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增订本）》是一部揭示汉武帝制造形象的权威历史著作。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解析了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形象及其制造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汉武帝的个人品质、政绩和影响，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一)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辛德勇著，三联书店，2018年8月第1版。这是本小书或大论文，一书说一事。题目有点大，实际就谈了一个问题：汉武帝晚年有无改变施政路线，由此论及著史、读史者对史料的辨析与运用，司马光立场先行、著“资治通鉴”时任意裁剪史料，汉武帝晚年戾太子“巫蛊之案”到底是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最后一点和前几天看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观点一致，不过是常见的帝王晚年夺嫡之争，谈不到路线之争，我认可此说。读史和时事一样，大抵不过两类：一类求实，即尽力追求事实真相，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有一说一就是了；另一类求用，现在需要什么就说什么，真实不重要。当然，后一类往往大行其道，常占据制高点，且斥前一类为不懂政治，不顾大局。
（公号：行云楼）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二)
支持辛德勇 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 年代早的史料可信 就像 汉书 虽比史记所引用的史料多 却都是画蛇添足 如对贾谊董仲舒的书写美化成分太多 这种衬托似乎更显现了汉初汉武帝对儒家 儒术的重视 却不知武帝朝的 儒术 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史记的作者是 当局者 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而汉书的作者不过是拾人牙慧帮腔作势的远观者 自以为拆解了当局者迷的藩篱 实则是墙倒众人推把虚伪和聪明砸在了墙角下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三)
本书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晰的，第一章指出与《盐铁论》和《汉书·武帝纪》相对照，武帝所谓的“轮台罪己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第二章指出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政治路线之争的说法出自《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事采录自《汉武故事》。 第三章考证《汉武故事》属于“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中的前者，本文全篇为神仙家小说，故事背景为求仙问道，武帝与戾太子政治路线之争则是在神仙与帝王的交往中插入的一条政治斗争线。 第四章则对《资治通鉴》的历史观进行了论述。司马光为人博学多识，必定认识到《汉武故事》的不可信，但是司马光竭力体现其个人的主观意念，大量采录野史小说，所以司马光采用《汉武故事》是为了其政治期望而故意为之。 第五章则考证《汉武故事》作者为南北朝时人王俭，王俭父亲王僧绰和母亲武康公主卷入宋文帝与其太子刘劭之间的争斗，并惨遭杀害，王俭很有可能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政治与家族情感而创作了《汉武故事》，宋文帝与刘劭之间的争斗可能就是《汉武故事》中武帝与戾太子政治路线之争的原型。 第六章考证了刘邦与惠帝，宣帝与成帝可能是“武帝太子不类己”的原型。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四)
該書啓發我之處在於知曉《資治通鑑》部分臆改史實，以符合司馬光之立場。比如其引用不可靠的《漢武故事》（由此益知史料學之重要）來制造出漢武帝晚年由外拓改爲內守的變化，實則與《史》《漢》《鹽鐵論》相左。由此書之注又覃及姜鵬之文《〈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文中論述唐太宗之形象，《貞觀政要》與新舊《唐書》迥然不同，前者爲了“塑造一位相對完美的貞觀政治形象”，便“努力掩藏太宗窮兵黷武這一不足取法的側面”。《資治通鑑》與其有相同的寫作目的，“作为编年体通史， 不能像 《贞观政要》 那样随意取舍史料， 更无法抹去唐太宗东征西伐的事迹， 因此也更需引入不为它种史籍重视的康国求内附事件， 以修补贞观政治的形象， 而这种修补意图本身， 隐含了作者的立场与取向。”史料之辨析不可不慎也。 又書中談及巫蠱之禍戾太子並非如後世所說的是被江充冤枉，而是偶人詛咒武帝確有其事。多以理推之，可備一說。
讀此書時，恰逢辛德勇來我校講座，“雙槐樹遺址與上古時期的天文曆法”，討論北斗九星的問題，辛以爲在搖光上下兩側的兩個瓦罐並非星，而是指南北，但尚無確證。頗覺辛氏想像力豐沛。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五)
《制造汉武帝》辛德勇
