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当乐山遇上珞珈山》，感触颇深。文章通过对两座山的比较，展现了它们各自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底蕴。同时也反映出两座山背后的文化和人文内涵。通过对比，让人更加珍惜身边的美景和文化传承，引发对生活的深思。
《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读后感(篇一)
近代中国的抗战岁月，大家肯定不陌生，对于那场溃败后的“长征”大家也一定很熟悉。在那国殇时代，莘莘学子和老师的命运呢？那些名校和名师们他们的命运若何，他们在战争炮火中是如何度过那段岁月的？然在当下，广为人知的他们，那段抗日的岁月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脑海中一点印象也没有。当我拿到这本《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这部书或许就是那段岁月里的一个缩影，一部鲜活的武大乐山史。
从内容上看，《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记述了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流亡四川乐山时期的人与事。书中不仅写了抗战爆发，武大面临何去何从？从择校选址，师生开始西走，四千里的路云和月，面临经费短缺，人员分散，战争威胁等等苦难伴随。还写到了学校里那样吵闹的外部环境下，还会发生是是非非的文学院，成了湘军老营的法学院，非常给力的理学院是堪比西南联大。当然了实业救国思想深入人心，工学院也十分强大，办起了实习工厂，让倒戈将军冯玉祥也吓了一跳。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教授们是越教越瘦，都开始了自发性减肥运动。当然莘莘丘九，弦歌不断。看到这些实在让人感动。
从本书缘起看，作者本是毫不相关的外人，对于乐山只是一份机缘，作者说是鬼使神差，正是这份意外让这段尘封的过去开始破尘。书后封上写着，当乐山遇上珞珈山，破庙里响起了弦歌之声。而当它遇到作者时候，则是另一段的传奇。这本书的诞生，给了那段几乎湮没的历史最好的注解，填补了那段空白。
个人觉得还是有些许不尽兴，书起于武大西迁，止于东还，那1945年后呢？还有在p58，“一些正义感、有爱国心的教授们，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立即发起‘挽留……’”感觉在某某领导下比较突兀，总体全书文笔老到，描写精细，史料翔实，如信史般的作品。最后在合上书页时，静坐遥想那时，校长养猪，教授种菜，他们破屋漏雨打伞写稿，甚至点检行囊鬻旧衣……当下则是另外一番风景，大学失魂，不经让人惆怅。
《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读后感(篇二)
如歌岁月流笔端
——读《当乐山遇上珞珈山》
汪建
合上《当乐山遇上珞珈山》，那些发黄发旧的岁月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岁月虽苦难，人心却乐观。那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因为有希望，因为有使命，更因为为民族大义，在我的家乡，活得是如此精彩，如此的丰富，于是他们的人生便如书中所述和后来岁月所证也是如此的丰满，这便是那时的武大人。武大人的精神在当时与一同内迁的几大学校一道引领了教育界一个时代的奋起与比追。条件是那么的难苦：住宿、学习在破庙里；吃食是那么的匮乏，少油少荤，尽是糙米、霉米；环境是那么的艰险：时有敌机轰炸；人生是那么的悲情：亲人失散，背井离乡。但他们仍然坚持，坚持在份内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教师的尽心，学习的刻苦，都为着一个目标：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
武大乐山的八年，也为文化历史名城的乐山注入了新的活力。至今在志书可查的“中华桃花水母”是武大人发现的，乐山人延续现在的奇石爱好，是当时武大教授们推动发起的，近一个世纪的乐山工业所用牵引、卷扬机具，是武大人革新创造的，可以这样表述，没有武大人乐山的八年，乐山的文化丰富内涵不会那么充实，笔者作为乐山的文史爱好与探究者，每每读到史书、志书，都看到同武大人联系在一起，比如乐山的岩墓、比如竹公溪与竹郎庙、比如薛涛在乐山的踪迹……，这些无不有当时武大人在乐山探寻留下的印痕。
该书从武大的搬迁、校舍的设立、人物在乐山的活动，各个学院、生活情态都有描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武大流亡乐山史。最后所列二十七院士，无不与乐山有关，这便是那段岁月留给武大的回馈，只是据我所知，乐山却没给此应有的重视，却由一个外乡人，也是一位既不是乐山人，也不是武大人的张在军先生填补了，除了致敬，乐山人与武大人都无以表达这份感情。
认识张先生很有火药味。他到乐山搞房地产策划，因爱好的原因一头钻进乐山历史，这样的爱好有了相同的习惯，我与他都在报上发文，不久，为乐山市中区改名还是保留原名，我俩在报上互相争论，我是主改方，他是反对方，可以说都各自为自己找支撑的理由而旁征博引、唇枪舌剑，到了相互都说不服谁的地步。一天我主动约他坐茶，或许他以为我是在约架，表现得不是那么痛快。但当我们坐在一起，都是那种：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但却维护你发言的权利那种人，于是一见如故，观点虽有不同，但交情却渐次加深。作为一位外乡人，他对乐山的热爱，大大超过了我们众多乐山人，过去在为他写文章时，我调侃到：一们外省人，不远千里来到乐山，为乐山做了这么多有益的事，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省际主义精神……。
在志军出此书之际，作为乐山有点影响的文化人，真诚地感谢他为乐山所做的一切，也为他如此深刻细宜地把那段尘封的历史擦亮呈现在乐山人与武大众面前感到由衷的敬佩。
《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读后感(篇三)
我的案头堆放着尚未谋面的张在军先生已出版的三本书：《花香笔不香》、《苦难与辉煌》、《坚守与薪传》，还有一部《老武大西迁往事》书稿。这四部书稿，摞起来足有半尺高，其内容全是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其文笔之老到、描写之精细、气势之恢宏、脉络之清晰、事例之典范、史料之翔实，可谓一部完整而鲜活的武大乐山信史。当初拜读其《花香笔不香》时，还以为他是武大校友，后来才得知他与武大没有丝毫瓜葛，纯属一介儒商。乐山人王建先生评价说：“六年辛苦非寻常，心血凝成武大情。本是当地一责任，玉成竟是异乡人！”作为武大人，尤其是作为研究武大历史的人，面对他厚厚的四大本武大乐山八年史，只有六个字：敬佩、汗颜、感激！
