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识》读后感：本文通过讲述作者在阅读《异识》这本书后的感悟，表达了对于书中观点的认同和思考。作者认为，书中的异识理念深入人心，引发了对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反思。通过阅读《异识》，我们可以拓宽思维边界，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挑战常规，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异识》读后感(篇一)
第一章 异识
1、（p19）“损害总伴随着证明损害手段的丧失。”
损害让房思琪变成了疯子。房思琪指证损害的发生。那么房思琪无法作为原告指证罪行：如果她的指证是真的，那么她现在就是疯子，而疯子的胡言胡语又不可信，诉告被驳回；如果她的指证是假的，即损害未发生，则诉告同样被驳回。 （p27）“‘完美的罪行’并不存在于杀害受害者或证人的行为中，而存在于使证人保持沉默，使得法官充耳不闻，使得证词变得前后矛盾（甚至是疯癫澹妄）的过程中。你让说话者、受话者、证词的意义都失效了；仿佛没有指称（损失）一样。” 2、（p28）“不是事实的可能性比是事实的可能性更大。”
无罪推论。在证明有罪之前，首先假设被告是无罪的。 但若反过来，根据有罪推论的话，首先假定被告有罪，要求被告证明自己无罪，则是更不可能的。因为：（p29）“不可能自证清白，清白就是虚无。” 原告说，“应该是你（被告）来提供证据来证明毒气室不存在。”（参见p46）
《异识》读后感(篇二)
【作者简介】周慧，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为英美文学、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当代法国哲学、跨文化研究和欧洲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利奥塔的差异哲学：法则·事件·形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翻译有：利奥塔《异识》等。
《异识》读后感(篇三)
《异识》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极具思辨性与哲学性的文本。
在本书的论述中，利奥塔采用了一系列晦涩的名词，以及众多哲学家的观点，在提升讨论深度的同时，也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横亘了一条难以逾越的理解鸿沟。
虽然晦涩难解，但事实上利奥塔在本书中的讨论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恰如译者周慧在本书开头所说，利奥塔想要回答的是“在知识商品化的后现代时代，生活在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应当如何作为”的问题。
利奥塔认为异识不可避免，而共识将永远无法达成。既然如此，我们在异识与共识之间该何去何从？沟通与交流又该如何实现？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利奥塔尝试给出他的答案。
作为书名的“异识”同样也是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文本的理解。
译者周慧在开头的导言中论述了“异识”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第二层含义是指语用事件（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在书中有具体解释）的独特性，或者说语用事件的不可通约。
简言之，“不可通约性”是异识存在的根源，因为不同语言之间不可通约，同一语言在不同个体之间同样不可通约。因此异识不可避免，因为交流的双方不存在共同的标准。“当一个语位，即一个语言游戏将自身的规则强加在另一种语言游戏之上，并阻止对方保持自身的言说方式时，异识发生了。”（张欣语）
利奥塔的异识论，我们或许可以用《小王子》中的一句话来解释：语言是误会的根源。
我们认为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是理解的工具，但同时语言还是引发误解的根源。当话语产生的瞬间，我们无法预料到，它将达成何种效果，是理解还是误解。对于话语的不同理解将引发异识。
利奥塔在书中说，“异识是语言的不稳定状态和瞬间，在这种状态下，某种东西可以用语位来表达，却尚未被表达。”对于异识的忽略导致了我们往往压抑不同的声音涌现的可能，我们以为避免异识可以达成共识，但利奥塔告诫我们，共识的实现绝无可能（因为异质性的存在），恰如异识无法避免。
当我们试图避免异识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阻止了真理的显现，因为“真实在不确定中飘荡”。当我们试图消除差异、建立共识时，我们同时也将建立暴力，因为“如果关于正确性的信念足够坚定有力，那么抵制迟早都会遭遇暴力。”。
利奥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对世界的探索，因此也永远无法触及完整的事实。我们所面对的是，是“一直在发生”，我们发现的脚步永远无法赶上发生的脚步，“问题总有它的回答，而回答又是另一个问题”，利奥塔如是说。
正因为我们无法穷尽事实的全貌，因此真实总是在不确定中飘荡，我们对于真实的追求永无止境。恰如鲍德里亚所说，当我们揭开真相的面纱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相仍然是真相。因此，真相从未赤裸裸地存在。
利奥塔借后现代的“异识”抵御宏大叙事的“共识”。现代性肯定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原则，而后现代性则强调个体的差异。
利奥塔的后现代性意味着对于事件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判断，异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尊重异识。
恰如周慧在序言中所说，“一个建立在人人都有痛的基础之上的异识理念，比起消除差异、建立起公共交流的共识远景，更为现实、可靠，也更令人期待。”
但需要注意的是，利奥塔的异识论并不等同于相对主义，利奥塔要求尊重异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将沦为一种个体偏好。重新思考和重新判断并不意味着否认真理，相反利奥塔始终尊重事实，从未试图削弱客观真理的秩序。
