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黄东》是一篇温暖感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人黄东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帮助了一个失去方向的年轻人。文章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力量，让人感到希望和感动。
遇见黄东读后感篇一
看了一本叫《遇见黄东》的书。
大英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有一幅着清代服装的青年的画像，关于这个人的画像大小共三幅，他是谁，他从哪里来，又如何隐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这本书配合林棹的《蛙》一起服用，可以达到想象与历史现实互相佐证的效果。而且林棹在讲《蛙》的构思的时候说，十九世纪一个女性不太可能离开她出生的地方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其实一个男性，在那时候也很难离开出生的地方，就算是这个青年，他离开了省城广州，到了英国几年之后又返来，依然只是存在于文献中，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后事如何，都和蛙一样，和巨大的冰块消失于历史之中。
已知的只有那些只言片语，他留在植物图鉴上的对照与注释；他在英国给贵族的瓷器进行鉴定时的笔记；那些英国人在与他愉快交谈后写在信中的感受……于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事仔”，聪明好学，毛笔字写得中规中矩，英文学得极快；他从普通杂役变成英国来华商人/学者的得力助手；然后他跟随英国人一起回到英国，满足了英国人对东方的猎奇与想象，也给英国上流社会带去了东方的文化和知识。
然后他回到广州，在几封和英国故人的信中消散在历史中，他或许教过广州人英语，或许做起了外贸生意，但他的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被遗忘了。哪怕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在最初阶段，始于民间的中英文化交流中做出了最朴实的贡献。
看完有一种流泪的伤感，画中的青年表情不卑不亢，衣着得体舒展，手中的小扇甚至有一点精致，他吹过马六甲的椰风，见过印度洋的风浪，也许他在朴茨茅斯的白崖边靠岸，进入那个陌生的异国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他是否害怕，是否自卑，是否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他保留的体面下有不安和小聪明？
他是离开出生地的蛙，也是励志要扬帆的冯喜，他也许老死在自己的床上，他的子孙可能也在三百年的历史中不复存在，但他们都存在于博物学家的那盒蓪纸画，蚝灰和帆影，熙来攘往蓝蔼蔼的珠江。
遇见黄东读后感篇二
一本生动有趣的跨文化研究书籍。它的目录框架有别于学术著作，但是有一种押韵的美感以及让人产生迫切阅读的兴趣。如下：
水上人引水
上船引入，星驰禀报
引水章程，中英并茂
番鬼银元，真伪莫辨
蹩脚外语，咸水情歌
跨文化视野下的小人物链接中西世界的研究角度极其吸引人。全书后半部分虽与黄东关系不大，但却从他可以顺藤摸瓜出当时广州的“夷界”居住地样貌，稍微窥探19-20世纪的社会变动，特别是当时的华夷观念。全书好似没有高谈阔论，只娓娓道来故纸堆中的黄东的蛛丝马迹，但是于搜集史料、解读方式上却给人很大的启发。画像、信札作为史料，对它的解读可以他就作者、画像原主、经手主人等背景入手。
在绪论可以了解到，作者搜寻资料的时间之长，从2002年到2003，从一个“Whang Tong”名字顺藤摸瓜到“Tanchequa”的人。再从巴切利画像中的“中国小男孩”的身份，核查出黄东带到英国并成为贵族们的近侍从，甚至有可能被送进七橡文法学校就读。而作者对黄东的身份之英国人观的描述也甚为幽默，说他在当时是少见的东方面孔，颇得物以稀为贵的贵族青睐；他用粤语标音学英语以及翻译瓷器的记录竟保留到现在，历史真是奇妙。
如作者所言，小人物一般是历史中的消失的TA。“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最重要的是留下一点痕迹。因此，要细说黄东的故事，我们不能让他率先登场，而得由据说是他在广州的雇主——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谈起，因为他至少留下了好些手稿让史家寻觅追查。”p21哈哈一些史学家搜寻史料的怨念，好幽默的笔触。
历史书上所记载他们的故事只有一句话，英国植物学家与中国画师的交际，写意画家如何画出需要写实的植物？作者在书中摘录了家书的部分内容：布莱克先生告诉我，为了让这位画师全心全意为他服务，他花费不少，甚至与其立约，应允一直服务到他离开中国为止。在布莱克先生去世前三四年，这位助手天天从早上九点到黄昏六点，都在布莱克先生商馆区的寓所度过，这也是布莱克先生趁商船返回欧洲（译者按：即两个贸易季度之间）闲暇的时候。
最后一部分，被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感动：黄东的故事，尽管很可能曾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广州、澳门一带口耳相传过，丰富了许多本地少年人对远邦异域和自身前途的想象；他和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从古至今千千万万，用自己的方法缔造世界，但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却没留下多少痕迹。就好像今天诺尔庄园的鹿一样，所剩无几，即便偶然闪身，也不过是“不知何许人”（nobody）而已。p321
