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是一篇描写骑兵军团中发生的故事的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和惊喜，展现了骑兵军中的勇敢和忠诚。主人公敖德萨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最终取得了胜利。整个故事充满了令人激动和感动的情节，值得一读。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一)
以近乎癫狂的速度驰骋过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一路上呼啸的风一如哥萨克们在东欧大草原灼烧的夕阳下挥舞马刀亢叫“乌拉”的血与火的史话。
带劲，真带劲，天才，“真的”。
尤其喜爱《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潘·阿波廖克》《我的第一只鹅》《多尔古绍夫之死》《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盐》《夜》《阿弗尼卡·比达》《千里马》《吻》。如果硬要选一篇最喜欢的，那我可能会选《阿弗尼卡·比达》，虽然不是像《盐》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名篇，但它和《千里马》一样都将哥萨克如狼似虎的阴沉怪峻、桀骜不驯天性自由的眉间意气写到了极致。他们是狼群中的娜梅莉亚、长城以北的自由民，因此“我”这个“四眼”也几乎得不到他们真正的友谊。
被催去学习好几遍了，先挖个坑 以后再填。
2019.6.5
昨天开始读《敖德萨故事》，又是另一种风情。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二)
知道伊萨克巴别尔，是通过金宇澄的书，后者觉得读巴别尔，能让自己从沙发上跳起来。当我读完巴别尔的这本《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我明白了金宇澄的感受。巴别尔一方面是一个“作家中的作家”，骑兵军的每个短篇都短小精干，用最简单的语句，把握住最强烈的情感，尤其是人物的残忍与景物的描摹，如同一个个嗜血的黄昏下，无耻之徒们正在为自己树碑列传；同时，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以自传性质的题材，又显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字风格，让我想起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
是的，我虽然读的小说不多，但读到现在，唯有两个作家独一无二，一个是三岛由纪夫，一个就是巴别尔。我把他们称之为“天魔”型的作家，高于所谓的“天才”。正如妙品之上还有神品，天才型的作家有很多，但要成为“天魔”型，那就完全是老天爷的事儿了。可以说，天魔型作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雨果这样的“文豪”构成了文学世界的两座高峰，很难说谁比谁高，因为二者带给读者的感受截然不同。读文豪的作品，沉浸于故事、人物、思想深度；看天魔，则完全被其文字中散发的魔力紧紧攫住，难以逃脱。
当然，我的这种分类很不科学，因为还有许多作家无法归入，比如卡夫卡，很有“天魔”的意思，但似乎比之三岛与巴别尔，少了几许天才的诅咒；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都是天才，可才气胜于魔性；亨利米勒很魔，却绝不是个天才；曹雪芹则是完全独树一帜，《红楼梦》任他各种文学风格百花齐放，都能一飞冲天，孤傲地耸立在云端，几乎是绝对不可能超越的文学作品。不管怎样，巴别尔是地地道道的天魔，只可惜老天没给他时间，否则天晓得他还能写出怎样可怕的作品。
虽然巴别尔魔性十足，但他的《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里仍然有许多读来颇为混乱的地方，可能是文化历史的隔阂，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或是魔性太强，有几篇实在读得奇怪，不明所以。但这并不妨碍巴别尔的厉害，在畅通无阻之处，你就能看到其魔力如水银泻地，直冲你的脑门，尤其是景物描写，繁复而生动，极具挑逗与冲击力，那些突然发生的暴力，像极了后来好莱坞里昆汀、罗德里格斯的电影，而巴别尔不付诸于画面的文字，要比电影还要强劲，这足以证明其劲道。
说到底，巴别尔是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上帝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了其人生任务。这样的人很幸运，当然，不幸更重。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写来写去，反正都写不过巴别尔，写不过三岛，我写它干嘛呢？巴别尔也有这样的苦衷，他觉得如果写不过托尔斯泰，又何必去写呢？当然，我可没有自比巴别尔，差了好几个维度。我只是想说，写作的意义对于我和巴别尔来说，都需要寻找。只不过，巴别尔拥有天赋，而我没有。这就让我更为苦恼，有时候，也成比例的释怀。或许，人不该执着于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但一味地感受或享受生活，真的就能得到平静吗？人与人终究是不一样的，那些公众号文章，总以宇宙佛的角度劝这劝那，说什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人生真的能对号入座，我现在就去买一张票，可这些终究是虚无缥缈的。
