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古人对天文学的探索和认知。通过对古代观测技术、星座命名、宇宙观念等方面的探讨，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独特魅力。这本书不仅是对古代科学史的重要补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录。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读后感(一)
古人如何认识天？如何与天共处？古代统治者为何极端重视天学？天学与星占、历法有怎样的关系？传统天学中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一部天学史，千年智慧谱。天学作为传统文化中至为神秘且重要的内容，令无数关注者迷恋不已。
2024年8月18日晚上，在上海展览中心第三活动区，著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讲授江晓原携新著《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与广大读者见面，与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一道，畅谈中国古代天学。
发布会上，尹涛总编辑对江教授新著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就书中的重要问题与江教授展开对话。江教授先是回顾了新著的撰写过程，表示自己全身心投入写作，连晚上例行的观影也搁置了。这本书的写作面向大众读者，读者不需要有完备的前置知识。天学属于科学技术史，虽然看上去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处理的是历史学家会遇到但会绕开的内容。
尹涛总编辑对江教授知识结构的形成表示强烈兴趣，认为像江教授这样取得跨学科成就的学者并不易得。江教授认为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在早年就已经奠定，17岁的他曾在纺织厂做电工，拥有一定的时间自由和财务自由。读大学时工资甚至比任课老师还高，致使自己可以在买书和出游上有较大的自由，从而培植了自由探索的精神心性。对江老师来说，展开关联性学科的研究，并非是兴趣的转移，而是兴趣的延伸。
尹涛总编辑表示自己很早就阅读过江教授的《天学真原》，对于“天学”概念有很深的印象。江教授回应道，自己在博士阶段就已经注意到“天文学”概念描述中国古代历史相关内容的不妥帖之处。毕业后在天文台工作，一说起“天文学”，就会想起现代的天文学。中国古代的星占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巫术。有通天能力并且被周围政治势力承认的，才可以被称为天学。“天学”概念逐渐被国内外学者采用，能够减少此方面的混淆。
尹涛总编辑对书中关于农业与天学关系的论述表示关注。江教授解释道，“天学为农业服务说”违反常识。自己当过半年的农民，对此有亲身体会。历法指导农业，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偏差一两天没有关系。精确到分，主要是为了推算日食，这是最凶的天象。如果对《大衍历》进行统计，会发现其中和农业有关的部分只是太阳运动中比较小的一部分，只占了不到百分之五。并且，相较于五大行星和月亮，太阳运动是最容易推算的。因而，天学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治，是星占学，而不是农业。
尹涛总编辑指出，“通天”行为，按照书中的描述，是统治者紧紧控制住天学官员，保证自己与天沟通资格的唯一性。但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似乎不仅仅和帝王相关，也和普通百姓有关。江教授表示，古人所说的天包括了整个自然界，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西方所说的上帝。古代的统治权叫作天命。当统治者行事不当，天会予以警告。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天命就会被拿走。就这个层面而言，的确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百姓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天也会惩罚。
在总结中，尹涛总编辑表示，《通天》可以说是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必备的参考书，能够对整个人文学科、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形成有力的补充。《通天》作为一部专题史整合而成的通史性著作，是江教授在天学研究领域标志性的总结之作，深深地烙上了江教授的学术印记。
江晓原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曾任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人。《通天》一书为江教授关于天学的最新力作。江教授集四十年研究之功，为读者提供一部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天学史的学术大众化之作。书中并非沿时间轴的单向论述，而是对有关天学的一系列问题，从各种角度展开考察与阐释。从天学的哲学基础、运作模式，以及天学与政治、星象、历法的关系和中外交流等方向，全方位展示传统天学的内容、性质与功能。对问题的追索和解读，读来有路转峰回、回肠荡气之感。
发布会现场精彩迭生，读者听得很过瘾，也很入迷。讲座结束后，读者们纷纷取出早已购买的新书请江教授签名留念。现场图书全部售罄。本次发布会在愉快的氛围中落幕。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读后感(二)
《尚书·胤征》记载，天学官员羲和因未能及时预报一次日食而招致杀身之祸，且有“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之语。如据此推论，则预报了日食而届时并不发生，其罪同样不小。
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在预报的日食实际上未发生，即所谓“当食不食”时，“羲和”们不仅无罪，大臣们还要大上贺表！在《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卷二四中，收集了不少这类表章，兹引唐张九龄《贺太阳不亏状》为例：