阅此书，还要多谢几位同学的推荐，加之今年有《秦汉史》一课，因此不免怀着功利之心。
之前久闻辛德勇教授大名，此书切入点虽小，但范围广博。以轮台之诏切入，史料广泛，指出史学界所公认“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仅仅只是军事上策略的调整，而《汉武故事》中武帝与戾太子的故事系作者王俭自己的政治意向，却又阴差阳错，为司马光用于《资政通鉴》。司马光，王俭为何要重构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故事，原因各自不同的时代与政治背景。
司马君实先生大作《资治通鉴》，被朱熹评价“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蒙文通评“（司马光）毁斥用兵之类，盖亦以激于熙宁间事”。因此，辛德勇先生指出“王安石兵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
而王俭的背景则更加复杂，在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的宫廷斗争中，其父母也受牵累，因此“借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现他对这场宫廷斗争的看法”。
正如封面所言，“本书是一个案式的史学研究，提示研究者和普通读书史料的正确性是历史著作立论的基础。”此书大兴考据之功，简单史料，作者却能准确找到端倪，值得历史研究者前去学习。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六)
此书的成书初衷是辨析《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触发点是作者对田余庆先生以《通鉴》作为立论的史料依据表示异议。作者强调《通鉴》的“二手性”，司马光相比于历史学者的角色定位，其政论者和议政者的色彩更浓，因此存在“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嫌疑。
在论证司马光作为历史学者的“不合格”外，作者进一步论证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路线转变”，同时，《通鉴》的“轮台诏事”的史料依据《汉武故事》本身亦不足信——后者是刘宋王俭的“径随己意构建历史”产物。
此书一再强调，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存在“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是不断层累的“再造”，离真实越来越远。（此论颇有顾颉刚“古史辨”色彩。）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在层累的建构中找到真实的隐线，并“发掘”每一次建构之背景和目的——而这又是另一重值得一再探寻的真实。
此书（及其原论文）发表出版之后，引发了学界“论战”，关键一点是历史研究如何探求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历史人物的“言”、“行”、“思”三者并不必然一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研究的终极困难，对真实的追求，往往在对“心灵史”的把握上逡巡不前，到了“自由心证”的尴尬地步。
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历史文本的形成中无可避免地因为各种目的的建构造成了与真实的距离，历史研究中本着找到真实的“宏愿”而造成的自说自话、各自表述的状况同样也可以看作是精彩纷呈的百家争鸣。当真实成为历史之时，真相就成了无可抵达的谜团，但往真相而去，拨开笼罩真相的迷雾的努力，亦是人之为人的本能。
真实是多样共存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阅读需要方法、努力和真诚。辛德勇从文献学的角度以“汉武故事”作为典型例子给予读者的提点和提醒，值得深思。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七)
在全网都在吐槽北大三娇妻对上野老师的采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位记者采访一个北大的老教师，他就说了题目上的这句话。在记者错愕的反复询问下，老先生坚定的把这句话说了三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梅先生的话想必是每个北大学子都牢记在心的，但什么是大师，想必不同的校长有自己的观点。
资治通鉴是不是不能批评，田余庆教授是不是不能批评，这些问题是否犯了众怒，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学者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打倒，无论是被天子之怒还是匹夫之怒，都可以被吐槽得体无完肤，好在已经没有人去真正的让他们体无完肤了，但这些事情在咱们这还真的存在过，而那些动手动口的人都还活着，好笑吧。
辛教授无法留在北大，写了一篇文章，就像一个求职的高管，为自己开了个不多不少的年薪，就因为这个，在网络上被调侃被打趣，而只要始作俑者把他的一篇考据，也就是在唐朝之前，咱们的确没有太多中秋节的记录，而高丽比我们早，这一点就被各种民粹口水淹死了，而那些口吻还留在网络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
