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的女儿》探讨了女性在历史与社会中的角色，借助古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视角，揭示了女性声音被忽视的现象。作者通过深刻的情感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呼唤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反思，展现了勇敢与坚持的力量。
《卡桑德拉的女儿》读后感(一)
前面太拖沓，尤其第一章和第二章，后面好一些。读完全书，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把精神分析各派理论产生的时代大背景交代的很清楚，而且对理论的变迁也说的很清楚。
维也纳的医学发展孕育出了心理学，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时发现，导致肉体痛苦的不是神经系统疾病而是对童年性创伤的压抑导致精神痛苦，进而转化成躯体疾病。弗洛伊德发明了分析时间，分析师要不带主观地分析来访者呈现的资料，是一人心理学模式。精神分析发明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对病人不再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对歇斯底里病人不再是电击休克疗法等其它虐待肉体的疗法，而是开始追溯肉体疾病出现的本质—心理痛苦，印象最深的书中提到的有一些早期治疗，居然是割鼻子，还有脑切除手术，把精神疾病的根源归因于鼻子或大脑机体出问题了，现在看来多可笑而且多么没有必要。
克莱因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论和他对童年创伤的发现，着手观察和研究儿童，她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情感有着敏锐的观察和伟大的想象力，在儿童内在驱力上发现了儿童的内在恐惧，形成儿童期焦虑理论。克莱因研究儿童是弗洛伊德理论发展的必然，后来克莱因受到英国学者的邀请，他们为她的理论所折服，“那对于和父母相关的儿童内在世界，是种歌德式的恐怖童话”。克莱因发现她在英国比她在柏林和维也纳（古典精神分析的圈子）更受欢迎，因此1926年时在英国学者的帮助下移居英国，而这也开启了英国精神分析发展的新时代，从依附于维也纳和柏林转变成独立的中心。
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在英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费尔本提出了儿童的恐惧是来源于人际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内在想象，人在跟本上不是生物性追求快乐的，而是社会性追求关系的。儿童期焦虑的原因是关系的失败。就像美国的沙利文提出的人际关系理论一样，费尔本说“有关病人冲突的生物性解释会很快无效，只有在他和病人一起探讨病人对人际关系生活的失望、痛苦和不满足是如何内在化时，生命才被带回分析关系中。”温尼科特提出：“没有所谓的婴儿，有的只是抚与育双方。”承认治疗师与受分析者之间存有实际的关系，这就是两人心理学模式。二战的爆发，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导致柏林和维也纳的沦陷，很多精神分析师开始外逃，逃去英国和美国，这也导致了英国精神分析和美国精神分析发展的崛起。不得不说战争真的是有着可怕的破坏力。
文中还提到了女性主义，很有意思，“十七世纪的科学代表外在经验世界的理论化，而男性以工匠和建构者的角色将其实现，就如十七世纪的科学一样，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代表内在经验世界的理论化，女性在西方家庭中成为感情需求供应者的角色在人际关系中将其实践。……历史上，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女性都有重要的贡献。从胡格—黑慕斯到安娜·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男性分析师眼中的女性是在连接儿童世界上有着独特能力。…”原来精神分析的发展，女性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反过来精神分析理论对母亲价值的发现，也进一步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女性主义者采用温尼科特的观点，坚持存在的还有母性的主体性，如此一来，便没有抚与育双方，只有当时社会安排下的抚与育双方，亦即透过社会形成的母职主观性反应在母子关系中的多人心理学”。至此与多人有关的领域便成为分析的主体，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空间关系中，两方的主体性均可表达。
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也是在维也纳长大，也是和弗洛伊德、克莱因一样是犹太人，由于二战才搬至美国，但他的亲戚基本死于纳粹集中营。由于此书是完成于2001年，比较早，大概自体心理学刚发展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影响力，所以书中介绍较少。
