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小姐妹》这本书，我深深感受到了姐妹之间的真挚情感和彼此支持的力量。故事中的小姐妹们在面对不同的困难时，总能携手前行，互相帮助。这种友谊和情感让我感到温暖和感动，也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小姐妹》读后感(一)
读过《小姐妹》之后我写在短评里的是“有点失望，白开水一样没有特色”，过后我想了一下，觉得它不该被评价为“白开水”，白开水可被比作平淡人生，这本书试图达成这样的效果，让读者在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图景中发现细思恐极的人性幽暗以及生活无奈处，可是不太成功，作者甚至选取了许多城市畸零人作为描写对象，这些人物自身就携带着类似的氛围，省了作者一大番功夫。可是她的描写依旧是举轻若重的，选取畸零人当描写对象很危险，省下的力气处理不好，就会变成让读者一眼就能看穿的虚假布景。比如冠名了小说集的那篇《小姐妹》，“我”和小姐妹左丽娟是虽做姑娘时候的旧识，婚后却无甚来往，双双丧夫、进入不怎么样的老年生活之后倒是又恢复了往来；左丽娟是个生活很丰富的老太太，每天喝早茶，相识遍天下，独居在一栋小楼，言必称自己的女儿嫁了开赌场的富豪，儿子在做大生意；随着故事的深入，“我”发现左丽娟的生活未必真如看上去那样潇洒，一起逛菜场时，她们因为与摊主砍价不成被奚落，左丽娟大怒，与摊主纠缠不止又被痛骂，“我”为她打抱不平，搬出她那对出息的儿女，反被摊主嘲讽：谁不知道她的儿子就在不远的地方洗车，还是靠大家的帮衬才勉强糊口。两人后来沉默着一起回家，个中滋味本可留白，作者偏偏要加上“因为那些眼泪跌落眼眶的一个又一个瞬间，即使她左丽娟活了长长的几十年，也还不知道如何面对”，这句子冲淡了剧情高潮处制造出来的残忍。
与作者背景类似的另外两位上海的年轻女作家陆茵茵和张怡微，在“于无声处听惊雷”方面的技巧会更高一些，感觉作者试图用一些平淡场景下的细思恐极来捅人心窝子，可是左搔右挑就是没法精准到位，所以这本书不算是白开水，最多是杯自来水吧。
《小姐妹》读后感(二)
去掉引号的“我”
文丨黄咏梅
直到拿到《小姐妹》这本集子，我才忽然发现，里边所选的7个短篇小说，从题目看，几乎可以构成“我”的一个日常亲友谱系：“我”的父亲、“我”的表弟、“我”的小姨、“我”的邻居……出版前，在与我的责编、同样是写小说的王苏辛一起挑选小说的时候，我们倒没往这方面考虑过，就算是书名，也是采用了其中的一篇小说题目，仅此而已。前一阵，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几位热心读者问过同一个问题：《小姐妹》这本小说集里，写的都是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这些经历都是真的吗？他们看到会有什么反应？在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谈到小说里的“我”，我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个“我”是加引号的。在读者面前，撇清自己跟小说里那个“我”的关系，希望被引号拥抱起来，置身于一个安全区域内，既是保护个人隐私，也因为那些“我”确实还不够像我。然而，读者似乎一点不在意我这种心理活动，或者说对我的这些做法并不买账。
在一个作品中，写作者大概只清楚哪些部分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哪些部分是虚构，或者整篇作品都是虚构的，除了其中某一句话、某一个手势、某一张脸上的痣……譬如有一天，在麦当劳吃薯条的时候，隔壁坐着两个高中生，我听到其中一个打了个响亮的可乐嗝儿后，说：“我老爸是个大傻×”。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放在了《墙》这篇小说里。是这句话促使我虚构了整篇小说，虚构了几组不存在的关系。同样的，我如法虚构出了父亲、表弟、小姨、小姐妹、邻居……与其说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如说他们是我某类想法和认知的塑形、具象。至于那一个个“我”，虽并不仅仅只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但也很难厘清到底哪个部分有我，哪个部分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对于一个习惯写日常生活的作者来说，写身边的人和事是很顺手的。即使写的是久远的回忆，他也喜欢站在原地不动，将那些逝去的时间和空间拉到近前，这是他的基本功。要是让他穿越当下，越过空间的群山、涉过时间的流水，重返现场，需要他费尽周折和心力，有可能他会在半途迷路，或者成为一个三心二意不伦不类的旁观者。收入《小姐妹》里的小说，我就手把自己安放在一个相对宁静和安全的地方，把人物拉到近旁，甚至人为去建立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便于我去观察、倾听、理解乃至共情。在这样的宁静中，我能清晰看见他们所处环境中与现实对应的那些部分，并设法描写出来；我能听到他们的喘息声，听到他们那些说不出口的忧患，感知他们快乐时微微变化的心跳。而我，则在一双引号的拥抱中，投射进自己的情感，流露出那些在现实中不肯或不敢示众的想法。这是我热衷并享受书写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奥尔罕·帕慕克说：“现代人需要并阅读小说，为了在世界中体验居家感，因为他和所在宇宙的关系已经遭到了破坏。”在彰显迭代升级、追求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人对各种“关系”的理解开始变得生疏和变形，甚至失去了理解的能力和动力。帕慕克认为，“在心理状态和文学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能够更好地获得这种“居家感”。我理解他所指的“居家感”，便是我们惯常到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是我们置身其中而习焉不察的日常感，如水流入水中般无声无息。读者一旦从小说中切实感受到了这些坚固的日常感，便获得了一种心安理得的认同，他们在小说中认出了自己又指出了熟人，并悄悄地为小说里的“我”去掉了引号，他们与写作者建立起了一种信任的关系。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一种褒奖，是对常年独自写作的一种慰藉。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我继续书写着那一个个“我”，以期某一天，终于得以诚实地承认：是的，那个被引号拥抱着的“我”就是我。事实上，我在阅读一些优秀作品时，常常会被作家这种诚实所打动。
《小姐妹》读后感(三)
黄咏梅的叙事“进化”
——评黄咏梅的《跑风》
曹 霞
继《给猫留门》之后，黄咏梅的猫又在《跑风》里出现了。这一回，这只叫做雪儿的猫来自繁华的上海，由家长高茉莉带着，在大年初一回到了高家村，由此展开了一段猫与人、年节与闲暇、亲情与往昔的密实故事。
黄咏梅擅长写城市，尤其是城市里的卑微者和边缘人，《负一层》《骑楼》《少爷威威》《非典型爱情》等莫不在对城市生活进行冷静观察的同时，写出了主人公在荒寒无望的生活中对于诗意的执著寻觅。她的乡村书写也毫不逊色，量虽不多，却自带一份灵性饱满的准确与生动，比如《何似在人间》。我一直期待并相信，她的写作会是“进化式”的，她会在自觉建构的叙事美学的基础上，在一以贯之的对于人性与情感的温厚凝视和理解中，将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思考、理性纳入其中，写出中国当下那枝蔓纷繁、复杂多元的世相。
打开APP，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跑风》让我看到了黄咏梅的“进化”，她对于小说艺术的考量愈益精妙。在叙事时间上，她设置了对于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走出乡村的人们无法避开的时间点——春节；在叙事结构上，她用心爱的“猫事猫情”架构起了主人公高茉莉的双重生活——乡村的往昔与上海的现实；在叙事意象上，她将世俗化的打麻将“跑风”与雪儿挣脱束缚的“跑风”相并置，构成了人/ 猫、隐/ 显的意象呼应；在叙事语言上，她在保留早年那份细腻灵动和轻淡幽默的同时，又融入了更加结实、更有力度的描述和旁议。就这样，在短短万余字的篇幅里，她灵巧地、层叠地、又不失高妙之心地编结着手中器物，编入竹片、藤丝，也编入爱与怨、光与影，从而构建起了小说叙事的多重面相。
毫无疑问，黄咏梅要写的是一份人世的残酷。乡村少女高茉莉面临失学，父母更愿意把钱留给弟弟高富杰读书。这份残酷因其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而更显其残酷性。她哭闹着绝食，躲进小土山以示抗议，是爷爷用善意的谎言保护了她，尔后不辞辛劳地上山采野灵芝、养蜜蜂，供养她直到大学毕业。高茉莉毕业后成为上海大公司的白领，工作稳定，工资不菲，却躲不开另一份残酷：36 岁，单身，无房，无背景。她只好养一只又贵又漂亮的布偶猫缓解孤独。如果说乡村的残酷终能结束，那么都市的残酷则相伴一生，无论有无加薪、有无升职、有无伴侣。这是高茉莉的困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
与此同时，黄咏梅更要写出一份人世的暖意。高茉莉的都市生活虽然孤独而无所依傍，但她的乡村生活却洋溢着亲人的爱与温暖：老爹不露痕迹的保护，兄弟姐妹间絮叨的手足之情，老娘帮着她打麻将的护犊子劲儿。当然，更重要的那份温暖是：在雪儿受到“蝴蝶”光斑的吸引风驰电掣般消失于小土山后，高茉莉哭得死去活来，是哥哥、弟弟还有几个玩得好的老表，在风里雪里守了一整天，终于把雪儿带了回来。高茉莉又哭了，哥哥高富春在她脑门上敲了一个栗子，“你这屌妹，给你找回来还哭。”话虽粗糙，却憨直地饱含着亲人之间无法割裂、也无法稀释的情意。
