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未远》是一部充满温情和感动的小说，描写了一群年轻人在长安城中的成长和爱情故事。小说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写，深刻地探讨了爱情、友情、亲情等人生中的重要价值观。整个故事情节紧凑，令人回味无穷。阅读本书，不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文学造诣，更能够在情感层面上受到启发。
《长安未远》读后感(篇一)
本书解答了我一直以来思考的唐代城乡社会的问题，给了足够的范式让我思考接下来怎么去做文章，怎么勾勒写作。从户口经济入手，用个案研究去分析京畿的士族、农业社会、信仰体系、管理模式，社会史于我而言算是补课，也当的上精彩二字。特别是最后几章同清代社会史的理路作简要的对比，便利之至。问题自然也有，信仰体系这一章写的太简略，能生发出信仰对象对人也有索取，不如再深入些。另外，好多部分选取了理论来便捷表达，或者说推动表达，奈何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理论？包括但不限于韦杜士族与白居易两章，有些句子实在太照顾文笔了，以我的看法来说，算是闲笔。
另外，本书第一幅里坊图，一些坊名应该是标注错了。印象流，手边也不好找材料，提出来以资大家查找吧。
从我开始读到读完，豆瓣的评分从八分多降到了八分以下，这书确实是近年来中古社会史填补空白的著作，但是争议肯定也会不少。另外，本书有些章节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等等刊物上，移步去看评论，可能得到的印象会更加全面吧。能发在好的刊物上自然是优秀的作者与优秀的文章，但前面有友邻的评论也说的是：好些部分结论呼之欲出了，但是却没讲出来，这自然会是绕不开的问题。
《长安未远》读后感(篇二)
四编十二章。 一编前二章主在总结梳理，对“乡里制”“坊里制”做了详尽辨析。三四章延续前人利用墓志葬地考乡里地名的工作，又往前推进一步，但长安、万年二县已难有大的收获，所以四章接续爱宕元的思路，扩大范围考周边畿县乡村地名，亦有推进。这样零碎但难有大获的工作随着墓志持续出土，还有做的必要。积累到一定程度，也许能对京畿地区乡里设置得到总体认识，进而理清乡里间的行政区划。
二编第五章设计模型计算京畿乡村人口的数量，六章以韦杜为例，提出一种京畿地区士族在城市——乡里两端的生活方式和影响，七章借白居易在长安城乡生活体验试图塑造一个文士长安生活的样例，叙述手法类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生平的白描。白描虽少创获，但有时又是回到历史现场不得不用的方法。一个感兴趣的是除了白这样的“外来者”，尚有生长、归老于斯地的京籍文士，材料亦有一些，他们的另一种长安生活是怎样的？文中未对比展开。
三编是最切题的部分，讨论皇权辐射下京畿乡村的运转秩序，分三章得出京畿乡村是国家指导下的地域共同体，而未出现后世强有力的乡绅、士绅阶层，这提示我们在唐宋变革以前，皇权是下县的，但应该强调的是，在京畿地区。在这一部分的展开中，渗透着对重新阐释中古城乡关系模式的探索。
四编第十一章，构建以5口为基础的标准家庭模型，计算普通农人的生活收支，意义或在于，向上或向下推想普通民众在历史浮沉中的命运时，有了一个支点。十二章描述信仰世界，结构上完整了，但篇目上展开、深入的少。
文后的材料附录，是相关话题的最新汇总，出处明确，可兹参考。但稍嫌表多图少。以我们今天掌握的工具来说，关于地理的表达似乎应该向图多表少迈进。妹尾达彦已经走在了前面。
十二章总体形成大长安的框架，提示着长安城城、郊之间，不仅在地理分布上存在静态联系，在日常活动中各个方面也存在着显性、隐性的互动。墓志、敦煌文书可用的材料似乎已经竭泽而渔了，限于目前的材料，作者做出的跨越值得敬佩。贯穿全书的学术史梳理，观念辨析，值得好好学习。一个遗憾但也无可奈何的是，限于材料，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要将城区和郊区视为一体，但实际展开的部分还是集中在长安城城南至终南山之间的区域，对于城西、城东、城北禁区以外的乡村生活，仍然所知不多。环长安城京畿乡村的面貌，现在揭开了南面的一角。
《长安未远》读后感(篇三)
作者简介：廖靖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1(05)
