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夜》是一篇描写寂静夜晚的散文，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夜晚的美丽和宁静。文章以一月十六日夜晚的景象为背景，描述了星空下的静谧和宁静，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和奇妙。读后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一月十六日夜读后感篇一
初次接触安·兰德的作品，还是几个月前读过的《理想》。这是她的戏剧《理想》的小说原作。在书中，她用简洁精准的笔法，利用一个好莱坞女星遭遇的突发事件，串起六个人的理想，他们在追寻理想的途中，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艰难抉择。
在书中，作者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即人应该选择理想还是选择现实。但她清楚表明：如果人背叛理想，那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所以，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下来。
书中的很多人物，都纷纷倒在了现实的压倒性力量之下；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不惜用生命捍卫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想。
再次接触安·兰德的作品，则是最近在读的这本《一月十六日夜》。本书收录了包括同名剧作《一月十六日夜》、《理想》、《三思》在内的三个剧本，将原汁原味的安·兰德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安·兰德是享誉世界的作家和哲学家，在读她作品的时候，给我触动最深的，是她对人物所思所想，以及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行为内在动机的探究。正如她所说的一句话：“你的人生，你的成就，你的幸福，你的‘人’，都至关重要。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活出一个你所认为的最精彩的自我。崇高的自尊观是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什么是自尊观？在我看来，就是每个人用生命去捍卫的最后底线。在安·兰德的作品中，每个人物都具有属于自己的自尊观。有人为了自尊而死，有人则可以轻易抛弃它。
《一月十六日夜》中，那个坠楼身亡的金融富商比约恩·福克纳，其人物原型始于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同样是白手起家锻造财富帝国的传奇，但安·兰德笔下的福克纳，却并不完全是克鲁格。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福克纳充其量是克鲁格“曾经有过的一个形象”。
这个在故事开篇就已经死亡的人物，却在众人的口中呈现多面形象。也许人类生活本就如此：你用不同的侧面，面对不同的人群，所有人的供词加在一起，才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你。
而在每个人的印象和立场中，一个人物的形象与品格却可以前后产生巨大差异，最后让人无法去评判，这个逝去的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英雄也许会变成骗子；骗子亦可以成为英雄。
而安·兰德则将残酷的现实，用她不加修饰而又高超的笔法，为我们呈现出来。
——
本书中的《三思》，立意则更加犀利。如今的社会，充斥着各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安·兰德在作品中排斥这种思想。但在《三思》中，她塑造了一个为别人而活的利他主义者，这在我们看来，总归应该是个好人吧？
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候对人性的认知，太浅薄了。（是我自己的认知太浅薄了）
《三思》距离《理想》的发布，要晚上几年。在《理想》中呈现的为梦想而死的精神，说实话虽然过了这么多年，身为现代人的我看到时，依旧被震撼了许久。
而《三思》则又给了我重重一击——和利己主义相对的，也许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一种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在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被“利他”所裹挟，最终失去自我甚至疯癫的故事。
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一种对于传统认知的颠覆。
就如安·兰德的朋友初次阅读《三思》时的感受一样，我也在阅读过程中将故事里的凶手猜了个遍，然而很遗憾，最后也没猜对。
因为你需要了解她的思想，才有可能猜到她的意图。当你想去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普通的悬疑小说来看待时，也许也会像伦纳德·佩科夫一样，被安·兰德笑眯眯地看着，然后对他说：“你要三思”。
《三思》之“三思”，正像一个带有缺口的源泉，让读者慢慢找寻真相的同时，也在寻找着自我身上的缺口。
一月十六日夜读后感篇二
我们总是选择相信那些让自己相信的事情，同样也会乐于摒弃那些我们厌恶的事情。