回头想想，如果是我读书发现了这些证据我应该如何，大抵是做个笔记，夹个纸条到书本里就好了，既不会写成文章也不会上节目摇着扇子跟大家说，那不是找骂嘛，但这就是我，我也永远成不了大师。
路过各种大厦的大学，我希望北大能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
by:书我是自己掏钱买了，我付不起辛老师的工资，但我能出个版税。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八)
这是一本以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书名行实证主义式考据之实的书。
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在于洞见与疏漏乃至于固执偏见的交错存在，让人觉得颇为神奇。 洞见当然很多，举几个简单例子。 “其实我们今天阅读《通鉴》，更为需要注意的问题，还不是司马光出于自己的道义理念或关注重点而径行删除减省旧史某些纪事，而是他为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录了一些根本不该采录的著述，乃至荒诞不经的小说故事，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和他的政敌王安石撰著《三经新义》是完全相同的，即两翁之意都不在史学或经学本身，而是借助史籍或经书来阐扬治国的理念。” 这些都是辛神读史的洞见与收获，自然是从他所朴学式考据而来。但辛神最大的障碍也恰是他“狭隘”的朴学史观。 但是按照实证史学来说，辛神也没有完全立得住的文献资料，且大量可能的推测也落入下乘了，未必比前贤高明。毕竟《汉武故事》已亡，谁也不能说明史料来源之可靠与不可靠，这是难以用实证的态度说明的。 可偏偏辛师对文本的阐释倒是颇为精彩，例如对于刘据学《穀梁传》的解读。 “他(戾太子)很有可能只是在《穀梁传》中找到了切合自身利益的一种说法，而这恐怕更符合戾太子当时的年龄和心理状况。” 如果他老人家愿意引用一点洋学问诸如后现代史学的一些观点，诸如历史若文学，历史与小说的流动性关系等等以及传统研究中提及宋代史学的一些转变(书中已有提及)，而不是用朴学来做他的大旗，或许会更好。 要而言之，辛师的确戳中了问题，也试图解决问题，尤其是讨论司马光的政治意图和史书的叚托的确是很关键的内容，非常重要，而且可以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但是他又论王俭的《汉武故事》与刘宋故事的关联就显得过于比附。明明有一个很好的破题，但是关键内容不甚了了，还是比较遗憾的。
但辛师自己也在建构某种叙述，但他却认为自己在还原事实，这一点他太固执了。或许他听说过彼得·伯克那本大名鼎鼎的《制造路易·十四》，但是他似乎对于西学兴趣的确不大，对于史学理论也不甚了了，仍然沉浸在看似严谨实则漏洞颇多的考据之中，这颇为遗憾。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九)
辛德勇老师的一本小书，直接炮轰（bushi）田余庆老师关于“武帝和戾太子之争本质上是政见不合”的观点，论证也比较完善，作为非专业人士，虽然无法判断出辛德勇老师和田余庆老师何者的观点更合理，但也算是看得津津有味。
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该书只是以武帝的形象作为引子，本质上是探讨《资治通鉴》所载内容的客观性。无论是太史公所言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是当代广为流传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在强调史家著书时，其个人性格、思想和目的都会对书中所载的内容产生影响，这不仅会影响史家对参考文献的选取，甚至还可能会导致史家直接“发明历史”。《资治通鉴》便是如此。根据辛德勇老师的观点，司马光之所以在描写武帝晚年故事时不惜引用《汉武故事》这类非正式史料，曲解武帝《轮台诏》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涵，最终塑造武帝晚年幡然悔悟、按甲休兵，将国家政策从吸收社会财富以强国家的“修武”转向弱国家而藏富于民“守文”，正是为了通过此事“鉴”君王，以达到强化其自身政治倾向正确性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与在王安石的政见之争中取得主动权（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前述“修武”，而司马光则主张“守文”）。颇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韵味。
此外，辛德勇老师还通过考证《汉武故事》的作者（南齐王俭），指出王俭撰写武帝晚年的表现是为了影射南朝刘宋刘义隆刘邵故事，进一步论证了《汉武故事》内容的虚构性。
最后，辛德勇老师指出，前汉国家政策由“修武”转向“守文”应当是宣帝之子元帝时期。一方面，昭宣两代，无论是霍光主政还是宣帝亲政时期，前汉仍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北伐匈奴，西政车师、西羌，设立西域都护府等）；另一方面，宣帝在时，元帝偏爱儒学，宣帝曾评价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然后最终考虑到元帝是其发妻之子，并未废太子另立。可见，武帝与戾太子政见不合的原型或许出自宣帝元帝故事。实际上，武帝试图废戾太子，或许只是单纯由于卫子夫年老色衰，偏爱幺儿罢了（以及意外的巫蛊之祸）。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十)