所以，到头来我还是羡慕巴别尔，即使他如此不幸。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三)
爱伦·坡曾经评价巴别尔“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但这个风格不是有意的去创造自己的风格，或是故意的去营造奇怪的风格。沈从文的文笔恬淡优雅，仿佛是一阵带着花香的春风；科塔萨尔文笔怪诞，风格魔幻，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游戏”；海明威的风格偏于硬派，坚韧，严歌苓的文字深切而又纯净。他们的作品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值得细品的；他们的作品也是不同的，那就是各具特色。
提起巴别尔，很多人想起的就是《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骑兵军》的故事是来自于他在苏波战 争中的真实经历，巴别尔用凝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这段宏大的历史背景，而苏波战争引发的红色革命，也由此席卷世界。巴别尔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参加到哥萨克骑兵军里来，所以他亲身经历了哥萨克第一骑兵军征讨波兰的全过程。苏联的计划是集中全部力量打败波兰，攻克华沙，然后直捣柏林，与东欧南欧的工人阶级形成联合，瓦解资本主义。这是一段终于的历史，也是共产革命最初的雏形。巴别尔的《骑兵军》非常独特，若说它是短篇小说集，它有贯穿的人物，也有宏大的历史背景；但它又没有一个像长篇小说那样贯穿始终情节，每一篇都是独立的。
而另外一本《敖德萨故事》同样也是一个战争题材类短篇合集，有军旅故事，有人类战争和暴力，征服和反抗。巴别尔用真实而激越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幅难忘的历史。这本书与上一本不同，主要背景是巴贝尔的家乡，黑海。相比于他的第一套短篇文集，我更偏爱这本，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故事描写上，他的文字实在太动人。19世纪中叶俄罗斯黑海海滨著名的港口城市敖德萨的种种奇人异事、风土人情、市井百态，巴别尔用短短的几篇文字就概括了如此丰富的事物。无论是政客，马夫，货店老板还是妓女，他们的个性实在鲜明而又有趣，巴别尔将一种厚黑的色调掺杂在诡异瑰丽的语言里，描绘了黑海特有的地域和生长的人民。
巴别尔一生著作不多，甚至有一部分手稿都已经丢失。上帝想要听故事了，就在1941年带着了他，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死因。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特色吧，简洁的篇幅，沉重的分量。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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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看过哪位作者像伊萨克·巴别尔这样将一座城市写得如此入木三分，带着轻松光明，又洋溢着一丝无奈的宠溺，但这座名为“敖德萨”的俄罗斯小城却是人欲横流的、充满世俗的、物质的、甜蜜与受苦受难的......这座城不同与任何作家笔下的任何一座城，这座城如此与众不同。
伊萨克·巴别尔《骑兵军 敖德萨的故事》由两部小说组成《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骑兵军》讲述战场的残酷，后者则是围绕敖德萨这座城的故事，无论是战场还是城镇生活，皆是断断续续与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故。这些片断是浓缩精华，凝练而精彩。假如你喜欢苏联文学，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短篇故事集。
犹太作者伊萨克·巴别尔是位可怜的作家，他在1937年或1938年间因反苏间谍的罪名被捕，1940年被枪决。他在严刑拷打下违心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指控，虽然在陈述词中申诉“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但显然这些陈述在冷酷的国家意志面前是苍白无力的。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才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而这位作家的两个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约翰·厄普代克评价说，巴别尔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爱伦堡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在个人化的书写以及不随大流上，我们从巴别尔最著名的短篇《我的一只鹅》中，处处可见他的这一特点。小说中的“我”加入了骑兵军，因为读过书戴副眼镜于是受到师长的鄙夷和刁难，在哥萨克战士们问到报纸上说些什么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状态：
“列宁在报上说，”我一边掏出《真理报》，一边回答道，“我们各个方面都是贫乏的......”