日食
这次日食预报看起来应该是非常准确可靠的——用了几家历法推算，结果大体一致：食分很大，太阳将在清晨带食而出。然而日食却根本没有发生。照张九龄的说法，这是由于皇帝在接到日食预报之后，正心诚意，修政修禳，以致感动上天，将这次日食取消了。为此他要求将此事“宣付史馆，以垂来裔”，即借此来宣扬皇帝的盛德。
上述说法是古代中国人评价“当食不食”意义时的典型代表。“当食不食”通常被解释成帝王有德、朝政修明的表征，视为上天对人事感到满意而颁赐的嘉奖，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教化效果。兹举一项极有代表性的记载为例，见于《新唐书·历志三下》：
东封泰山，本来就是极大的功德，况且闻知日食预报后，唐玄宗又如此诚惶诚恐，将禳救之举做得一丝不苟，再说开元年间也的确不失为升平之世，怎能不感动上天呢？
[唐]李隆基《纪泰山铭》
然而，“当食不食”同时也说明日食预报是错误的，这毕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此如何解释？可举唐代僧一行（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天学家之一）的论述为例，加以考察。一行有著名的《大衍历议》，其中《日蚀议》通篇贯穿着对“当食不食”问题的讨论，见于《新唐书·历志三下》。对于上引玄宗封禅归途中那次“当食不食”，他的评论是：
这种论点还可设想许多机制加以解释：
他还相信，在上古的太平盛世，各种“天变”可能都不存在（这是古代天学家普遍的信念）：
在他看来，历法无论怎样精密，也不可能使日食预报绝对准确，因为：
这样的说法并非仅一行独有，再举宋代周琮之言为例：
这与一行之说相仿。
一行禅师像
造历力求精密，预报力求准确，同时又相信“德之动天，不俟终日”可以导致“当食不食”，这种理论上的尖锐矛盾，由于古代交食预报不可能高度精确，而始终存在着表面上的调和余地。在现代人看来，所谓“德之动天”而令“当食不食”，显然只是对预报失误的掩饰而已，但在古人看来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根源。
前面曾多次谈到，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是人格化的，是道德至上、赏善罚恶的。孝可以格天，冤可以感天，则德行当然也可以动天。况且天会垂象以示人世吉凶，它既然可以因政治黑暗而呈现日食以示警告，则它因政治修明、帝王有德而取消日食又有何不可？只要接受“天垂象，见吉凶”，则再接受“德之动天”可使“当食不食”，乃至使其他各种不吉天象当现不现，在思维上就不会有什么逻辑困难。
[清]佚名《修德修刑论》（局部）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日食预报失误后群臣反要上表称贺。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后返京途中那次错误的日食预报，或许是有意作出的，目的是向从行的“八荒君长”们显示大唐天子如何德行动天。这出戏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奉寿称庆，肃然神服”了。不管这次错误预报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被成功地纳入了道德教化的轨道。
（本文摘自《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原题为《当食不食》）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读后感(三)
关于武王伐纣时的天象，有一条记载见于《淮南子·兵略》：
大意是说：武王伐纣时，黄昏在东面（进军方向）看到木星（即古人所言之岁星），到氾地遇到大雨水，到共头山时遇到山崩，还出现彗星，像扫帚一样，将帚尾对准西方（即周人所在之地）而将把柄授予殷人。到双方交战时，天上有十个太阳的混乱，天地之间有大风雨的袭击。所有这些征兆都对武王方面不利。而且武王的军队前进没有鼓励的赏赐，败逃没有惩戒的刑罚。然而尽管如此，武王却在白刃未全拔出的转瞬之间就击溃了殷纣的军队，平定了天下。
西周青铜器利簋，簋内铸铭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按后世流传的星占学理论来看，这是一个不利于周武王军事行动的天象，因为“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就是说，周武王的军队在向东进发时，在天空见到一颗彗星，它像一把扫帚，帚柄在他们要进攻的殷人那一边（东边）。但是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条记载给出了彗头彗尾的方向，不失为一个宝贵信息。
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曾计算太阳系大行星对哈雷彗星轨道的摄动，描述哈雷彗星3000年轨道变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史籍中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各项记录进行了分析考证。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下至1910年，我国史籍上有连续29次哈雷彗星回归的记载；秦始皇七年之前还有3次回归的记载。当然，记载了哈雷彗星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发现了哈雷彗星，因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知道这32次记录的是同一颗彗星。
不过，张钰哲发表在《天文学报》1978年第1期上的论文《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详细探讨了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哈雷彗星的记载，即公元前1057年的那次。它至少引出了一段持续40年的学术公案。
张钰哲在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哈雷彗星公元前1057年的回归和前述《淮南子·兵略》中“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记载的相关性，最后他得出结论：“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
