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迷宫》讲述了一个关于语言与思维的探讨故事。主人公通过不断解密迷宫中的谜题，逐渐认识到语言的力量和限制。文章通过对话和思考，引导读者思考语言对人类认知和交流的重要性。读后感受到，语言是一种复杂而神秘的工具，需要不断探索和理解。
语言迷宫读后感(一)
全书的主题思想就是反驳萨丕尔-沃尔夫主义，整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楚，总结起来就是：语言不可能决定思维，哪怕是认为语言和文化塑造存在双向动态关系的说法也行不通。语言和文化的确有关，文化的确可以决定一部分语言的发展，但语言本身并不是为了适应文化的需求而存在的，不能从一个语言细节去推测整个民族的思维。
最后一章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适用于我们分析当前西方表面“尊重多样性”的“伪平等主义”：“他和西方人不一样这一点既不是他的人格定义和自我价值，也不是我们应该这样认为的”。我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我本身，而不在于我和你不一样。
和其他译作一样，我还是要例行吐槽一下译者。对于一本讲语言的书籍，译者明显没有任何语言学功底，才会将“洪堡特”译为“亨伯特”，如果说人名只是音译各有各的处理，那么不懂汉语里“火车来了”和“来火车了”的差别，把这个分析汉语的例子翻译为“火车到了”和“到达的列车”就实在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了，译者就是不懂语言学，翻以前没有做好功课。甚至可以说译者的语言功底也是欠缺的，导致可读性大大降低，至少我没明白“但是，很多在全世界所有人类族群中被发现的东西却是出乎意料的，并让人觉得自己所属的族群是如何被定义的远远不止外貌及婴儿啼哭的本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文是“However,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found in all human groups worldwide are not what one would expect, and make one feel part of a species defined by much more than physiognomy and the infant’s instinct to cry”。
语言迷宫读后感(二)
人如其言，言如其人。尤其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在每一个平台都能见到无数个陌生人的发言，虽然现实生活中并不认识彼此，但有时仅凭他评论的一句话，你对此人的大致印象就已经形成。 换句话来说，你的思维模式由你的语言来决定。 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美洲土著语言霍皮语完全没有表示时间的方式，比如英语中有明确的时态表示一件事发生在过去、现在、未来，但霍皮语完全没有，证明了霍皮宇宙观中时间的周而复始性。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说啥，请回忆起电影《降临》，它的原著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就利用了这一理论。
语言学家“我”被要求学习外星人七肢桶人的语言，惊人地发现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毫不相干，当她学会之后，她思考的方式、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
这是典型的“语言塑造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同一件事物，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对它的认识会有所偏差。当然，这一理论同样只是作为一种假说而存在，关于它的争论一直不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语言学家约翰·H.麦克沃特在《语言迷宫》里，详细讲述了自己对沃尔夫主义的看法。“虽然这一观点令人着迷，但显然是错误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人通过一位心理学家对一个亚马孙小部落皮拉罕的研究得出结论，声称“语言里没有数字的部落不会做数学”，一个母亲都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但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数字，而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孤立的打猎采集文化不需要说“116”这个词，也不需要做长除法，或者去猜测零的性质是什么。语言里缺乏数字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做数学，虽然确实会使学数学很困难。