于是我像个亢奋的聋子那样扯直嗓门，把列宁的讲话念给哥萨克们听。
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我朗诵着，欣喜若狂，捕捉着隐于列宁直率的讲述中的弦外之音。
如今看来，这里不过是机智而俏皮的嘲讽，不过是作者文采卓著的外现，很独特，很有个性。然而，这种充满个人主义的写法并不符合当时苏联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比如，主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精神、群体主义以及奉献牺牲精神。在巴别尔的小说中，他更关注的是鲜活的个体、个人的精神状况以及各种不完美的鲜活表现。巴别尔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潜意识里反对这样片面激进的运动潮，这在当时那样严酷的全民政治运动中，如此这般的个人化书写，必然会被裁定为另类；思想统治的时候，你若要求个性，便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逆”和“反”。换句话说，这也是这位巴别尔的天真与洞察的矛盾之处，他洞察到社会处境的诸多不合理，洞察到战争的残酷和荒谬，却天真的以为文字只是独属个人的世界，以为只要能欢快的书写和表达就够了。——巴别尔生错了那个言论不自由的年代。此处，也格外敬服那些看透了历史，看穿了政治，仍坚持自我书写，真诚地坚持着文学理想的诸多作家们。
我喜欢巴别尔的文字，这让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一些端庄的苏联文学。和他们比起来，巴别尔的文字很轻松，带着生活的诙谐，寥寥数语，话中有话却又一针见血。巴别尔原本就出生于敖德萨，对他生活成长的这片土地，他如数家珍，写起来自在，种种轻嘲读起来愉快。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五)
我觉得伊萨克•巴别尔是苏联的良心，和列夫•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等一批文学巨匠一般，影响着苏联（俄罗斯）乃至全世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巴别尔是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高尔基、爱伦堡、海明威、博尔赫斯等都喜欢、赞赏他的作品，连我们的鲁迅也很快将其收录在自己的藏书目录中。他的短篇小说以《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两部集子为代表，有十分鲜明的个性，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
巴别尔的人生很奇特，也坎坷多磨。在敖德萨商业学校学习却爱上文学，在彼得堡不断投稿碰壁而后幸得高尔基帮助，但随后又被其打发到人间去体验生活。1917-1924在人间的七年，工作经历的丰富，当兵、军队政府部门任职、编辑、记者，也使得他重新开始写作并广受欢迎，“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这两个著名系列便始于此期间。获得过极高荣誉和优待的他最终未能躲过腥风血雨，死于肃反运动，逮捕时抄走的大批手稿也未能因后来的平反而重见天日，实为一大遗憾。
巴别尔的《骑兵军》是以苏联内战和苏波战争为背景的军旅故事集，不少包括自身经历在内的真人真事融入其中，甚至人物姓名未改，非常现实主义，在革命与战争的大背景下，人性的善恶、文明与野蛮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尽管故事是片段式的，但巴别尔却有管中窥豹之能，以树木见森林，一幅幅活生生的面孔，扭曲、病态了的以及渴望和平与幸福的哥萨克军兵们和其他劳苦大众，是战争的真实写照。
《战马后备处主任》中主任奇亚科夫对农民施展诡辩与欺压，一副慷慨自得的样子；名篇《我的第一只鹅》里戴眼镜、喝墨水的“我”在农舍一气之下杀了一只鹅，于是和其他哥萨克们便合得来了；另一名篇《盐》，士兵们对一个带幼孩的女人由可怜同情帮助陡然反转，无情地谩骂谴责，一枪“洗去了这个耻辱”。这些畸形扭曲，让人沉默，令人窒息。
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一个人的求死显出了不同人的不同心理态度，也显出了战争的残酷。而《歌谣》里，“征途上血迹斑斑，而歌声则飘扬在我们斑斑的血迹上”一句，让人体会到了看不到战争尽头的骑兵对和平、温暖家庭的渴望，歌声聊以慰藉受伤的心灵。战争的确让人民遭受贫穷与饥饿，但军士们一样饱受与亲人分离之苦，也逃避不了残酷的死亡。
骑兵军统帅布琼尼曾两次公开批判攻击巴别尔，说《骑兵军》是对红军的歪曲、丑化、诽谤、诋毁，影响恶劣。高尔基站出来以托尔斯泰举例捍卫反驳，予以嘲笑。由此也说明了巴别尔作品的影响。
巴别尔的语言洗练、简洁，但很准确，衣着、言行，寥寥数语便使得人物形象鲜活起来。而他的叙述和描写总是那么客观冷静，尤其在写屠杀等残酷场景、事件时，强烈的反差产生了无言的力量，让人内心无比的惊叹、震撼。另外，有时他的一句话、一个词，便道出了足够的分量，也难怪书的译者戴骢先生说他两三页的篇幅写出别人一本书的东西，更难得是同样有此境界的海明威在看过巴别尔后觉得自己能写得再凝练些。
《骑兵军》中有不少围绕战马和女人而进行的创作，一方面军士们爱护战马，对女人有着美好的愿景，另一方面马和女人也是他们互相争斗的工具和情绪宣泄的对象。《一匹马的故事》、《盐》、《寡妇》、《千里马》等篇目让人如此感慨。
