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三星堆》是一部关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探险纪录片。影片通过考古专家的讲解和实地勘探，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的神秘历史和文化价值。观众在影片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和激情，也可以领略到古代文明的魅力和神秘之处。
追寻三星堆读后感篇一
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很好的解决我这一时期对“商青铜版图”的困惑。（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关于“三星堆”的书，差点放弃，笑）。
上篇细致地讲解了蜀文化，从古蜀神话-宝墩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下篇分章介绍了盘龙城、汉中城洋铜器群、湖南宁乡铜器群、江西吴城牛城新干大墓以及铜绿山和瑞昌铜岭两大铜矿遗址等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
定位为“非专业人士写给稍有基础的商青铜文明小白的进阶书”，这里的“非专业人士”不是贬义，是相对于专家精炼无修饰的专业术语、对不能完全证实的观点只描述不下结论的模棱两可（无贬义），作者以记者的角度和专业，既有故事性的记叙，也尽可能总结了当前学术界相对主流的观点，阅读起来比较明晰。
1/3页追寻三星堆读后感篇二
源自对神秘古老的三星堆文明的向往而看。本书要讨论的不仅仅是三星堆，三星堆文明之前讨论的开头，本书要做的是探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与延续之路。放在整个青铜文明背景之下来看，三星堆并非偶然的独立区域，而可能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相对有地域性的文明类型，而金沙遗址更像是三星堆的延续。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湖南宁乡的青铜群、江西的新干大墓等或多或少都与三星堆有联系，无论是从青铜器型的造型与纹饰来看，亦或是从器具本身代表的象征涵义来看，都有其关联性。商代青铜文明最为鼎盛的应该是以安阳殷墟为代表，但三星堆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青铜文明的“中心观”，使得我们开始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即江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在同时期的商代，真的就是处于“边缘”区域吗？未必。
当然就像书中社科院考古所的施劲松老师所说，三星堆改变了我们对于青铜文明的认知，改变了旧有的历史观，在我们原本认知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就是考古发现的最大益处和最大价值吧。
对于不同区域之间文化或者文明之间的比较，可以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方面来衡量。不仅要看到出土文物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出土文物本身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如相同的鱼鸟纹饰都出现在权杖上，是否代表了对于鱼鸟相似的图腾崇拜。进而，我们可以从出土器物和考古材料的表面出发，思考区域之间文化上的关系。这样，看似“隔绝”和“封闭”的不同区域，就有了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文明的传播、文化的关联，有赖于更进一步考古的发现与拓展。
捅过文化的关联，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社会的秩序状况。正如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的观点那样而言，在中国，青铜生产的开始表示具有能够获取与补充所需的强制劳动力的组织与力量存在，由此催生出新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青铜生产是要依靠这种社会秩序的，青铜便成为这种秩序的象征，并且进一步成为它的维持力量。诚然，透过青铜文明时代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推演，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而这种社会状况反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对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大的借鉴性。这也使得我越来越清楚，为何张先生做的是考古人类学，以及考古人类学是何。
不仅是三星堆了，其他考古发现也是，还存在着诸多谜题等待破解。三星堆的谜题应当是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随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古与历史的不断推进，其他学科也有更多的借鉴素材，我们对于理解区域文明、中华文明将更进一步，对于理解我们自身的来源与祖先的宗教、内心生活和世界，也将更加清晰与通透。
2/3页追寻三星堆读后感篇三
作为出川多年的游子，不断重新地、深刻地认识四川，却是在离开故乡之后。
每次看到介绍四川险峻而神奇的高山，温柔也湍急的流水，富庶并丰饶的城市，热烈或散淡的川人，总是带着思乡情切或者近乡情怯的，将其收藏。
那些年少时曾轻视的古迹、民俗甚至地名，随着阅历的增长，才逐渐发现它们或隐藏在著名的诗句里，或化身在精彩的典故中，个个背后都有着厚重而深情的历史沉淀。举个小小的例子：距离老家不过十几里地的望丛祠，就是古蜀国第一个都城“杜鹃城”（现在郫县豆瓣第一品牌，就叫“鹃城牌”），李商隐《锦瑟》名句“望帝春心托杜鹃”，也指的是望帝杜宇杜鹃啼血的典故。一想到这里，一种我原来也被这片土地养育过的自豪、亲切和温暖，瞬间涌上心头。
人生也许就是这样，肉身的出走之路，同时也是精神的回归之路。
除了望丛祠，还有个绕不过去的，是离家仅30km的三星堆。今天就翻开这本《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
《追寻三星堆》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了踏访和追寻，由此带领我们走进三星堆和它的时代。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蜀道难》
如果说，李白的《蜀道难》以文学形式虚构了蜀地的历史想象，三星堆则为古蜀文明的辉煌精彩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先秦遗址。