遇见黄东读后感篇三
– 作為程美寶老師的小書迷，在網上（豆瓣麼？有點忘了）見到程老師有新書出版，自然想第一時間找來看看。
– 然而最近無出差安排，變相不能親到內地的書店尋書。PM了慣常去的一家專買台版書的書店問能否幫忙訂，回覆說不訂簡體書。赫然想起序言書店偶有簡體書籍，PM他們得到正面回應，耶！本來店員話要一個月先有，但兩週即有課，開針！
– 過去讀過一些程老師的著作，包括她早年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開啟了我從近代史的角度理解廣東多的大門。及後讀她編的文集也好，《走出地方史》中的書評也好，總是覺得很有收獲。
– 這次這本"小書"，為北京師範大學出的「歷史人類學小叢書」，的的式式，頗為可人。書並不厚，文字簡距也較一般學術書籍寬一點，讀來頗為舒服。很配合小叢書這名稱，也是一種向民間普及學術的定位作品吧。
– 書以「黃東」這一歷史人物展開。黃東為十八世紀一名廣東人，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名大班名下「事仔」，在英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到廣州，繼續參與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英貿易中。他在英國生活時曾在貴族中打過工，留下了兩張畫像。
– 程老師在書中交待了她與主人翁黃東相遇、慢慢在歷史資料堆中認識到他的過程，讀來細緻動人，也讓人感嘆程老師真是念舊的人，一個研究idea可埋藏心中十多二十年，真是十年磨一劍。想來現在學術界急功近利，這樣的書寫更有意義。
– 從黃東入手，程老師為我們描繪了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與外國接觸的民間史。她透過事仔，廚師，引水人等角度切入，分享了除了諸如乾隆帝、馬加爾尼史團這樣的「國家視角」外，民間有很多「一介草民」其實也在這種文化、商業交流的前沿。
– 比如像黃東這樣的事仔，年紀小小就到了英國，在事頭支持下讀了幾年書，掌握了英文，本身也對中文有一定把握。把他帶到英國的大班及其家庭，野心勃勃的想搜羅中國的植物資料及圖鑑，既有當時英國殖民帝國開拓時的那種雄心狀志，也反映了當年英國人的世界觀。而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翻譯角色。
– 在英國期間，作為少數出現在英倫的中國人及stranger，他被上流社會所關注，並曾與另一來自太平洋島國的人一起在一些皇家學術團體亮相。一些上流社會也會找黃東來鑑定瓷器的真偽、價值、年份等，黃也為英國留下了一個明清皇帝的年號（雖然不完全準確），以便買家判別青花瓷的年份。
– 引水人其實是「兩面人」，既做洋人的生意，也要向官府提供情報。在澳門的會好點，不用向官府交代，但就不能住入珠江內。水上人為洋船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包括食物，洗衣，性服務等，走在文流的尖端，但又被岸上人看不起。
– 書中也有一章介紹當年市井如何學英語，比如流行一些小書，用廣東拼音教人一些間單英文單詞。學的內容都與商業有關，故要學數字、學買賣，學顏色等詞語。這種學英語的方法，今天在香港通勝尚有些殘留，讀得我倍感親切。想來這一章不懂粵語的讀者，讀來應有點吃力，但母語是粵語者應是很過癮的。有點可惜文章未能用繁體印出，不然讀來將更貼近當時的感覺。
– 在最後一章，程老師以優美的筆觸留下好多繞有深意的問題。從「漫長的十八世紀」出發，她回顧了在世界交流更為急速前的年代，在黃東那個時代的人的世界觀及時間感覺。她也提到在當時能去到歐洲的中國人雖然不多，但肯定不止一個，而這些人在歷史上卻沒有多少名聲。但他們為後來的世界做了怎樣的「貢獻」呢？沒有了引水人，外國商人如何能去到黃埔關口、十三行購買他們的商品、進行他們的貿易呢？要知道，在鴉片戰爭以前，十三行以經營了上百年，更不要說上溯其他時代的中外交流貿易了。程老師在這裡，應該是要提醒我們要用更豐富的眼光去看待歷史，也要反思主流、主旋筆所描繪的那一套故事的片面性。
遇见黄东读后感篇四
程美宝：《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今后用中国古代史对史料和史源考辨和批判的精细度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过程被研究者隐去太多）是大势所趋，作者在书中以黄东这一小人物为例作了很好的示范。
序曲：说好的“大世界”呢？
304 近二三十年，史学界曾流行过一个名为“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的说法，也许有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时代。简单来说，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18世纪在许多方面俱承前启后，好些貌似停滞的现象是17世纪甚至更早的传统的延续，好些细微的变异则为19世纪出现的大变局的铺垫。世纪不过是人为的数字，所谓“承前启后”似乎是必然的，“漫长的18世纪”的意义在于回应中外历史皆有的“传统—现代”叙事方式。
309 我们无意用历史目的论来倒叙黄东的故事，我们是要理解，中国在19世纪发生的许多变化，是否如大家已经熟知的近代史论述所说，是由鸦片战争的炮火引爆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五口通商、洋务运动、华工出洋、幼童留美，谁是真正的推动者？如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都是“封闭”和“停滞”的，哪里能突然冒出一群乐意冒险或可以胜任的小人物，在新时代扮演各种角色……