本书主要聚焦了四个问题：⑴轮台诏的颁布是否标志着汉廷治国路线的转变？⑵巫蛊案波及太子是否体现了两条治国路线的斗争？⑶司马光的主观意图是否影响了《通鉴》对武帝晚年史事的描写？⑷《汉武故事》有关巫蛊案的叙述文本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作者认为①《轮台诏》的颁布只是局部地区的军事措置，而无关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变。②戾太子因储位岌岌可危对武帝心生怨恨，施行蛊术实有其事，是武帝晚年汉廷政治生态极趋恶化的产物，而非两条治国路线之间的纠葛所致。③司马光对这一时期的书写是径以己意构建史事，意在“资治”帝王而非保存真实记录。④《汉武故事》为南朝宋齐间的王俭所作，而王俭以宋文帝为其子所弑的宫廷惨剧为本，建构了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争的全过程。其中观点①在作者以前已有人作此主张，且作者在第一章的论证尚属稳当，因此引发的争议较后三个观点为少。至于②、③、④三个观点的推论过程，却不得不让读者将信将疑。平情而论，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中所谓两条治国路线的说法确有求解过甚之嫌，不免从亲身经历过的政治斗争汲取解读历史的灵感。加以在作者眼中，田氏的文献学功夫并不到位。因此田氏取《通鉴》而论秦汉加以个人之发挥的做法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值得进一步的商榷。但作者自己的结论亦不无可指摘之处，例如观点②中关于戾太子行蛊为实的看法。就算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争确如《汉书》所载的那样，其内涵是宫廷斗争而非路线斗争。那么戾太子在巫蛊事发之后在石德嗾使下反戈一击，难道就坐实了戾太子确实行蛊而无其他的解释路径？观点④中，即使王俭确如余嘉锡所考证的那样，是《汉武故事》的作者，那么《汉武故事》中有关巫蛊事件的记录，就一定和他的个人经历挂钩吗？质言之，这都是作者口中“信不信由你”的事情，他的任务只是提出一条解释的路径。你要是不信是你的事，但你不信不会影响他对这些观点的坚持。从“撰述缘起”乃至全书看来，作者对司马光、田余庆绝无任何不敬之意，只是认为司马光和田余庆文章的可信度都或多或少受限于主观因素，司马光的问题是致用之意太过，田余庆的问题是文献学素养不足，作者针对的只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而且按照作者的本意，与其说这本书是要“碰瓷”田余庆，不如说是“碰瓷”司马光，但想“碰瓷”后者，又绝对绕不开前者。于是这么批判一番（顺便拉上了东瀛学者市村瓒次郎），这本小书反而以“碰瓷”田余庆出名，固意中事耳。最后说句题外话，自辛公的《制造汉武帝》出，继之以胡文辉的《制造司马光》（顺便引出“制造田余庆”），再继之以游逸飞的《制造辛德勇》，似乎“制造”之争，已偃旗息鼓。然而以此书积累的热度，完全可以再来一篇《制造〈制造汉武帝〉》。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十一)
按照辛德勇老师的说法，《汉书》从未提到过江充陷害卫太子一事，而石德和太子的惶恐表现也可证明其确实施行了巫蛊，且太子并没有打算亲自面见武帝证明自己的清白，更说明他确实施行了巫蛊，因此心虚。
仔细检视，辛德勇老师的这几个核心看法，都可有不同的解释，足以对其论文的观点产生冲击。
其一，《汉书·戾太子传》明言：“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可知江充与卫太子及其拥蹙早有嫌隙，担心武帝驾崩，卫太子即位后会对其不利，正好赶上武帝穷治巫蛊事，因此江充借这一机会陷害政敌，带有自保的性质，《汉书》字里行间早已将导火索指向江充，如何能说没有证据证明其陷害卫太子呢？江充陷害卫太子的性质，与赵高矫诏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打击某人，未必是因为支持另一人，只是权衡利弊下的选择而已。
其二，辛德勇老师认为石德听说太子宫内挖出巫蛊一事后第一反应不是问太子是否确有其事，而是“惧为师傅并诛”，所以石德可能也知道太子施行巫蛊的事情。辛老师这一说法其实存在很多破绽，在太子宫挖掘出巫蛊道具前，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公主乃至皇后弟弟的儿子卫伉都已经因为巫蛊之事而被诛杀，武帝统治下本就人心惶惶，第一时间众人想到的自然是很可能因为这件事被杀，更何况石德为太子少傅，无论巫蛊之事是否为真，他都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是很有可能作为最终担责的替死鬼的，如何能不首先为自己的性命着想？
其三，辛文认为石德对太子说“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邪？无以自明。”是在暗示卫太子将此事指向江充。其实实际情况就是江充在太子宫确实掘出了巫蛊，众目睽睽，太子确实并无绝对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以自明”一句，如果按照辛文的说法，该是对江充讲才对，这不合史实。
其四，辛老师认为如果卫太子是冤枉的，可以轻易见到汉武帝说明被陷害的实情，而他却直接造反，更说明施行巫蛊确有其事。其实政治上的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简单地思考，彼时“上疾，辟暑甘泉宫”，且因为年事已高，久在养病，太子本人很久没有见到武帝了，羽翼也被武帝剪除了不少，可以说是不再受到信任。而武帝晚年尤其宠爱钩弋夫人之子，甚至以“尧母门”暗示偏向，37岁的卫太子怎么不心生畏惧？他一定担心自己的地位，一定担心被取而代之，而且这确实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当他听说在自己的宫里发掘出巫蛊时，不管是否属实，他都会认为这是武帝开始废长立幼行动的开端，再联想到扶苏之事，他自然会觉得造反是最好的选择。
