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假死》是一本启发人们重新审视自身思维方式的书籍。作者通过分析现代社会对于思维惯性的影响，探讨了思维的局限性和创新性。书中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观点，引导读者思考如何打破思维定式，重塑自身思维模式。这本书给人以启示，让人在思考中不断突破自我，追求更高层次的认知。
《思想的假死》读后感(篇一)
常见的此类书籍都是大部头，而彼得·斯洛特戴克的《思想的假死》小巧如口袋书。以斯洛特戴克开讲座的形式，《思想的假死》引入了“悬置”的概念。
“悬置”，意味着从所有参与存在中的形式中抽离一步，与直接源自存在的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斯洛特戴克还从媒体学的角度指出，随着书写文化的发展，世界与书籍之间形成了某种类比关系，人们仿佛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保持距离的旁观者——这正是“悬置”的一种体现。我们沉浸在书籍中，代入角色，旁观着无数不属于自己的人生，这种“悬置”的阅读体验让我们得以从外部审视世界，汲取智慧与道理。
知识与行动的脱节在“悬置”中尤为明显。当我们作为旁观者沉浸在书籍的智慧中时，往往容易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和机会。“悬置”让我们与直接的生活体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将知识应用于生活，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完善自己的认知。不仅需要我们“悬置”地阅读、思考，更需要我们将所学付诸实践，跨越知识与行动之间的鸿沟。
情感与认知的冲突在“悬置”的阅读体验中同样存在。“悬置”让我们得以冷静地审视世界，但也可能导致我们与内心的情感保持距离。有时，即便理智上明白应该怎么做，情感上的冲动、恐惧或焦虑却可能阻碍我们按道理行事。这种情感与认知的冲突在“悬置”的旁观者视角下可能更加凸显，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直接的生活体验，更容易受到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拉扯。我们需要在“悬置”中学会平衡理智与情感，让两者相互协调，共同指导我们的行动。
外部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也是“悬置”视角下需要面对的问题。“悬置”让我们得以从外部审视世界，但也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现实中的种种限制。有时，即便我们明白应该采取某种行动，但受到经济条件、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等外部环境的制约，我们可能无法如愿以偿。此外，实现某些道理可能需要特定的资源，如时间、金钱、技能等。在“悬置”的旁观者视角下，我们可能更容易忽视这些现实的限制，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我们需要在“悬置”中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和洞察，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努力获取必要的资源，为自己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思想的假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学术洞见，还通过“悬置”的概念引发了我们对于读书人角色、知识与行动关系、情感与认知冲突以及环境与资源限制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要过好这一生，我们需要在“悬置”中保持平衡与洞察，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克服情感与认知的冲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
《思想的假死》读后感(篇二)
文/z小秘秘
在脱离了象牙塔般的教育环境之后，不乏有这样的声音：学校里学到的与社会上实际需要和要求的知识实在相差太远，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可见的鸿沟。曾经的自视甚高最终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高墙越筑越高甚至变得难以跨越。彼德·斯洛特戴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我们本应更早地关注这个课题。
