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记》读后感：这本书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了不同城市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传承。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城市的繁荣与衰落，让人对城市的演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城市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对城市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
《城史记》读后感(篇一)
一直在学习如何出门，现在体会到的办法是反复去。
情绪或有波动，体力也总不逮，出门的心气儿总是有的，“写出门的”总是会看一些，哪怕单是攻略帖。原因很简单，好玩。这好玩是丰富带来的。站在外面离得过远，总有些麻烦。近了麻烦更多，往往看都看不见。
杨早先生的《城史记》，好处之一是尺寸。看得见不容易，握得住更难。亲近的如富顺、成都，稍显远的几处地方，作底的都是曾见到的，析辨也是贴着感受到的来，不远不近。
远近其实是可以把握的。远的可以借助一些拉近，近的得扯远。不这么废话地说，熟悉的加一些陌生；陌生的靠上一些熟悉。我之前迷恋第一印象，还想过脑空手空地去某地最好。不是没试过，去了人差不多是傻的，城太大了。而没去过讲起来和出生在那里似的，也怪没劲儿的，一堆含糊的凿凿。超出安排好的一点点，是个办法。多走一两条街，多去一两家店。如稀饭和阳春面，知道是早知道了，但吃到俺肚子里的是半夜街边的稀饭和早上四点钟门房里的阳春面。只能讲，别人说是说，那一刻还是不一样的。
这其实已经是在讲《城史记》另一个好处了，叫连接或是打通都好，是那个意思就行。可能需要一些资料，但也不必纠结于此，这并不是一锤子买卖。重要的是运气，而那运气是出门带来的。早叔因利顺德大饭店而写天津、由妙峰山香会而述北京、忆家史而记华西坝……方式不一，但皆为连接或打通。
遇见了，说的是它在那，可能已经不是旧样子，但哪怕只还有一个名字，而那名字你知道，知道它的故事，于是，新的故事便发生了。它甚至可以是很熟悉或是总被提起的地方，《重走五四路》一篇即如此。那条路的某一段可能是有些人日常上下班的路。日常和历史，经过你我主动或被动地稍一了解，就都被擦亮了。
故事的作用在拼图，你说给我听，我说给你听。它们串起来了，城市也就鲜活起来了。这一点这一面、那一点那一面，展现的都是城市。城与史，落脚点其实在人，在走读城市的人。
敞开了，就丰富了。走一走，多走它几次，为了发现，为了遇见，为了有一天我们围在一起就是开地图炮来着，而这无损于我们，也无损于我们谈论的城市。
《城史记》读后感(篇二)
文/高仁斌
《城史记》是杨早先生今年5月出版的新著，也是“杨早讲史”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为《野史记》《说史记》）。杨早是一个十分重视阅读的作家，他说：阅读城市当然不止一条途径，居停与解史同样重要，脚步丈量与深入陋巷更是必不可少。《城史记》所抒写的十座城市，有作者认同的故乡、长居的地方，还有只去过一两回的所在。在书的封面，杨早特意写了一句话——“我读过的十座城市”。
《城史记》书写的十座城市 邱小石/绘
为什么是这十座城市呢？作者在对每座城市展开叙述之前，以类似“扉页”的方式分别作了交代。比如，富顺——我诞生之地。祖母的故乡，1949年祖父全家六口迁此，姑姑和两位叔叔在此出世。成都——母亲的家乡。1982年父亲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此。1988年调离。我在这里读了一年小学，一年中学。广州——1979-1982年，父亲在华南师范学院读研究生。1991-1995年，我就读于中山大学。1995-1998年，在广州媒体工作。北京——1998-2005年，我在北京大学念书。2005年参加工作至今。天津——天津离北京很近，民国时这里是北京的后台、化妆间、休息室。高邮——我的祖籍所在。目前所知家谱可上溯至清中叶。南京——曾祖父在铁道部育才科任科员。祖父1931年-1937年就读于金陵大学附中。1937年11月，曾祖与祖父随国民党政府西迁，家小送回高邮。上海——上海是不用介绍的都市。常常被用来与北京比较，“双城记”。它越大，越迷人。你就越容易迷失其中。西安——“长安”是中国历史上所有首都的代称。