黄咏梅的小说中常有小心思、小得意。她知道人世多艰，世道多难，坎坷与崎岖是人生的常态。她在接纳这些事实性存在的同时，更愿意将冷眼旁观、静心思考的所得化作生活中的诗性慰藉。就像《多宝路的风》中那一把会笑的薏米，就像《白月光》中家道中落的徐惠玲在月光下晾晒的丝绸衣服，就像《跑风》中在不如意生活中铺展开来的亲情暖意。有时，她也不乏慧黠和调皮。在写到“高茉莉”的故事时，她多用“玛丽”这个名字，让人想起网上流传的那个段子，一到过年，城里的白领们就现了原形。不但玛丽变成了高茉莉，还有辛迪们，特蕾莎们，想必也都在她们各自的故乡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未曾被改变过的蒙昧的生命状态。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人与自己的生命来路断裂了，人与自己的亲情血缘断裂了，人与自己的历史和记忆断裂了。目睹了那么多现实中的“断裂”和文本中的“断裂”之后，我们多么渴望能够重返中国人曾经最日常、最朴素、最本真的亲情伦理。《跑风》回应了我们的渴望，将这个断裂予以了尝试性的弥合。它以生动、巧妙、温暖的笔触为介质，以猫颜猫事为“桥梁”，在女主人公由乡而城、由城返乡的路线图里，诠释着中国人、中国家庭历久弥新的“情感伦理学”。爱与亲情缠绕着故事，人物的经验缠绕着过去与现在。黄咏梅所具有的叙事功力与潜而不发的情感流，则赋予了这个弥合断裂的实践以一份温婉，一份宽容。
【 本文原载《文学教育》2020年第8期上旬号 】
作者像
《小姐妹》读后感(四)
人，或最终的命运
文丨曾 攀
黄咏梅的小说集《小姐妹》（长江文艺出版社）谈姐妹，写小姨，忆表弟，述父亲，旧文新篇，大都在最亲近之人身上打转，一点点探入，又从中艰难游离出来，移向深远。黄咏梅小说是当下生活化叙事的一种范型，写尽了日常的情致乃至困惑。不脱于俗，回俗向雅，向深钻探，朝外游弋，有周旋日深，也常推及延扩，无不透露出精神的转圜与转喻。然而消融与转圜谈何容易，于是便有了无法处置与不知所措，便有了有意无意的逃避隐匿，由是叙事的转喻亦变得复杂，变得混沌。
小说集《小姐妹》由《睡莲失眠》《跑风》《小姨》《证据》《表弟》《小姐妹》《父亲的后视镜》7个短篇构成。其中之人物，无不是亲友、乡梓、邻里，这是黄咏梅小说人物谱系的独特构造，她写身边熟悉之人，又往往拉开距离写出陌生感。事实上这谈何容易，身边亲友，早有定见或偏见，然而黄咏梅却重新将他们对象化，撬动那些习以为常而无法割离的轻盈与沉重，并由此推向更为广泛的认同。开篇的《睡莲失眠》从最切实的睡眠困境说起，表面是许戈因碰上邻居彻夜燃灯而导致失眠，实际上其深为丈夫出轨离婚所恼。如果只写到两人的情感纠纷，则并不稀奇；黄咏梅却宕开一处，写许戈登门“上访”。扰她失眠的，是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从她家能以多重视角看到对面自己的房子，由是提供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视阈，就像丧偶的女人仍存续恩爱，映照着许戈的婚姻悲局。许戈从如是对照中走出来，本以为会受其影响回旋情感，至少保留婚姻的果实，然而出乎意料，对爱情早已丧失兴趣的许戈沉入更深切的悲愤，试图“销毁”与前夫的试管婴儿，故事因其决绝与残忍而显得惊心动魄。小说揭开了许戈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内心，是彷徨的也是坚定的，就像于浑然间举报第三者致其毁灭，就像在困惑中依旧签名“销毁”冷冻胚胎。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包裹在己身之情感、认知与伦理之中，常常处心积虑建构着一切，却不时在顷刻间轰毁所有，如是于角斗中的撕裂，成为了通向灵魂的内在路径。
小说《小姐妹》里，顾智慧与左丽娟姐妹俩各有烦恼，都为家事所累，幸好两人还算乐天知命，但这背后却是幽深的隐忧。左丽娟始终隐瞒家境，我们一度以为，她在离家前对顾智慧的倾诉衷肠是一种真相，然而在故事高潮处，河西农贸市场卖羊肉的女人一语道破左丽娟子女的不堪，使她无地自容，她没想到，一世逃避与掩饰，最后依旧无法面对生活的痛击与内心的创伤。她始终还是逞强、执拗，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是一个人的软肋被突如其来地撞击，只能选择本能地回避，这是在不知所措的已然与未知中选择安身的栖处，或许这是蕴续力量的一种方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可怖预示。黄咏梅在创作谈里说：“生活中大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活得越来越真实，真实得连梦都荡然无存；一种是，活得越来越不真实，睁开眼睛就想逃到梦里去。”小说的洞见在于不曾有所避讳，甚至透露出逃避也是生活的另一种姿态——游离简单的消极应对，展示出一种拒绝的、转移的、后撤的，甚或是抗争的生命态度。作家录入无尽的俗世情态，却不将其全部写尽道明，相反，她写透了这一个，这一个便启发出无数个来，纷纷去认领那个人性及其命名。小说中，左丽娟称顾智慧为小姐妹，尽管她们都已年近古稀，年迈为伴，彼此信任。这里的“小”是地方化的表达，也是情分，是亲昵。我更愿意将其视为黄咏梅写法之小，小而弥坚，小而灵动，从而不断形成一种坚固的转喻，确认生活/生命的质地的同时，发散联想，走向深与远。
《小姨》也是写身边最亲近的人，小姨一生倔强，不肯就范于世俗，正当她深陷人生之困时，令人惊骇的一幕出现了，她出人意表地走在维权者的队伍中，掀开衣服，裸露身体，表达愤怒与抗争。这不仅关乎小姨，“在这寂静中，她满眼望去，看到的，都是那些绝望的记忆，那些如同失恋般绝望的伤痛，几秒钟就到来了，如高潮一般，战栗地从她每一个毛孔绽放！”而且与“我”息息相关，“我站在人群中，跟那些抬头仰望的人一起。我被这个滑稽的小丑一般的小姨吓哭了”。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熟悉感与陌生感在彼此激荡，小姨不仅无从把握，而且难以克服，她将自己的桀骜不驯，脱离了私域的共情而投身于大众。小说从亲近游离至陌生，小姨以“身”试法，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一种惊骇的能量，这样的力量常常指引着人的命运。
不仅小姨，对于同样亲近的表弟，黄咏梅亦爆发出某种惊惧感，并于焉洞开人物的精神世界。在《表弟》中，“我”与表弟一同长大，对他亦爱亦恨，甚至在他一心扑向电子游戏时，觉得他那么寂寞。小说里，虚幻与真实的鸿沟，成了彼此的隔阂。直至“我”真正走进他的虚拟世界，开始明白“表弟好歹在游戏里获得了些能量，这些能量有时候比荷尔蒙更加旺盛”。因为游戏，表弟从开始热血奔涌，到学会与世界和解，网络成了他的避风港，更是他价值观的孵化器。甚至在那里，“我”逐渐与表弟一起，一定程度地抵御着青春期的叛逆和困惑。但这样的力量毕竟有限，表弟最终面对俗流的侵袭，还是选择纵身一跃，离开了那个充满偏见的非虚拟世界，这是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在表弟离外界越来越远的过程中，庆幸的是，“我”离他越来越近，不断地走入他的精神深处。
《跑风》以城市之眼，观乡土之淳朴，却处处埋藏着误解与误认。“我”事实上是从乡土出来的，在城市中又常常遭遇压抑无助，但回乡又显得格格不入，其中的双重疏离，才是小说的关键。“我”错怪了小媳妇，从城市的无奈中，反身去理解乡土的人情世界，见证自身的冷酷。其中之体悟，不仅化开了“我”的优越感，而且其中的同情之理解，消弭了城市/乡土的二元对立。由是上升到主体间性中的了悟和觉知，在后现代境况中，重新疏通并构筑具有弥合意义的精神世界，成为走近并疗愈内心的关键所在。
《父亲的后视镜》将普通人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写到了极致，黄咏梅写一个人，又仿佛是在写一代人以及所有的人。小说中的“后视”颇有意味，然而不要忽略了，重要的还在于“镜”自身。也就是说，父亲从他最耳熟能详且信手拈来之“物”中，获致了自我的人生观，而更有意思的在于，黄咏梅事实上是以父亲为镜像，映照时代及人心。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及其历史意志，也在种种“后”视之中，不断经验反身的背离与解构。
我一直很在意的是，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生活，亲近或时常假亲近之名义推离他人，有时争辩，有时安然；时或超离仿佛脱化，时或沉浸不可释怀。我们将留置何处，又将指向何方？这是情意，也常常蕴着困惑，引着我们的心绪由疏而亲，由浅至深，游至西东。黄咏梅的小说常常试图去悟、去想，却有意不琢磨通透，仿如处处耸立着难以摇撼的厚障壁。凡常人生，凡俗人性，莫不如此。我们遇见谁，试图走进那个人的世界，成为或剥离那个人，在交融中排斥，靠近的同时却又因自我的异质而摒除彼此。更进一步说，于他人、于世界、于历史、于时代，莫不如是。如此，成为了所有人最终的命运。
《小姐妹》读后感(五)
黄咏梅《小姐妹》：日常生活里的盛开时刻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21-06-28 13:33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作家黄咏梅的最新小说集《小姐妹》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姐妹》收入《睡莲失眠》《跑风》《小姨》《证据》《表弟》《小姐妹》《父亲的后视镜》七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七个细密而耐人寻味的故事。 “她的小说往往起得很平缓，慢慢地写生活的细节与琐碎，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到了某一个点，忽然点亮，就像花儿盛开一样。”批评家黄德海说，“小说的好就在于作者选择了、留下了日常生活里盛开的时刻，将那些或温暖，或凄凉，或辛酸的记忆，存在心里，留在书里。” 6月26日，黄咏梅携《小姐妹》与作家郭爽，批评家黄德海、方岩来到思南读书会，共同探讨那些日常生活里的盛开时刻。
日常盛开的时刻，具美学意义的时刻
