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对谈》是一篇讲述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的文章。通过对话，他们探讨了人生、友谊、爱情等话题。其中一个人提出了自己对于幸福的看法，而另一个则表达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这篇文章通过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道理，引起了读者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
一场对谈读后感篇一
Lucy's 137·埃尔诺和罗斯-玛丽，作家与社会学家，她们作品的触手分别延伸到对方的领域，将文学和社会学染上了彼此的色彩。 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在访谈中亦时明时暗。“个人的即政治的”，但用“我”来表达普遍性，仍需完成与自我的“疏离”和“分裂”。 她们都来自诺曼底乡村，虽然出身有异（有或没有诺曼底口音），家庭环境看似大相径庭，但都有着想要“报复”不公的母亲。 她们都是阶级叛离者，通过自己/家庭/团体的努力，以及一些机遇运气，实现了阶级跨越，同时对这一过程保有自觉和审视。 她们阅读彼此的作品，阅读同样的文学书籍和社会学著作，两人都受布尔迪厄影响，也深感男性阶级叛离者以男性为中心的偏离。 女性天然的被支配者地位是更好的观察立足点。保持野蛮，抵抗支配阶层的声音同化。 这场对谈并不是真实的“对话”，而是两次原始访谈经过了团队的重新编排组合，形成的对话文本。 相似与差异，共鸣与互动，牵手，换位，回旋，转身。置身于这一文本空间之中，倾听对谈的我，仿佛看到一场心流之舞。
1/3页一场对谈读后感篇二
非常好，美中不足的就是篇幅略短，但前文后记的编辑学者们都很好的补充了两人的背景和对其作品风格严肃的研究，同样是非常好的文本。
这是一场彻底的女性主义对谈，但也要澄清，当我在说女性主义的时候，绝离不开两个人“阶级叛离者”的身份，它是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她们各自的成长生活经历是私人的，但感受和体验，以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是普遍存在的，而双方都从不同的领域（文学与社会学）去把握这个看起来模糊的形状。
一个人从来都不止是一个人，位置、关系，进而形成的文化、风格也许都是可以把握的，安妮·埃尔诺毕生都在通过写作挑战这件事，我认为她是做到了。
此外，在这场对谈里，安妮·埃尔诺谈到了我一直想要追问的关于她为何能在它作品里表现出的惊人勇气：
“我从未考虑过我的亲人或是其他任何人的反应。我情不自禁地写下那些突然或渐渐涌上心头且应该被写下来的东西。”
“我从不惧怕写私密关系，因为我在写作时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就像是另一个人。这或许是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人们无法想象有什么比爱的激情更私密，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完全有能力把每一个时刻分开，甚至能够把我的所思所想看作事物。把一切都看作事物。”
这就是伟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作为一个见证者的责任。
2/3页一场对谈读后感篇三
两位女性“阶级叛逃者”的相遇，是相见恨晚的惺惺相惜，亲切又真挚。她们以作品为媒介，在文字与思想的交汇中彼此打捞，在不断的比较与评估中相互照亮。她们娓娓道来自己的观点，细细聆听对方的视角，回顾人生不同阶段相互给予的鼓励与启发，言语间充满了赞美与欣赏。
童年时期的宗教地位、父母观念、女权主义信条、老年展望等，都是书中共同探讨与反思的议题。她们的经历表明，社会学与文学在两人的生命中都占据着独特的位置：社会学“自我分析”的概念指明了埃尔诺书写自我的意义，而文学则让拉格拉夫坚信，她并不孤单：“也正是由于读了你的文字，我才能生活得好一点，因为我不再感到孤独。这便是共鸣，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把它写出来了”。
尽管两人都对布尔迪厄心怀敬意，却依然保有女性视角的批判。拉格拉夫指出，布尔迪厄在自我分析中“忽略了自己的性别特权，只强调阶级出身”；埃尔诺也清楚地认识到：“男性叛离者（布尔迪厄）对男性特权的质疑并不足够。[...]男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还是其他身份，都很难去质疑男性处境和男性特征。”
这场对话以对老年的思考作结，尤其围绕身体的多重意义展开：身体既是研究对象，也是劳动力来源，既是时间流逝的见证者，也是亲密行为的载体。拉格拉夫以“自愿终止妊娠的权利”类比“自愿终止衰老的权利”；而埃尔诺显得更加豁达乐观：“我觉得母亲将她的力量留给了我，未来变得更加广阔。”罹患晚期乳腺癌的经历，让她坦然说出“这下我永远不会老了”的想法，并深信“变老是一种幸运。[...]我想把老年变成一段享受的时光。希望能自由选择在只剩下痛苦和衰败时结束生命，这是我现在必须打的一场仗”。
这是一场关于文学的赞歌，因为它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意义非凡；也是一次对社会学的致敬，因为它有着改变生活的力量。对谈结束，想读《归于平静》的心达到顶峰，只恨自己不懂法语。许愿早日有中译本，英译本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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