另一部短篇集《敖德萨故事》，有关他的童年，幸福与忧伤同在。所写的，有敖德萨的犹太黑帮头目别尼亚•克里克、开酒馆店铺的“哥萨克小娘子”柳布卡、我的祖母等，还有自己童年的一些所谓冒险经历，熙攘的城镇，温暖的气息，让人看清了敖德萨特殊、真实的容貌。
巴别尔十分热爱写作，连他的妻子也可以证明。读巴别尔，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的敬意。
曾经陨落的耀眼之星如今已重新升起多年，对苏联文学有着卓越贡献、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巴别尔，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巴别尔，我们不该忘记他，还有他的作品。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六)
本来是不敢擅自评价这么一位国际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大作家的，所以迟迟不敢下笔。但是读了这么好的作品由不得我不说些什么，感概也好，复述巴别尔讲过的铁血故事也好。
然而巴别尔讲过的故事别人是讲不来的，因为没有那个文学功力。在文学史上能够被誉为“文学硬汉”的作家非海明威莫属了，而他也是因为《老人与海》中塑造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海中的各种大鱼勇敢搏斗的形象而出名，尤其以一句“你可以消灭我，但就是打不败我”被许多人奉为经典。海明威的作品特点是简洁精炼，坚定有力，跟海明威的形象相辅相成。但是当他读了巴别尔的作品后，竟这样评价他：“我从不觉得能用字数判断文章……但看完巴别尔的，我觉得我还能更凝炼些。”言外之意，则是他在精炼程度上，相对于巴别尔还有上升空间。
由此可见，巴别尔的文字表达功力不是一般人可及的。巴别尔自己也在《我的第一笔稿费》中谈到：“我自小把全部精力都用于酝酿小说、剧本和数以千计的故事。我打好了这些作品的腹稿，令其伏于心中，一如癞蛤蟆之伏于石头。自尊心像魔鬼一般附在我身上，不到时间我不愿把这些作品形诸笔墨。在我看来，写出来的东西要是不及列夫.托尔斯泰，那就是白写。我编故事是为了免得把许多趣事忘却。我的大胆构思、撩人的激情只有在找到了美丽的衣服之后才不至于亏待我为表现他们而付出的辛劳。”从上述可以看出巴别尔对于创作是非常严谨且认真的，凡是在他看来没有打磨臻至完美，他是绝不会下笔的。而且他创作是极为勤快而富有激情的，如果在创作时没有激情，没有活力而产出的作品，对于巴别尔可以说是失败的。
从他的创作态度可知，他的作品虽少，但大都是精品了。而《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更是他的代表作品，把他的创作态度和特点融合的恰到好处。
《骑兵军》是他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在北方第一骑兵军——哥萨克骑兵营从军。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野蛮，血腥，粗暴，杀戮的队伍中，巴别尔作为一个文兵刚开始该受到怎样的排挤。但是他终究赢得了这些战斗民族的野蛮人的尊重，并且与他们一起共同战斗。
在《骑兵军》中，巴别尔用他冷静而沉着的笔触记述了哥萨克骑兵在战争中的一系列表现，把他们的残暴、血腥、冷酷、爱国、悲悯等特点勾勒出来，极度现实的写作手法如同拍电影一样，一段一段的拍下来，仿佛那些哥萨克骑兵就在我们面前。
这个骑兵营的人离不开三样东西——马，酒，还有女人。他们把马看的比生命更重要，马不仅是他们战场上拼敌厮杀的忠实伙伴，而且在精神上更是他们的最大的仰仗和支柱。一旦他们的马没了，那么他们的骑兵军的身份和尊严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在书中多次提到关于战马的故事，而且单独的文章就有《一匹马的故事》《一匹马的故事续篇》《千里马》。
酒也是他们极为重视的东西。酒在北方不但可以御寒，而且许多人都饮酒成性，无酒不欢，据说俄罗斯人每年因为喝酒而死的人有好几万，然而广大男性对于政府的禁酒令依然无视。酒照喝，女人照睡。中国有句话说得好，“酒壮怂人胆”，在战场上，一壶酒的作用胜过将军在马前说过的千言万语。一口酒下肚，冲着这股酒劲跟敌人厮杀一团。等打完仗回来后，不论胜败，酒必然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而他们最常喝的无疑是伏尔加了，这酒里边不但是庆祝胜仗，或者排解忧愁，更是饱含了这些哥萨克骑兵们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无限思念，也表示他们的无奈。他们注定有着一股俄式宿命主义秉持心中，把战争当做自己不可挣脱的宿命了。所以，酒便是他们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了。
女人也是哥萨克骑兵们最热衷的。在这艰苦的战争时代，女人一直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无力反抗，无法挣脱，也无处可归，便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在那个男权的时代里，将自己贡献给男人才换得一丝生机。尤其在骑兵军中的女人更是毫无地位和尊严可言，一味地被这些野蛮的血腥的骑兵们凌辱而无动于衷，反而在这种状态下逐渐的彻底沦陷，成为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这里边也表现出作者巴别尔一方面对于哥萨克骑兵的英勇表示赞美，另一方面更是批判他们对于女性同胞的毫无人道主义。