巫蛊案我觉得回归到事件本身，就是汉武帝晚年因为有了更多儿子，在储君问题上他存在一个徘徊不定阶段，晚年又多疑，对巫蛊又敏感，又确实有人干了，他就授意江充去看看太子有没有干，其实是一种政治考察，而江对武帝这个想法有体察，趁机兴风作浪。
至于太子是不是真的施了巫蛊并不重要，这一问题并不能得到实证，即便江充挖到的巫蛊不是卫太子埋下的，也不能证明卫太子没有在其他地方埋。但三个对武帝忠心耿耿的臣子去掘地三尺调查太子，太子必然认为自己有很大被废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听从石德建议，先下手为强，终致起兵造反而败亡。
武帝自身身体和精神状态存在不稳定，导致其在储君问题上发生犹豫，赋予了野心家们施行阴谋的空间，这就是巫蛊之事的本质。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十二)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么？这个“人”就是历史的书写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当代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给女明星卸妆。 辛德勇教授的这本书，首先是遵从其师黄永年先生的教导：《资治通鉴》的秦汉及其以前的部分，不能用作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因为司马光并没有依据今人不掌握的史料，完全依据《史记》和《汉书》改写。有一手证据不看，却依赖有可能夹带私货的二手材料，不是严谨史家所当为。（第1页） 辛德勇教授发现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恰恰是依据《通鉴》立论，且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辛德勇教授不得不在黄先生和田先生的治学方法之间作出选择。 辛德勇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司马光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历史。 辛德勇教授此书的精彩之处在于： 首先，司马光使用的史料《汉武故事》是不靠谱的。 其次，司马光明知《汉武故事》不靠谱而用之。他并非“误用”，是故意的。朱熹就已经发现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 再次，司马光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资治”（针对宋朝的政治现实劝诫皇帝），不仅故意用了不靠谱的《汉武故事》，还用了更不靠谱的《赵飞燕外传》和《天宝遗事》（杨贵妃洗儿）。《赵飞燕外传》是我高中时读过的古代情色文学，跟当代网络色情文学相比，那是相当含蓄，同学们就不用读了，除非你读《莺莺传》或《西厢记》也能嗨到飞起。 很多史学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非历史实录，但并不否定他删改历史的做法，比如钱穆，反而指导学生要体会司马光为何删改，体会其用意。 这就涉及对为何书写历史的认识问题。如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古人的共识，西方也一样。写历史是为了写下范例为后人提供榜样。现实可能没那么好，没有那么黑白分明，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写得黑白分明，把人写得高大上。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 这一信条至今不绝如缕。 所以司马光并不是异类。 更精彩的是，辛德勇教授考证，司马光选取的《汉武故事》系南朝时王俭所著，而王俭写这个故事构建戾太子形象是为了表达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也就是说，王俭不敢公开表达对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同情，就把这个情绪投射到历史上的人物，通过书写历史来表达对当下的看法。 这种借古讽今的思路至今不绝如缕。 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1.司马光不傻，以为司马光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的才傻。 2.能够发现司马光引用的史料不靠谱的人不傻，知道司马光引用的史料不靠谱但并不觉得他傻反而细细体会他删改用意的人有大智慧。 3.黄永年先生的教导无疑是对的，但是田余庆先生真的不知道《资治通鉴》引用的资料不靠谱么？ 有两种可能：一是真不知道，那田余庆先生就不配为史学大家。二是田余庆先生跟司马光一样，明知不靠谱却故意引用。 为什么？ 因为田先生的论点是想指出汉武帝晚点有个钦定的太子跟他的思路完全不同，结果被小人逼迫兵变失败自杀，证明武帝晚年朝中其实有两条路线之争。 他会不会跟司马光乃至王俭一样，为了资治，为了以古喻今？ 戾太子被写成喜欢儒家，“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读历史的乐趣，就在于即使读了原著，也未必有考辩的能力，所以还要看大家的解读，“我C，好NB，我怎么没看出来？”