日常而亲切，是大家对黄咏梅近年小说的一个印象。 在郭爽看来，黄咏梅的叙事或关注的世界总保留着一份温润，这个温度比较接近于我们的体温，因此小说不会距离我们遥远。所谓日常生活，就像《小姐妹》中第一篇小说《睡莲失眠》写的那样，是在小区里走来走去突然看到有一朵花开了，是在家里好好待着无意发现邻居家里出了点状况。“小说家的神奇之力还在于，它带你去了一趟邻居家里，从邻居家的阳台看向自己的家，这样少有的反光镜视角在小说里实现了。” 方岩也认为，黄咏梅写作量不大，但每一篇都有可谈之处，她不浪费自己的笔墨，所描述的经验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情。他认为“70后”作家目前写作有种趋势，或聚焦时代浪潮里的大事件及其涟漪，或返身历史，这种挥之不去的“史诗情怀”其实都在用大题材、大长篇、大历史来彰显自己写作的深广度和丰富性。“当然，每个人面对世界的姿态不一样，姿态本身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但在这样的大趋势里，我们会看到黄咏梅守住日常的可贵。” 他特别喜欢《小姨》这一篇，因为《小姨》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呈现了历史对日常的塑造过程。从表面上看，《小姨》写了一个“大龄剩女”的故事，一个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失败者的故事。随着叙述的展开，烟火气逐渐退去，小姨日常生活场景纹理中的一道道历史的伤痕才逐渐被辨识出来。它们若隐若现，不动声色，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才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呈现出来。“很多时候，那些被历史和时代塑造后的真正内心状态被日常覆盖了。黄咏梅极其耐心地擦拭去那些灰尘、揭开伪装的面具，让人物的光彩一下子绽放出来，这就是日常‘盛开的时刻’。”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日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琐碎’与‘平淡’，‘脱轨’与‘失控’其实也是日常之一种。那些‘脱轨’与‘失控”的时刻，亦是日常中惊艳、震惊的时刻，也是具有美学意义的时刻。”方岩说。
写好了人物，就是写好了时代
黄咏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书写日常的执着：“日常是一个很大的容器，可以装下所有的信息，包括生命的信息、文化的信息、历史的信息、政治经济的信息。”在这样一个大容器里，她希望将来的读者可以看到她这一代人的生存状况、情绪状态、在时代变迁中留下的种种脆弱而细微的感知。她甚至在想，未来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以在那些“能留下”的文学作品中建立日常生活数据库，找到有关“过往”的佐证。 对于“作家写时代”，黄德海认为写好的关键在于人物。“我们是通过写狂风过境后的样子来写龙卷风。人物也是跟时代的相互交织中出来的，因此小说写好了人物，就是写好了一个时代。《小姨》是非常典型的一篇。时代在小姨身上的投影，与她后来的‘既无所事事，又有所追求’在内在逻辑上非常统一，这个统一塑造出小姨的样子，也是时代的样子。” 另一篇《父亲的后视镜》也是如此，这篇小说曾获得鲁迅文学奖。黄德海说，黄咏梅的小说有很多非常巧妙的构思。这篇小说里的父亲是个卡车司机，他从卡车后视镜看到来路的风景，等到了晚年，他要以“倒行”的方式锻炼身体，也如此隐喻回望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设想。另外，卡车也是重要的时代元素，我小时候就会跟着村里经过的一辆卡车跑得很远，闻到汽油味非常振奋，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样子。” 在黄德海看来，脱离人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还没有一部配得上这个伟大时代的小说。可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是因为有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作家，所有伟大的时代都是被作家‘创造’出来的。所谓时代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何来伟大不伟大，被赋予了精神意义的时代才能谈论是否伟大的。” 也因此，他认为今天的很多分析都是“倒置”的：“有人说我们中国用4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用200年才走的路，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必然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干了，跟着时代一起‘必然’就行了。所谓‘必然’其实是后置证明，倒果为因。结果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必然的。小说要在人的生活中才有意义。” 黄咏梅也认同小说最终都是写人：“再波澜壮阔的故事，如果没有人和真正的精神世界，也都是空的，都是纸上谈兵。”
在下一个故事里，更善待“小姐妹”的一生
同样写人，从《父亲的后视镜》到《小姐妹》，黄咏梅有了变化。 有年春节，黄咏梅回家过年，跟父母在西江边饮早茶。和她们一家拼桌的是两个老女人，其中一个说起自己的光辉岁月滔滔不绝，尤其说到一儿一女分别考上了清华与北大。后来母亲说，这个女人在茶楼里以谎话连篇出名，人称“富姐”，其实是个境遇凄凉的空巢老人。可就是这么一个活在谎言里的女人，让黄咏梅感到心酸。 “生活中大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活得越来越真实，真实得连梦都荡然无存；一种是，活得越来越不真实，睁开眼睛就想逃到梦里去。”她以这两个老女人为原型，写了小说《小姐妹》。《小姐妹》里的左丽娟无疑属于后一种人，她像练成了穿墙术，朝现实的墙里穿进去，直到被现实重重地撞伤。 在这个故事里，郭爽特别能感受到黄咏梅对人物的怜悯与祝福。“虽然左丽娟的谎言被别人戳穿了，被狠狠打击了，但她的小姐妹依然很捍卫她，她们依然一起走在大街上。我想这是作家最大的一种慈悲，她想把那个原型从现实里拯救出来。” 黄咏梅也觉得《小姐妹》比她以前的小说温暖了一些。小说写好后，她再回小城，母亲告诉她那个“富姐”因为心梗去世了，一个人在房间里，死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悲伤。我还想，哪怕在小说里，我还是没有更好地体恤她。” 或许在下一个故事里，黄咏梅希望会更善待“她”。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写作者的心灵、情感的变化还会是像乌龟爬行一样缓慢。虽然我们手指一划，微信微博，就可以看到每天有不同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科技进步，迭代升级，但是人心的转变可能跟时代的变化是不匹配的。”黄咏梅说，“正因为这样的不匹配，写作者才能持续写出一切关于人的常情常理的那些坚固的东西。” 将新集子取名《小姐妹》，也暗含了她对自己未来写作的一点希冀。“‘小姐妹’并不是指特意写给女性阅读的书，而是形容一种关系，既是小说里人物的关系，也是读者与书中人物的关系。现代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开始变得生疏甚至变形，似乎不太懂得真正意义地去关心、理解他人，或者说失去了动力去做。人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我先是希望在写作中把人物从陌生人慢慢变成我的‘小姐妹’，贴着人物去写，拉近我和人物之间的距离，继而希望读者能从作品中去慢慢理解到人的复杂性，拉近他们与他人的距离。”
《小姐妹》读后感(六)
转载自《羊城晚报》
在上个月刚刚揭晓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作家黄咏梅的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荣膺其中，收获了众多关注。今年是咏梅移居杭州的第六年，她在西湖畔作为专业作家的光阴，已达到了在羊城晚报“花地”任职文学副刊编辑、记者时间的一半。
我们所熟悉的咏梅，经历单纯、性格明丽，充满好奇心，和复杂纠葛的人事笃定地保持距离。但在创作的笔下，她关注的却往往是她所缺少的；她不写自己，但也从未离开过生活。时光褪去她的青涩，获得大奖后的咏梅依旧坦然地与熟悉她的读者交流“我没有长篇崇拜”，但目前正处于“重新寻找语句的瓶颈当中”。
1
作家的精神姿态决定了作品的深度
羊城晚报：编辑与作家，这二重身份既贯穿着你的童年，又是你成年后一度的“兼职”。这给你的文学选择带来些什么？
黄咏梅：新闻报纸副刊对我的影响，等同于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我父亲编副刊编了几十年，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在副刊发表，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是编副刊。小时候，除了读一些文学书籍外，读得最多的是报纸的副刊作品。这种生活经历让我从小就离文学很近，或者说，是在一个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里成长的。
在羊城晚报的“花地”编副刊十三年，对我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帮助，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重要的是接触到更多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访对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跟他们的接触使我潜下心来，同时拓展了写作的道路。至于新闻这个行业，我在小说里倒很少写到，也几乎不选取新闻事件作为创作素材。但是做报纸养成一贯对事物的敏感、求知、求真的习惯，使我对生活的人与事、对细节的观察等方面都保持着敏感，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比较杂，涉及的领域也相对宽泛，对生活的感受力也相对敏锐。
羊城晚报：作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们时常会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共同经历的生活片段，例如《负一层》等。不禁要问，你是一个现实型的作家吗？
黄咏梅：应该说，每一个作家都是现实中的作家，至于你定义的“现实型”，我理解为“现实主义”作家吧。但我不是那种一贯被认定写宏大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可能说是个“生活型”作家更合适吧。我一贯在生活里，在他人的讲述里获得写作的故事和想法。所谓生活积累，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当一个有耐心的聆听者、观察者。虚构是写作的一种能力，需要作家有超出经验的想象、独特的思考。