所以读《骑兵军》时，总有让人沉重，压抑，热血，悲悯等许多情绪相互交融的复杂心情。而《骑兵军》可以说是巴别尔笔下的“硬汉全集”了，里边形形色色的战士共同组成了这支所向披靡的骑兵军。
而相比于《骑兵军》的冷酷血腥，《敖德萨故事》则更加的温情脉脉，让读者一下子从战场回到了人间。最喜欢其中的《国王》《初恋》《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我的第一笔稿费》《莫泊桑》等篇目。这些文章写出了一个具有人性光辉的小镇，虽然社会已经如此残酷，但至少人间还是真情永远存在的。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七)
不知什么原因，我对俄国文学作品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它们好像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摄人心魄。虽然已经读过一些，却仍旧为之痴迷，想要探看它那更加辽阔的疆域。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伊萨克·巴别尔是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明星。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后来受到国际认可，同时还有一些为我们熟知的著名作家对他推崇备至。比如，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称，“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以简洁、洗练为语言风格的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读过他的小说以后表示自己的小说还可以更加简洁凝练。一代文豪博尔赫斯也曾称他的短篇小说《盐》有超越散文比肩诗歌的优美。
巴别尔以中短篇小说见长，《骑兵军》与《敖德萨故事》为其代表作。当我翻开这本《骑兵军》与《敖德萨故事》的合集时，因受了博尔赫斯的推荐，首先欣赏了《盐》这一篇小说。《盐》的风格别具一格，是我不曾见过的形式。它以一名士兵向战事报道的主编报告的形式，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小火车站的令人震撼的故事。
整部《骑兵军》以发生于1918年至1922年间的苏俄国内战争为小说背景，因为巴别尔其时也入伍参军，是布琼尼骑兵师的一员，所以《骑兵军》中的小说叙述地十分真切，引领读者的目光望向那战火弥漫的大地。《盐》作为《骑兵军》的子篇，也正以此为幕布。
在《盐》中，受灾受难的乡下人（主要是女人，男人多去打仗了）为了维持生存，带着私产的盐涌往火车站售卖，被士兵们称作“背袋贩子”。然后，列车上的士兵们遭受着远离妻儿、饥不可耐的战火生活，他们选择捎带上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以此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其中有一个带着“孩子”想要奔赴前线与丈夫团聚的年轻女人，这些士兵看在她作为一名母亲的份上放过了她。结果第二天被发现她那个孩子是裹起来的一袋盐。她欺骗了士兵，因为裹挟在战争的苦难中不得已欺骗了那些士兵。最后，她被扔下了车，被士兵们的怒火吞没了，她吃了士兵的一颗子弹，倒在了苍凉的大地上。
初看《盐》这篇小说，由于视角独特的讲述方式，略微给人一种淡漠的感觉。仔细想来，它却暗含着深刻地反战思想。通过士兵们对年轻女人的残酷凌辱及对那位“妈妈”的残忍枪杀，凸显了战争对人性的极度扭曲与它无边无垠的灾难。恰恰在另一篇小说《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在骑兵军与敌交锋中，身受重伤的多尔古绍夫眼见无望在穷敌猛追下难以生还，便恳求战友给他来一枪，解除他难以忍受的痛苦。战争无情人有情，人虽有情难以生。就那一闪念的工夫，一颗鲜红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永远贴在永葆它安宁的大地母亲的肚腹上。
相比于巴别尔《骑兵军》中那些浸染着鲜血和被撕成碎片的人性的小说，我更喜欢《敖德萨故事》中的篇章。后者闪烁的文学光芒要比前者更为耀眼迷人。
童年时光始终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里，无论时光过去多久，都不会褪色更不会消尽，它常常像斜印在公园暗赤色墙壁上的树影，混杂在斑驳中，影影绰绰。
在《敖德萨故事》部分中，我十分喜爱《初恋》这一篇。讲述一个十岁的犹太男孩在动乱不定的生活处境中，因为内心萌发的纯粹生命对美的欣赏及神秘情感的期许的朦胧意念，由此对邻居的年轻少妇产生的爱恋。这个故事借助犹太民族遭受生活苦难的一抹背景，用细致幽微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小男孩丰盈的内心世界。读来魅人心魂，驳杂纷乱的生活图景中凸显的炙热情感就像冬日雪毯压迫下的月季一样，留下无尽的余韵。
