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读后感锦集

《记忆之场》是一部讲述记忆与人生的关系的小说。主人公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记忆，通过回忆和朋友的帮助，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记忆和生活方向。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探讨了记忆的珍贵和重要性，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整个故事充满温暖和感动。

《记忆之场》读后感(一)

从1980年代中叶开始，诺拉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记忆之场》。2009年，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根据自身需要选取了29篇论文进行翻译，半年后，伽利玛出版社只授权11篇论文。此书把把收录的11篇论文分为三个主题：“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和“记忆与叙事”，组成了共计602页的一本厚书。 本书选取4篇理论和共同体的记忆遗产8个个案讲述记忆之场，记忆之场是由诺拉提出的术语，由“场所”和“记忆”两词构成。记忆之场诺拉在书中写到: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p87） 作者们通过用记忆之场的历史研究角度描述七月十四庆殿之日、埃菲尔铁塔、《马赛曲》、环法自行车赛等我们读者较为熟悉的“场所”，有一种耳目一新和醍醐灌顶的感觉。

《记忆之场》读后感(二)

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夜色温柔》结尾，男主人公狄克坐在巴黎联盟咖啡馆里，面向他而坐的是他的妻子妮珂，以及妻子的新欢汤米。这三人正在讨论狄克与妮珂的分手事宜，此刻，座位旁的人行道上不断有环法自行车赛的参赛队伍驶来，有些选手衣冠楚楚、活力十足，有些则显露出疲态，实属勉强前行，他们“揿着声音刺耳的喇叭”，在城市中高调地穿梭，所至之处无不引起行人驻足观看，甚至是上述正在进行情感谈判的三位美国人也不得不中断谈话，加入了观众的行列。

“环法自行车赛 le Tour de France 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曾被罗兰·巴特如此描述的这项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法国体育竞赛，距今已有118年的历史。法国当代社会文化史家乔治・维伽雷罗则从记忆的视角打量它，视这场肇始于报业竞赛的策划为建构现代法兰西民族的一场文化集体记忆，环法自行车赛（后文简称“环法赛”）整合了法国国民对于国家疆界、民族性格与大众文化的想象，将一连串彼此嵌套的媒介事件连缀成为一部媒介建构的历史，并在国家制度的舞台上留下了恒久的声音。

维伽雷罗的研究对象主要来自法国本土媒介中出现的有关环法自行车赛的内容，涵盖新闻报道、评论，甚至广播与电视媒体中插播的节目广告，其中最重要的对象当属比赛的发起单位——法国体育日报《汽车报》（L'Auto），以及在其停刊后接续的《队报》（L'Équipe）。起初，媒介对环法的关注面受到了旅游指南的影响，报道的内容以调查赛道沿途地区状况为主。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了那些远在媒介视线之外的法国乡村风景，也发现了这里融入一个崭新的、现代的社会的可能性。

环法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法国君主通过环行全国来宣示王权与主权；借助环法之旅开阔视野、精进学业也是法国手工业学徒培养的惯例，通过挖掘上述传统，媒介为法国提示了一套现代社会的教化方案。媒介的社会功能及其生产模式，特别是赛事本身正是媒介竞争的产物，决定了媒介在建构环法赛事历史中必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环法赛事的创始人——《汽车报》的体育新闻主管亨利·德格朗热同时是一名自行车运动员，他的身份所介入的多重领域令他察觉到了体育竞赛与工业经济携手的可能，媒介赋予赛事跨越时空的声音，赛事的火热则直接促进了自行车、旅游与房地产市场的增长，赛事现场出现的广告车队上，装置了活跃消费者官能的标语、扩音喇叭，《汽车报》《体育之镜》的版面上开始印有衣着大胆的海滩女郎，以及赛事现场的围观人群，“一个新的节日被创造”，它召唤消费梦想降临。

广播与电视媒体令环法赛事在法国人的脑海中变得更加立体。观众们激动而嘈杂的声音，赛车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却充满着戏剧潜力的瞬间，为赛事本身制造了另一重现实，观众有关比赛的记忆也更新着赛事与赛道沿途风景之间的联系，一个有着全新疆界的法国在选手的脚下、在自行车轮胎的印痕下诞生。