羊城晚报：你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说过：“并不是说但凡要当作家就必须不幸，必须痛苦，必须都要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必须失去享受幸福的权利，只是，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保持精神的冷。”想请你通俗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黄咏梅：“精神的冷”主要是说作家的一种精神姿态，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距离。作家的精神姿态从某种程度来讲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一个作家的精神姿态如果一直停留在“小确幸”上，大概写出来的东西会趋向于心灵鸡汤。如果作家与现实之间保持着某种温情脉脉的关系，那么，他写作动力和情感动力也主要是源于好奇和认同，写作就容易停留在风花雪月、附庸风雅的层面上，其思想也多半在现实经验的层面上滑行，难以思考和发现被现实经验遮蔽的一些东西，以及其中存在的某种本质。当然，并不是说作家都必须去受苦受难，必须一直保持愤怒，而是内心要保持一种警惕，一种现实与自己的精神信仰、理想生活以及人生趣味不能统一的警惕。
2
好作品在于反映了时代变迁下人的命运
羊城晚报：“七十年代作家”的标签已随这个创作群体的超级多样性而难以成型。但也有权威意见认为，这一代作家之所以尚未进入经典殿堂，是因为缺乏“个人记忆的历史框架”。不过，在你的作品里，其实是能体会到一种“年代感”的，它恰到好处地上接“革命年代”、中连改革开放、下启网络时代，说是一种“历史感”并不过分。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黄咏梅：我们都是7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段中，最得心应手的还是写这个时间段。经典需要时间来认定，而不是当下的什么人。我想，假以时日，你所读到的这种“年代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新一代读者的“历史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进入历史的方法，我们这一代人，作为非亲历者、旁观者，或者教科书的塑造者也好，对于历史的表达，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架，摆脱了宏大叙述的魅惑，更愿意从个体的角度进入，表达人在时代之下的生存和生命感。我觉得好的作品，不是我们常说的反映了时代变迁，而是在于作品反映了时代变迁下的人的命运。这个命运包括，时代的命运（也就是外部命运）对人的命运(也就是内部命运)的影响，外部命运和内部命运有着匀称的节奏、呼吸，内外形成小说的复调，这才是一篇丰富的优秀小说。
羊城晚报：评论者认为你是为数不多的、不强调女性意识的年轻女作家，不纠缠于只属于女性的困惑、私生活与情调，也不刻意确立一种女性话语模式以对抗男性的话语权威，反而显得比较独特。这是你有意为之吗？
黄咏梅：女作家一旦开始写作，就面临着被窥视的危险，因为读者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女作家写的都是自己的那些经验，甚至私生活，这跟一度流行的“私化小说”有很大关系。此外，人们一谈女性写作，就容易跟情感、身体、欲望这些形容词发生关系。我其实挺反感这种关联的。在我的创作思维里，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或者视角。我的写作口味很驳杂，写我感兴趣的，写我能写的。我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雌雄同体的，相比“女权”，我关注“人权”。
3
迁徙会带来文化差异上的兴奋
羊城晚报：对于作家而言，迁徙总是耐人寻味的。2012年移居江浙，来到自古诗意盎然的“文化天堂”，生活和文化环境上的腾挪更大，不知你在文学上的感受和追求有何变化？
黄咏梅：在浙江定居之后，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浙江的语言、饮食和浙江人的文化、气质，对我的影响肯定会慢慢地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广州时我偏爱喝铁观音，到了浙江，我爱上了西湖龙井茶，并且喜欢用玻璃杯泡，一边欣赏茶叶一根根像跳舞一样在水中沉浮，一边闻着那股清香，这过程必不可少。浙江相对精致的审美习惯也影响着我作品中的审美趣味。另外，生活节奏的放慢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作品本身，从而对生活中的芥豆之事都能有所体悟。
迁徙会带来文化差异上的兴奋，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根据地——方言的丢失，这其实对我来说是把双刃剑。过去我的作品是带有岭南“粤味”的，有很多粤方言的运用，但如果再套用在浙江日常生活描写里，就显得不恰当。所以，我也存在一种离开根据地的惶惑，目前，我的写作就处于一个重新寻找语句的瓶颈中。
羊城晚报：这篇获奖的《父亲的后视镜》，因出现了运河和杭州人熟悉的一些地名，而被视作你移居江浙后的代表作。是这样吗？
黄咏梅：倒也谈不上是我在浙江写的代表作，这只是我在浙江生活后写的一篇小说，里边写到了杭州一些地方，但说实在的，这些地方换作广州也是成立的。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父亲”是杭州人还是广州人，他哪里人都不像。要真正融入到这个地方，写出这个地方的人物、风物，我想，还需要生活得再久一点。
4
我热爱短篇，没有长篇崇拜
羊城晚报：为什么短篇小说会成为你最经常选择和最擅长的体裁？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你而言就是创作目标本身，还是通向长篇的驿站或素材簿呢？
黄咏梅：我热爱短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大概就是一种天然、天生的喜欢吧。我对写长篇的热情远不如短篇，我没有长篇崇拜，也不觉得字数多的作品就厚重，短篇就单薄。
羊城晚报：《父亲的后视镜》在发表当年就入选了“2015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十佳短篇小说。评委们指出，观照普通的小人物、甚至是“边缘人”正在成为你的一大特色。从何时起，你开始走上这条类似张爱玲“从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文学路呢？
黄咏梅：我从写作一开始就喜欢写小人物，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小人物啊。你有没有发现，普遍我们这代作家都喜欢写小人物、边缘人，大概因为这样能相对容易地书写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情绪：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改变的无所适从、无法掌控的惶惑。跟很多70年代出生的文学青年一样，我的确喜欢过张爱玲，仔细想想，张爱玲对我的影响，不是“从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是从日常生活里体味生命感，从个体命运里透露出时代感。现在倒不太会回头去看张爱玲的作品了，她对我来说成为一种底色，一种情绪状态，具体的写作来看，我受张爱玲影响不是太大。
羊城晚报：近两年，朋友们发现你的生活里多了一个主角——一只猫咪，你为之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很巧，你获奖后的最新作品是《给猫留门》。猫，让你悟到什么？再顺便问一句，你下一步创作计划中那部关于现代女性的长篇怎么样了？
黄咏梅：说到猫，我可以跟你聊三天三夜，哈哈。我觉得猫跟作家有很多共性，宅在家里、孤独高冷、好奇心重等等。据说猫能保持好奇是因为它们健忘，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经验、习惯、记忆这些东西会阻挡他的好奇心，会让作家看不到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健忘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我时常羡慕猫有一双万事都觉得新鲜的眼睛，我甚至经常会顺着猫凝视的方向去看，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很傻吧？
我现在是在写长篇，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厚厚的长篇，十来万字的小长篇吧，合同上写的是明年6月交稿，但我觉得够呛，因为我写得很慢，我一直都写得很慢。
《小姐妹》读后感(七)
分享到：
来源：《西湖》
一
我一眼就将她从茫茫人海中辨认了出来。
那是1998年盛夏，经过与报社房产科的软磨硬缠，我终于分到了水荫路宿舍的一间房。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行李从朋友那里拿过来。行李不多，一个人来回两趟足矣。因此更准确地说，我需要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见证我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在那个明亮的夏天告一段落。
但是，找谁呢？我到《新快报》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有限。刀哥霞姐这对神仙眷侣我不敢打扰，祥子这等世外高人不可能帮我做如此俗事，至于那个每天下午如幽灵般飘到我电脑桌前板着扑克脸只为催稿的陈大娘么，想想都不寒而栗。
于是，人选成了一个问题。