310 其实，不论中外历史，套用“漫长的18世纪”这个说法所共同针对的，都是来势汹汹的、披上“现代”这件外衣的19世纪。以中国历史的论述而言，说18世纪“漫长”，是因为它不像19世纪那么急速地“被列强用炮火打开大门”，再来“自强”“中兴”，然后“变政”“革命”，最终走向新世纪。……我们都知道，时间的快慢长短不过是感觉，18、19世纪谁快谁慢，谁传统谁现代，在于历史如何书写。因此我们说，所谓“漫长的18世纪”，不过是一种理解历史的引喻。其实，许多历史的写法，难道不是更像夹杂事实与神话的修辞（rhetoric）？
311 细心的读者应该已注意到第三、第四章所用的文献，不少是19世纪甚至有少部分是20世纪的，与第一章跟黄东直接相关的18世纪的文献及其所呈现的事实，颇有一些距离。其实，文献的“缺失”，何尝不是在说明一个史学和史料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有些史料“不存在”？说不定是历史的主人翁跟后世的治史者开的玩笑。我们不要忘记，黄东“离境”是违法的，他与洋人关系如此密切，即便不被说成是“汉奸”，也会被认为是“贪其货财”的“无赖民人”。他回到广州之后，何必将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书写下来，留之于世？也许他写过，但到底没有付梓，也就没有留下来。
312-313 其次，正如本书所言，过去大部分的老百姓识字不多，是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传递知识和信息的，自然也就没有留下许多痕迹。最后，我们还需注意有一个“手稿”的阶段或状态，第四章论述代代相传的英语教材便举出好些例子了，有些手稿后来成为粗拙的木刻小书，在当时或许大量印制，但这类书籍在中国社会长年被不屑一顾，罕有保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大量这类史料都藏在海外。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缺口”，从史料的角度看，经历的就是上述各种情况。因此，本书所用的都是一些“操作性”的史料，也就是说，黄东无意流芳，也不自视为文人，没有出版什么游记或自传，关于他的材料都是他为布莱克夫子打工时的笔记或外国人的叙述，我们听不到一个黄东自述的故事，而只能从这些笔记中推敲他为何这样或那样“留痕”。第三、四章的资料，像外国人学中文和中国人学英语的小书、中国人用以辨识银元的手册，都属于时人的实用出版物，我们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去理解这些书籍为何这样或那样编纂，从中可以提取什么，来折射许多可能的场景。借用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者收集来的当代人的歌声，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历史上大量的“史料”，是以口述的方式存在过的，但大多已随风而逝，而以文字方式存在的史料，只是极少的部分。
317-318 本书从黄东的故事出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讨论仆人、厨子和引水人，为的是一直向“下”追寻，从有名到无名，从个人到群体，将黄东这个看来“特殊”的故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脉络中去理解，变相回应所谓“特殊性”和“普遍性”或“是否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随着资料的发现和公开，网络空间可资史家利用的数据越来越多，这类“小人物”的历史，相信也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遇见黄东读后感篇五
“黄东，一位生活在珠江口的普通百姓，起初混迹在广州十三行商管区，后来阴差阳错前往英国讨生活。程美宝从小人物命运窥见大世界幕布的转换，重思18、19世纪之间的历史缺口，以及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角色。她的写作，既体现出历史学家精湛的技艺和宏大的关怀，也有侦探小说家一般高超的叙事技巧。作者将自己追索黄东的经历交错在叙事中，既示范研究过程，又推动思想深化，可谓引人入胜。”
以上是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作品《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所获得的评委会推荐语。1月27日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现场，《遇见黄东》作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程美宝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自己“遇见黄东”、“写作黄东”的缘起和目的。演讲原题为“有话想说”。
有话想说
程美宝 口述
之所以把《遇见黄东》写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我“有话想说”。其实，在下笔写作此书的时候，我曾犹豫过是否还要写“黄东的故事”。犹豫，是因为我2003年已经发表过一篇《Whang Tong的故事》的文章，后来黄东的故事也有学者写过一点，我这次再写，是否只是增补一些材料，写成一个更完整的“故事”呢？我不愿意重复自己，也不愿意拾人牙慧。