一个与武大毫无瓜葛的儒商，为什么要写武大乐山史？为什么能写出鲜活的武大乐山史？读罢张在军先生的书稿后，不得不思考这两个为什么？
张在军先生为何要写武大乐山史？据他本人说“纯属鬼使神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鱼米之乡”——湖北京山的他，美专毕业后在一个镇文化站工作，因不甘心成天在围墙上刷标语和下乡放坝坝电影，便靠一支圆珠笔、一本方格纸，开始走上卖文生活。从县报到市报，从省报到《人民日报》都有他的文章，因出色的文字功底还被当地党委宣传、组织、纪律检查部门借调。1997年，二十五岁时本可以走上官场之路的他，却怀揣辛苦积攒的一千五百元稿费辞职下海，在深圳的一家工艺厂当工人，在蒸笼般的车间里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晚上经常加班。“不当画家当作家”的他毅然离开工艺厂后，因找工作心切，又曾几次进过“黑工厂”，既拿不到工资，还说他欠工厂的钱。因无住所，荒废的工地、五元一晚的录像厅他都住过。此后，因良好的美术和文字功底，被一家电脑厂招聘为设计师。2000年7月，又被一家房地产公司看中，聘为营销策划人员。2004年底，被公司派驻四川乐山，负责一个楼盘的营销策划。他刚到乐山，出于对新环境的了解，加之营销策划的需要，便买书来系统了解乐山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乐山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深深地吸引了他。2007年7月，他从当地媒体上看到武汉大学“重走西迁路”采访团来到乐山的报道，大吃一惊，开始关注这段历史。此后，张在军寻访武大西迁往事在乐山传为佳话。2009年11月，乐山广播电视报记者张成忠采访了张在军。
记者问：《花香笔不香》的第二编为《珞嘉岁月》，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办学的文史掌故。据说你接下来还将对此作相当的研究。请问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张在军：首先是两地情。湖北是我的家乡，乐山是我所钟爱的城市。来乐之后，读到很多武大名人撰写的关于乐山的文章，方才晓得有这段历史，而且乐山对此的挖掘和研究并不多，于是愈发好奇。其次是对乐山感到惋惜，因为乐山并没有珍视和保护这份文化遗产。我今年国庆去了宜宾李庄，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在那儿办学六年，拥有梁思成、童第周等名人资源。对此，宜宾人相当重视，利用得也比较好，很多本地人、外地人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反观乐山，武大在乐山办学长达八年，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远高于同济大学在李庄。但遗憾的是，乐山人没有挖掘和利用，这与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不相符。并且，乐山的文史学者也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基于此，我想尽自己所能，略尽绵薄之力，为乐山挖掘这份文化遗产。（据《乐山广播电视报》2009年11月26日）
2011年，又有记者采访他，问道：“你既不是乐山人，也不是武汉大学的学子，为什么会关注这段历史？”他回答说：“2009年我到宜宾李庄旅游得知，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也曾迁驻李庄。六年间，李庄为学者们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给战时中国人文科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养分。李庄由此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各类专著有近十种。这让我不由想起乐山。抗战时期，乐山同样大师云集，仅武汉大学就有高水准教授一二百人。但是乐山至今没有一本全面介绍这段历史的书，并且当年武大校舍遗址也寥寥无几、教授故居荡然无存。所以，我决心整理这段极其珍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据陈四四《大师们的乐山往事》）
一个身处异地的儒商，为何能写出鲜活的武大乐山史？张在军曾说：“事实上，我的确是把乐山当成自己的故乡，也把自己当成武大人，怀着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敬畏情怀，去挖掘、去抢救这段被湮没的历史。美国人易社强写出了‘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我这个‘异乡人’要用自己的视角写一部‘尚佳’的武大抗战史。”为了写好武大抗战史，他曾遍访联络武大校友，尽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工作之余，搜遍网站，凡是与乐山、武大有关的书刊，倾囊采购。武大乐山校友、文史专家唐长寿说他“是个‘书虫’，他买书成瘾，每月四五百元送给了书店毫不心疼。买来的书不是作装饰品——如当今某些款爷那样，而是正儿八经地翻读”。
大凡是“书虫”的人都爱较真。当初以写杂文为主的他，对乐山及武大的文史资料不实之词极其较真，《花香笔不香》共录其文七十余篇，大都是考证和与名家较真的文章，仅纠正名家对武大人的不实之词就达七八篇。武大乐山史对他既充满诱惑，又特别艰巨。他毕竟以房地产营销为稻粱谋，工作压力大，空闲时间少，且远离家人，下班后还得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每当身心疲惫之时，一想起当年武大教授朱东润、吴其昌等是在怎样的条件环境下写作，他的劲头又来了。可以说，大师们的感动，贯穿了从资料搜集到执笔写作的全过程，大师们的激励，使他完成了这项艰巨的自选课题。
2013年6月25日
（本文作者系原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武大校史专家徐正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