《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中，作者对祖母的形象塑造可谓匠心。她一方面傲慢、恶毒、冷酷，视女仆为草芥、恶语相加，也瞧不起前来为“我”上课的年轻音乐老师；另一方面，她对“我”却满怀温情和训诫，为我讲述已逝祖父的际遇和她早年的往事。这样一个既惹人厌恶又引人尊敬和怜悯的一个老妇人，实在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读后使我不由得联想起我那位宽和慈爱的祖母来。
巴别尔小说的语言正如海明威所言，是尤为简洁有力的。我从这部短篇小说合集中收益最多的是，他讲述故事所采用的与众不同的形式，有些令我痴迷。而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上，他有别于许多小说家，所选题材多涉及到人的隐秘的情感世界。他的笔触精准幽微，实在引人入胜。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八)
星星重又升起
20世纪50年代，有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美作家座谈时，有位美国作家问这位团长，何以长久不见巴别尔发表新作，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他怎么了？团长回答说，巴别尔挺好，我此次访美前夕，还在苏联作协见到他，交谈了好一会儿，他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见团长如此回答，便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了，因为他风闻巴别尔已不在人世，死于肃反运动。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所编造的这个活灵活现的谎言成了笑柄，不仅在美国，更在后来的苏联。
1953年斯大林撒手人寰后，苏联政府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世人方渐渐得知巴别尔于1937或1938年被捕，罪名是“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并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在严刑拷打下，巴别尔违心地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但他在最后的陈述词中申诉自己无罪。他说：“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这个请求是天真的。他于1940年（爱伦堡在其回忆录中说是1941年）1月27日凌晨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诺夫监狱（一说是西伯利亚监狱）中被枪决。终年四十七岁。
巴别尔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对高尔基的简短颂文后，就此在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他入狱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在苏联被全部、彻底地封杀。后人大都已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一位名叫伊萨克·埃曼努依洛维奇·巴别尔的犹太作家以及他写的作品了。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巴别尔在苏联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他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无论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当时的苏联作品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独独巴别尔把作家的观察力投注到具体的树木上。他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小说中有不少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都是原封未动的）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他还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其次，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恐怕只有巴别尔了。海明威读过巴别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一封信中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了巴别尔，读过他的《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作品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由此可见，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约翰·厄普代克语）。