张钰哲这个结论，从科学角度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也就是说，他并未断定那次出现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也可以说，张钰哲并未试图回答“周武王见过哈雷彗星吗”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历史学家那里，情况就出现了变化。例如，历史学家赵光贤在张钰哲论文发表的次年（1979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张钰哲的工作，认为“此说有科学依据，远比其他旧说真实可信”。然而，在赵光贤的介绍中，张钰哲的“假使”两字被忽略了，结果文科学者普遍误认为“天文学家张钰哲推算了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57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科学者通常不会去阅读《天文学报》这样的纯理科杂志，而《历史研究》当然是文科学者普遍会阅读或浏览的，所以赵光贤的文章，使得无意中被变形了的“张钰哲结论”很快在文科学者中广为人知。尽管中外学者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公元前1057年之说，挟天文科学之权威，加上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之声望，俨然占有权重最大的地位。一位文科学者的话堪称代表：“1057年之说被我们认为是最科学的结论而植入我们的头脑”。
199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笔者负责的两个专题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关键的重点专题之一，因为武王伐纣的年份直接决定了殷周易代的年份，而这个年份一直未能确定，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讨武王伐纣的年代——前人已经先后提出了44种武王伐纣的年份！这些年份上下有大约100年的时间跨度。在这44种伐纣年份中，公元前1057年当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我们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武王灭纣连环画
前面说过，后世流传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共有16条之多。这些天象记录并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无法用来推定年份的。我们用电脑进行地毯式的回推计算检验，发现只有7条可以用来定年，而《淮南子·兵略》中的那条居然未能入选。
因为只要回到张钰哲1978年《天文学报》论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须直面张钰哲的“假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
张钰哲对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结论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哈雷彗星在公元前1057年确实是回归了；但由于武王伐纣年份本身是待定的，我们必须先对伐纣年份“不持立场”，所以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先不能通过年份来判断。
我们的办法，是对武王伐纣年份所分布的100年间，哈雷彗星出现的概率进行推算。
在天文学上，将回归周期大于200年的彗星称为“长周期彗星”，这样的彗星无法为武王伐纣定年，先不考虑。周期小于200年但大于20年的彗星，称为“哈雷型彗星”，这样的彗星在我们太阳系中已知共有23颗（哈雷彗星当然也包括在内）。利用1701—1900年的彗星表，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有彗尾的彗星共出现80次（“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表明这颗彗星是有彗尾的），其中哈雷型彗星的占比是6%。如果将彗星星等限制到3等（考虑到过于暗淡的彗星肉眼难以发现），这个占比就下降到4%。以目前的理论而言，可以认为近4000年间太阳系彗星出现的数量是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比例同样适合于武王伐纣的争议年代。
哈雷彗星
目前已知的23颗哈雷型彗星中，有6颗的周期大于100年，这意味着，在公元前1100—前1000年间，至少会有其中的17颗出现，其中某颗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已小于1/17；再与前面统计所得哈雷型彗星的占比4—6％相乘，就降到了0.24—0.35%以下，或者说武王伐纣时的彗星为哈雷彗星的概率约为0.3%——考虑到任何周期长于100年的彗星也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年中，这个概率实际上还要更小。
也就是说，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哈雷彗星的可能性只有0.3%左右，将结论建立在如此微小的概率上，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当我们从另外的7条天象记录得出武王伐纣之年是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之后，则哈雷彗星既然出现在公元前1057年，就反过来排除了武王伐纣时所见彗星为哈雷彗星的可能性。所以结论是：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
（本文摘自《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原题为《武王伐纣与哈雷彗星》）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读后感(四)
以下文章来源于解放日报 ，作者高渊 俞宏浩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江晓原 著中华书局2024年9月出版
