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和文化》一文通过介绍北京、南京、西安、开封四个古都的历史、文化和建筑，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这些古都的历史背景、名胜古迹和民俗文化，让读者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一篇
古都，是一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朝代发展过程的缩影。古都学，则是一门以都城的演变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学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之一代宗师”、“中国古都学的创始人”。而史念海撰写的《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则成为中国古都学的奠基之作。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都。对于古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便论述到秦国的咸阳、雍城、栎阳等几个古都。此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于前代都城均做了注明。可见，古都学这一学科的出现，有着甚深的历史渊源，前代人的研究成果为现代古都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基础。
史念海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明确指出了古都学研究的意义，——通过研究古都，有助于后人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历史，并且也有利于未来的城市建设。可见，研究古都文化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过往，更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抵达未来时空。如果，我们不对古都文化加以研究，我们就无法获知国家历史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是需要被传承的。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古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它的存在便是为了让后人去探寻、去发掘。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座古都，都是一朝一代社会经济演变过程的见证者。
正如史念海所说，中国古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主要研究内容便是探索出关于演变的各种规律，以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里发挥应有的作用。概括地讲，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这样两个方面。而不论哪个因素，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状态中。比如南京，这座六朝古都，便有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兴盛到衰亡，自有其内外部的原因。古都学领域的专业学者，在对古都进行探索的同时，也是逐渐地揭开一座城市残破的面纱，洞悉被历史尘封的古老秘密。
人类先天便具有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当我们展开对古都的探索时，我们往往会如同通过时空隧道，置身于一个个不同的历史朝代之中。这也正是古都学这一专业的浪漫之处。《中国古都和文化》这本书虽然通篇讲述中国历史的硬核知识，但无一处论述不精深，无一处文字不浪漫。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中华民族那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崛起需要数代人为之努力。这就好比一座古都从初建、建成到繁荣鼎盛，需要无数人的心血凝结。
一座古都的崛起是如此艰难，而它败落凋零又是何其地容易！既然我们通过古都学，了解到历史演变过程，学习到朝代兴亡更迭，我们这一代人便更应该从历史演变和朝代更迭中吸取教训。我想，这也是史念海老先生创立中国古都学这一学科的初衷：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推动中华文化不断地前进、不断地上升，要从旧的质态转化到新的质态，由低级发展到高级。
作为中国古都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古都和文化》可谓是包罗万象——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等历史地理领域的知识，尽在其中。除此之外，本书就古都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要求。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看待古都的眼光以及对它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有所创新，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见解，故步自封。
更重要的是，通过本书的阐述，我们应当意识到，在保护古都的同时更要塑造古都，应当在崭新的历史时期，为那些古老的城市赋予崭新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传承历史、发展文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都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探索古都，即是探索我们的历史；而探索历史，便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二篇
《中国古都和文化》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一本论文集，收录的是史先生1986-1994几年间发表在不同期刊、专著中的文章，本欲编为其学术文集《河山集》的第八集，但考虑到这些论文所探讨的问题基本都围绕中国古代都城的兴起、建设、兴衰等内容，因此在傅璇琮先生的建议下更名付梓，最早由中华书局在1998年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古都学会成立15年之际，时任古都学会会长的史念海先生相关论文的结集出版，既是对古都学一个阶段研究的梳理回顾，更体现了古都学研究未来走向的展望。本次再版，删去了原版李得贤做的序，新添辛德勇的新序，除此之外并无明显区别，但两次出版间隔20多年，古都学研究也从当年的方兴未艾发展到现在的蔚为大观，这次再版显然也可视作一次回顾与展望。
初版、再版两书封面图
中国古都学的创立，史念海先生确有赫赫之功。古代都城研究，属于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内容，而作为著作等身的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文化地理、民族地理、政区地理等方面都卓有建树，这种学术领域上的广博与其治学过程中的扎实严谨，使得其历史地理学术文集《河山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述。而中国古都学的研究，诚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显示的问题颇为复杂，往往涉及许多方面，举凡历史、考古、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建筑、艺术、历史地理等各门学科，无不与古都有关”，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拘于门户，需要拓宽学术视野，采众家之长，史先生所提议建立的中国古都学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古都学这种多学科的属性，使得其内涵相当丰富，《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收录的诸篇论文，涵盖了古都学研究的几种切入视角，除前两章旨在从中国古都学的定义为出发点来介绍中国古都学以及中国现存古都（这也可视作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对象）的情况外，后面几章都围绕着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某个特定方向加一论述探讨。按照史念海先生给出的定义，“中国古都学是研究中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这些都城在演变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演变的规律……”可见，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可古可今、可大可小、可宏观可微观，可形而上可形而下，但无论是探究古代王朝都城选取时的诸多现实、政治因素的利弊权衡，还是厘清历代王朝对于都城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方式，或是关注古代都城不同地域文化融合、传播以及当代文化对古都文化承继融通的现象，或是着眼于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代都城，抑或是细致梳理并努力还原某个时期某个都城的城市面貌，都离不开古代都城与当时政治隆窳、经济荣枯、社会变化的紧密关系，也不可避免立足当代反思历朝历代古都变迁中的兴衰得失。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成立中国古都学会，是为了能够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尽管这一看法难免带有某些时代局限，但其“体国经野之心”和“济世安民之识”，足以见之。