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鼹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3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陨落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1957年，他的《骑兵军》及其他作品重新在苏联出版，并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苏联及国外广为流传，折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2001年11月，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莉娅经长年不懈的努力编辑而成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这个集子汇集了巴别尔所写的全部短篇小说、两个剧本、日记、新闻报道及其他文稿，厚达一千页。《伊萨克·巴别尔全集》震动了欧美国家的读书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给予他的《骑兵军》以五颗星的最高评价，仅一家书店便销售了669, 281册。约翰·厄普代克在2001年11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详介巴别尔的生平、创作道路及艺术特色，称他的小说为“雄文”，“如闪电，如一眼不眨的目击者”。20世纪的一代文豪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享有散文难以企及，好像只留给诗的荣耀。
美国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20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在人类进入21世纪际，巴别尔小说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牢牢确立了。巴别尔这颗陨落的明星重又升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破云而出，持久地发出晶莹、清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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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骑兵军》《敖德萨故事》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上海雅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为了满足部分读者阅读和收藏需要，将两册合为一本，希望读者们能喜欢。
戴骢
补记于上海
2017年4月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九)
我的母校历史悠久，存世百年，有一墙波光粼粼的常春藤，掩住红墙之中的时间。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马刀舞——那是在校友们年轻时代的照片上，身着军装的稚嫩脸庞，手持长刀集体起舞，他们胸怀大志，磨砺自己，然后毅然决然地奔向战火硝烟……在很久的以后，那张校庆时充满空椅子的合影，给予了答案。但，青春不悔。
他们手中所持的马刀竖起朝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一直以为那是薄而锋利的军刀，或许与唐刀类似，能够在白刃战中劈砍开一切阻挡在眼前的障碍。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不开刃的马刀，钝面且沉重，却有着锋锐所无法企及的杀伤力，而那支舞也与这种刀息息相关——那是哥萨克马刀舞，是哥萨克骑兵的血色浪漫。
哥萨克骑兵刀是世界十大名刀之一，被称为“鹰之利爪”，真正的用法既不是劈，也不是砍，而是一臂远远探出，将刀横放着，骑手只需控制马的方向，利用马的速度，将刀撞在敌人身上，再利用刀滑动，就能将敌人身体割开。
使用这样的刀的队伍，正是伊萨克·巴别尔笔下的骑兵军。历史由他们的军刀割开新的一页，却不问刀处何方，刀从何来，刀往何去，刀上沾着什么血，只要是一把顺势而挥的鹰刀即可——甚至不需要开刃。但是，若不是这把鹰刀，就劈不开新天新地。
没有人能从雄鹰的利爪下逃开。骑兵军虽然粗野无知，手段残忍，但是凶狠里裹着隐隐约约的柔情，忠诚于遥不可见的革命大义，对待认定的叛徒绝不心慈手软，寒光闪闪的钢刀就是他们的誓言。他们作为战力非凡的部队，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从不装聋作哑，他们撕裂旧社会中数百年种种不变的一切，愿意“为酸黄瓜和世界革命献出生命”。当钢铁流血之时，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们爱刀，爱马，爱战友，私德上又处处存在瑕疵，凶暴愚顽的作风一如千年之前的哥萨克骑兵。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们的传统。