本书《思想的假死》收录了斯洛特戴克的讲座内容，其中引用了各时期哲学的发展和观点，抛出“悬置”的概念（思想的假死），梳理了其起源及变体，最后，提出破除中立将悬置人拉回地面的可能，既要过“沉思”的生活，也要过“积极”的生活，去过实际的实践的生活。
斯洛特戴克首先罗列了现代时期胡塞尔和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的悬置苦修。悬置，即人为刻意地将思想从肉身中抽离，与实际生活、个人感受等保持距离，以一种客观的，如同上帝视角去分析和观察现象，存而不论。肉体在过程中只充当“现象的摄像机”，不掺入分析和情感判断。
胡塞尔更多地从精神层面进行苦行憎般刻意抽离练习，拒绝执态，以保持中立和长期自觉的“悬置”状态；柏拉图时期，在苏格拉底的启示下，出现了一批批的“柏拉图学院”，它们更多地是在物理空间层面上筑起现实的高墙，彻底隔绝外部的影响，打造一个个思想的“异托邦”。
由此可见哲人们对于刻意悬置、进入思想假死的努力几近苦修，最终不惜以现实的牺牲换取思想上的荣光。
过于沉浸式“悬置”不仅造成严重的现实脱离，情感的脱钩也不容忽视。斯洛特戴克在后面篇章中提及有悬置能力的人出现和思想假死的起源及变形时提到，在柏拉图时期，众人因面临如战争、对政治失望的局面，继而诞生出了对哲学的新的解读，赋予了其胜利的意义：现实的胜利不是胜利，精神的胜利才是彻底的胜利。
斯洛特戴克总结为这是失败者浪漫主义的艺术语言，“它展示了失败者应当如何去做，并能在最后一刻把失败变成胜利”；另外，一些更激进的解释也出现在各时期，比如提倡抛弃凡夫俗子的自我，自诩为圣人、高等贵族、统治者等，更有知识选择了人的自命不凡和优越感。
以上这些，在我看来无不是因过度悬置造成的情感飘忽。过度的情感抽离导致了其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有力的附着点，无所寄托。但总要寄托点什么，因此人只能逃遁到虚无的精神上自我满足且乐此不疲。
回到最初，就不难解释社会和教育的短暂脱节。传统和固定的教育学习环境下必然会培育出拥有悬置能力的人，当这些似乎拥有优秀学习和自省能力的人迈入社会时，理所当然知识和理性首先会受到现实的剧烈冲击，随之而来的将是不断的失望和挫败。然后再一次，他们或许又会遁入虚空中自诩为王，自我安慰现实无关紧要。
但理性和情感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互相冲突，人也不是简单的A面或者B面，他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综合体。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意识到荒诞就得轻生吗？现实的或思想的？斯洛特戴克用哲学的视角，警示人们是时候要重新将科学嵌入到生活世界中，将悬浮的人拉回到现实真实地面，重拾业已过时太久的肯定生活的技艺。
《思想的假死》读后感(篇三)
一、作为实践的理论
布尔迪厄在《学术人》一书中揭示了法国学术界的结构与运作机制——学术界并非一个纯粹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领域，而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交换的社会场域。这一论断当然不仅适用于法国，中文互联网上对于“学阀”的讨论与批判同样透露出对完全世俗化的学术/理论活动的担忧。
即使抛开具体的学术活动，理论——几乎已经等同于抽象晦涩的概念游戏——本身在今天也饱受质疑，以至于两位德国社会理论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和哈特穆特·罗萨）合著了《晚期现代社会的危机：社会理论能做什么？》一书，希望借此捍卫理论的价值。
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彼得·斯洛特戴克提出“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的界分遮蔽了“实践”的维度。实践的生活是一种混合的领域，实践是最古老、最有效果的自我参照训练形式，其发展了实践者本身。而在本书《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延续了这一视角，将理论视为一种禁欲苦修的实践，一种可能的生活形式。
还值得注意的是斯洛特戴克提出的“人类技术”概念（我们的主题是作为实践的科学，或者说作为人类技术的科学p.25）。在斯洛特戴克这里，人类技术不是狭义的人类制作、使用工具来影响自然的手段，或把特定技术用于人身，开展有目的的生物性改造，而实指生存论意义上能助人在自然中生存，同时对人本身有着改造作用的文化技术。使用人类技术的概念，斯洛特戴克试图探讨人的生成与本质问题。
