来看，德布雷说自己并不认同赵汀阳对革命后果的悲观论，虽然他理解后者的心情。在德布雷看来，20世纪的革命信仰也让一些流浪者、愤世嫉俗者或冒险者在全球范围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博爱。革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或者冷战的意识形态，让革命者“以一个共同的理想、以分享梦的名义走到一起，而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在德布雷的理解之中，做生意形成的纽带是脆弱的弱联系，随时可能被替代并且常常被庸俗的讨价还价所困扰，而干革命形成的却是休戚与共的强联系，能够超克金融资本主义的虚假性和霸权体系。从这一点来看，后革命时代的德布雷仍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政治革命过气了，技术革命正当道
德布雷并未被这种理想的气质改造成不切实际或者陷溺在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的“情怀党”人，相对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德布雷更愿意谈论静悄悄的技术革命对人类生活的颠覆性影响。
他说，“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互联网和集装箱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事物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火车头，是唯一保证了不可否认的和不可逆转的进步（无论是好或者坏的进步），虽然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忽视（他们真不应该藐视工程师）。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它们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旗帜，静悄悄地踮着脚尖，默默无闻地往前走：活塞·电流·数字化。”
尽管如此，德布雷仍旧不愿意舍弃对“革命意义”的动人书写，作为一个法国出身的左派，他在骨子里就怀疑所谓的“理性”，我们可以在他之前加上萨特、福柯、德里达、马尔库塞等一长串的法国学者名单，像雷蒙·阿隆这样强调政治理性的学者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是边缘的。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对革命行动的非理性主义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没有想象和神话的动员，没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和创世纪的革命图景，革命何以可能？改变何以实现？革命图景是照亮并刺穿灰暗现实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鼓舞人心的乌托邦和带劲头的信念，我们的社会将就地腐烂而变得无聊透顶。”而生活其中的个人，就会变成“庸庸碌碌的管理者”。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法国已经不再有真正的革命，“假性怀孕结束了！”民主取代革命成为关键词，普遍的平庸替换了对理想的追寻。
书评人：唐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