读史的要义，在知兴亡，“古代都城”与“古都”，表面上看只是遣词上的省写造成字数的细微区别，但前者的前缀“古代”正揭示了其早已在历史中消亡的结局。时至今日，都城早已不像古代王朝那样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优势，而那些只能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存活的没落“古都”，以及那些在现代化建设和遗产保护中不断寻求平衡点的现代“古都”，都是亟待中国古都学研究探索的问题，古都所承载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更是无数人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都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它一方面将人与物的过往固定在房檐街巷之间，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一个可供后来者体认过往的场所，浓缩在古都中的文化，是整个族群共通的记忆，今日的中国古都学研究，不只是为了对现代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有所贡献，更是为了在自然兴衰和文化变迁之外，找到曾经属于古都、现在属于民族，未来属于人类的记忆转述。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三篇
中国古都代表了古代的繁荣文化，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七大古都享誉海内外，在世界上拥有独特的地位。《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运用现代人文地理的研究方法，着眼中国3000年古都的成因和兴衰演变，进而探寻中华文明的发展足迹。
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是什么？是我国历史上所有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败的演变过程，并探索其中的规律。这本《中国古都和文化》的特色，一曰“博大”，一曰“贯通”。我国古都繁多，浩如烟海。一些游牧民族居于毡幕之中，逐水草迁徙，未创建城郭；而有的实行农耕，方有城郭宫室。作者史念海将非华族所建都城尽收其中，着力甚深。经过研究，史念海梳理出清晰的数字：我国古代在15年以上的都城有53处，涉及172个王朝或政权；在15年以下的有79处，涉及90个政权，还有不知确切年代的两处。广义的古都指一个独立王朝和政权的都城，都城是政治中心，按此标准，自三代以下，我国277个王朝或政权，共有古都217处，还有诸多陪都，宋代以大名府为北京，明成祖以南京为陪都，隋朝、北周以洛阳为陪都，曹魏、元代则五都并立。狭义的古都不仅是独立的王朝或政权的都城，还有较为长久而不是短暂的年代，共65处。所以，古都学作为综合学科所涵盖的内容庞杂浩大。
七大古都的说法是咋来的
史念海在书中答疑解惑。比如，七大古都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按照他的论述，依据以下几点：一是看是否是全国性的都城，大小如何；二是看它的经济繁荣程度和都城在史学上的地位；三是看作为古都时间的长短。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都是全国性的都城，其他都城难以比拟。而杭州是吴越的都城，也做过南宋的都城，虽然南宋是偏安政权，但杭州的繁荣程度却不亚于其他五大都城。同时，历史上宋又与隋唐并列，故将杭州纳入六大古都。而殷墟是我国确定的最早都城，商代又是我国统一的王朝，邺城与殷墟不远，安阳实代邺城兴起，又是殷墟旧址，算起来作为古都长达351年。故安阳最终跻身“七大古都”并定型下来。这样的解答框定了古都学的一些基本内涵。
古代选择都城要考虑若干因素，建都是有标准的。那么，标准是什么呢？史念海把环境视为形成都城的首要因素，即地形、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从控制全国着眼，都城宜建在上游地区。都城还要山川形胜，都城附近一般有山，山可作防守的凭借。当然，这里也有军事上的考量。西汉初年建都关中，就因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而北京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史念海还认为，古都附近还要有丰腴的土地，粮食供给是选择都城的条件之一。此外，还要有便利的交通，有河流。当时定都洛阳就为距富庶的产粮区较近，五代石晋时，迁都开封，其中就有离富庶的产粮区更近的考虑。开封没山，乏险可守，还居冲要之地，但开封附近河流众多，是汴河、菜河、五丈河交汇的中枢。社会基础也是建都的考量之一。唐李渊定鼎长安，乃是因为唐在长安能够获得关陇集团的赞助和拥戴。李渊就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东晋初年以建康即南京为都，但江东乃是孙吴旧壤，不为吴人所附。几经周折才挽回局面。
中国古都的文明回响
都城演变过程，是此书关注的重点。史念海采用了其他学科的一些治学方法，不但运用了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法、中心地学说等方法，还采用了复原古都当时全貌的方法，不但复原古都的人为设施，还复原有关的自然环境。因为古都不是静止的，是变化的。倘不能确定渭河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位置，那么就不能得出秦咸阳城的具体轮廓。唐东渭河与今天的渭河有数里之遥，不复原怎知古都形貌。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县北王垛村，弘农河的左岸，但已看不到半点天险的影子。复原古都既要依据考古资料、考古遗址，又要依据文献资料。古都萧条的促成因素至关重要，作者将其归为四方面：一是政治变化的作用。古都兴衰受王朝盛衰影响。王朝或政权崩毁和灭亡时，古都就难以为继。但如果后来的王朝或政权不改变都城所在地，则古都可持续发展。东吴灭亡以后，东晋和宋、齐、梁、陈均在建业建都，易代之后也不至于萧条。二是战争冲击。秦代的咸阳、王莽的未央宫、邺城均被战火焚毁。三是自然条件的变化。伊水、洛水断流，夏朝因而灭亡。夏朝都城在伊洛流域，商代末年就改朝歌为都。四是民族关系的影响，游牧民族建的都城一般都建在离故土不远的农耕地区，辽、金、元、清以北京为都城，即基于如此考虑。
关注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也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古都人口众多，人物荟萃，是全国精华所在，它吸取域外传来的文化并融合在一起，使文化实现了更高度的发展。汉高祖刘邦是楚人，于是，长安兴楚乐、楚舞。秦汉时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东汉时都城东迁，关东仍然可出相，但出将就未必是关西了。而在羌人扰乱时，关西勇武本色才有所显现。都城文化吸引力强，元大都蒙汉并存，清北京满汉同城，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相得益彰。都城吸收各地文化，又影响全国甚至域外。古都文化具有若干绵长的力量。长安失去都城地位，但汉武帝时所创的乐府及当时的郊庙乐曲、乐器却辗转流传于不同时期的都城之中。新旧文化的更替和融通，随着古都地位的失去，既有戛然而止，又有不断融通。研究古都的兴衰规律是古都学的重要课题。而将古都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为今后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也是古都学的出发点之一。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四篇