快到下班时间了，在靠近玻璃大门的办公桌边，一群记者编辑在大声谈笑。这种集会我从不参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有编制，手捧铁饭碗。我是招聘来的，一天不写稿就没饭吃，三个月评不上一条好稿就要走人。
你看，《欢乐颂》里的“阶层固化”二十年前就出现了，而且无法修改。
我走到大门口，最后绝望地回了下头，瞥见了一枚温润清雅的女子。她穿一件黑色立领平绒掐腰小衫，脖子上挂着红线串的一粒碧玉，齐耳短发乌黑得发翠，小粒钻石耳钉闪耀着透亮的光泽。在那些沟壑纵横的老记老编旁边，她乖巧得就像我童年时代很不容易获得的一颗太妃糖，散发着安静而柔软的甜香。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此前从没交谈过。
黄咏梅帮我搬完行李后，我请她在报社附近的文华茶餐厅吃饭。彼时的我囊中羞涩，不过是要了拉肠、干炒牛河、蚝油芥兰、萝卜糕之类的小点，聊什么也全然忘了，只记得彼此都很愉快，仿佛老友般稔熟。
很久以后，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她长着一张好欺负的脸。
她告诉我，她之所以答应我，是因为她不习惯拒绝别人。
不久以后，她也搬进了我所在的套间。我的房间小而亮，她的房间大而黑。
从此，我们同住同行。
南方以南有着湿润灼烫的空气、细腻温软的美食、摇曳飘洒的白木棉、气根磅礴的大榕树。人们低调得像古老的蕨类。我们毫无目的地自得其乐，消磨着空白的时光。我们煲西洋菜猪骨汤，吃路边的萝卜牛杂，看天河城的靓衫，在二沙岛眺望珠江。周末，我们去上下九看西关大屋，想像旧时光阴如水银般掠过趟栊和槛窗，照着西关小姐娴静的侧影。有时，赶时间上班，我骑着单车带着她，一口气冲上东风东路通往报社的缓坡，内心的尖叫开满了花。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无关紧要的瞬间竟然珍贵如春天的雨，如冬日的暖，如生命的交换。
二
关于梧州妹子黄咏梅，张柠早有著名评价：“从外表看，她有着一副抒情的面容，巧笑倩兮，思无邪，温柔敦厚，很无辜的样子，让人不敢久视。”
这种混杂着天真的惊奇、清澈的无辜的气质，大约因为她是一位诗人。据说，在她那位可爱的文人父亲的培养下，她从小开始写诗，10岁发表诗歌，20岁之前出版了两部诗集。保送到广西师大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更是以横溢的才华、温婉的性情和好得令人发指的成绩，赢得无数爱慕，情书收到手软。1995年，她被评为全国跨世纪人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为她颁奖。1998年硕士毕业时，她手上拿着广州三大报业的录用通知书，最终选择留在了羊城晚报社。她的名字在南方闪闪发光，四季飘香。
我年少时也曾写过诗，应当与诗人黄咏梅不乏共同话题。但在报社时，我们从来不提诗歌。在广州，诗人是一个笑话，活得像个诗人是一个蹩脚的笑话。生存的压力像凶险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向前走。咏梅是副刊部的编辑，镇日忙着策划选题和版面，忙着约稿改稿，遇到“天窗”自己还要焦头烂额地补稿。我是副刊部的记者，早上出门采访，中午在大西豪吃份鸡叉饭，然后扑回报社赶稿。除了《新快报》，我还给《粤港信息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写书评，如此勤奋高效，不过是为了揾食。在白亮亮的天光和百无聊赖的奔波里，我无数次地以为，那就是我的现实和未来。
实际上，那样的时光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如今想来，我们于懵懂中做出的选择其实是人生的关键，但彼时却像未加思虑的顺水行舟，平淡如一蔬一饭，一茶一饮。1998年底，我们先后离开了正处于上升期、生机和野心同样勃勃的年轻报社，让不少人扼腕叹惜。咏梅调去了《羊城晚报》文艺部编“花地”副刊，我向一哥递交了辞职书，专心准备考研。那段时间，小小个的她当起了我的保护神。帮我买东西，带水果带煲仔饭，严密封锁我住在报社宿舍的消息。黄爸黄妈带着小外孙女来广州小住时，丰盛的家宴上总有我的碗筷。
略有闲暇，我们就一起晃去附近的岛内价，看各种热闹打折信息，和师奶们挤着抢便宜货，听小保安对着对讲机严肃地说“鬼脸嘟嘟，鬼脸嘟嘟一盒”（一种饼干），我们笑得东倒西歪不能自抑。那时的快乐真是浅薄又灿烂。
水荫路是典型的南方格局，呈曲折幽长的“L”型，两头分别镶嵌进了天河区和越秀区。沿路街边是菜场、超市、服装店、便利店、杂货店、米粉店、茶餐厅。那条路，展开来是广州人务实勤勉的烟火俗世，内里卷裹的，是我们的青春和青春那些荒凉而无聊的秘密。
三
1999年12月31日24时或者说2000年1月1日0时，在大黑屋里，我们喝酒饮茶聊天看碟，和许多人一样无眠地度过了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个世纪接驳点，并且和许多人一样俗不可耐地想要看看新世纪的第一轮太阳。
那夜，我们随着莽莽人群逶迤上了白云山。清晨四五点钟，太阳出来了，仿佛蒙着一层油纸薄膜，无精打采地昏暗着，连同周遭薄片薄片的云。远处有起伏不尽的山峦，连绵的顶端虚化如烟，仿佛上个世界的光阴全化作了灰白的飘荡。
我们顶着灰太阳下山，依旧忙碌而无目的地活着。我在中山大学跟随程文超先生读研，笔下欢喜，心内茫然。咏梅在报社的工作日益繁重，案头总是堆叠着小山样的书和稿子，逐渐步入了资深编辑的行列。我的前程再次渺茫，她的职业生涯却是一望到底的清楚。两者都让人惶惑。
那时，怡乐路并不宜居，员村遥远得像郊区，珠江新城还是城中村，小蛮腰更是遥遥无期。从天字码头去北京路要坐“突突突”的简陋小轮，穿风透雨。那时，我们不能免俗地爱看日韩剧集，不能免俗地爱王菲、许美静、张国荣、谭咏麟、玉置浩二，爱哼流行的“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在长达十个小时的新年摇滚音乐会中蹦着嗨着摇摇晃晃着，直到精疲力竭。
每周，我们乘车越过广州大桥，往返于珠江两岸。我们一起去石牌、中大北门翻寻打口影碟。戈达尔、费里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塔可夫斯基、英格玛·伯格曼、昆汀·塔伦蒂诺、宫崎峻、小津安二郎、侯孝贤，是我们在那一时期的电影课程。我们的状态就像《37°2》中的贝蒂：狂热地发着莫名的低烧，追寻着生活中无法捕获的熠熠闪亮的字眼，比如爱情、抵抗、自由、信仰，和毁灭。
2002年，黄咏梅的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横空出世。这真让人惊讶，因为我们极少论及文学，我总以为我们会在平庸的职业中了此余生。但她终于还是回到了她的少年，她的童年，她那与生俱来与文学结缘的宿命。
《路过春天》有着她此后写作的重要母题和叙事元素：南方、小人物、边缘性、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后来喜爱的门罗那样，“亲爱的生活”本身便裸露一切，诉说一切。就在日常里，有着我们对于生存的全部体验与理解。求职、就业、租房、搬家，琐事一地鸡毛，困境层出不穷。面对碾压而来的生活，我们无力反抗，也无法还手，只能见招拆招，步步为营。我们明知那博弈是必输且无意义的，但还是尽量攫取着、留存着一点点甘甜与慰藉。那就是，在星月如瀑的夜晚谈天说地，在紫荆花开的季节学习慢呼吸，在绿丝绒般的草坪上度过无所事事的一天，在遇到来自命运深渊的暴击时相互依偎着取暖。
咏梅从小在爱中被呵护着长大，是被“富养”的好人家的女儿，所以她的眼神总是清澈，笑容总是温婉，发丝总是明媚，如同初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水晶孩童，用自身的亮度过滤并提纯人间的生活。许多时候，她只用淡定的眉眼一扫，便抚平了被生活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我，我于是安静下来，又有了勇气与世事劈面相逢。
她与人交往和善有度，来去恬然。她对人事自有判断，且不多言。她的真诚与善意均有底线，从不无端变形。她不会让自己陷入无聊的缠斗，也不会让柳絮般的沾惹物近身。遇到恶形恶状之物时，她就绕着走，不回头亦不评点，这是她的修为。这些特点看似平常，但在我一生所见中，能一直稳定地拥有和持守者，不多。
这份纯粹和恬静也是她小说的底色。令人困惑的是，生活平顺的她写的尽是失业者、失败者、失意者，即便偶有成功，也很快就栽倒在城市的臭水沟里长眠不起。她以慧眼看着他们的挣扎与孤绝，以慧心描摹着他们飞翔过命运间隙的刹那欢欣。《负一层》中的老姑娘阿甘，《何似在人间》里的抹澡人廖远昆，《瓜子》里的孤命少年，《单双》里的白痴，《隐身登录》里的癫痫症患者，《鲍鱼师傅》里的保洁员，《达人》里的下岗工人，《非典型爱情》中的收银员女和卖臭豆腐男，她清楚地知道他们都逃不掉被生活废墟掩埋的命运，却偏要赋予他们寻觅心灵自足的超脱与潇洒，哪怕只有一天、一时、一刻。
她面向着他们，有一份体恤，一份包容，甚至还有一份心领神会的欣赏。这种松弛的情感形态是她的独特之处，也是她作为作家最大的慈悲所在。她知道生活的恶与凶残，却从不怯于走近、观察、记录，也不惮于伸出柔弱的手，调皮地摸一摸“恶生活”那睚眦欲裂的额头，做一个聪慧的记号。以及，在被命运蹂躏过的苦地和泪池里，她看到光与暖，相信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对苦难的僭越。
四
2009年，我从北师大博士毕业落户天津。2012年，她随夫君调任杭州。我们先后离开了炽热的、记载着我们青春容颜和浩瀚心事的广州，以未曾想象过的方式抵达了未曾想象过的地方。
生命已然到了中点。
我们的见面不再频繁，但无须多言的文字交流从未中断。我告诉她，北方与南方如此不同。北方清朗阔大，北方深沉凛冽。夏天，学院路飘荡着槐花的清香，米粒般的花碎铺在地上，小风过处，把小花轻柔地旋起来又放下去，像是未完结的夏季还在玩耍。秋天，大地宁谧俊洁如处子，白塔衬着北海的银波，西山在远处闪烁着黛青，大觉寺的胖白猫倚卧着红瓦朱墙打盹儿。南开校园里，白杨高挺，荷花清俊，新开湖倒映着砖红的图书馆和米白的教学楼，是梦里书香的颜色。我知道，北方没有辜负我的热爱。
她告诉我她独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还有她随着工作变动而来的对于生活的慨叹、遗憾和欣悦。她从南方以南到了南方，却是迥然不同的风景。她渐渐爱上了西湖边的独走，湿漉漉的湖边小径氤氲着迷蒙烟雨，垂柳、白堤、断桥、孤山、保俶塔，在温柔的夕光里陪伴着她的纤巧和忧郁。她更爱去运河边，那里有古老的拱宸桥，杂草丛里的青灰石块裹着千年前的尘灰。江边，有人在拉胡琴，有人在唱越剧。那是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大运河，从春秋战国起便在大地上被开凿出来。它没有珠江的繁华富丽，却独有一份赤子的朴拙与明亮，一份历史的厚重与开阔。它，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小说。