就像在另一个部落里，他们把肉、蔬菜、含淀粉的食物和水果都只用一个词来表示，你也不能说这个部落之所以不是美食家，是因为他们没有用不同的词表达不同的食物。
大多数语言之间的差异是随机的，就像DNA突变一样。比如广东话，同一个词根据你发出的九个不同声调意思不一样；而爱斯基摩语，你只需要一个词就能说完整个句子，全世界的语言虽然如此迥异，它们所传达的却是共同的基本人性。
这是麦克沃特的研究想要告诉我们的：人们的思维是相似的，只是语言在变化。一个族群的思想、文化影响了他们语言的运作，然后语言又反过来强化了与之相通的思想和文化。 麦克沃特是《语言本能》作者史蒂芬·平克极为推崇的语言学家，他曾在TED发表题为《短信是语言杀手吗？开玩笑吧！》的经典演讲。在《语言迷宫》里，他以他一贯的娱乐风格，用数个奇奇怪怪的语言例子：曾经蓝绿不分的日本人、不分输赢的柏柏尔人、不分前后左右的库库几米特人、将时间描述为数量大小的西班牙人和希腊人，来证明并非“语言塑造思想”，思想远比语言更丰富。而对于语言学家来说，研究语言的意义在于其本身是非常棒的。对它的研究，尤其是对小语种和濒临灭绝语言的研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让人无限敬畏。
语言迷宫读后感(三)
现在去网上搜索，关于“中文有没有语法”的讨论大概在2014年左右频繁出现过，当时亦有网友解答：汉语是一门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相比起英语这种综合语（Synthetic language），汉语很少有人称格的变化、名词复数变化、动词时态变化等等。如果“语言影响世界观”的假说成立的话，这难道意味着：中国人的世界观相当“贫乏”吗？
“语言决定/影响母语者的思维/世界观”，这是让沃尔夫主义者沉醉不已的假说。无数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前赴后继，投身其中，试图在世界上不同语言中找寻例证。例如，俄语里的深蓝和浅蓝对应不同的词汇，还曾有实验证明俄罗斯人对不同程度的蓝色敏锐度高于英语母语者。日语里，不同的物质对应不同的量词，另一个神妙的实验证明了日本人把东西当物质看，而美国人只把东西当东西看。中文中，人们常说“上”个月和“下”个月，这似乎表明中国人的时间感知是纵向的，而英语母语者的时间感知是横向的……
这些细枝末节好似杯弓蛇影，让我们汉语母语者一见心惊。直到本书作者麦克沃特问道：“那些指着地面生动地说‘哦，这已经很多年了’的说汉语的人在哪里呢？”，他试图用反讽，让所谓“中文感知过去的方向是向下的”这种说法显得滑稽可笑。因而，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不同语言和其对应的世界观之间赋予联系，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意义，但是意义不大。
一、不同的语言特征意味着看待世界的不同眼睛？
有这样一种老旧的看法：语法形式越复杂，“文明”越先进。中文没有丰富的词尾，说明中国人文明还没有提上来。
然而麦克沃特指出，一门语言，说的人越多（尤其是非母语者），那必然会像精简的方向偏移，因为没有天赋的成年人学习一门语言何其困难！和古英语比较起来，现代英语已经简化了很多了，这和“其历史上有些很野蛮的事情”息息相关。
汉语中没有复数标记，英语中好歹有个(e)s，偶尔再来几个不规则变化（比如child变为children）,但比起苏丹的丁卡语（Dinka）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丁卡语中的复数标记毫无规律：男人的单数为mooc，复数为rooor;女人的单数是tiik，复数为djaaar……更别说火、棕榈果这些大千世界之物。这就意味着丁卡语者比英语者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敏锐得多？如此说来，中文母语者岂不是混沌矇昧，感受寥寥？
然而我们都知道，如果天空升起一群飞鸟，中文者不会把多看成一，丁卡语者也不会认为鸟儿一多它们的长相就会和单个出现时大不相同——即使两种语言的复数标记天差地别。
话说回来，确实有实验证明了语言会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最有名的便是“俄罗斯蓝色”的实验。俄语中的淡蓝色是goluboj(也指同性恋)，更深的蓝色叫siniy。研究人员发现，当面对蓝色光谱时，俄罗斯人比美国人更快地识别两种蓝色的异同。然而，什么叫“更快”？哦——124毫秒，一秒钟的十分之一。
二、思维方式是否塑造了语言表达？——语言就是汤里的泡泡
生活环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本地人的思维模式。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区别就是如此。那我们可否说思维方式也塑造了语言表达呢？
生活在雨林中的人，他们的语言中有非常多的示证标记。
示证标记即“消息的来源”。在中文中，我们会用词汇来表达，比如“我听说/看到……” 说明了我们如何获取接下来的信息，“她可能/一定……”暗示了我们即将说的话不过是我们的推断。