1983年9月，中国古都学会在教育部和民政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在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同时，在首任会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主持下，古都学者就如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古都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历代都城变迁的原因和规律；古代都城的特点和历史分期；不同古都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因素；六大古都的历史与地理、考古与文物、古建与苑囿，古都名称的变迁；历史上非汉族政权建立都城的意义等。该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古都学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很大程度上，古都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城市科学与历史地理学交叉的一门边缘综合性学科。从根本上说，古都本身就是一个贯通古今的概念，它既涵盖了历史上的都城，也包括曾作为古代都城的一些现代城市。因此，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对象应囊括两方面：其一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都城；其二是曾作为都城的现代城市的历史变迁。从哲学辩证法来说，二者既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和阶段，又是互为基础的矛盾统一体。
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的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与研究论证，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等宏观地理角度，将三千余年古都的兴衰史融会贯通，并提出中国的古都应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概念。
概括来讲，广义上的古都指的是：凡是作为一个独立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并已经成为政治中心的就应该被视为古都。经史念海先生反复考证，符合这一定义的古都全国共有187处。狭义上的古都则不仅是独立王朝或政权建立的都城，还应该具有较为长久而不是过分短暂的建都年代，其遗址的现代地理位置应该是确切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推论式臆断，应距现代有关城市较近，而不是相距较远的废墟。经史念海先生具体核定，符合这一定义的古都全国共有65处。
这一见解在1990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第八次学会年会上，与会者一致通过。并将这65座狭义上的古都作为今后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对象，同时申报有关部门对65座古都中遗留的珍贵文物加以重点保护。
正如书中所示，都城作为一国之根本、政权的统治中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其研究内容无疑是相当丰富的，涉及跨学科多领域。基于此，其研究方向中的若干问题要尤为注意：
（1）：古都的形成条件及其发展变迁
（2）：古都的建置与沿革
（3）：古都的自然环境及其评价
（4）：古都及其腹地的研究
（5）：古都的经济与文化
（6）：古都的战争史与兵要地理
（7）：古都的整体与局部规划
（8）：古都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地位
（9）：古都的旅游资源及其保护与复原
随着近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从历代建都制度、都城选址原则、都城规划建设、都城具体职能等方面，抑或以某一具体都城为例，从其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交通状况、对外交流等细微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代帝王对于都城的选址可谓慎之又慎，半点马虎不得。
《吕氏春秋·慎势》有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那么问题来了，天下之中的所在地该如何选择？又为何要选择天下之中为都城？
对此，《周礼·地官·司徒》中有着恰如其分的阐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用白话文来说就是，用土圭之法测量土深，观其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之中心。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都城的选址原则虽必须围绕关乎国运这个中心基本点，但却必然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譬如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然而，对于《中国古都和文化》的研究范畴而言，这似乎又是另一个话题……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五篇
【作者简介】史念海（1912—2001）先生，字筱苏，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之一代宗师”。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陆平县，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成为《禹贡》半月刊的作者和禹贡学会成员，毕业后留驻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刊物。1941年至1946年，任重庆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7年至1948年担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48年后，历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 20世纪30年代，在顾颉刚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史念海完成《中国疆域沿革史》，开启了中国疆域变迁研究的先河。1944年《中国的运河》出版，这是史念海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书成，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出版的《河山集》系列，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述。
这样繁多的都城，其间各不相同。历年之长有多至千数百年的，也有仅几个月的。就是人户多寡，相差亦至为悬殊。西汉初年，天下粗定，人户萧条，尚未恢复，可是长安城中，就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而西域的小宛国，全国才有户一百五十，口一千五十。就是全国人户都居住到都城扜零城中，扜零城也不能算作什么大城。其相互的差别竟难成比例。汉时自武帝时起，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国内除司隶校尉外，兼置十三州，其后诸州所属，共有百三郡国。而百三郡国皆听命于都城的指使。至于小宛国，自其都城北行，三日就可出境，达到且末国。 既然有这样的差异，都城间大小之分自然是难免的。距今60年前始有五大古都的说法。所谓“五大古都”乃是指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开封。约略过了10年，又有六大古都的说法，这是在五大古都之外，又添上了杭州。这样的说法历时较为长久，似已成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说法。直到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以《中国六大古都》为书名编印了一本有关的著作。 当时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五大古都的，这是已难于追问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都曾经作过全国性的都城。这是其他时期的都城所难于比拟的。后来添上了杭州。杭州曾作过南宋的都城，在南宋之前，还作过吴越国的都城。南宋在金人压迫下，在当时只能统治半个国家，成为偏安的局面。至于吴越国，正当五代十国之时，仅从字面上来说，当时只居全国十分之一的地位，当然还比不上南宋。就是吴越和南宋加在一起，杭州作为都城，也只有210年，并不十分悠久。它是不容易和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相提并论的。既然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还摆在一起，而共称为六大古都？有人说，这是由于杭州在当时繁荣昌盛，不亚于其他五个古都，甚至还超过其中某几个古都。这话是有道理的。可能还有一点，也可以在这里约略提到。我国史学极为发达，历代史书汗牛充栋，其中所谓正史，自《十七史》直至《二十四史》，历来都受到重视。这样大部头的史籍，主要是记载统一王朝的历史，也记载分裂时期的主要王朝。元人修史，虽以辽、金两史与《宋史》分别撰述，然在后世看来，《宋史》是堪与隋唐诸史并列的，也应是统一王朝的历史，所以开封的地位可以比肩于西安和洛阳。南宋诚然沦于偏安的局面，《宋史》之中并没有把南宋摒出，使之另成一史。这样杭州就和开封相抗衡，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相沿成俗，竟成故事，也用不着再有什么变动。 六大古都的说法流行时期虽相当长久，却不能概括所有的各大古都。