围绕唐代城市史的研究，曾诞生过唐宋之际城市变革、“封闭—开放”等理论，经过多年积淀，逐渐走向系统化；相形之下，与唐代乡村相关的学术议题，在中国中古史领域，尚为一片“草莱未辟”之园地。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聚落形态的差异之外，城郭与乡村为“连续统一体”,时刻处于互动中，而乡土性是广大基层社会的底色。唐王朝辖下的乡村区域，自然也与其临近的城市关联，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属京畿的乡村，这片区域在长安城郭(京邑)之外，却与之一同归属王朝的“核心区”(王畿)。时隔千年，今人该如何贴近唐代国家的核心区，由京畿城乡观察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脉动？京畿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能否得到复原？徐畅新著《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三联书店，2021年)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是立足唐代区域史、城市史、“长安学”研究的新作。 该书发轫于作者的博士论文，经十余年修改，史料翔实、考证精细，有强烈的理论自觉；除导言、结语外分为四编，共12章，30万字。全书首编“聚落地理”,详述唐长安城郭内外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基层聚落形态；利用墓志等资料对京兆府所辖京县、畿县地理进行考证，整理出诸县下辖乡、里、村的情况，考察县辖乡数的变动及原因。第二编“户口居民”,对京畿乡村民众的数量、流动趋势、构成特征进行分析；以京畿韦氏、杜氏家族及白居易的城乡迁转为个案，揭示时人城乡观念的形成与变化。第三编“基层控制”,呈现唐王朝行政体系中京畿之地的区域管理图景，引导读者观察京畿的行政层级与官员设置，思考政令下达、民情上诉如何实现，探究谁是乡村真正的“控制者”。第四编“生活世界”,借助敦煌吐鲁番文书提供的案例，构建一户标准的京畿乡村小农家庭模型，分析其资财、生计、收入与支出；此外还对环长安区域民众的信仰与精神世界进行了探索。 全书以唐代京畿乡村为焦点，对环长安区域进行了深度的还原，为唐代地域社会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该书既得传统考证之功，又能融入各种社会科学的理念，研究路径新颖，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以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重新审视“大长安”。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城”“乡”在王朝国家中功能、地位的不同，导致两者在发展的速度、方式及方向上都存在差异；但对立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古已有之。回到上古、中古时代，城、乡关系的主流是共存与互补，这与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儒家的“四民分业”理念一脉相承。该书则观点鲜明地给出实证，以唐代长安城、乡为例解析中国中古城乡的联系与互动：城乡是连续的统一体，从基层聚落形态看，长安城中有坊里、城外有乡村；在行政管理上，城、乡在规划与治理上“互嵌”(第77—86页)。所谓城市的“溢出”、乡村的“渗入”,不能作孤立探讨，现象的背后是统一体的融合与调整(第336—338页)。 第二，以多元互动的视角剖析“人”在长安城乡的流动轨迹。在唐代城市社会的研究中，围绕人口向都城、中心城市的聚集问题已有丰硕成果。该书则另辟蹊径，引入“人生史”“生活世界”理念，借鉴以个案书写构成时代群像的方式，将京畿城乡区域内频繁的人员、物资流转具象化，呈现出社会流动的图景。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史学讨论的前沿置于个体人生践行的层面，分析辅恒、白居易，以及韦氏、杜氏家族成员的城乡生活，给读者浸入式的思考体验，由此反思各类群体在京畿的多重社会身份及交叠的活动区间。 第三，以“整体史”理念重组细碎化史料，复原“活的”京畿基层管理制度。有关唐代京畿地域的材料零散，而该书广泛辑录传世文献、石刻资料、考古文物材料、敦煌吐鲁番文书等，以披沙炼金之勤，建立唐代京畿史料群，据此展现动态的行政控制与基层管理图景。该书指出，在皇帝与京畿民众之间，王言、政令经由“中央—府—县—乡、里、村”的路径传递，这是大一统国家对乡村有效控制的表现；而京畿作为“四方政本”,其社会治理是各地的参照，当京畿与四方、长安城与乡的平衡被打破时，会出现资源侵夺、民户流失、城市过度膨胀等社会问题，唐廷及时展开了干预与连动式控制(第248—258页)。 除上述三点特色之外，该书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许多：如吸收西方城市史研究理论，并关注当下城乡关系，展现唐时城乡生活的多元样貌；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切换“主体”与“他者”视角，为读者打开研究古代乡村及地域社会的新“视窗”,等等。总而言之，该书兼具原创性与前瞻性，拓展了隋唐史及古代城乡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