直到有一天，我在BBC News网络中文版上看到曾于2017年11月20日刊载过的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题为《中国留学英国“海归”第一人——清朝书生黄亚东》。作者在文章末尾说：“一个饱读诗书、通晓英文、学贯中西、与大英帝国有通天人脉关系的年轻‘海归’，究竟在广州做出了怎样的事业？”看到这段话，我知道我“有话想说”了。
我知道，我这本小书要对话甚至质疑的，就是流行于大众媒体甚或专业作者的这类根深蒂固的历史知识、认识和概念——“海归”“第一人”“饱读诗书”“通晓英文”“学贯中西”“通天人脉”，等等。我觉得，这些说法的背后，隐藏了许多一厢情愿的误解、想象与二元对立，也意味着似乎非要达致某种“高度”的人物，才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因为有话想说，我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把黄东写成一个传奇人物，或所谓的“第一人”，而必须把他置于日常，甚至“降”为平常。我提醒自己，我只是“遇见黄东”，而并非“寻觅黄东”，但我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封面上，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要让读者念着、记着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
因为要“低调处理”，所以我细读布莱克船长父子与黄东共同形成的笔记，为的是回答最根本的史料学问题：某字某句有可能是谁写的？为什么要写？如何写？当时谁在问什么？谁如何回答？零碎断裂的资料性质，使我对“偶然性”有更深刻的体会。
尽管很多读者还是把黄东看成一个传奇人物，但我对从材料看到的黄东故事的“结局”和“后续”，感到非常“合情合理”的“平平无奇”。（例如，他回到广州后，没有答应琼斯帮忙翻译《诗经》；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某些职员的询问不大搭理；还有，到了清末，张荫桓说他“不知何许人”；等等。）这更坚定我把他低调处理的决心。黄东回到广东省城，不过继续“搵食”（赚取生计），这就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黄东的故事的结局了。
我把黄东如此低调处理，才能够把接下来论述的“沙文”“做厨”“引水人”，以及这段期间奇怪但实用的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方式，贯穿起来，用史料旁敲侧击地理解一群在历史上没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和声音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实验和实践。
在我看过的有关拙著的评论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句感言是：“我们都是黄东。”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我们不一定像黄东一样有机会在外国某个宫室无端生活几年，跟许多名人打过交道，但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像黄东一样，即便个人有许多经历，最终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怕有点故事，结果还是草草收场。就好像我用手机草拟这篇讲话时，是站在香港的东铁列车里的，我抬头看看周围的每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难道就没有“故事”吗？但又有多少人的故事，会被写下来呢？
我对黄东“平凡性”的体会，可能也跟我一个“童年记忆”有关。我祖父曾告诉我，我的曾祖父（清末民初人）去过美国耕田，但没多久便回来，从此再没有出国。我祖父说，曾祖父从美国带回来的，只有几块巧克力，还煞有介事地藏在阁楼里，偶然才拿出来给儿孙分享。我小时候觉得这样的故事不可思议，但当了历史学徒后，便明白祖父没有骗我，曾祖父也不是自吹自擂，他这段经历应该是真实的。只是曾祖父留给祖父的信息，或祖父记得的曾祖父的事迹，就只剩下几块巧克力了。我每看见乡下祖居的那个阁楼，便仿佛看到曾祖父把巧克力取下来的那一幕。我想，那一幕的情景，应该是比较幽暗的。
我们作为历史学徒，也非常明白我们从事的是“非虚构性写作”，每字每句都必须有所根据，发挥应该点到即止。在拙著里，我尽力把这个专业要求贯彻到底。因此，在全书最后一张附图，即我拍摄的诺尔宫室的照片说明中，当我提到“在园中斜径遇到一位老人家，他热切地指着不远处告诉我有鹿”时，我注明这老人家“并非图中这位”。如此啰嗦，是因为我不想这种有点文学性的笔触，会误导正在读一本史学著作的读者。
诚然，正如文景历史写作奖所提倡的一样，我也认为，人文学科的著作，在遵循学科规范的同时，对写作应当有所要求和追求，但这个训练不是在博士阶段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是这两年兴起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可以轻易取代的。如果我这个母语是广东话的香港人，写作还算清通的话，我必须感谢小时候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我还记得这几位老师的姓氏哩——但那已经是发生在一个远去的年代一个天主教小学和一个基督教中学里的事了。谢谢老师！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