从都城的历 年来说，商代后期所都的殷，就长达273年，和北宋的开封（公元168年），南宋的杭州（公元139年）相比较，还要悠久。商代是一个统一的王朝，这个都城乃是现在已经发现而且经过确定的最早的古都。关于商代城池的发掘，目前不仅是殷墟一处，不过作为都城还有待于学者间继续论证。在未得到确实的肯定之前，殷墟还应该是我国已确定的最早古都。商代以后，过了相当长久的时期，殷墟东北漳水北岸兴起了一座邺城。就在东汉末年，曹操以此兴王，稍后魏国就以这里作为陪都。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和冉闵的魏国，都曾在此建都。再后，东魏和北齐的都城也都设在这里。累计有182年。邺和殷墟相距不远，现在虽分隶河北和河南两省，但在它们作为都城时却常被划在同一的地区。北周时，曾移邺县于安阳，使这两地合二而一。现在的安阳就与殷墟和邺都有了关系。作为古都，它的年代应该是351年。仅次于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和开封。 像这样现在已经确定的最早古都，而且和它以后的邺联系起来，它作为古都的年代就有351年，也是相当悠久的。可是它不仅没有包括在五大古都之中，也未被收罗在六大古都之内，这也许是当时定名时的疏忽。近几年来，学者间对此不断讨论，佥认为有必要补苴这样的缺略。1988年中国古都学会在安阳举行第六次年会，才正式通过将“六大古都”改为“七大古都”，就以安阳和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并列，成为七大古都。其时，不佞亦参预这项决定，故能略事追述。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年，北京、陕西、江苏、河南、浙江五省市电视台，已经决定并开始拍摄大型电视片“六大古都”，及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通过将六大古都改为七大古都后，五省市电视台亦随即改“六大古都”电视片为“七大古都”电视片。五省市电视台拍摄“六大古都”电视片时，同时编印“六大古都”画册，电视片既已改称，这本画册亦一并改为“七大古都”画册，可见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的决定是符合公议的。 这次会议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七大古都”的名称已成定型，可能不会再有所增益。“七大古都”以过去的统一王朝为主，自商代中叶以后各统一王朝的都城皆已列入七大古都之中。商代中叶以前的都城固然还有待于学者间的探索。不过作为大的古都，历年的久暂也是一个主要的条件。商代中叶以前的都城就是能够有新的确定，也只能说有了更为古老的都城。前引《古本竹书纪年》之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已知夏都有13处，曾经迁过都城的至少有六王。每个都城最多也不过经历数十年，都说不上是多么长久的。《古本竹书纪年》又说，商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盘庚迁殷至纣的灭亡，已有273年。由盘庚上溯至于成汤亦只223年。可是成汤之后至于盘庚，却有5次迁都，其间每个都城也不过数十年。数十年的经历是相当短促的，是不能以之和各大古都相提并论的。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由于王朝版图辽阔，其影响也是相应广大的。这一点是割据一方的政权的都城所难于比拟的。割据时期的政权一般都是比较众多的。南北朝时期只有南北两个政权算是最少的了。就是到了后期，南方多了一个后梁，北方也有东西魏以至北齐北周的对立，实际上并存的只是四个政权。这时的都城先后共有建康（今南京）、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江陵、邺和长安（今西安市）六处。虽说都是偏霸的政权，由于南京、洛阳、安阳、西安都已作为大古都，这时建都的年代就可以分别计入有关的大古都的历年数目之中。所余的只是江陵和平城。后梁都于江陵，仅有33年，北魏以平城为都，也只有96年，年代都不算是很长。当时北魏的版图说不上是很广大的，后梁就更为狭小，都是难与各大古都并列的。 至于周边各族所建立的政权的都城，其中有些历年也都是相当长久的。吐蕃的逻娑，渤海的龙泉府，南诏和大理的阳苴咩城，以及于阗的西城，疏勒的疏勒城，龟兹的延城，焉耆的员渠城，都是可以称道的。于阗、疏勒、龟兹、焉耆等皆立国于沙漠间绿洲，幅员都相当狭小，实无容再事提出。吐蕃、渤海、南诏、大理在当时固皆是称雄一方的大国。不过从整个中国来说，还都是偏处一隅，是难与中原的王朝相比拟的，因而逻娑、龙泉府和阳苴咩城也都不易与各大古都并列。逻娑、龙泉府和阳苴咩城还是如此，其他各处就更不必详说了。 编选自《中国古都和文化》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六篇
西楚霸王项羽在灭秦后，在选择古都时，有人曾劝他建都在关中。
可项羽说：“富贵不归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于是，他便建都于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市。
有趣的是，我在搜索项羽建都，跳出一个问题，“如果项羽建都于关中，结果会怎么样？”
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古都对于一个王朝来说，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代表了人口众多，防备最为安全，经济发达，更是人才济济的地方。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在众多王朝的更替中，有众多的古都，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被誉为“七大古都”。
为什么这七个地方会被大多数的朝代视为权利、或者一个国家的心脏中心呢？
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撰写的《中国古都和文化》，从自然、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分析了古都对于各个朝代的重要性，以及每个朝代在选择古都时所要考虑的因素。
在选择古都的众多因素中，有一条因素一定是有其重要因素，那就是自然环境。
一个都城的建立，需要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等方面的因素。
为什么古代会有得关中者得天下，这一说法呢？
西汉初年，曾有人说过：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而关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它地势高亢，自然就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
就地理形势而言，除了关中和北京外，中原各地都成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地步。
在七大古都中，开封有着2700多年的古都历史。
而洛阳更是有近900年的历史，先后有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共11个王朝在此建都或陪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洛阳比开封在地理上较高一点。
宋太祖一开始继承后周的遗产，以开封为都城。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打算迁都洛阳，再由洛阳迁都于长安。
长安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都城，因为“洛阳在开封的上游，而长安又在洛阳的上游。”
由此可见，古人选择都城地势以及所在地的山川是比较看重的。
建都于某地地方，除了考虑它的地势外，还要考虑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
而在古代论经济，那自然就是以农业为主。
因为建都之初，人口往往不会很多，但是作为都城之后，人口会逐渐增多。
而且作为都城，不仅人口会变多，几乎所有的王朝都会在都城及附近屯驻一定的兵力，以保卫都城和皇帝。
如果古都的社会必需品无法及时供给，那岂不是被人遏制住了喉咙，任人宰割。
但从遥远的地区运输粮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并非一件易事。
在古代，运输粮食一般都是利用自然水道。
可是，水运也有河流艰难的地段。
但在北京建都的王朝，可以利用黄河水道进行运送粮食，由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向北运输粮食。
有些王朝为了避免运粮和开凿水道的困难，在选择都城时也会选择更接近于粮食富庶的地方。
在唐朝后期，富庶粮食的产地，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辽、金、元、明、清以北京为古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粮食充足，军事充足，老百姓才会信任统治者。
可见，军事力量对于君王的重要性。
也不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事力量如此看重，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危着想，也是安抚民心的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都和文化》这本书中，史念海写道：“保护都城和社稷，固然需要足够的兵力。但有了足够的兵力，还需有军事防守的凭借，才能稳操胜券，使都城固若金汤，而社稷也就可以历久不衰。”