黄咏梅，小说家，浙江文学院副院长。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钟山》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汪曾祺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等。
从前，她写《负一层》《草暖》《骑楼》《多宝路的风》，在晴热的南国世界里探寻着人性的宽厚与柔软，以及人与人之间淡然却坚韧的情感联系。到杭州以后，她悄然转变了题材，写下了《小姨》《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和《翻墙》。它们蕴含着一种强烈诉说的心愿，以及将这心愿进行巧妙改装的智慧。有时，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到一些淡如墨痕的轻。而正是这些“轻”，构成了某种历史之“重”。那是经由我们这代人独特的视角和心性，面向历史发出的祭奠与挽歌。
我们出生在“后革命”或“革命后”时期，毫无悬念地缺席于“大历史”，又与烈火高扬的80年代末失之交臂，好不容易在90年代长大成人又遭逢“告别革命”。我们与传统断裂，也与西方思想隔绝。我们被磨得平滑无棱，又在意识形态的残骸里自愿卸掉了精神的重负，以免除寻找和思考人生目的的苦楚。许多时候，我们确实是苍白的、软弱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里沉溺，也不愿意在犬儒主义的烂泥潭中打滚。既然我们无法成为“亲历者”，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是“旁观者”和“追忆者”。
2018年，咏梅以《父亲的后视镜》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还获得过汪曾祺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她的《病鱼》《走甜》《蜻蜓点水》《给猫留门》在更加复杂的层面上，对故乡、生命和历史的渊薮进行了细致的处理。由于她的慧心善念，那些处理往往与众不同。她笔下的满崽成了小偷，她却对他深怀怜悯。她知道时光流逝，人到中年的苏珊在情感牢笼中的挣扎只是徒然。她看到那只叫做豆包的猫惹出不少猫事，实则串联着复杂的人事。更多时候，她知道，她必须独自面对生活中突然呲牙咧嘴跳将出来的猥琐和丑陋。她不喜之，厌恶之，但也只是轻轻叹一口气，原谅了它们和他们。
2019年，咏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了波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看到了那些被堆积起来的碗“山”、头发“山”、眼镜“山”。在一个不准拍照的房间里，堆着七万斤女人头发，那是从死者头上剪下来不及卖掉加工成纺织品的。在每一座“山”的后面，是成千上万犹太人弯曲的影子，在人间地狱里风化为永恒的沉默。虽然此前从书中影视中有过不少了解，但亲临其境，她依然被那至惨、至恶、至酷烈的景象震惊了。她窒息得无法呼吸，苦味涌上喉头。
我不能抵达，无法与她在彼时彼地同感同痛。在生命的许多个场景里，我们都只能单独赴约，但我们的表达却一直同行。
我托她在奥斯维辛读我们都爱的诗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策兰一生都在用以生命苦液榨取出来的文字堆砌着固形物和纪念碑，直到从米拉波桥跃身而下。他的诗如资讯密码，比如“吃哑默的苹果”、“喝空明眸与盲眼”、“灰白的凿穴”、“隙缝之玫瑰”等，难以解释，却铺展着生命巨大的创伤。读过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敢浮皮潦草地活着。
我遥听着她的朗读。在那一刻，至少在那一刻，我们都为自己从事“文学”这一无用的行当而欣慰，为见证过对方的痛苦和绝望而心安。我们知道，我们会为彼此记取在这个世界上的面影、眼泪和皱纹，以及在大地上生活过的痕迹。
亲爱的， 22年来，我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把身边的很多人都走散了，走丢了。我转身，告别，离去，心碎，自我修复，浪迹天涯，但奇迹般的是，你一直都在，一直都安静地在着。你用你的“在”庇护我，温暖我，不离不弃。
而我，别无所有，只有这贫瘠的语言，我用它们编织成迢遥而永不泯灭的心愿。亲爱的，你值得这世间所有好物相伴：美丽的衣裙、英俊的猫咪二冬、葱郁的翡翠城、芬芳的桂花香、金黄蔚蓝的收获、甜蜜结实的幸福。那些质疑和贬低这一切的人，都是我的敌人。
提笔此文时，是2019年12月，现在，已经是2020年2月末了。这三个月来，我们和许多人一样，在痛苦的煎熬里，慢慢学习如何辨别谎言，如何确认洁白的真实。当知识的含量和边界无法指引我们时，我们就保持缄默。“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海子）
唯一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
愿我们在这珍贵的人间都好好地。好好地活，好好地爱，好好地写。
《小姐妹》读后感(八)
特约访谈人 张鸿
1 我喜欢写小人物，喜欢写他们在摆脱无望的现实纠缠时存有的高出地面一点的理想追求。
张鸿：咏梅，首先恭喜你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短篇《父亲的后视镜》我读过，印象很深，是一篇既有烟火气又隐含深意的佳作。可以谈谈你怎么会想到去写这个“父亲”，又怎么会用“后视镜”作为隐喻的吗？
黄咏梅：这小说是我从广州迁居杭州第一年写的。那段时间住在运河边一个公寓，开始适应新的生活难免焦虑，好在运河就在身边，它使我平静。运河两岸的绿道一年内不知道被我走了多少遍。某个夏天的午后，我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见一个老人仰躺在河面，有时手脚并用划水前行，有时一动不动随波漂浮。他悠闲、享受的样子吸引了我，我一路跟着他，用手机拍下他一半没入水中的身体，在镜头里甚至感觉到他在朝我微笑。老人快游进拱宸桥的桥洞时，一艘运沙的货船也朝桥洞驶近，但他却好像看不见，自顾在河中央慢游。货船发出刺耳的鸣笛，他也不理会，反而引来了更多人的围观。岸上的人都替他着急，以为他是个聋子，拼命喊叫、打手势，直到船逼得更近了，他才侧身游到岸边给船让路，仿佛在做一个恶作剧。船主人因为虚惊而生气地大骂，老人在岸边踩着水，笑着朝船上的人挥手。老人乐观有趣的形象深植我心。在运河中游泳的“父亲”，就像是时代河流中的一滴水，而“父亲”人生的几十年时间，相对于运河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只占百分之几，没入小数点之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如他没有传奇的平凡的人生。作家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岸，火车参照风景，对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
张鸿：相识多年，你给大家的印象始终是安静而温暖的。我感觉你从广东到浙江之后，小说创作也有了不少变化。你的小说在柔韧的质感之外，多了内敛的锋芒，是不是你宽柔的性格里也有着不合作、不妥协的那一面？无论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者，读你的小说，不难感受到你对世界的善意，不过我常常觉得在你的文字背后，有一道冷峻的目光，你会把主人公驱赶到无法拐弯的人生墙角，也会毫不留情地戳破自欺欺人的中年假象，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你其实是一个颇为理性的写作者？
黄咏梅：我们两个真的认识很多年了。算一下，我离开广州已经六年了，很多人和事想起来好像还在昨天。你感到我的小说创作有了变化，首先我想，对于一个坚持写作的人，六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六年前写的东西跟六年后写的东西肯定存在区别，不一定说是进步，但变化是肯定的，而这个变化，除了受到生活环境、经历的影响之外，更重要还是年龄的影响吧。我在广州度过了青年期，在杭州开启了中年期，从年龄上来说，内敛是必须的啊，哈哈。在广州写小说10年，那时的确比较感性，或者说任性，不拘什么，觉得有感触和想法的题材就写，驱动力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吧，恰好广州活色生香，故事多多，这些特点满足了我的感受。在杭州写小说6年，杭州安静些，处处有留白，生活节奏也相对慢些。写到现在，相比外部世界，对探究自我的好奇心更重了些——我何以成为这样的我？这种内省，也算是你说的理性成分吧。当然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写作，整个人的状态、心态会随着环境、际遇的改变而改变。写作从来就是一种对抗和不妥协，由此产生精神的紧张让作家时刻保持敏感，保持与一切温情脉脉拉开距离，写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张鸿：多年前，我读到你的短篇《负一层》，让我对你创作时的心态有了诸多想象，你怎么会写出这么“硬冷”的笔触？大龄、轻度弱智、卑微的阿甘，生活中迷恋张国荣。你居然还写到阿甘用微波炉“叮一叮”父亲的骨灰，骨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真佩服你的想象力。你是否会在小说背后作出道德判断？
黄咏梅：我写小说很少作道德判断，当然，最基本的真善美假恶丑，还是自然分开的。阿甘在负一层，却要把关于人生的各种疑惑挂到天上去，那是她理想高度的一种隐喻。最终她以跳楼这种“硬冷”的方式，完成了她的天问。她的跳楼，并不代表我就做出了道德判断，实际上，我在写她的时候，更主要在于她身处负一层，却对高空迷恋，这距离，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她最终失望的一跳，不是批判，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决裂的、极端的抵抗，而是她跳到了高空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能好好地安置她的梦想。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写作型的作家，我觉得在被各种秩序焊接得越来越密不透风的生活里，人应该有寻找乌托邦的愿望，就算是寻找生活中的诗性所在吧。我喜欢写小人物，喜欢写他们在摆脱无望的现实纠缠时存有的高出地面一点的理想追求，这是他们进行自我攀升的重要精神支撑。