；看了大家的解读，还要看大家的争论。“他们都好有道理的样子，究竟谁更有道理？谁的证据更扎实？谁的逻辑更严谨？” 看他们往复辩难，就学会了独立思考。 学会了读历史，也就学会了读当代史。 今天我们耳闻目睹的一切，皆是历史。 司马光都不能信，罔论媒体。 不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当我们接收一条信息，看到一张图片，首先要问题三联： 作者要传达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要卖东西，卖课程，还是要promote ideology？ 《制造汉武帝》这样的书，值得指导孩子细读。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十三)
历时半天，粗略的翻完这本小书
本想着是一本轻松的书，再加上对于秦汉史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更何况，对作者的名字同样是早有耳闻的，所以仅仅是想翻着看看。 没想到，内容远远没有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其重点还是在副标题上，即“由汉武帝晚年，政治迹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
作者也说“这本小书，原来是一篇篇幅比较长的论文”。而且是“缘于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授目录学课程”。说白了，就是一本关于目录文献学的书。 比如一开篇，便通过纷繁复杂的引述，以及论证，证明了武帝晚年，那篇罪己诏是可疑的，是矛盾重重的，更没有所谓的改弦更张，善莫大焉。至少，就算是有悔改措施，也只是局部的，绝不是全面的。是该打仗打，该求仙求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反驳了之前大多数人在讲起这一点，甚至论证时的观点，包括大名鼎鼎的田余庆先生。 再比如，在其后的几章中，在讨论武帝与戾太子刘据的关系中，便认为太子作巫蛊应该是确有其事的，武帝在这之后，也没有如资治通鉴所说的悔过的迹象与举动，所谓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只不过是在掩盖父不父子不子的丑闻罢了。同时也为所谓始作俑者的江充稍稍地翻了案。 所说的这一切，固然不过是一家之言，历史的真相，对与错，或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即是学习历史，千万不要轻易地信什么。同时也再次说明并证明了“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说法。 任何史书，都不是百分百真实的，单单是在取舍方面，作者的态度，想要说明什么，以及他这样写的目的，便可见一斑，暴露无遗。 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我们要先思考，要有自己的判断，当看到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文献时，要有自己的取舍。同时，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敢于质疑，哪怕这是一个权威的认识，已经有无数人论证过的观点，而在你面前的是，无数个在领域中的权威，即便如此，如果有不一样的看法，无论对错，也一定要提出来，这本书便是证明。 另外，在看到最后一篇附录，作者忆田余庆先生的文章，让我不禁动容。
众所周知，田先生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中，神一般的存在，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但他尚有一颗赤子之心，从这篇作者所忆中，也可以看出，他虽然有如此大的成就，在其领域中抱得大名，况且桃李满天下，为国家，为历史研究，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如辛德勇，如阎步克。但还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便难能可贵，这也许就是大师风范吧！ 只可惜，先生已经离世七年……但通过作者短短的叙述，透过那一行行冰冷的文字，便仿佛历历在目。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十四)
仅散记读后所感若干点。
1、行文精彩。本想给五星，但五星（于我而言）意味着对作者方法与结论的全盘接受，故改为四星。我全盘接受辛先生的视角与方法，但少数具体结论略有一些操之过急感。
2、少数立论似乎尚属“必要非充分”，这并非作者文献学考据技术层面的原因（再说我也无力评判），而是史料本身有限，而所提问题本就无法仅依靠文献提取充分的论据。
3、倘若说本书的“唯一目的”是证明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西汉一段史料记载之不可信，估计不会招致众多非议。但这样一来，行文或许就不这么引人入胜了。
4、《资治通鉴》言汉武帝晚年之改变政策路线，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当然首先是历史问题，但其次也是历史心理学、比较文化学、政治哲学的问题——因为一旦得证其不可信，那么紧接而来的“司马温公为何如此构建？”的问题，就进入了阐释的领域，而如何阐释，对于如何运用证据进行科学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文末的讲座中，辛先生将“科学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研究艺术化”相对立，我当然能get先生的用意。但“科学的”历史研究当然不仅限于某种可“量化”的分析。何况素材的不足，使得更”艺术化“地、但也是科学地运用间接素材，成为一种必然。