为什么会有人说，如果当初项羽选择建都于关中，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那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就建都于关中。
西汉初年建都于关中是娄敬提出，张良协助确定的。
娄敬觉得：“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
张良则指出：关中左淆函，右陇蜀，都可以作为军事防守的凭借，可以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因为关中之东的淆山和函谷关是有名的险要之地，军事上就有了保障。
从重视军事的角度出发，都城的设置自然是应该在具有一定险要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明朝为了预防鞑靼和瓦刺的侵扰，修建了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
这条长城经过北京北面的燕山和军都山，而这两个地方都是以险峻闻名的，在这险峻的山上修筑长城，就让北京更有了保障。
所以对于一个古都的选择，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够决定的，必然是有诸多的因素在里面，才能形成一个古都。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七篇
坦白说，我不算一个酷爱历史的人。选择《中国古都和文化》这本书，源自私心，来自惦念，因为我毕业于古都，所以每当听闻别人提及这两个字，我的心中免不了为之一颤，原来，有些事儿和有些景儿真的会在人脑海中记一辈子。
这本书是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中国历史地理学之一代宗师”史念海先生编著而成。全书通过对历代古都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梳理汇总，分别从自然、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向广大读者呈现了古都三千余年的兴衰，为大家揭秘了历史变迁背后的那些故事。
有人说，这本书太难，堪比教科书；也有人说，这本书超赞，好读易懂，赏阅起来全然不会觉得吃力……但无论哪种评价，无不折射出大家对这本书权威性和知识量的认可和赞同，就像爱戴史念海先生一样。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史老先生，一起去看看古都的古往今来吧。
人们常说：“都城是一国的心脏，也是一国的缩影。”好像的确如此，都城作为历朝历代建功立业的主场地，有着其独有的意义和重要性。
简单说来，都城是指帝王们"建都"或"封邑"的城市，具体点说则是指国家的都城及诸侯国、封国的都城，要能代表国家的风气风貌和政治经济的有序发展。别以为这些说法是凭空而来，实际上作者史念海先生早已通过比对研究和论证，找到了的187户。
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开封、洛阳、长安、北京等地都榜上有名。其中，开封作为七朝古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迄今已有41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它独一无二的汴梁文化着实让人着迷；洛阳，先后迎来10个王朝，建立了二位数政权，历史870余年；长安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安，先后统一了6个王朝和11个政权，靠着1100多年的努力，成为维系最长久的都城。
当然，史念海先生在书中不会枯燥地把这些内容罗列出来，而是通过演变创新，打造了一套适合中国读者的“独家秘籍”，什么先秦诸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以及元朝这些少数民族在书中都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可谓是一应俱全。不仅如此，作者还认真考察了每个朝代变迁定都的时间进行逐一标注，真是急读者之所想。
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让我涨知识的点，那就是陪都。陪都政策始于西周初年，形成在三国时曹魏的五都，但它虽然具备了陪都的位置，但因“陪都确是具有都城的地位，但却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不能以之作为古都。”而未能入选。
既然大家学到了古都的相关知识，那么，我们就要弄懂古都和历史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按照史念海先生书中的观点来说，就是12个字：自然环境、社会基础和经济军事。
自然因素看似简单，实则十分重要。任何都朝的建立都无法脱离自然环境独自存在，所以说定都选址时，人们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地势、包含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书中就以西汉时期的关中为例进行了剖析。“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这是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以关中为都城最为适宜，因为关中地势高亢，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呈现一种高亢的状态。
……
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正是有了古都的建立下，才有了后期我们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正如《中国古都和文化》中说：“古都文化不仅使各处地区文化能够都有其向心力，而且其本身也还具有一定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古都文化在各处的传播，这种凝聚力就更为容易显示出来。”
随着书中内容的推进，人们对中国古都和文化的认知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按照书中介绍，我们看到了古代帝王的精明和睿智，理解了他们的谨慎和实干；按照书中的阐明，我们明白了定都的意义和作用，这都为大家日后深入研究中国古都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地域视角看古都三千余年兴衰，从历史变迁读懂每个时代背后的深沉寓意。感谢史念海先生倾心撰写出的这本《中国古都和文化》，为众人带来了一次全新的历史盛宴。
（本文完，图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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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八篇
西楚霸王项羽在灭秦后，在选择古都时，有人曾劝他建都在关中。
可项羽说：“富贵不归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于是，他便建都于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市。
有趣的是，我在搜索项羽建都，跳出一个问题，“如果项羽建都于关中，结果会怎么样？”
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古都对于一个王朝来说，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代表了人口众多，防备最为安全，经济发达，更是人才济济的地方。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在众多王朝的更替中，有众多的古都，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被誉为“七大古都”。
为什么这七个地方会被大多数的朝代视为权利、或者一个国家的心脏中心呢？
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撰写的《中国古都和文化》，从自然、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分析了古都对于各个朝代的重要性，以及每个朝代在选择古都时所要考虑的因素。
在选择古都的众多因素中，有一条因素一定是有其重要因素，那就是自然环境。
一个都城的建立，需要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等方面的因素。
为什么古代会有得关中者得天下，这一说法呢？
西汉初年，曾有人说过：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而关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它地势高亢，自然就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
就地理形势而言，除了关中和北京外，中原各地都成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地步。
在七大古都中，开封有着2700多年的古都历史。
而洛阳更是有近900年的历史，先后有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共11个王朝在此建都或陪都。