当1986年1号坑、2号坑中的青铜面具破土而出，那些夸张的纵目、巨大的耳廓、神秘的金杖，无不颠覆着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追寻三星堆》一书带领我们走进这场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对话，在青铜与玉器的密码中，重新解读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互动图谱。
三星堆文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独特的"神权政治"体系。1、2号坑出土的遗物存在着明显区别:1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1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2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出自神庙。在三星堆的早期国家中，王权与神权并存。
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饰有飞禽走兽和铃铛挂件，很可能是连接天地的"建木"；
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赤足立于兽面台座，双手呈持物状，俨然是主持祭祀的大巫师；
而那些造型奇特的纵目面具，眼球突出如柱，耳朵张开如翼，或许代表着能够"目视千里、耳听八方"的通神者。
这些器物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符号系统，显示出三星堆社会高度专业化的神权统治结构。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城墙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但宫殿区相对较小，而祭祀区却规模宏大，这种空间布局与殷商"宫庙一体"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
在青铜技艺方面，三星堆展现出与殷商既相似又相异的技术路线。两者都掌握了高超的范铸技术，但三星堆青铜器中铅的含量普遍较高，这使得熔液流动性更好，能够铸造出薄而大的器物，如宽达1.38米的青铜面具。尤为独特的是三星堆的金器工艺，包括金杖、金面具、金箔饰件等，其金箔厚度仅0.2毫米左右，显示出惊人的捶揲技术。这些技术特点暗示着三星堆可能有着独立的矿产来源和技术传承。《追寻三星堆》特别指出，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以及具有中亚风格的青铜器，表明这个位于四川盆地的古国很可能是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玉器作为另一个重要媒介，揭示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复杂互动。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玉琮等，其形制与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的同类器物有着明显亲缘关系。特别是玉璋的齿饰布局和扉棱样式，几乎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的"指纹"。
然而，三星堆玉匠又对这些中原礼器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比如加长器身、简化纹饰，形成独特的"蜀式玉器"。这种"接受-改造-创新"的文化适应过程，生动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对中原礼制的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
从更宏大的时空维度看，三星堆与殷商代表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两大支柱。殷商文明以甲骨文、青铜礼器、祖先崇拜为特征，形成了严密的王权政治体系；而三星堆文明则以巫术祭祀、神像制作、自然崇拜为核心，构建起独特的神权社会模式。两者如同镜子的两面，反射出早期中国文明的不同发展路径。考古地层学显示，三星堆文化的突然衰落与金沙文化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而这一时期正值商周交替之际，暗示着气候变迁或政治动荡可能引发的广泛区域影响。
三星堆、殷墟、金沙均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晚期，展现了“长江流域（古蜀）与黄河流域（商周）”的文明互动。殷墟代表中原王权文明，三星堆凸显神权特色，金沙则延续并发展古蜀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阔图景。
l 约1600 BC：商朝建立（早于三星堆兴盛期）。
l 约1300 BC：殷墟成为商朝都城（与三星堆早期重叠）。
l 约1200 BC：三星堆文化鼎盛，金沙文化开始萌芽。
l 约1046 BC：周灭商，殷墟衰落，金沙文化持续发展。
l 约800 BC：三星堆废弃，金沙成为古蜀文明中心。
我们将视野放宽，三星堆祭祀区所处时间段相当于商代殷墟时期，也就是商代晚期。此时的商王朝已经不再像早期和中期那样处于扩张状态，而是处于疆域收缩的状态，越来越集中回到中原一带。殷商时期，中原以南直至长江流域的疆域被称为“南土”，而南土的疆域，随着商朝统治与管辖的范围变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三千余年前的中国，南土地区仍多是荒蛮之地，远没有中原地区发达。严格来说，三星堆这个地方甚至在南土、西土之外。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它的特征不具备普遍性，但以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三星堆仍和中原具有关联，是一个地域性特征极强的商代青铜文明中的支流。
上一次去三星堆，3号坑还在发掘中，再回成都之时，一定再去看看。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笔下的天险曾经让我们误以为古蜀文明是孤立发展的奇迹。
然而《追寻三星堆》揭示的考古事实告诉我们，三星堆不是外星文明，也不是孤立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交响乐中独具特色的一章。从二里头到殷墟，从三星堆到金沙，这些璀璨的文明火花最终汇聚成周代的礼乐文明，奠定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基础。
这也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
三个石头
202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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