书中不时出现大时代背景，工人罢工，社会主义思潮，白色恐怖，二战；也写出了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分裂，尤其以往来书信的方式呈现，特别真实，让人彷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和斗争的年代。
最后一章《未来》，特别写出了精神分析从业者目前的种种感受，“精神分析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受三种紧张关系的主宰。第一种是学科本身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且是学科中之冲突观点所造成的，这紧张表达出持续的困惑，且是有关科学在精神分析里的地位。第二种是心理健康专业领域里，所存有的精神分析和精神医学之间的紧张。第三是西方社会的整体特征，亦即情感生活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以及大众拒绝、否认情感生活之间，依旧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是生物精神医学和精神治疗法之间的冲突。
感谢作者的梳理，也感谢自己能用心读完。期待你也能读完，必有收获。
《卡桑德拉的女儿》读后感(二)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被太阳神阿波罗赐予寓言的能力，但因与神明不和，她的预言却不被人听信。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像是复制了卡桑德拉的生命，在蒙昧的时代寻求人类痛苦的真相，却又从诞生之初就受到大众的误解。
作者将书名取做《卡桑德拉的女儿》，一方面，致敬了从神话所汲取的，精神分析神秘而深刻的烙印——譬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荣格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体本身的预言，我们如何从早期意义中窥见未来发展的影子，如何阐释痛苦、挣扎、障碍与困惑。
客观来说，这不是一本严格而系统的理论读物，而是一本相对严肃的传记作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适合对精神分析毫无了解的初学者。作者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十分谙熟，所以他的重点本身就不在理论本身，而是更加意图揭示这样一个在心理学史上司空见惯的事实：每个心理学家的理论建构背后，都投射有着自己的影子。
施瓦茨在书中，意图寻找精神分析这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演进的逻辑。不仅是那次已经为人熟知的弗洛伊德与荣格、阿德勒之间精神分析的第一次大分裂，还有儿童精神分析新范式的发展，进而发展为英国著名的客体关系理论流派，有美国精神动力学理论的演进与发展，有更多我们在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名字，如哲学而神秘的拉康，以及一批著名的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安娜·弗洛伊德，以及卡伦·霍妮。
精神分析本身的演进，依托于无数次痛苦的分裂，也是历史环境中哲学意义上的转变。在作者看来，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抱有关于人类心理的一个普遍观念：人类内在世界的根本冲突，不在于我们寻求由于不满足的驱力所造成的紧张感的降低，而在于人类对于关系的基本需求很难满足。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与压抑、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硝烟中的创伤与痛苦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内化于历史的复杂性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近来我们见到的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近乎超出了理论本身可以解释的范围。
事物的发展的成熟自然是个复杂的过程，但施瓦茨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恐怕精神分析所遭受的最大的误解，是因为其本身的边界已经如此模糊——与精神病学，医学与学院派心理学共享边界的现实，使得精神分析本身是否是一种科学。恐怕反对者引用最多的，是波普尔那句著名的论断“科学必然是可以证伪的”；精神分析无法证伪，自然也无法归为科学的范畴。
施瓦茨开宗明义的回应对这一富有敌意的批评。他引用了英国著名文化评论家伯格的定义法，“绘画是一种看见的方法，舞蹈是一种理解的方法，建筑是一种建造的方法，科学是一种理解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对精神分析的评价，应当抛弃19世纪科学应该是精确、中立且客观的色彩，而是用历史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精神分析的功用与临床成效。
毕竟，精神分析正是研究人类主体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所面向的对象就是人的主观性本身，而这种研究领域超越了当前的经验，也需要不同范式的科学定义。