洛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洛阳比开封在地理上较高一点。
宋太祖一开始继承后周的遗产，以开封为都城。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打算迁都洛阳，再由洛阳迁都于长安。
长安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都城，因为“洛阳在开封的上游，而长安又在洛阳的上游。”
由此可见，古人选择都城地势以及所在地的山川是比较看重的。
建都于某地地方，除了考虑它的地势外，还要考虑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
而在古代论经济，那自然就是以农业为主。
因为建都之初，人口往往不会很多，但是作为都城之后，人口会逐渐增多。
而且作为都城，不仅人口会变多，几乎所有的王朝都会在都城及附近屯驻一定的兵力，以保卫都城和皇帝。
如果古都的社会必需品无法及时供给，那岂不是被人遏制住了喉咙，任人宰割。
但从遥远的地区运输粮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并非一件易事。
在古代，运输粮食一般都是利用自然水道。
可是，水运也有河流艰难的地段。
但在北京建都的王朝，可以利用黄河水道进行运送粮食，由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向北运输粮食。
紫禁城
有些王朝为了避免运粮和开凿水道的困难，在选择都城时也会选择更接近于粮食富庶的地方。
在唐朝后期，富庶粮食的产地，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辽、金、元、明、清以北京为古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粮食充足，军事充足，老百姓才会信任统治者。
可见，军事力量对于君王的重要性。
也不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事力量如此看重，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危着想，也是安抚民心的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都和文化》这本书中，史念海写道：“保护都城和社稷，固然需要足够的兵力。但有了足够的兵力，还需有军事防守的凭借，才能稳操胜券，使都城固若金汤，而社稷也就可以历久不衰。”
关中
为什么会有人说，如果当初项羽选择建都于关中，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那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就建都于关中。
西汉初年建都于关中是娄敬提出，张良协助确定的。
娄敬觉得：“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
张良则指出：关中左淆函，右陇蜀，都可以作为军事防守的凭借，可以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因为关中之东的淆山和函谷关是有名的险要之地，军事上就有了保障。
从重视军事的角度出发，都城的设置自然是应该在具有一定险要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明朝为了预防鞑靼和瓦刺的侵扰，修建了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
这条长城经过北京北面的燕山和军都山，而这两个地方都是以险峻闻名的，在这险峻的山上修筑长城，就让北京更有了保障。
所以对于一个古都的选择，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够决定的，必然是有诸多的因素在里面，才能形成一个古都。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九篇
正如本书开篇的序所说，《中国古都和文化》是一本学术论文集，它编录了历史学家史念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撰写的多篇学术论文。
虽然是论文，但这本书却意外地好读。一来，这些论文的主题都很明确，紧紧围绕“中国古都和文化”这一论题展开；二来，本书的内容虽然硬核，但却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呈现，降低了阅读的难度。
说回本书的主题，中国古都和文化，这个论题和许多历史著作一样，紧紧围绕中国历史展开。但它却采用了一个尤其独特的角度：中国古都。
史念海先生通过对历朝历代古都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现中国历史的全新视角，同时他也创立了一门新的学问——中国古都学。
那到底中国古都学都研究些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古都？这本书会给我们答案。
古都，很好理解，指的就是都城，历朝历代要想让王朝历久不衰，选择一个合适的都城至关重要，甚至就连一些游牧民族也会设置都城。
提到古都，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大概是长安和洛阳，以及我们当下的首都北京。那长安、洛阳和北京，到底谁才是历史最悠久的古都呢？《中国古都和文化》中给出了我们答案。
长安（西安）曾经是6个统一王朝和11个政权的都城，历时1100多年，最为长久；其次是洛阳，先后有10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历史870余年；再次是北京，有6个王朝和政权建都，历时810多年。
要得出上面的结论并不容易，我们也可以看出，史念海先生在统计古都和政权时，不单单将统一王朝计算在内，同时也包括一些政权，诸如先秦诸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以及元朝这些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史念海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用十余年的时间通过“系统爬梳《二十四史》等基本史籍，给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出一个整体框架，把这门新型的西式学科推送到大家的面前。”（辛德勇语）
在本书中，史念海先生详细考证了从有史可载的商周朝到明清时，历朝历代的古都，以及其作为古都的年份。许多朝代往往还会迁都，本书中也一一标注了出来。
除了古都，本书中还研究了古代的陪都。
陪都制度的建立始于西周初年，形成于三国时曹魏的五都。史念海先生认为，“陪都确是具有都城的地位，但却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不能以之作为古都。”可即便如此，书中也详细探究了陪都的历史。
根据本书的详细考证，书中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内地与周边各地合计，共有古都217处，可知的所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77个。上述古都基本在各个省市都有分布，但分布并不均匀。
在研究过中国古都之后，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五大古都”的说法，指的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开封。约略过了十年，又出现了“六大古都”的说法，新添了杭州。1988年，“六大古都”又改为“七大古都”，安阳位列其中。
通过缜密的考证，《中国古都和文化》为我们呈现出了古代中国都城的变迁史。那到底历朝历代是如何选择古都的？换言之，要成为古都，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在详细梳理历朝历代的古都之后，本书中还探讨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史念海先生概括为四大因素：自然环境、经济、军事和社会基础。
书中对这四大因素分别展开论述，由此可见，这不单单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其中还涵盖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也只有从这众多的方面综合来研究古都，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古都何以成为古都。
上述因素既主导了古都的形成，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古都的文化。
在历朝历代，都城都是首善之地，其中的文化最为重要，也最为丰富，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它的一大原因。
本书中对于古都的文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史念海先生看来，随着历史变迁，历代古都兴废，已经不似当年，但文化源流却从未断绝，一直绵延至今，古都文化，正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一大缩影。
都城是全国精华的所在，是全国社会的缩影，那从古都的文化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当时全国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强调，都城不仅汇集了全国的文化，也吸取来自域外的文化。书中提及了古代中国与西域诸国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互通有无，比如汉时从西域流入的葡萄，以及诸多胡乐和舞蹈的流入。