张鸿：你偏爱写短篇？赵毅衡在他的《短篇小说正在死亡吗》一文中说，短篇小说是叙述艺术的顶峰。你如何看？
黄咏梅：是的，我喜欢写短篇。倒不是刻意地去挑战难度，而是，写短篇的时候，需要一种节制，情绪、叙事、语言等都需要节制，节制是为了留给读者更多回味的地方。多年前，我看过一张碟，是世界上十个大导演做的同题短片，名字叫《十分钟，年华老去》，这些短片要求每个导演，用十分钟时间，选取不同题材和角度，来表现年华老去。太绝了！正如从一朵花开到一朵花败的表现。这就好比短篇小说的质感。短篇小说的节制之美，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笔力、智力的高度整合能力。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曾经用运动员练平衡木来比喻短篇写作，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能完成一系列流畅、优美、有难度的动作，是很不容易的。短篇小说在那么有限的文本里，从容地表现作家丰富的审美韵味和意境，就好像一片被压制得薄薄的透明的金箔，需要许多打磨的工夫。一个精彩的短篇，就像一首被拉长的小诗，起承转合，很精妙的。
张鸿：的确，你的小说感觉很精微，语言的光彩，想象的深度，有瞬间强化，也有整体呈现。表现为日常叙事沉溺而又通透，细节隐喻寻常而又出人意表，这一点并不容易处理。有些人的写作因之流于面目模糊，有的人失之支离破碎，而你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在生活和隐喻之间达成精准的平衡，《病鱼》《带你飞》《小姨》《翻墙》《骑楼》等作品，都很有代表性。这种兼容性是如何控制得如此出色的？
黄咏梅：出色远谈不上，但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惯性，或者说是努力达到的效果吧。我特别看重小说人物和故事背后的那些难以言说又意味深长的部分。故事是小说的基础，但一个能引人掩卷慨叹甚至自我对照的小说，不光是讲好故事就能达到的，还需要上升一些东西，需要作者的精神制造。大概跟我过去写诗有关吧，我喜欢用比喻和象征，即使再密实的叙事里也希望留出一些虚的部分，就像一个人，生活在众生喧哗中，要学会对自己沉默的那些部分进行反复思量。
2 对死亡这个母题我现在很谨慎。死亡是上帝交给每个人的答案，而作家就是猜题的那个人。
张鸿：说到疾病隐喻，《病鱼》中的两个满崽，病态的鱼与病态的时代、畸零的人生中隐含着太多质疑和反省；《走甜》中的那两杯咖啡，几次出现的风油精……这些小细节都意味深长，衰老来得缓慢又势不可挡，中年心态的抗拒挣扎看得人无比心酸；《带你飞》也很有意思，于惯性的解说和无意义的闲聊中，大麻突兀而至，延长了有限视觉，得以触摸更美好的世界，麻木的是生活本身，复苏的是敏感的灵魂；《暖死亡》中由颓废带来的肥胖，缓慢的心如死灰，以及突然的死亡与解脱等等，都大大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边界。最近，大家都在重新讨论现实主义，那么你觉得直接的现实书写更有力量，还是隐喻表达更有力量？
黄咏梅：不能说哪种书写更有力量，甚至不能绝对地把现实书写和隐喻表达割裂来看。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整部作品就是一个隐喻，对时代、人生的隐喻。从手法上来看，现实书写直接，隐喻表达含蓄，现实书写以精准的描写还原、扩充公众经验，隐喻表达则以超常的想象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漫游，二者共同创造出小说的魅力。当然，不同作家有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长处。相对于接受者而言，可能直接的书写更具冲击力，而间接的隐喻，则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心智去体会，就像有的酒，喝下去时感觉平和，但后劲十足，逐渐会在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奇妙的反应。
张鸿：《病鱼》我读过很多遍，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有空间的放大，也有时间的浓缩，鱼缸，故乡，以至中国；两代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半生，以至刀在颈部的瞬间。历史，现实，婚姻；过客，偷窃，抢劫，人生的无限期许，记忆里美好的故乡，如今都已变成眼前惊心动魄的损坏。读这篇小说，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的水生，属于他们的故乡并没有实现鲁迅期望的乌托邦，闰土把碗碟埋在灰里，而满仔当街行窃了。我们要如何面对，如何书写百年乡土中国？
黄咏梅：跟前几代作家不一样，我们处于一个城乡转换的阶段，在我们所生活的故乡，土地的概念很少，至少没有上辈作家那么亲近土地，大家所认为的那种传统的“乡土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以及以后的若干代，倒是可以共同书写“百年城镇中国”。有着同一面目、面临相似问题的城镇生活，网络、手机、游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默认的链接”，我们聆听并参与到现代性的节奏中，个体感受既复杂又相似，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主要书写。我在很多地方推荐评论家张柠在写我的一篇评论文章里提到的一个观点：“怀乡病已经成为当下都市的一种集中症候，这种病症甚至出现在许多未曾经历过乡村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临床症状当然不是对庄稼和大家族的思恋怀念，而是表现为对时代生活的莫名焦虑，甚至对作为都市文化雕刻品的‘自我’的拒斥、厌弃。”所以说，所谓的“乡土”书写，在我们这里，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审美化的书写。《病鱼》里的“满崽”就是在时代中无所适从的人，游荡在小城的边缘人。
张鸿：有人说你是生活型作家，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小说大多是低声部，抒情小夜曲的节奏，你也曾多次提及自己喜欢门罗。对生活抱有同情，但并不苟同；孤独，但不凛冽；低温的燃烧里流动着智性的焰火，对生活低处暗藏的一切抱有好奇心，又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发现了很多非日常性的东西，你觉得自己从始至今的写作，哪些方面受到过其他作家的影响，还有哪些来自生活本身？
黄咏梅：“孤独，但不凛冽”，我很喜欢你这句话，这基本上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哪个作家不是生活型的？只是在写作上，作家写的东西生活气息程度有别而已。我的多数经验来自于生活，自身的、他人的。我的笔下没有多少传奇，更多的是日常性。对于擅长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来说，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日常经常与“俗世”这个词挂钩，所以，我觉得写日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将俗世写俗。没有情感、没有思考、没有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就很容易将日常生活记为流水账。我之所以喜欢门罗的小说，就是因为她写俗世却不俗，她的作品就是从日常里提纯出一些有价值的困惑，这些困惑是我们会遇到的，会被困扰到的，当然也是尖锐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日常是一面平静的湖水，门罗就是会从肉眼看不到的水底一点点地拖出一只湖怪来，你眯着眼睛辨认，等你终于看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确认——啊，竟然是这种东西，之后，才开始感到后怕。我觉得这种写作是很厉害的，它不是瞬间将你击中，而是缓缓地将你裹住。
喜欢的作家有不少，我从一长串优秀的作品里得到过启发。
张鸿：我一直感觉你所关注的是你所缺少的，你真正关注的不是你已经拥有的。你对生活、对作品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吗？
黄咏梅：作家艾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笔下的女主人公多半“迷迷瞪瞪”。评论家李敬泽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我的小说“有着纯真的惊奇”。我理解，这说的意思基本一样。因为“迷瞪”，所以遇事会“惊奇”。我总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似乎永远都不够，这导致了我遇见或者听闻一些人和事，会有触动，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的口头禅是——啊，是这样的啊！对于有触动的东西，总是想了解和更深入地领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我用虚构去深入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方式。在小说里，我试图将我所感受到的这些“惊奇”慢慢地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打开，去呈现。相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不少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离开了自己的经验，几乎就写不好旁人的生活了。相反，我其实不太愿意写自己。我的经验乏善可陈，我的简历就那么几行，而目前我的日常生活，更是普通得难以想象。在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状态下，却要去写小说，写冲突，写悲欢离合，我觉得，这就是虚构的魅力。