放眼世界文坛领域内，安·兰德（Ayn Rand）的名字即便是与那些声名显赫的作家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她凭借着极具个人魅力特色的文学创作所带来的一系列作品使其成为了书写时代属性的典型代表。《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所彰显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倾向，为作品本身的宗旨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灵魂，也促使着她在以独特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客观世界与人类发展的努力变成了现实。安·兰德一生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铭记这位作家最好的见证，对于她以及那些作品的认知与理解，也将成为我们看待当下与未来世界与人类所能遵循的依据。如今，重温由安·兰德所创作的《一月十六日夜》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这本以三个舞台剧剧本为集合的作品集，我们应当以现代的眼光重新理解与审视作品所带来的触动与感知。
《一月十六日夜》、《理想》与《三思》这三部剧作依旧延续了安·兰德的一贯创作风格特征，多年来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写作积淀成就了安·兰德非凡的眼光与视野，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按部就班与墨守成规，她善于从现实环境与现实事件出发，把对外界的理解与认知进行思想层面的深度加工处理，使其达到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是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作品服务于思想的主题一直是安·兰德追求的创作动机，所以我们经常在她的作品中读到许多文学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全面融入无疑是极大地抬升了作品的厚度与层次，所能传导给人的价值也升华为了更加凝练丰富的思想。尽管上述这三部作品在内容情节上各不相同，但在处理方式以及架构设计上，都体现了相对的一致性与统一性，不同人物在不同场景的设定中都有着极为鲜明的指向性和代表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安·兰德对于剧作人物的认识一方面建立在了一个目的性极强的位置与角度，她笔下的人物具有十分明显的张力与空间，可以在情节的转换中成为见证、推动、参与故事发展的核心脉络，就好比处在旋涡的中心一般始终吸引着我们的视角。在《一月十六日夜》中最明显的就是女主人公凯伦，她站在舞台（法庭）的中心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审判，其实就是将其放置在一个能够为公众审视的位置上加以放大，人物的各种情绪、动作、思想等等方面，事无巨细的展示在了公众眼中，成为了理解这个人物本身最直接的证据和支持。这样一个人物的丰富饱满程度大大超越了对其客观视角上的解读，反而更加直接明显的具有冲击力，能够给人的印象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一点放在另外两部作品中理解也是同样的道理。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人物背后或者内心的把握是精准有效的，她借助人物言行举止所传递出的信息真正反映了人物真实鲜活的隐秘角落，对她们内心的变化涌动以及诉求需求都有着较深的挖掘与理解，尽管随着情节展开有着不同的曲折变化，但整体上一个角色所带给读者的形象是复杂且具有层次感的人物形象，他们真正的情感动机映射出的状态都是不同状态人的真实反映，而并非是一个没有血肉灵魂或者干瘪枯燥的个体。由于安·兰德所坚持的极为强烈的哲学倾向，所以在表现个体方面，她总是会选择更加纵深的方式加以描述、概括与总结，使其能够由纸面上的虚构人物变成可以解读的真实人物。
同样的处理方式还体现在了对于环境的塑造与操控，除却人物有着鲜明的表现力之外，周遭场景的架构也成为了三部剧作的共同之处，突出的表现在了一种较为相似或接近的矛盾困境。在安·兰德个人看来，能够彻底反映人性多面的情况发生在相对变化运动着的复杂环境中，尤其是强烈的冲突与矛盾哲学困境之下，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相对于一潭死水的平静，激荡起伏的波纹更能折射出人性的复杂面，这就对环境的搭建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主人公而言，来自周围人或支持或反对的对立存在的状态，加速着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取舍，这还要包括来自客观世界与社会上更加现实多变的一遍，比如物质上的获取、相关法律准则的坚持等等方面，这些都为人物施加了一种可以直视的外力作用。所以在三部剧作中，我们都能看出作者所搭建的环境其实是一个密闭复杂的空间，这里面的包容性显得极为充足，可以将作者所坚持的创作导向与初衷最大限度的融入其中，在对戏剧冲突的把握上，作者依靠着环境的变化驾驭着富有逻辑感的转折桥段，故事情节的紧凑又可以使得环境与人物的关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范围内，无论是法律环境还是生存环境等等，特定环境的搭建将成为与人物形象产生出互动关系的关键所在，到了故事的末尾，无论有着怎样的提问与疑惑，都能够根据之前所搭建的信息内容上获取到其在关键设计上的蛛丝马迹和细枝末节，也进而萌发出自己关于作品本身的理解与态度。