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互相交流、逐渐融合，以至于我们当下已经很难分清它们各自的准确来源了。
古都得益于政治和地域的便利，可以充分吸收地区文化和域外文化，不断丰富自身。但作为古都文化，它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地区文化和区域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古都文化。
书中提到了京剧这个例子。现代京剧的形成，可以上溯到清代乾嘉时期，综合几种不同的地方戏形成了这样新的剧种。根据考证，京剧的形成受到了徽剧、昆曲、秦腔等多种地方戏剧的影响。
《中国古都和文化》中说，古都文化不仅使各处地区文化能够都有其向心力，而且其本身也还具有一定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古都文化在各处的传播，这种凝聚力就更为容易显示出来。
正如上面所说，随着历史变迁，历代古都兴废，已经不似当年，但文化源流却从未断绝，一直绵延至今。
在考证之后，我们可以将古都和现在的城市对应起来。但它们不仅名称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其具备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已然不同。有的古都几近变迁，面部全非。有的古都延续至今，依旧是重要城镇，也有些古都早已荒废，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雾当中。
古都兴废是无可避免的，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即便有些朝代沿袭旧制，采用了前朝的古都作为都城，但内里免不了改朝换代，呈现一番新气象，因此究竟还是不同的。
但和古都兴废相对应的是，文化不绝。古代中国的文化绵延至今，是最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瑰宝。但如何了解瑰宝，保护瑰宝，是我们当下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化的当下，许多地方早已看不到历史陈迹，越来越多的古迹败于现代建设之下。但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和历史文化等方面有关的，却需要尽量地保护。如果盲目地毁掉这些应该保护的文物，哪还有什么悠久文化可以称道？”
本书关于中国古都和文化的研究，正是为了促进对历史和文化的保护。中国古都学可以通过考证和研究，为需要保护的文物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点再次呼应了历史研究的一大意义，不单单是为了访古，更是为了鉴今。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十篇
毛主席和王稼祥
1949年1月，西柏坡。
“我们即将迎来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新政府定都在哪里？”，毛主席操着一口浓厚的湖南口音问王稼祥。
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的王稼祥，与主席的交情颇深，曾在遵义会议的时候，王稼祥投给了毛主席最关键的一票，面对主席的这个话题，王稼祥思索了一阵，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客观角度来说，南京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可是理东海沿海太近，不适合布防，依照国际形势来看，假有外侵来犯，南京也是根本守不住，所以南京不适合在当首都。
再看西安，它的地理位置相当的偏西，没有丝毫中心的特点，从经济方面来讲，西安也已经过时了。
如今的经济繁华地带，在东部沿海地区和江南等地区，所以西安不适合再建都。
唯有北平地区，是一个经济繁华的地带，作为明清两朝国都，北平的经济基础高，文化底蕴也是相当的深厚。同时其地理位置也极具优势，紧靠蒙苏，又是扼守连接东北和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位置相当的重要，所以将北平选作首都，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非常的具有优越性。
毛主席深以为然，在随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毛主席便提出了这一意见，在参会代表的讨论下，最终将北平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座曾经被元、明、清定为国都的古城，再度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平也由此改名为北京，在党的领导下，迎来了新时代的辉煌。
都城是一国的心脏，也是一国的缩影。在数千年的岁月中，产生了大大小小两百多处古都，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被誉为“七大古都”，这些古都的选择，是出于怎样的选择？
《中国古都和文化》
由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创作的《中国古都和文化》，对历代古都进行了梳理统计，从自然、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深入考察了古都的形成、发展、繁荣、萧条甚至废弃，进而揭示出王朝的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
01自然环境对首都的影响
就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而言，自然环境对都城的选择影响深远，中国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地处关中，地势居高临下，北京背临燕山，其他地带显然没有这样的优势。
在冷兵器时代，依托高山形成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地拱卫京师，防御意义不言而喻。
河流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中国七大古都中，河流较多的当属开封和杭州，开封附近的汴河、蔡河、五丈河，都是人工开凿的运河，都是从开封城辐射出的水上交通要道，而濒临钱塘江北岸的杭州，因为连接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也成为水道交通的枢纽。
北京作为元朝的首都，附近有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以及高粱河，虽然不及杭州那般汇集，但足以连通来自山东的船只，保障了京城的物资供给。
西安古城
除了交通运输，河流还有灌溉农田的便利，如此也能解决都城人口聚集产生的粮食问题。
至于依托长江天险的南京，更多依托的是河流的军事作用。
在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封建时代，土质也是影响都城选择的元素之一。因为肥沃的土壤，显然更适合农耕，而且土质也也决定了物产的富饶程度，除了赖以糊口的庄稼，例如矿产、丝织、木料等资源，也是古代的经济物资，以此为例，同为古都，洛阳的物产就没有关中那般丰饶，而北京的鱼、盐、枣、栗等物资，自战国起便名闻天下。
综合比较，如果将北京选作首都，满分十分的话，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大约可占七分。
而安阳作为备选，就只能被排除在外了。
02经济对首都的影响
首都必定是人口汇聚之地，如何解决社会生活必需品，也是一项挑战。
要取得生活必须的物资，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拥有开阔的地域以满足物资生产，也就是基本的粮食种植；开阔的运输通道，以便于外界的物资运输。
西安和洛阳，四面均被群山环绕，在人口尚未饱和的封建时代，当地产出的物资勉强可以保证人口供给，但对历经了几十年战乱的新中国而言，建国后急需人口投入恢复元气，而西安和洛阳的生产能力，显然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
中国地形图
而且四面环山的地形，也不便于外界物资的进入。
仅此一项，出于平原地带的开封，有充足的物资供给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令西安和洛阳只能望其项背。
然而，开封没有山川可以倚重，这在战争时期是非常致命的危险，这又涉及到影响古都的第三项因素--军事。
03军事对首都的影响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首都有了优良的经济条件，不至于因为粮食不足而发生恐慌，，再加上勇武的军队，则百姓心安，首都也可以保持下去。
然而仅依仗军队的数量，对现代化战争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坚固的防御能力，才能保证首都的安全。
从夏、商、到北宋，都是因为定都于一马平川的地带，缺少了险要的防御，而遭至亡国。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虽然先进，但没有了高山的屏障，敌军的机动性会得以发挥，也更容易对目标形成军事合围。