“问天”，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浪漫”。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到屈原“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天问”，再到徐光启主持测绘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叩问苍穹，探索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如今，国人对天文的热情丝毫未减，上海天文馆自开馆以来一直一票难求。但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化“问天”工具时，人们不禁会发问，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古人如何认识“天”？以天文学为工具的“天学”，为何会被统治者垄断？
对于江晓原来说，回答好这些问题是他的“本业”。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了“远离人间烟火”，他考上了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并在研究生时期潜心钻研治天学之史，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人。尽管他“兴趣延伸”的广度令人惊叹，但天学是他的起点，也是陪伴他一辈子的“朋友”。
2023年夏天，应中华书局之邀，他集四十余年研究之功，写下了雅俗共赏的新著《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书中既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也通过大量实例和故事揭示中国传统天学的真相。
他说，这本书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天学史是我的本业”
高渊：有人说，《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是你治学四十多年的精华。您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江晓原：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天体物理，研究生学的是科学技术史中的治天学之史，所以天学史是我的本业。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过关于古代中外天学之书不下十种，但都是根据我当时的研究顺势而为，内容各有侧重。几年前，中华书局邀请我撰写一本能够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天学的书，且尽可能雅俗共赏。这个想法很好，我就答应了。
高渊：您在前言里写道，真正开始写这本书是2023年的暑假，当时还和中华书局说，保证在国庆节前交付。这么厚一本书，3个月就能写完吗？
江晓原：当然不能。实际上，在落笔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全书的框架已经和中华书局反复切磋琢磨商定。之所以集中火力，正如我前言中所说，写作的过程中“小文章总是要插队”，一拖就拖了很久。因此，我向出版社保证，一定在暑假结束前写完。
江晓原（左）与主持人高渊谈中国传统天学（樊晔亲 摄）
高渊：您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这个暑假，那些爱好都得放一放了？
江晓原：是的。平时，我每天晚上习惯看一部电影或是一个剧集，还出版过《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我喜欢研究一些跨界的东西，而且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外走的。我不称之为“兴趣的转移”，喜欢称之“兴趣的延伸”。延伸，意味着我原来的兴趣爱好还是被保留了，是不断扩张领土的感觉。
高渊：您做过6年工人，又在天文台工作了15年，还曾专门找到当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研的陈尚君，想考古典文学研究生。您是如何成为跨界的“佼佼者”的？
江晓原：我17岁初中毕业就进纺织厂做电工了。电工靠手艺吃饭，手艺越好，效率越高，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越多。3年后，我带了徒弟，时间就更充裕了。于是，我就看大量的书，看西方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史，上班也看，回家也看，时间久了，就有了非常复杂的背景知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花了3个月把高中数理化课本学习了一遍，然后就去考试了。当时，我年轻气盛，抱着理想主义，乱填了一个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我想这个专业肯定远离人间烟火。没想到，居然考上了。
本科四年，我都是年级班长。虽然我人不在纺织厂，但根据规定，我还是厂里的员工。厂里人每次来外调，老师都会说我品学兼优，工厂就给我加工资。加了三次，我的工资都比我的老师高了。
故事还有很多，但我如此多的兴趣确实是特殊的读书环境造就的，很难复制。
“天学的两面性”
高渊：天学和天文学有什么区别？
江晓原：“天学”这个词在古代就有。现代人为了探索自然而观测天文，但古人是以天文学为工具为天学服务。
天学最重要的功能有二：星占和择日。择日比较容易理解，星占却比较玄妙。它不是简单的凭天象测吉凶，而是要对天象有预测能力，能够判断若干天后星所处的位置以及其在分野理论中所对应方位。因此，古代天文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根据给定的时间、地点，推算出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这种能力被称为“历法”，和现在的月份牌并非一个概念。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实拍书影
很多人常常把天学和天文学混淆，认为既然使用了天文学工具，那天学就是科学。其实，判断一个事物是否科学，并非看所使用的工具，而是看事物本身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天学并非一门科学。