精神分析的边界问题，始终贯穿整本书的描述之中。施瓦茨提到，弗洛伊德的性驱力，自然科学的起源，分析时间的发明，不同学派的分裂，是精神分析发展的四个重要标记。
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初起源于其与布罗伊尔所合著的《歇斯底里症研究》，这也标志着他们治疗方法与传统生理学的决裂。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首先允许人类主体为自己说话的人。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中有着他著名的道歉文，“我并非生来就是心理治疗师……至今我仍觉得震惊与奇怪，我写的歇斯底里病例怎么读起来像是短篇小说，也可以说，缺乏严谨的科学凭据。”
弗洛伊德认识到，自己无意中侵入了作家与诗人的原有领域，而随着《梦的解析》的出版，这种边界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但是，在诊疗室的分析时间所发生的事实，无疑是有趣的、重要的而且是真实的，哪怕对此需要在科学的含义上做一些理智的哲学讨论式的挑战，才能对人类内在世界的实际问题作出深入的洞察。
移情作用的产生，更加清晰的将“关系”定位于精神分析的本质，即“在分析治疗里，关系不再只是用来治疗，而其本身的形式、结构和本质就是被观察的对象，且关系本身就是用来观察潜在痛苦症状能否治疗的依据”。
施瓦茨在这里回避了移情本身所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而这几乎是常见著作必要讨论的热点，而是意图从哲学意义上分析移情的功用与本质。正如荣格的观点所言，其将精神分析归为哲学的延伸，而移情作用应当建立在社会无意识层面的“集体分享潜意识”之上，是分析治疗本身的工具。
在这里，精神分析与哲学之间边界的模糊性问题开始出现。而到了拉康，我们更无法区分他到底是一个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
拉康的名言是，“潜意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透过潜意识，人类在从新生儿到孩子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我的主体性；而将潜意识与语言的哲学类比，也就意味着潜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生物性的，因为人一出生并没有产生语言。
这种潜意识的习得与建构伴随拉康晦涩的著作与理论之中，他意图用一套统一的数理标识系统实现这一伟大的任务，这也使得属于拉康的精神分析越来越接近哲学本质。
精神分析的历史绝不是一番风顺的，它不断受到学界与时代的挑战。安娜·弗洛伊德曾两次受到盖世太保询问，而她的兄弟姐妹，与弗洛伊德家族的其他许多成员，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均死于二战中的集中营。
精神分析本就是一门研究人类痛苦的科学。而某种意义上，这种痛苦也蕴涵在时代硝烟的创伤之中。但可贵的是，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它打破了在西方世界所盛行的人类孤独的神话，转而探求我们发育与成长中人际关系的本质性——而扭曲对根本关系需求的满足，会给人类幸福带来永久的负面结果。在诊疗室中所创造的“分析时间”，正是疗愈与解决这种冲突与痛苦必不可少的工具。
《卡桑德拉的女儿》读后感(三)
这本《卡桑德拉的女儿——欧美精神分析发展史》，总算读完了。我在豆瓣网中挪班的推荐书目上看到介绍，喜欢书的名字，一待有了简体版，就买过来读。书不厚，也不算艰涩，但是读了很久。近来常觉阅读能力和耐力都在下降，总不容易静下来。读一点又放下，就慢了。
扉页有一段奇怪的话：“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城的公主，阿波罗赋予她预言的能力……崛起于19世界的资产阶级，希望根据这则古老的神话来编制自己的起源；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已经成熟到不去依赖希腊神话来阐述自己的故事。精神分析的故事并非卡桑德拉的故事，而是卡桑德拉之女的故事，她奇特不凡，说她受到世界的欢迎也不尽然。我们并不知道卡桑德拉之女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自己去写。”读完这本书，也没看到和“卡桑德拉之女”有嘛关系，不知道是文化差异，还是书名某格太高。如果卡桑德拉是精神分析的比喻，那大概“之女”就是后继者和后继者的理论、技术吧。硬要联系着做书名，并不那么和谐。不过精神分析史的书，取个唬人的名字，也是对的，要不我怎么就买了呢。
扒一扒这本书吧。
一、书里有一些好玩的八卦
比如：荣格对弗洛伊德抱怨琼斯怪异，弗洛伊德对琼斯说普林斯是个蠢蛋，琼斯说普特南“是个娘们儿”。琼斯是弗洛伊德的死忠吧，但最后丫似乎又支持克莱因……如果我足够有耐性，可以最后让这类八卦变成完整的圈儿，回到某某人对荣格或者弗洛伊德的某种议论。但是这些名字已经太乱了，我都不晓得谁是谁。这个圈子真是很乱，常常让我想起马季说的话：“我喜欢相声，但是不喜欢说相声的人”。
说起来，这种治疗及咨询史的书，我还读了《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谈话治疗——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还有本《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一直懒得读完——我是有多么博大的一颗八卦之心啊，居然没完没了。前两天听说一本《精神分析导论》，据说也很好，我咬咬牙，坚决不读了。