事关政权安危，开封当然要被除名，剩下的就只有三个选项：杭州、南京、北京。
先说杭州，虽然有山川，但杭州附近的山川地势偏低，仅比开封稍胜一筹，难以起到滞缓敌军攻势的作用。
而依仗长江天险的南京，虽然倚山临江，但在敌方一旦封锁水路，容易形成军事绝地。1864年，湘军将领曾国荃封锁长江围困太平军，最终令太平天国灰飞烟灭；1937年，日军封锁长江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可见作为首都，仅仰仗长江天险，在现代化军事战争面前，南京的防御作用很有限。
剩下的北京，军事防御能力就就远甩杭州和南京了。
首先，明代为防止瓦剌的侵袭，修筑了沿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虽然在热兵器面前，长城的作用被削弱，但这条长城经过北京以北的燕山和军都山，燕山和军都山都以险峻闻名，由山海关西出来的长城通向河北，由渤海另分出一支经八达岭向西南通往山西，如此山西境内的太行山一脉又可以作为拱卫京城的屏障。
其次，北京的地理位置，居中国中心偏北，这样的布局，对内有总揽四方的作用，对外还可以有效维护北部边境的安全。
紫禁城
综合比较下来，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既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时移世易，当年的都城如今已成古都，然而抚昔思今，通过对古都文化的探寻，我们能从中破解王朝兴衰的密码，这无论是对文化的传承，还是对未来的思考，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都和文化读后感第十一篇
秦亡以后，西楚霸王项羽最强，分封诸侯，王梁楚九郡，建都于彭城。当时就有人给他建议，应该建都关中，项羽却没有接纳。
从古至今，很多人看不懂霸王项羽，王安石批判他：“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然更多的人会对力拔山兮，豪气盖世的项羽感慨，霸王怎么没有都于关中而都于彭城？
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写的《中国古代和文化》一书中，我们才真正看懂他没有在关中建都的真实情况。
而中国的每一个王者，建都受自然环境、军事环境，经济环境等影响，并非任性而为，心仪而建。
关中南倚秦岭山脉，渭河从中穿过，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战国时期，张仪曾经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称颂关中：“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这么一处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难道西楚霸王就真的不心动吗？
其实也未必，霸王是非常心仪这块宝地的，但是项羽在入关之时，曾经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
所以，他非常顾虑到秦降卒未必全真心降服，到关中后，不一定会听从指挥，才舍弃关中，东归彭城。
项羽以楚人治楚，自谓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垓下决战，冷月疏星下，八千江东子弟听见悠远悲凉的家乡埙曲，如泣如诉，四面楚歌，无心恋战。
而项羽在绝望中，听到四面楚歌，遂谓：“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溃不成军。
古老的埙一声声传来，让我们更加理解霸王的骁勇善战，性格刚烈，感受到了霸王不都于关中是有着他深深的顾虑，不能任性建之。
事实上，古代各个王朝的建都，很多并没有想象中的理想。
北魏在平城建都之后，又继续向南迁徙，以洛阳为都;辽和金人都受到更为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扰，未能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
受社会、自然、军事、经济等因素影响，历代帝王往往都在审时度势，不断斟酌与考虑建都的何去何从，最心仪的地方未必就是都之所在。
探究古都选取时的诸多现实因素，反思历朝历代古都变迁中的兴衰得失，我们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历代王朝的建都，真的是没有想象中的理想。
在古都形成的诸多因素中，自然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等等，万万不可忽视。
建安九年，曹操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攻下袁氏老巢邺城，曹操眼光真是不错，清楚这一片狼藉的城池，其实是一块妥妥的宝地，于是就把邺城当做自己的都城。
邺城处于北方道路要冲地带，城内水系通达，背靠太行山，南面漳河，具有自然的防御优势，《水经注》也曾经称赞其为“王业之本基”。
曹操在邺城内又是修筑城郭壕隍，又是营造宫室仓府，建造的三座高台更是高大雄伟，超越了寻常的弩台，三台互通互联，在邺城中发挥了一定的防御功能。
三台不仅多为砖石修筑，台中还窖藏了盐、冰、粟、石炭等物资，甚至还有金银财宝。
登台之后，放眼四周，草木茂盛，溪流潺潺，鸟语花香，清风拂面，真是让人心情愉悦，赏心悦目。
曹操非常喜爱此处，经常在此宴请宾客，觥筹交错间，吟诗作赋，谈论古今，人生好不快活。
纵观古代建都的地方，南京，不仅有长江天堑，还有“龙盘虎踞；洛阳虽位居中原之地，却依靠黄河天险，群山环绕；西安既有黄河流域泾河、渭河等环绕，又有巍峨雄伟的秦岭山脉，构成函谷关等天险要塞。
自然环境对古都在地形上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所谓的“山川都会”，帝王之风水宝地。
明英宗被俘后，2岁的长子朱见深，无法亲自处理朝政，这时控制朝局的就是孙太后。
与北宋相比，此时的明朝显得非常不利，那就是英宗被瓦剌俘虏，对方掌握着要挟明朝的筹码。
但当时明朝的主流意见统一是，鉴于宋朝南迁之后，长期偏安一隅，再也未有能力收复故土，故土难回，重现昔日的辉煌，不建议迁都逃避时局。
孙太后也询问太监李永昌，对曰：“是也。陵庙宫阙在此，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此，南迁，大事去矣。且陛下不闻宋靖康乎？”
因述靖康事。孙太后听后大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
英宗被瓦剌俘虏，朝中官员随后立拥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从而使瓦剌的制胁计划落空。
于是瓦剌只能采取军事进攻的方式，“北京保卫战”由此打响。
因两个王朝的地缘格局完全不同，在军事防御差别就显示了出来。
北宋相对于辽、金处于战略劣势，是由于中原王朝没有可以依靠的北方山脉，也无法修筑长城，据险而守，面临着巨大的外侵军事压力。
而明朝在开国初年便依托北方山险，构建起十分系统而完备的长城防线，虽然一线失守，但其他防线仍然固若金汤，导致瓦刺无法进一步深入明境，只能回撤。
可见构建完备军事防御防线是古都依存的最佳选择和最有力的防御保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在今郑州附近，设置了巨大的敖仓，一方面囤积粮食，一方面把这里作为关东地区粮食向关中进行漕运时的中转点。
楚汉战争时，敖仓是双方拉锯的主战场。到了汉初，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汉武帝继位后，运输规模进一步扩大，《史记·河渠书》记载：“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
汉武帝元光年间，又开始修漕直渠，在司马迁《史记·平准书》里写道：汉武帝的一系列工程后，关东地区“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
再往后，随着囤积粮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
都城的经济，农业固然重要，但是手工业的发展和多样化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因丝织品而昌盛。
关中周边山中矿石丰富，玉石、金银铜无所不出，西汉当年共设铁官49个，关中就占其十二分之一。
关中的蓝田玉非常有名，远在西周的时候，玉器就被统治阶级喜爱，在都城大量制造，都城内一片繁华景象。
历代都城经济的发展还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成为了人才荟萃的地方，唐代文人种第到雁塔提名，至曲江大宴，传为美谈，也常为后世所景仰。
现在褚遂良所书《大唐圣教序》仍嵌于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南门外西侧塔壁上，自后善书者仍甚多，为当代后世所推崇。
然这些有文化的人物，即使成为博士弟子员或者科举登第的人物，也不一定会久居都城，他们受都城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影响，也会把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
正是因为古都文化在全国的传播，整个中华文化在不断融合，永无止息，不断前行。
结语：历代都城的演变，不管是自然和军事的影响，还是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更应该重视和发扬都城文化，让都城继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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