前述两位社会理论家对理论的理解与斯洛特戴克十分相似。莱克维茨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与诠释性，这意味着理论是一整套有关反思创造概念、收集素材以及文本书写的实践活动。罗萨强调理论更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人的生活离不开对社会与自我境况的诠释理解。
二、理论苦修与观察者的出现
斯洛特戴克追随了汉娜·阿伦特之问“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在哪里？” 阿伦特提到了苏格拉底的精神游离状态，他有能力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不去感知周围的环境。柏拉图认为应当为处于完全专注于自己思想的不稳定状态的人提供适当的场所，于是柏拉图学院标志着理论生产制度化发展的起点。
胡塞尔的“悬置”概念则为理论的实践技术提供了一个非常精细化的规范。悬置一词来源于希腊怀疑论者，是一种放弃判断的态度，就像顾客在市场上东张西望，却什么都不买。悬置代表着从所有参与到存在中的形式中退后一步，与直接来自存在的观念保持距离，将存在执态放进括号。
接着，斯洛特戴克用谱系学研究探究“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他从四个角度给出了答案。一是心理政治学的论点，政治领域的失败引向了知识补偿，哲学家退回到超脱的状态，以观察的方式评价一切。二是个体心理学的倾向，缺乏参与意愿的忧郁者被认为具有将自己置身事外的优势。三是社会学的角度，教育系统的社会细分（卢曼）或教育领域的建立（布尔迪厄）表明静止练习的制度化将苏格拉底的不稳定状态推向了规范化与常态化。四是媒体学的视角，随着书写文化的发展，世界和书籍形成了类比关系，人们从一开始就仿佛是保持距离的旁观者。
斯洛特戴克强调，最后两个因素无法适用好和坏的价值评判标准，在谱系学方面被予以中立的评价。理论生活的释放虽然带有额外的反政治怨恨，但随着理论的制度建立，理论也有了一个完全自主的上层，而忧郁与沉思之间的联系也是偶然的。因此，谱系的审查得出了一个理论生活的追随者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事实上，斯洛特戴克一直强调，不仅美德和光荣的行为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失败、嫉妒、报复和怨恨等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三、理论的假死与第三种选择
柏拉图式的假死模式要求思考者关闭自己存在中阻碍理论的方面，而阻碍理论的根源深植于“经验的”存在本身，于是这就类似于在一个人活着的状态下达到一种死亡的状态。斯洛特戴克总结了这一模式诸多变体三个最重要的特点：从世俗生活中退却，加强不同寻常的见证，用小的主体性换取大的灵魂。
然而，这种古代欧洲理论主体正在被清算。斯洛特戴克列举了十个中立观察者的杀手，如青年黑格尔派将实践和政治生活至于优先地位，知识社会学将知识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女权主义对话语秩序是男权统治下的产物的揭示等等。
通过实践或者人类技术的概念，斯洛特戴克从一开始就呼吁改变对科学史的看法，不再假定科学家是书写历史的人，而是研究科学家如何成为他们自己。在书末，斯洛特戴克写道：“从事理论职业的忠实的生活行动者通过他们的日常例子证明，在死亡和平庸之间必然存在着第三种选择。”
这种第三种选择可能是怎样的？我们或许可以在斯洛特戴克对犬儒理性的批判中找到一些线索。
斯洛特戴克区分了两种犬儒主义——愤世犬儒主义与玩世犬儒主义。玩世犬儒主义是启蒙理性的病变，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在斯洛特戴克看来，启蒙主义的批判最终把目标瞄向批判自身，理性的和平对话走向了意识形态战争，社会意识陷入真假难辨的处境。于是，现代犬儒主义遵从着“令人舒适的自我保存”原则，并以此驱使理智，它意识到言与行的分裂（真理陷入话语的密谋游戏，异化到语言层面上的事物，虚假共识取代了关于真理的表达），但无意反抗，视其为世界的现实。反观愤世犬儒主义，其把身体作为表达真理的途径，作为实现反讽的工具，秉持着“身行原则（生活与学说的契合）”，实践着言与行的统一。
斯洛特戴克期待着人们重启一种以“身行”为纲的肆意的启蒙。这一启蒙面向的个体“弃绝了盲目的合群，但并不因此停止在社会中承担各自的角色……(他们)以自己的清醒对抗‘分裂’与‘不自觉’对个体此在的渗透，活出自己的可能性”。它需要个体乃至团体继承愤世犬儒主义的激情，“不与现代犬儒主义的分裂意识同流合污……体验那些在头脑、身体与灵魂中向自觉的生活开放机会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或许也存在着新的理论实践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