重读安·兰德带给我们的经典作品，是我们对于安·兰德这位不朽作家思想精髓的一次探寻之旅。无论安·兰德怀揣与坚持着怎样的信仰抱负，都丝毫不影响她与其作品所展示出的文学魅力与思想火花。在追求理想与面对现实中间，安·兰德用毕生的努力不断诠释着一个人存在于世上的价值所在，也正是如此的执着与坚持，成就了一代代人对她的铭记与怀念。
一月十六日夜读后感篇三
关于小说或剧作中故事与思想表达的关系，我认同故事服务于思想表达，创作者利用故事情节和人物来支持、增强思想表达，但不能让急切的思想表达意图削弱故事性，使故事失去吸引力和娱乐性。
故事和思想之间就像容器和被承载的物品，故事和思想的不适配就像物品会撑裂容器又或者物品被变形塞进容器。这个时候创作者可能要考虑换一个故事去表达思想，或者换一种形式（随笔、哲学著作）去表达思想，又或者让故事表达另一种思想。而这本剧作集里的三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为了装载下物品（某种思想表达）而撑裂容器（故事），失去思想表达与故事性的平衡，导致剧情显得过于说教和理论化。
不过，剧作集中的三个故事在创作上各有其实验性、创新性。
第一个故事《一月十六日夜》的亮点在于安·兰德将观众（读者）拉入故事中的尝试，打破戏剧演出中的第四堵墙，尽管观众坐在审判席上，但我认为并没有成功的将他们置于她期望的审判中，这点我会在下面提到。
就戏剧而言，剧情简单，情节不紧凑，缺乏张力，整个故事的审判过程显得冗长乏味。而在人物塑造上性格与价值观都过分极端，缺乏人的复杂性。
人物的台词以及行为和法庭审判的背景不符合，显得过于戏剧化和夸张，缺乏现实法庭审判中的自然和真实感。对于律师和公诉人而言他们的台词有失专业性，对于证人而言他们的台词有些臃肿。这种与观众（读者）对法庭审判的印象的差异会让他们觉得整个故事过分虚构，以致于很难沉浸进去。
整个剧作在演出的创意是她将观众引入审判中，增加戏剧演出的结局不确定性和互动性，增加了戏剧的沉浸感和现实感。但剔除演出形式上的创新之后，剧本则显得一般。
虽然安兰德试图将读者/观众置于审判中，审判他们的内心，我个人觉得这是失败的：
一开始以谋杀罪控告凯伦·安德烈，法庭审判这一罪名是否成立。故事发展到第三幕，比约克不是被凯伦谋杀这一事实的确定，关于谋杀罪名的审判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从法律流程讲，是否要对她进行其他的罪名控诉，就应重新提出控诉。
假设我们允许戏剧创作在这方面的自由，跳过在流程上的较真。那么这个时候，观众判定她是否有罪，是判定她法律意义上哪个罪名的有罪呢？是判定她协助商业欺诈的罪名？还是判定她破坏合法婚姻的罪名？抑或是判定她的谋杀罪名？观众被分置于不同的判定罪名下，他们产生的有罪无罪就无意义了。如果是判定她道德意义上的是否有罪，那么审判的是她哪种道德上的违规呢？
在这个可以被随意理解的问题面前，有些问题的答案确凿（谋杀罪），有些问题超出道德判断的范畴需要法律常识涉足（商业欺诈罪）...无论从哪一点看，观众/读者都不曾被逼入必须审判自己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困境？
这部作品的缺点依然是安·兰德式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类比。借助凯伊·贡达与九个人的对话去展示理想与现实碰撞时遭遇的不同观点与困境下出发的背叛，只有最后一个人牺牲生命去守护理想。
凯伊·贡达被塑造为她的崇拜者们的理想，人们不了解他们想要的理想本身与意味，这个类比多少有些瑕疵或者不完整。理想是凯伊·贡达，“谋杀”后的凯伊·贡达还是凯伊·贡达吗？如果说这些人的理想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表述他们的理想的限定条件。当然安兰德的意图是想用谋杀这个谣言来象征实现理想会伴随可能的危险（被捕）、会与当下的生活冲突与对抗。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直白的说教与宣传，不过这个类比，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创意，尽管不是很成功。
基于前面的评论，我打算省略在故事性上的讨论，也不想评价她在哲学与谋杀悬疑结合上的糟糕，仅仅围绕其想表达的思想内核展开。在这之前，我打算引用安·兰德的继承人伦纳德·佩科夫关于这个故事的序言的一些文字：
安·兰德贬斥利他主义牺牲个人自由和幸福，迫使人们将他人的需求置于自己的需求之上，从而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和自主性。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是利他主义者和他本身的自由与幸福，而不是他周围的人的自由与幸福。从这点看，这个角色的塑造本身是与这种观点相悖，除非寻找一种新的解释，比如说一个利他主义者在这个故事中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利他的布雷肯里奇，一半是这些被帮助者所象征的这个利他主义者自身的自由与幸福，即他们是一个人。
但这种解释显然与伦纳德在序言里的说法不吻合（一个极致的利他主义者被他所”帮助“的人们所厌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两个渐变的想法：
对比关于利他主义者 的定义，这个角色多少有些不符合一个利他主义者，这是安兰德对利他主义者的批评厌恶导致的偏差？还是安兰德用一种主义去脸谱化一个人的行为和语言时的失败，剧作人物在这个意外逃逸中获得了人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