5、本书的逻辑，是从最初的大问题入手——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是否真实？（此一形象，始于《资治通鉴》，经由田余庆，成为今天某种官方见解）先以史料学的思路，尽可能地作必要性推论，得出《汉武故事》并非信史之后，再返回来做某种”充分性“的论证。这一往一返的结合处，就在于《汉武故事》究竟有哪些不可信之处。作者实际上提炼了次第渐进的三个疑问：（1）巫蛊之乱是否源自兴利尚功与“守文”的路线之争？（2）戾太子的人格是否“性仁恕温谨”？（3）戾太子是否真的行了巫蛊之事。
6、可见，以上第一个疑问，也对应着司马光为何要构建出“汉武帝晚年改变治国路线”的问题。第二个疑问，对应着王俭为何要构建出戾太子这般形象的问题。这已非纯然考据的问题，而是结构主义式的阐释。我认为，对于第二个疑问的阐释尤其精彩，特别是对这一命题的论证：从戾太子“私问《毂梁》而善之”并不能得出“性仁恕温谨”——涉及《春秋》开篇（隐公与桓公之争）问题的三种说法，这一段绝非冗长无谓。不过，这一阐释，无论如何做不到理工科般的“科学”（也即“充分性”），因此作者仍需一个关键性的反面证据——因此进入第三个疑问，证明戾太子确实犯有巫蛊之罪。
7、戾太子是否真的行了巫蛊犯上之事——本身是单纯的历史问题。但因文献极为有限，探究方法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文献考对、名词考证），而运用了心理学、文本分析、文化研究乃至人类学的解读。个人而言，觉得壶关三老的上奏文本，作为戾公子巫蛊之罪的实锤，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各个段落，以开导武帝息怒为始；进而引导武帝自责、换位思考；再到怪罪奸人、为太子开罪；再到劝释前嫌、息事宁人。这般套路，的确从侧面坐实戾太子的有罪。——不知辛先生在后语中所言的“幸运”，是否也指能如愿得证这一历史。顺便，这一论题其实非常有分量，不知为何作者在最初没有放在论文原文里面，而是在这一版附录中补充说明。
8、因为只要戾太子确非无辜，那么指其“性仁恕温谨”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果真，他采取一种合乎儒家理念的守文之道的可能性也就大打折扣。正因戾太子并非如此，才可能反过来寻找一个可能性的阐释，来处理梁齐之朝的王俭为何要为戾太子构建出这般形象的问题。进而，如果王俭之构建《汉武故事》的动机“充分”，那么司马温公之构建《资治通鉴》的动机也就能得到阐释。《资治通鉴》此段史料之不可信性也就能够得证。
10、但可见，以上凡属阐述的部分，其实都是多少具有“艺术性”的——并非史料学考据本身所能完成，而因史料的有限、文本的特点、文化史的规律，永远需要从典籍字面的表相，深入历史的本相。但这种阐述所需的艺术性，并不代表旁人不能判定其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我们永远可以判定一种阐释比另一种阐释“更加合理”（正如一件艺术品比另一件艺术品更“令人感动”）。我认为作者就上述问题所做的阐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11、至于起初的大问题：汉武帝晚年是否真正“悔过”。我认为仅以本书的论证，是尚难作一锤定音的结论的。《盐铁论》虽是很好的证据，但仍存在“构建”的问题——霍光的构建、班固的构建，等等。毕竟，悔过与否，是以儒家民本伦理为标准的一种评判，而现实的矛盾冲突则有更为具体的机制和缘由。以现代历史科学之名，这些都是不得不深究的问题。
12、同一种构建的表相，对不同人来说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应不同的本相。于司马温公，可能他一心把汉武帝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以其“悔过”警示后世君王——“看，即使贵如汉武帝，也要认罪自责”。历史上其他同类的情境，当然不难想见。也可能将“悔过”作为一种粉饰手段：“……毕竟最终有所醒悟”云云。甚至将“悔过”当做一种最终人格趋于完满的象征。恰似那句：Ecce homo.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十五)
花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辛德勇老师的《制造汉武帝》。区区两百页，读了一周。这就是我现在的读书速度，实在惭愧。不过“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读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还是记录一下吧。 用辛老师自己的话说，《制造汉武帝》是为了“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撰述缘起》，页2）”从我通读全书后的体验来讲，辛老师研究这个问题的起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其老师黄永年先生曾说过，“《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纪事内容完全依据《史记》《汉书》等著述编录改写，并没有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作依据。