这一点从利奥塔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事件的态度就可以窥见。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是贯穿本书的一条线索。在本书的开头，利奥塔提及了法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弗希松的大屠杀否定论。
弗希松声称毒气室并不存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根本是一个历史谎言。
弗希松的理由是这样的：他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向他证明毒气室的存在。唯一可以证明毒气室的证据就是那些死于毒气室的人们，但是如果受害者已经死了，他就无法证明自己死于毒气室。因此无人可以证明毒气室的存在。
弗希松的观点在本书中重复出现。利奥塔并没有悍然反驳他的观点。利奥塔在本书的讨论中所秉持的是接近于“零度风格”的写作，即隐藏自己的观点或消除自己的倾向性。
即便如此，在书中的另一个例子中我们还是可以体察出利奥塔对于毒气室的观点。
利奥塔的例子是这样的，假如地震不仅摧毁生命、建筑和物品，还摧毁直接或间接测量地震的仪器。虽然无法测量震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地震的发生。
换言之，即便死于毒气室的受害者无法控诉他们所承受的罪行，但这并不能否认罪行的存在。
利奥塔要求我们尊重异识，但同时异识必须尊重真实。
正如上面所说，利奥塔在本书中秉持的是一种后现代哲学观。本书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但早在那个时候，利奥塔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知识环境。
王宾教授认为，利奥塔“看出知识的地位和功能已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具体来说知识沦为了一种商品，失去了作为信仰的力量，人们因此陷入了信仰危机（合法化的失落）。
知识商品化正是后现代状况的特征之一。在《异识》的最后一章“历史的征兆”中，利奥塔担心“经济话语风格的无孔不入和无往不胜”（周慧语）。我们以一种后见之明的视角来看，现实不幸被利奥塔眼中，包括知识在内的众多元素——灵魂、婚姻、情感、生命，这些“标示着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的东西”都难逃商品化的厄运。
资本市场侵占了我们生活的全部领域，我们承受着来自资本逻辑对于我们自身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剥削。道德伦理遭到了资本的侵蚀，文学艺术也被迫朝资本低头，沦为了盈利和谋生的手段。用鲍德里亚的观点来说，对于艺术的评价，已经不再符合艺术的美学原则。艺术也在资本逻辑中，被商品化了。
除了知识商品化，后现代状况的另一个特征在于话语权力化。我们失去了对话语的信任（陈嘉映语），话语沦为了一种立场的表达，或者是用来掩盖立场的表达，
话语失去了它沟通的价值，当我们在网络上发言，我们想要的并非是沟通，而是输出我们的立场，同时压制对方的立场，异识在这一刻产生了，并往往没能得到尊重。
于是网络上的讨论，最终往往演变成不讲理的骂战，因为每个人都想拼命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没人愿意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认真判断别人的立场，我们想要的不是真相，不是事实，只是为了赢得一场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真实被诡辩杀死了。
利奥塔通过对后现代状况的深刻思考，表达了他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与关爱。在知识商品化，话语权力化的环境之下，我们每个人应当如何作为？
答案早已昭然若揭。
在本书中，利奥塔始终在强调，异识意味着在异质的风格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判断标准，因此共识绝无可能。
异识是发生于（至少）两者之间的某种冲突状态，由于不存在对辩论双方都适用的判断标准，这导致了该冲突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一方的合法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合法。
任何试图采用单一标准去消除异识的做法都将（至少）伤害到其中一方。任何试图在晦涩纷杂中找到秩序的举动，其结果将仅仅是加大了冲突。
尊重异识才是解决问题的妥帖之道，“思想的责任要求异识被聆听”，利奥塔如是说。
也只有通过尊重异识，我们才有机会从“语言的残片中拯救交流，拯救思想的尊严。”
至此，利奥塔已经完成了他的论述——以异识来抵御共识。
在利奥塔这里，“异识构成了正义的条件，是不可简化的正义”（王宾语），这种不可简化代表着异识的复杂之处，同时也是对于当下盛行的“标签化”的反驳。
在当下，我们习惯通过“标签化”（贴标签）来简化我们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但对标签化的滥用却否认了世界的复杂性与事情的立体性，以至于让我们忽略了标签之外的内容。
再次回到上面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世界是事实的综合”，我们永远无法将真实攥在手中，真实恰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近在眼前但永远无法抵达。
因此事情并不总是可以简化的，恰如异识是无法被简化，被消除的。
在明白这一点之后，利奥塔的异识观告诫我们，我们有机会对事件进行重新判断和重新思考，有机会拒绝惯例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不应该成为现成观点的传声筒，不应该成为他人思想的容器，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小叙事”，拥有自己的声音，并且确保他人的声音不被毁灭。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社会是公正的，因为它建筑在尊重“异识”的前提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