在维伽雷罗眼里，反映环法赛事的报道具有文学作品的戏剧性，这与新闻报道的属性是一致的，新闻从来是现实的选择性表达，甚至是一种创造，环法赛事作为主要存在于媒介世界里的历时性、跨区域的群体性参与事件，需要通过塑造典范赢得关注。于是，一个个被奉为体育传奇的选手诞生了，他们是诞生在现代世界的英雄，因为媒介运作中的赋魅，而成为环法传统的继承人，成为重新找到”法兰西生命“的使者，而追逐与敬仰他们的普通人，也在启发我们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思索。因此，环法赛事与其有关的媒介报道一方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能够与社会发生互动，反映并参与创造着社会现实。

《记忆之场》读后感(三)

《记忆之场》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诺拉在理论部分的行文较为晦涩，诺拉及其他作者共同写作的“个案”部分又充斥着细节，使得这本书的理论意图并不容易把握，甚至常常被误解。此外，由于中文译本的编排打乱了三卷本的次序，将原书中依次排列的三卷《共和国》《国族》《复数法兰西》改为《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三部分，这一编排使得中文版几乎错失了三卷之间的逻辑次序与从中呈现的法兰西民族观念的变迁。限于篇幅，这篇书评只讨论诺拉的理论意图，即诺拉希望借由“记忆之场”达成的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的革新。

记忆之场的复合性

“历史”与“记忆”虽然都与“过去”和一种纵深的时间感有关，但“历史”与“记忆”常常被视作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核心常常被表述为“死的过去”（“死的历史”）与“活的过去”（“活的记忆”）之间的区别，历史和记忆标记出两种处理“过去”的方式，记忆被视作与生活经验相关的“过去”，它未必如历史客观，但可能比历史更加“真实”，历史则代表了一个客观的、但同时可能与生活经验无涉或不一致的“过去”。受到兰克影响的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处理的是已经死去、不再活动的对象，历史的“真实”需要建立在严谨的档案之上，而在20世纪后期，历史逐渐引起反感，社会群体在记忆的名义下生成自身的叙事，以显示历史所没能涵盖的生活经验。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张力被拉到最大。诺拉在《记忆之场》中也延续了这种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区分。

尽管这种“死的历史”与“活的记忆”的二分模式在诺拉的文本中依然存在，但这种二分可能只是修辞性的。在诺拉对当下社会的关照中，他认为，“活的记忆”（“真正的记忆”）已经几乎不存在，只有被历史化的记忆和记忆凝结、依附的场所，“记忆的环境”（“真正的记忆”）、历史化的记忆和记忆之场的三分取代了“死的历史、活的记忆”的模式。

诺拉在记忆的环境和历史化的记忆之间首先做出了区分，在记忆的环境之中，记忆自然地、无意识地通过集体仪式，通过人们的身体、日常经验生成和复制，在这样的社会中，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区分，记忆是无时间的也是无空间的，这样的社会能够达成遗忘和记忆之间的平衡。而在历史社会中，人们和过去的联结是通过历史的方式，而非记忆的方式，记忆被历史化，记忆不再是一种自发的感受，而是成为历史的对象，记忆是被历史唤起的东西，历史提供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连续性，历史的真实感取代了记忆的真实感。诺拉做出的这一区分决定性地影响了他对于记忆之场的论述。

那么，记忆之场的位置是什么呢？首先，记忆之场不同于记忆，它被历史社会需要。正是真正的记忆消退的时候，记忆之场才会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已经不再按照记忆中的准则实践，只有依赖场所、依赖一定的标志物，才能看到过去的影子。诺拉对记忆之场的一个重要隐喻，是海水退潮后留在岸上的贝壳。“它们不再是全然鲜活的，也不是已经完全死亡，就像这些贝壳在活生生的记忆海洋退潮之后栖息在岸边”（2020，p.12）。在记忆的环境中，记忆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而在历史化的记忆中，记忆和经验之间有了印痕、距离、中介（2020，p.5），记忆之场，意味着有意识的、外在性的记忆。其次，既然记忆之场是真正的记忆退潮后的遗留，那么，作为集体记忆的残留物，如果历史感知完全战胜了记忆感知，这样的遗留物也不会存在，它也会被席卷而空，记忆之场其实是历史未能消化的部分，也就是说，记忆之场的存在，不是全然外在性的，记忆之场仍然能唤起社会成员的一种感性、眷恋，这种眷恋是一种整体性的眷恋和归属。记忆之场是记忆的环境的一个削弱的代替，诺拉把它称为“无仪式社会的仪式，去神圣化的社会短暂的神圣性”（2020，p.11-12）。