它的古意总是会从每一块砖瓦中氤氲出来。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怀着朝圣的心情到来，带着惘然的感慨离开。合肥——我没去过那里。但是因为翻译了《合肥四姊妹》，突然就激活了千丝万缕。不难看出，这十座城市要么与作者的家族和经历有关，要么就是作者阅读和研究志趣所在。颇令人玩味的是，作者对每座城市手绘了一幅局部地图，大多标注了文中所写到过的地方，在“成都地图”上，甚至标注了几家不起眼的饮食小店：刀削面、抄手、三不沾叶儿粑、锅盔摊。就连作者声言从没有去过的合肥，居然也绘制了一幅，赫然标上：南淝河、黑池坝、李鸿章故居、逍遥津公园、肥西县张老圩（张树声旧居）、张公馆（张树声后人所居）。所有这番费力的操作，我认为杨早先生意在告诉人们，他为什么选择这十座城市。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城史记》不仅是在讲述历史，更在于发掘了其中的文学价值。《成都的四张面孔》中，老舍、张恨水、丁聪、罗念生笔下的成都城是什么样子？成都人漫天要价喊价还价，以及假货盛行的混乱时代，是如何被浙江人周孝怀规范的？李伯清“散打评书”里的“假打”，其实来源于清末的《成都通览》，雷铁崖写于1911年的《滑头成都佬》，看似贬损成都人，实则要为刚掀起保路风潮的成都民众正名。成都饭的精美细致，已经深入到下里巴人的底层生活。作者说：在成都的姨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某天早上，两个外江人走在街头，看见城门洞里躺着一个叫花子，已是深秋，早晨的瑟瑟寒风让两位行人大发善心，去早点铺买了一碗面，端来送到叫花子手里。似醒非醒的叫花子睁开眼看了看，一甩手：“我们成都的叫花子习惯早上吃甜的！”《中大“伪君子”》开篇就说“广州每个大学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称号”，某师兄神气地对我们这群新生进行入学教育：华师呢，是“书呆子”，华工叫“二流子”，华农是“土包子”……至于中大嘛，他停顿了一下，竖起一个指头，“记住，我们是伪——君——子！”及至文末，作者诙谐地写到：我在这样的大学里混了四年，当然不会出淤泥而不染。比如我这篇文字明明是想说中大和我的因缘，却先东拉西扯啰嗦了一大通。这说明我经过四年的熏陶，早已变成了一个“伪君子”。作者这里说的“东拉西扯”，其实是在带领读者一起分享中大不为人知的人文。哪怕是对青春年代的文学抒写，杨早也不会放过“读史”的主张。
《城史记》最文学的部分是《富顺》。《城市记》所写的十座城市中，富顺仅是川南的一座县城，虽然也有着悠久而津津乐道的历史，但在杨早先生看来，这些远没有祖母的故乡、姑姑和两位叔叔在此出世和自己的诞生之地重要。杨早说：“从在富顺出生，到1988年离开四川。我在四川待了十五年，其中断续有八年待在富顺。所以……我的家乡认同是四川省富顺县。”除了《富顺小史》特意写了富顺的三个历史人物——刘光第、李宗吾和宋育仁，以及作者所理解的“好文之邑”“好讼之乡”之外，其余《十年一吃》《城关镇的那条正街》和《哪个厕所最奇葩》三篇，均是在抒写作者“文学的故乡”。“素有豆花饭，荤有炒茄猫儿，一想到它们，我就怒气冲冲地质问自己为何要远离家乡。”（《十年一吃·家中》）“许多人对这游戏乐此不疲，志不再吃，往往有赢了后分赠路人的壮举，当然也有为甘蔗“倾家荡产”的，老板总是很乐意让你赊账。”（《十年一吃·学校》）“小孩子看完书，或是被妈喊回家吃饭，一边往外冲，顺手就把书往摊上一扔。老头又伸长棍一挑，书就飞回原位。”（《城关镇那条正街》）“于是我总是在有了屎意之后，赶紧找一本书，从三楼后窗悄悄扔出去，掉在楼外热腾腾的水泥地上，然后再潇洒地大摇大摆出门。有时因为挑书耽误了时间，屎胀得慌，步履就不够潇洒。”（《哪个厕所最奇葩》）这样的写作方式，恰好应了杨早的好友邱小石那句话：杨早一写富顺就是个文学家。作为富顺人，我必须感谢杨早先生，他构建了一个不一样的文学的富顺。
读完《城史记》，我突然觉得杨早先生还有一个用意，以十座城市的抒写回答了“远和近”的哲学命题。历史之远、城市之远，其实都可以变得很近。因为城市在你的书架上。我尤喜杨早先生自序中的最后一段话：那些我去过的、想去的城市，都在我的书架上，什么时候抽出来阅读一两段，补几条笔记，划上后续的折痕。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购物一样疯狂，像生死一样无常。
2023年6月3日晚于重庆凤鸣山下
《城史记》读后感(篇三)
本文转载自“杨早讲史”系列《城史记》《说史记》《野史记》三本书的封面设计师西门媚的个人公众号“作家西门媚”，转载已获同意。这三本的插画都很有意思，装帧上极佳，希望各位读者看过本篇文章后，能对书封面以及书中文字有更深的体会。