但在亚马逊流域的涂尤卡（Tuyuca）人，他们表达 “听说”，就要在词尾加上“-gí”；如果是“看见”，就要在词尾加上“-í”;如果是不自信的推断，就要在词尾上加“-hoi”;如果是“据说”，那就得加上“-yigi”。如果中文者和英文者忘了说“我听说”，那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事件的第一造谣者。但是涂尤卡人没有这个烦恼。（注：这里没有使用严格的标音符号，因为实在不好打出来）
在这层面上，沃尔夫主义者可以顺势推断：涂尤卡人生活在雨林中，他们要提防危险动物，所以需要时刻注意所听到和所看到的。进一步说，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多疑。进而推断，讲英文的和讲中文的都是傻傻的马大哈。
作者将目光转向世界。除了涂尤卡语，欧洲语言中唯一与之相似的是保加利亚语，东方则是土耳其语，这是语言相似而环境不同。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环境和雨林里的涂尤卡人一样，“具有挑战性”，但他们的语言却并不那么复杂。这是环境挑战性相似，但语言没有一样繁复。
荒谬就此浮出了水面。
语言与语言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有”与“没有”的差异，而是“程度”和“方式”的差异。涂尤卡语用词缀来表达示证，中文用词汇来表达示证；有的语言“喝汤”和“喝水”会用不同的“喝”，有的语言“吃”“喝”“抽（烟）”都在用同一个动词。
人类的心智是相似的，不少生活体验也是一致的，语法层面的变化并不能说明什么。
那为什么语言还会产生差异呢？
第一种是文化的影响。讲礼的泰国人，语言中有七中敬语词汇。日语和韩语不遑多让。至于中文，古代人什么时候称对方为“君”，什么时候称对方为“汝”，又或者是“尔”也大有讲究。
不过，为什么“君”可以演变为尊称，而“尔”演变成一种不屑的称呼呢？有没有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造字创词的祖先把“尔”选成尊称了？
在语言学家们看来，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语言符号的一大特点：偶然性。哪个概念对应哪个词汇，哪个词汇怎么发音，哪个发音怎么书写，一切都是约定俗称，约定俗成就意味着偶然性。
“大多数语言运作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偶然。”语言符号的指称是偶然的，语法形式是偶然的，语言演变也是偶然的。（毕竟，生活环境、文化和历史本身——这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东西，不也是偶然的吗？）
三、到底什么是思维方式/世界观？
中文中，我们没有定冠词，那我们是不是无法区分特指和泛指呢？
母语者可以清晰地辨别，“火车来了”就是要等的那辆火车来了，“来了辆火车”就是泛指火车中的某一辆来了。那么，我们和使用定冠词“the”和“a”的英文者的思维模式/世界观差别在哪里？
问题又回到俄罗斯蓝，124毫秒就是思维模式/世界观的差异吗？
还是说，能体现文化的语言词汇才是世界观差异？
词汇的使用偏好一直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有人使用“女司机”，却很少有人使用“男司机”；“嫉妒”，这类贬义词一直是女字旁。毫无疑问，这些词汇背后却是隐含着文化世界观。
在许多语言中，默认性别都是男性。比如，中文中的复数第三人称，管你男的女的，常用词汇都是“他们”而不是“她们”。印度克拉克斯语，男人讲话都用词汇的本来形态，而女人讲话必须在某些词汇上加专用词尾。
到底是有女性专用词才能表示男女平等，还是没有女性专用词才能表示男女平等？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如果一个语言中的默认性别词是女性，是不是就说明女性地位高呢？作者举出了一个很残酷的例子，在亚马逊流域的巴纳瓦（Banawa）族群中，他们的语言默认性别为女性，第三人称复数也用的是女性代词，新的词汇出现也会被标注为女性。然而，这里的人却将初潮的女孩关在小棚里，她出来的时候必须头戴一个没有眼睛开口的小篮子，最终被放出来的时候还会被打到背部流血。
语言和世界观就是这样不等同。
但是，文化和教育无疑会影响思维模式。
在一个实验中，测试者向中文者和英语者询问同一个问题：“如果所有圆是大的，而这个小三角形是一个圆的话，它会是大的吗？”
大部分的中文者无法接受问题的前提：“圆怎么会是个三角形呢？”而大部分英语者却不受这个问题困扰。
语言学者认为，这和中文中没有虚拟语气有关。英文可以通过“would””should”之类的方式来进行反事实假设，而中文则通常得通过上下文来假设。因此，在上面那个上下文模糊的问题中，中文者无法回答。
不止中文者，阿拉伯语者也有同样的困惑：“圆怎么会是个三角形呢？”然而，阿拉伯语中的假设性标记比英文还多。
因此，这种心态差异不是语言带来的，而是文化带来的（如上文提到的尊称问题），也可能是教育方式带来的。
作者在在结语处说：
看待世界的不同眼睛本质上意味着不同的文化。没有人会反对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世界观，而语言恰好是文化的载体罢了。
毕竟，中文是如此“淡然”（really light），语法结构上没有复数标记、没有时态区分、没有定冠词……但那又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