张鸿：脱离自身经验去虚构小说，是否会导致人物的“隔”、不贴？
黄咏梅：当然会！毕竟，那些对准自己直抒胸臆的写作，只要不缺少真诚，往往都会好把握，都会“不隔”。但是，对于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来说，我这个作者，虽然是个“旁观者”，我跟他们有着距离，然而，这些人物却是我“彻夜长谈”“处心积虑”“动心动肺”过后诞生的，她们最终更合体。陈晓明老师曾经在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里说过：“以她略微显得‘无知’的单纯与天真去讲述小人物的命运遭际，这就是她有意去主体化的叙述。”我觉得他说得就是我想实现的。的确，在小说里我是隐匿的，我借用了小说人物的肉身、命运、语言，书写了我对这个世界、人生的看法。我的姿态、眼神、心性、情感时刻跟她们保持着一致，我想，我不是一个一般的“旁观者”吧。
张鸿：作家是不是和哲学家一样，好多悲观主义者？不是看不到活着的意趣，是因为写过太多生死悲欢？你的部分作品中，也有死亡与现实短兵相接，不回避问题，也不会迎合，与生活不合作的那些主人公，他们的遭遇里，是你观察时代的横截面切口，还是你对这个时代病态生活给出的诊断？
黄咏梅：我的确是个悲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大部分作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即使那些洋溢着勃勃生机的作品，背后都有可能睁着一双冷眼。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笔下不会写到死亡。“死亡”这个文学母题，在我的写作中，也是有阶段性的。过去写小说，为了体现“惨烈”和“冲突”，动不动就把人写死。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太草率了。如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小说中写到的每一次死亡也不可能相同。随意地用“死亡”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结束故事的方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也是缺乏敬畏的。所以，我现在很谨慎。死亡是上帝交给每个人的答案，而作家就是猜题的那个人。
3 我正在努力地创作一个长篇，希望中间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睁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张鸿：正如我前面所说，从岭南到杭州，生活环境不同了，你的写作风格也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是有意为之吗？你的部分作品表达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徘徊，同情边缘人，有着超出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普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这是你的写作理念吗？
黄咏梅：应该说写作上的改变刚开始是下意识的。比如说，方言写作的改变。我的母语是粤语方言，在广州那些年写的小说里，多多少少有粤语方言的运用，辨识度还比较高，比如早年的《多宝路的风》《负一层》《草暖》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岭南生活，自然会用到粤语，一些地名、岭南生活习俗只有粤语腔调的使用才更贴合。到杭州以后，完全没有粤语的语境，置身江南，是跟岭南很不一样的语言、生活氛围。语言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的，你是用粤语想问题，还是杭州话或者普通话，无形中都有着差异。或许等到我真正成为这个城市中的一分子，我写这个城市就会带有更多的责任感。但无论怎么变化，我偏向于从人道主义角度写边缘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这跟我的世界观有关。我几乎没考虑过自己是女性就该写关于女性的东西。在我的创作中，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视角，我的写作题材很驳杂，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一直具备生长性。
张鸿：“70后”作家对城市叙事的态度是矛盾游移的，是吧？乡愁，漂泊感，逃离感，这当然不是典型的城市话语和城市表情，但也是现代人城市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空间建构意义上，是主观化的现实。虽然置身于同一个时代，城乡从来没有成为价值共同体，你的日常性叙事中，诗意克制而自然，与敏锐的现代意识相得益彰，鲁敏笔下也有类似特点，你觉得这一代人有哪些精神共性？
黄咏梅：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物质和精神都相对富足，但由于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期中，承前启下，不断地接受各种外部变化，所以虽然生活得很安全，但精神上却是动荡的。正如你说的，我们的漂泊感不仅是来自离乡背井，更多的是面对变化的一种无处安放、无所适从的忐忑，表现为孤独、患得患失、被现实挤压得无处藏身的精神状态，我们看似拥有很多，实则什么都没有。在城市我们回望故乡，哼出的是一首首挽歌，而在城市仰望星空，每每心里又在酝酿一个个乌托邦式的“逃跑计划”。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焦灼，让我对身处的这个时代和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写作中，总是能找到这些含混的不安。
张鸿：想听听你对内行的读者、对文学批评家的态度？
黄咏梅：其实，你这个问题已经包含了我的答案，我把文学批评家当作一个内行的读者。对于读者，不管内行外行，我们都是无法左右他们的阅读喜好的，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到要去迎合这些读者。作家只管写，批评家只管评，二者其实就是那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一切的复杂，都是人心的复杂，一部分人创作目的和评论目的的复杂。从某个角度来看，写作者在初期阶段，的确得益于批评家的关注，如同获得发表一样，获得批评家哪怕寥寥数语的点评，也会成为他写作的某种刺激。然而，跟批评家在评价作品需要判断力一样，作家对于批评文章同样也需要有判断力。但是，拥有准确的判断力谈何容易？思想深度、理解力、胸怀、勇气等等，都是构成判断力缺一不可的品质，正如法国作家约翰·拉布吕耶尔所说：“在这世上至为稀有的东西，除了辨别力，接下来就是钻石和珍珠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上才会出现那些“高于他的世纪的人”，即他的作品生前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一点反响也没有，直到他死去的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久之后，他的作品才得以认可并被奉为经典。莎士比亚、梵高、培根……不胜枚举。从某个角度来说，时间才是最公正的批评家。总而言之，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从来就不能达到皆大欢喜。基于文学的多义性、复杂性，审美体验的个体化、多元化，作家与批评家即使就同一段落的阐释都难以高度一致，正是这些歧义、纷争，构成了文学深邃的魅力。
张鸿：我觉得你有特别睿智的洞察力，知道轻重，是一个智慧的女人。我们大家在一起，你话不多时，却似乎洞悉人心，话多时，却也不触及根本。你是一个很挑人的人。你的小说，对人心人性的表现常让人悚然一惊，你是喜欢，还是擅长从个人的处境出发，去触及一个更宏大的存在？其实你也写到了，个人对命运的反抗，对现实的解构，最终常常遭遇时间的嘲讽，在漫长的时间之流，有太多时刻生命如临深渊，你的小说给了我很多从日常伦理延伸出去的生命哲学况味，这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和你聊到过？说实话，特别打动我的，还有你小说故事内部那种漫漶的情绪，你的叙述语调，人物心理或停顿或跳跃的那种节奏，都令我着迷，阅读你的小说，真的是很美好的体验，最后，能不能聊聊你近期的创作计划？
黄咏梅：你这么评价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了解自己的短板比了解自己的优点多得多，所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优点，尽管这只代表你的感受。情绪奠定一个作品的主要基调，它决定了叙述的语调，以及你提到的一连串的人物心理、故事走向等等问题，但情绪又是最难找准的。所以，写作其实真的蛮折磨人的。说起创作计划，我真的很惭愧，因为主要都是写中短篇，所以计划性就显得不强，我也试图学一些短篇小说作家那样计划写一些系列，但总是会被突然遇到的题材所打乱，所以那些计划中的“人到中年系列”、“马王街系列”等等，都只是在断断续续写。我刚刚签下一个长篇合同，出版社有交稿日期，我目前正全力在写，题材关于城市现代女性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我努力使这个长篇里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睁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