（《撰述缘起》，页1）”二是影响极大的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照《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撰述缘起》，页2）”，让辛老师觉着和自己老师观点相左。 辛老师洋洋数万字，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当然有不少理由，但是我通读本书后，其实并不能完全接受辛老师的结论，特别是辛老师最终的结论，我还是保留高度怀疑态度的。 我个人理解，辛老师整个的逻辑主要是，前提一、《通鉴》相关部分和《汉书》《盐铁论》记述不符合；前提二、《通鉴》相关部分主要来自《汉武故事》等野史小说，而《汉武故事》等书不可信；前提三、司马光时代，学者著书有一股借古喻今的风气。前提一是比较实在的事例，读者自己读一下各书，就会有基本认识，辛老师主要论证的过程，是前提二和前提三。读辛老师对三个前提本身的论证，我也基本上认可他的论证过程。但把这三个论点当作前提，便推断出司马光“着意悖戾客观实际而人为地‘构建’自己所期望的历史。（《<制造汉武帝>的后话》，页171）”这样的最终结论，在我看来，显然武断。 辛老师说，“从宋朝的吕祖谦、王益之，到明朝的王祎，再到清代的四库馆臣，都觉得《汉武故事》的材料不可信（第三章，页41）”，但辛老师自己也还说了，“《隋书》与两《唐书》著录《汉武故事》，都是列在史部，北宋中期王尧臣等奉敕编纂《崇文总目》，同样将其排在杂史类下。（第三章，页40）”也就是说，在司马光之前和当时，人们基本都把《汉武故事》当做史学作品来看待。我们不能因为在司马光之后的人认定《汉武故事》是小说类型的书，就要司马光也如此认定，这实在是不近人情的推断。司马光在考订《汉武故事》时，也说“《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资治通鉴》胡注引《考异》，页五八五；第三章，页65）”，这说明，司马光虽然继承了前人《汉武故事》是史部作品的看法，但是经过自己考订，还提出了一些异议，这已经说明，司马光比前人有了进步。 而且实际上，辛老师提到的吕祖谦和王益之也并不是完全就否定《汉武故事》。吕祖谦说，“《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如……，此理之必然，盖可信也。（第二章，页33）”王益之《西汉年纪》虽然确实弃除了《汉武故事》中大部分相关内容，但是也还是引了《汉武故事》中的一句“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这两个事例都说明，即使像辛老师说的吕祖谦、王益之这样已经比司马光还否定《汉武故事》的人，还是会认可、引用《汉武故事》里面的部分记载。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比他俩还要早的司马光呢？况且司马光秉承的是“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明鉴择之（第四章，页79）”的治史思想。 对于前提三的论证，辛老师也举出了不少古人对《通鉴》某些记载的质疑，比如辛老师引的明代王祎说“《通鉴》误取（第四章，页67）”，南宋朱熹说“《通鉴》皆误信之。……则考之不精甚矣（第四章，页71）”，清朝周中孚说“失考之甚矣（第四章，页76）”等等。但古人基本都是认为司马光考订不确，即使如辛老师说的近代日本的内藤湖南，也还是说“《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会导致失误（第四章，页78）”。司马光大概确如辛老师所说，《通鉴》“重在史事的取舍剪裁，试图通过具体的史事，来说明其国策人格的是非高下（第四章，页67）”，但我们还是只能理解成司马光是在他认定的史实上“删除减省旧史某些纪事（第四章，页71）”“有选择地记述历史事实，来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第四章，页84）”，而不是像辛老师的结论那样，一把实锤直接夯过去，认定司马光是故意地主动地以假乱真。 《制造汉武帝》这本书提出的最终结论，大概真的是前无古人的。虽然在《撰述缘起》里，辛老师说黄永年先生所说是“没有见过像这样明确的说明”，但黄永年先生只是说《通鉴》“（隋纪以上）部分只是编写得好，从史料上讲多无特殊的价值。（《唐史史料学》）”，认为《通鉴》隋唐之前的部分引用起来不如更早的正史好；而辛德勇老师则是直接否定了司马光“至少西汉部分”的史料，认为《通鉴》相关部分是司马光特意假造。辛老师这本书和黄先生的观点比起来，虽然缩小了对《通鉴》的评论范围，但在这更小的范围内，则加以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直接粉碎的力度。由此可见，辛老师与其师黄永年先生的观点有根本性不同。
最后，提一个小疑惑。《中说》《元经》这两部书，我之前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说“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并用避讳学方法断定两书为后人所作。陈垣先生说《中说》伪撰的时代在中唐以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经》是宋代阮逸所作。但辛老师在《制造汉武帝》里却数次（页84、页88、页91）引用两书中王通的话来作辅助证明，不知何故。 （另，第88页“至少在王通师弟的眼里”中“师弟”二字不知何解； 第125页小注{2}“较《武帝纪》为详”中“武帝纪”似当是“宣帝纪”。）
唐史史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