前一阵，我需要填一个表，里面有关于自己的创作经历、参展经历等等。
我忽然想到了有一种特殊的展览，参加那个展览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很幸运，我参加了好几次，如果继续幸运，还会参加更多。
这种展览，画作展出于书的封面。
很早以前，我就给一些书设计过封面。但绘画创作成为封面，又是不一样的逻辑。
被朋友或出版社邀请去设计封面，多半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不仅能做有意思的平面设计，也对书的内容及传播，有着跟普通的设计者不一样的理解。作家和画家相加，一加一大于二。
但封面选用我的画作，却是作家本人和出版社不仅喜欢认可我的画作，还觉得这幅画可以更好地诠释这本书，代表这本书。这本书和这幅画密不可分，将以这张画为面孔，直接抵达读者手中。
对于画家，这是多大的肯定和荣耀。
但最为难得的，称得上一组展览的，是好友杨早最新的三本书，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城史记》、《说史记》、《野史记》。
杨早一直喜欢我的绘画，很早就说过想找一个恰当的机会，合作一次。这次跟我说，想用以我的画作为封面。
他的文字我一向喜欢，做文学批评，做历史研究，视野灵活，思维开阔，可探向历史深处的大动脉，也能触及当下最细微的变化。我常跟着他去阅读，了解了很多业内人士不曾发现的当代文化奇观。
当听他说想用我的三幅画，真让我开心。根据书名与内容，马上为他推荐了三张，他一看也连连说妙。
《城史记》，杨早写了与他人生相关的十座城市，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他童年和少年待的两座城，富顺和成都。他的成长经历跟我颇有相似之处，我也在同样的年龄，待过半是乡村半是城镇的地方，然后转学，到成都，在少年时代，也差点跟家人移居广州。（这一点跟杨早不同。他写到了少年时移居广东，青春期与迁徒相遇，带来难耐的焦虑。）当年我也是因为害怕陌生的土地和语言，所以强烈反对搬迁，全家最终留在了成都。我后来还时常回想，如果当时勇敢地去了广东，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为这本书选择的绘画是《少年游》。几个少年游荡在高墙下，正像这本书的一些篇章。这张画看起来跟成都草堂外的场景仿佛，其实我画 的是重庆美院的外墙。夏日正午，在那里偶遇几个晃荡的少年，我猜，他们可能是向往美院附中的孩子。那种感觉，也跟我们少年时相似。
似无忧无虑，又敏感迷茫。
我一位曾陷狱中的朋友，告诉我他很喜欢这张画，他还注意到，那高墙的墙头，布满铁丝网。
这幅画在去年个展《城中消息》上，被著名的法学教授何兵收藏了。我以为他喜欢这张画，是让他联想到他最熟悉的校园。但是他说，这张画让他联想到八十年代初的青春气息。
同一个作品，各人都能解读出不同的含义与感受，这正是作者希望的。画作如此，书更是如此。唯有足够丰富，才能做到。
杨早的《说史记》和《野史记》就是这样的作品。
他对历史，有一种特别的洞察，还有一种非凡的讲述能力。
《说史记》，我选的这幅画作叫《小阳春》。
在成都深秋入冬的时候，往往会有几日，天气突然暖和，阳光明媚，仿佛春天来临，我们会称之为小阳春。所谓蜀犬吠日，成都人有了太阳一定要马上喝茶。晒着太阳 ，聊天说地，正与《说史记》吻合。
而且，我画的这个场景，是李劼人故居菱窠旁边，墙后面的民居，是我少时生长过的地方。这个场景，既含着大历史，也有着个人的小历史。
《野史记》的副题是近代中国异闻录，杨早用大历史中隐藏的那些逸事谈资，野闻趣事，却能还原一个更生动，有现场感的近代中国。
所以，我就推荐了我这幅《遭遇泡桐花》。泡桐树是川西常见的大树，但一般都为野生。因为它速生，木质疏松，还时常长得歪斜，被视为无用之材。但它的花却极为灿烂，初开的那几天，美丽蓬勃，灿如云霞，远胜樱花桃花。但多开几日，又沾染了灰尘或雨水，便带着一种紫灰的色调，沉重地落下。
这感觉，也跟“野史”颇为呼应。杨早也连连呼好。
选定了这三幅画，杨早和设计者都甚是用心。三本书硬面精装，小开本，封面的字印在半透明的外封上，内封的画作就能完整呈现。主标题的字为透明镂空效果，里外呼应，既切合又漂亮。
我也深感荣幸，这三幅画，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进行了一场独一无二的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