因此，可以看出，记忆之场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归属感和疏离感，记忆和遗忘之间的一种结合，是过去和当下共同的产物，它属于过去，但横亘在当下，同时由于当下才决定了它以并且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记忆之场，体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复合。

记忆之场的断裂

然而，记忆之场身处“记忆的环境”与“历史的环境”之间，并不意味着记忆之场成为构建两者连续性的通道。诺拉对记忆之场的规定，恰恰以断裂性作为其根本的特征。在记忆之场之中，过去成为“他者”，正是由于和过去的距离，记忆之场才带给社会成员对过去的真实感，与此相对的是，当真正的记忆出现在当下，当下的社会可能无法识别，甚至错误地指认。这也意味着当下社会和过去、甚至和未来的关系的变化：

这样的感知和法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化有关。首先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衰落，其次是国家神话的解体，法兰西之上凝结的历史-民族国家-理性的统一模式瓦解（2020，p.70），以及，法兰西作为文明的使命的承担者滑落为一个“法语国家”，法国承担的“使命与天职”（2020，p.70）与撕裂的社会景观拉扯着它。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法兰西”的整体认同呈现出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

诺拉并不是唯一面对这一困境的历史学者，以微观史学为代表的“新史学”也在处理同样的问题。从对新史学的批评中，诺拉提出了他基于断裂性之上的历史书写计划。在诺拉看来，旧史学仍然深信过去的连续性，新史学则意识到过去存在根本的断裂，但是，新史学却又认为通过运用新的历史眼光，历史学者可以弥合这种断裂性，也就是说，新史学面对断裂，又试图恢复连续性。在新史学那里，记忆和历史处在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它将自身的努力视作在历史叙事的晦暗不明中投射记忆的光照，在历史材料的无声与沉默中发现记忆的脚踏声，从中，“一种无法找寻的身份突然闪现出来”（2020，p.21）。在诺拉看来，这样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它是“过去的人造幻觉”“从已确定的当下的眼光来确定观察过去的视角”（2020，p.20），是“通过非我之镜来解读我们的现实处境”（2020，p.21）。这样的历史书写构成了一面镜子，社会从历史书写中（镜子中）看到的还是它自身。诺拉认为，新史学试图从历史中发现“记忆”，但是打捞起的只是“历史化的记忆”，这种记忆反而远离了人们对过去的感知与经验。那么，诺拉如何面对这一断裂性的问题？诺拉如何在记忆之场之上浮现新的历史书写？

如果说新史学从断裂出发、落脚到连续性，诺拉则是从断裂出发，落脚到断裂性。从记忆之场中浮现的历史书写应该有意识地让过去出现在现在，而非无意识地让现在出现在过去。他并非想打碎悬在当代社会的这面镜子，而是试图揭示它的多重变形。他指出，“记忆之场的主旨在于自我回顾，它被复制到变形的镜子中，这镜子才是它的真实所在”（2020，p24）。镜子意味着过去和现在的断裂，镜子是当下感知过去的经验模式的核心隐喻，而诺拉认为，如果不破坏这种对过去的当下经验模式，历史书写所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揭示其中意义的多重性和意义的变动。记忆之场见证了“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变形能力”（2020，p24）。在这一基础上，历史书写不再关于事件，而是关于场所，历史书写不是连续性的，而是以断裂性作为它根本的特征。

整体性的回音

诺拉意识到，民族-国家作为集体认同的统一框架已经无法成立，新的认同无法建立在拉维斯历史书写中的模式之上，诺拉在“记忆之场”上寄予的理论期望，是记忆之场能够捕捉法兰西当下观看自身时形成的新的、同样也是整体性的认同，它凝结在记忆之场、凝结在不同的点或线之上，并成为“复数的法兰西”。复数指的是多重镜子的复数，如诺拉所说，复数不意味着法兰西的多样性，也不意味着法兰西的各个侧面（2020，p.89），而是意味着在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上映照的不同的、但却同样完整的法兰西。这种民族性是旅游观光的，愉悦的，甚至可以说是消费的，社会成员和民族性的关联是风景的，它进入个人与心理的层次之中。如诺拉所说，记忆之场“在分裂中重构了已分裂的民族性”“在法国历史的连续性链条中，建构出一个法国人凝视法兰西的时刻”（2020，p.75）。诺拉的“记忆之场”的项目不仅关于历史书写，还关于“法兰西”整体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