二、有些描述有趣
比如弗洛伊德说，“我不是弗洛伊德派的”。理论的创造者只是为了让思路显得清晰，给那些想要学习的人一些可以把握的方向。对于他们自身，这只是自己思想和方法的叙述方式之一，因此他们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而门徒们则善于把只言片语刻在铁劵之上，变成不可亵渎的信条。在弗洛伊德眼里，很多追随者比较愚蠢。但是如果不愚蠢，很聪明，结局也不美妙。比如荣格、阿德勒。有足够创造力的聪明人之间，不容易相处。
再比如：“弗洛伊德无法让纽约派相信精神分析的真谛不是医学（8.新理论、新分裂：精神分析在美国）”。弗洛伊德希望精神分析像数理的科学，那就要纳入医学的叙述之中，但是又认为医生是做不好精神分析的。这和荣格有点像，不愧是曾经的“父子”。我记得读巴史克的《心理治疗入门》，有一段回忆他年轻时受训中，对精神分析教条化的怀疑和不满，读着里边的例子，我想，精神分析的培训师怎么会这么白痴？早期美国医学界的精神分析，一定意义上败坏了精神分析的名誉。不是因为精神分析固有的缺点，而是那帮家伙真的太烂了。这有点像初高中学生讨厌鲁迅，其实不关鲁迅本人什么事。
三、有些颇涉幽微，让我们略窥大师的另一面
“1927年，在因斯布鲁克的座谈会上，克莱因和他的布鲁姆斯伯里支持者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对儿童教育的方法——需要先赢得儿童的信任，才可获得任何重大解析结果——展开争论，认为这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和精神分析师不相容的。‘分析本身并非温和的方法，它无法免去病人任何痛苦，而这对儿童也是一样’”。（9.儿童精神分析：新范式的开始）
一股子杀气扑面而来，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会有裂脑人的手术了。我把你的病灶割掉，至于你是不是还活着，就不关我的事了。这里面同时散发出精英主义自己为是的傲慢，有时候我在国内的专家身上也能看到。但是历史更关心本质上是否对某学科或技术的发展是突破性的、开创性的，并不关心一将功成背后，被错误埋葬的枯骨。
“让鲍尔比沮丧的是，克莱因甚至拒绝讨论母亲的疾病与行为可能对儿童病患所造成的影响（10.英国的突破）。”——基于类似的原因，温尼科特也远离了克莱因，后者则对其进行排挤孤立。读到这个部分有点好笑。克莱因拒绝真实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的重要作用，而将儿童所有的感受归结为内在幻想，是内化的客体，或者说，是想象中的爸爸妈妈，而不是真实的那个人。作者好心的将其归结为克莱因在理论和技术上某种追求。也许可以有更简单的理解：克莱因如此的不善于结交，与自己的子女也关系恶劣，她怎么可能承认是由真实“自己”造成的呢？还是解释为幻想吧。这样有点野蛮分析的意思，但是咨询师，尤其是动力学的咨询师，免不了被同行直接或隐晦的野蛮分析。这算是职业选择的一部分吧。
四、有些观点比较对胃口
“问题永远不在于弗洛伊德的个性如何，或者精神分析是不是科学，而是在于精神分析把用长期倾听组成的分析关系理论化，精神分析是否告诉了我们任何有趣的、重要的、真实的，而且是有关心理痛苦和我们自身的事”。（3. 歇斯底里症和分析时间的起源）
“而他（拉康）的尝试就像其他精神分析公式化的尝试一样，皆带有一种数理崇拜的影响——形式被误认为本体……由于觉得精神分析缺乏一种成功特质，亦即精确的、具体的表达，因此求助于遥远的领域。拉康主张的潜意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的概念，成功建立了一个可能去理解的架构，以了解人类主体的形成。但是，他诉诸代数与拓扑学作为理解这结构的方法，则让前进之路晦暗不明，反而无法辟清前路。”（11.改变的冲突：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60年代）
我敬佩拉康对语言作用重视，但始终对他的所谓“拓扑精神分析”之类缺乏好感。偶尔用符号作为术语或有其用，如果搞成一门精神分析数学，就没必要了。如果能用人话说清楚，干嘛要说鬼话呢？何况精神分析已经足够复杂，人话都未必说得清楚。
再如：“驱力和关系观点之间有冲突存在吗？如果假定驱力是朝向关系，就好像婴儿期依赖所暗示的，答案也许是没有冲突的。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有诉诸死的本能的需要吗？假定破碎的依恋比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更具毁灭性，答案也许是不需要的。科胡特的自身心理学、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和鲍尔比的依恋理论之间，如果真有不同，究竟有何显著不同？最困难的是，要如何安排系统讨论？如果真有优劣的话，有什么有用的规则可让我们在这些互相为敌的解释里判定优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信哉斯言！一个人坚信自己喜欢的理论或技术是唯一正确，总是可笑的。有时候看到一些人争论相互的不同，那个不同如此之隐晦，只有专门研究、刻意坚持才能发现。如果一门操作的学问，在旁观者眼里没啥区别，却非要坚持有什么本质不同，很容易成为宗教虔诚似的玩意儿。
还有很多印象深刻的部分，比如战争国家精神分析师们的努力和对精神分析的推动。篇幅太多，我又懒，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