高渊：祥瑞、灾厄都是星占的预测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学是否也是制约古代王权的一种力量？
江晓原：确实如此。天学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既然继位时用祥瑞表明天意，那么一旦发生日食、彗星掠地等天象，就必须禳救斋戒、反省自身。正因为天学具有两面性，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天学是被皇家垄断的，民间禁止私习天学，连诸侯也不可以“通天”、不得设有灵台。
但如果是朝中大臣，这个禁令显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这位大臣又是深受帝王信任的，就可以学习天学，北魏的崔浩就是一个。
当中国有几个政权并列的时候，怎么办？譬如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天学班底。西晋吞并蜀吴后，三家班子也就合并成了西晋一家。但非常特殊的是，西晋天学机构的负责人是东吴人陈卓，因为当时他的水平最高。
高渊：中国天学和西方天学，有哪些异同？
江晓原：大部分情况下，二者都需要星占，但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西方根据个人出生年月日时排天宫图，天宫图就是黄道十二宫、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分别在各宫里的位置，现在年轻人称之为“星座”，用来预测个人的命运。但中国传统天学主要是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国家大事的，个人命运则用生辰八字推测。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版式图
历史上，中西方天学有过数次交流与碰撞，并在六朝隋唐、元代、明末出现了三次高潮。尤其是明末的这一次高潮，让帝王放开了天学禁令。在清代，老百姓还可以自己私习天文。如梅文鼎，本是一介布衣，却成了天学专家，还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康熙得知后，自己挂名编了一套书，请梅文鼎指正，还给他题了“绩学参微”四个字。后来，梅文鼎的文集就叫《绩学堂文钞》。
“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
高渊：《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普通人还是专业人士？
江晓原：目标读者是比较宽泛的。在书中，我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参考文献、综合索引都有保留，很适合专业人士阅读。对于历史文化爱好者、普通读者而言，书中有大量的实例，故事性较强，哪怕没有完备的前置知识，也可以通读并从中收获许多知识。它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高渊：普通人有必要学点天文学吗？
江晓原：说实话，现代天文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疏远，直接联系也很少。尽管学会天文学的知识也是有用的，譬如可以根据太阳、北斗星定方向，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并非必要。
有一件趣事。我读研究生时，有一回去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拜访一位老先生。学院太大了，在门卫室，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向东走，再向南走……说了一大串，他问我能否找到。我说，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是学天文的。那是一个晴天，东南西北就在“我的头顶”。你看，学点天文学还是有用的。
高渊：你的老朋友俞晓群曾经说过，您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专家，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江晓原：晓群兄肯定是说着玩的。他本科是学数学的，但从事出版以后，他就开始研究历代五行志的书。“神性”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种修辞手段。
高渊：很多西方的学者都在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您认为这句话讲出了道理吗？
江晓原：我并不赞成这句话，但我不赞成的理由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如果他们把“神学”这个词也只是当成一个修辞手段，即科学到最后会变成玄学，我倒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意]拉斐尔《神学》
多年来，霍金一直是西方媒体塑造出的“科学之神”，但霍金晚年做的学问，按科学的经典标准，完全是通不过的。其实，他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玄学，都是无法验证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就是玄学。
科学本来就是为了解释外部世界而产生的。近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还曾发表过题为《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的文章。言下之意，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技术才是直接解决问题的。霍金讲的东西玄之又玄，但确实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且他用他的实践证明了“图景”是一直在改变的。可技术一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就要被淘汰了。从这一点来看，“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转自《解放日报》2024年9月27日第10版，记者丨高渊 俞宏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