如果说吉普赛人是大篷车上的民族，那么哥萨克就是战马上的族群。“哥萨克”在突厥语中的意思为“自由的人”。这支被历史的铁锤在未来世界的铁砧上捶打的光荣的方队，世世代代游牧在东欧的大草原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都有他们的身影。在俄罗斯历史上，哥萨克人组成的轻骑兵，是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过程中的主要依仗，沙俄通过武力征服和建立哥萨克武装村镇殖民的方式迅速从遥远的欧洲发展到了太平洋岸边。游牧般的半自治团体生活让这些骑手野性十足，他们以自由散漫、勇武彪悍、衣着鲜亮著称，凭着一匹战马、一柄军刀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疆场上，驰骋数百年，纵横千万里，在俄罗斯社会发展史和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骁勇善战的形象举世闻名外，他们的坏名声也让人们印象深刻。拿破仑曾说过：“如果我的部队里有哥萨克骑兵，我会用他们席卷整个世界。他们是出色的轻骑兵，但他们不守纪律，也不愿下马作战，从而限制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发挥。他们对老百姓冷酷无情，以致整个欧洲，无论敌友都对他们恨之入骨。”哥萨克骑兵在被征服地区作恶多端、烧杀抢掠，驱逐犹太人，将身强力壮的抓去充壮丁。希特勒的私人代表埃里希科赫曾经在战犯法庭上说：“每个哥萨克人都有两幅面孔：善良和残暴。他们能够在一瞬间就可以完成这种转变。他们能够毫不留情地洗劫一个村庄，如果一个村子有人向他们开枪，他们就会残酷地把整个村庄的人处决，农田及其庄稼会被完全烧掉。”战力惊人，私德败坏，这都是哥萨克骑兵的本性。
苏维埃时代，哥萨克人昔日的荣光已不再，哥萨克骑兵却依然带着鞑靼可汗镇定自若的凛然之气，为他们认定的缘由而浴血奋战。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人部分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苏联红军，苏波战争期间，他们为苏俄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哥萨克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斯大林格勒攻防战中建立重大战功。解放全世界受奴役的人们，是当时哥萨克骑兵军的梦想。他们坚毅而固执，用革命与激情、血腥与柔情，毁灭一切，然后创造一切。他们永远战斗在第一线，高扬着军旗，唱着军歌冲锋，战场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如果一场厮杀之后，他们仍然活着，不是坐在高高的马鞍上打盹，就是散坐在丁香花下喝酒、唱歌。音乐对骑兵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因为会弹手风琴才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布琼尼的骑兵部队。歌声和泪水洒遍他们漫长的征途，陪伴着他们的，除了身边的战友或者怀里战友的遗物，就是胯下的军马和腰际的弯刀。曾有美国飞行员在空中看完哥萨克骑兵的战斗场景后描述到：“骑兵每行八人八骑，有的头戴圆筒卷毛高帽，有的身披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步枪，腰间悬挂马刀，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前进，数万匹马纵横驰骋，数万把刀交错挥舞，这场景极其令人震撼，成为骑兵战史上最壮烈的一幕。”
伊萨克·巴别尔是犹太人也是随军记者，按照高尔基的指示“到人间去”，随第一骑兵军战斗了七年。他有良知，有信仰，哥萨克骑兵的那些恶行与暴虐让身在其中的他内心痛苦，同样那些勇气与忠诚又让与军同行的他深受震撼。布琼尼对他的《骑兵军》不满，指责他把骑兵军写成了马赫诺匪帮——但是，这才是哥萨克骑兵的本色。“犹太人是一种能把不少非常简单的东西牢记于心的民族”，正因为他的笔下从不掩饰那战争中乌糟恶臭的黑，掺杂在其中的纯洁之心与鲜红之血才分外珍贵，让人感动。伊萨克·巴别尔在敖德萨学会了看清“身边一切事物的真实面貌——平静和难以言表的美”，于是他选择以写作为真相做记录，也从中吐露出哥萨克骑兵军的真正心声：虽然他们喜好夸耀自身的残忍，用豪言壮语的简单化办法处理一切世界问题，但是在他们看来，未来已如烈焰般燃烧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是他们的私产，不容任何人置喙，战争只是谋取幸福的疾风暴雨式的准备，而幸福本身才是他们禀性的需要。
历史的乌云遮不住真相。这群持马刀起舞的哥萨克人，其实和千千万万受苦的俄罗斯无产者一样，他们也是人，有阴影也有高尚，他们也向往幸福，也渴望爱情，他们选择战斗，以革命的名义，是因为这是他们实现理想、取得未来的唯一途径。
《第一骑兵军》的歌谣或许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那群哥萨克骑兵的面容，在伊萨克·巴别尔的书中依然鲜活地存在着。就像那歌里所唱的，“只等那火红的云和烟，布满了地平线，我们就回到顿河去，快马奔向前；草原上鹰群无动静，暂且未惊醒，在远方萨尔斯克军区里，骑兵数不清；看星星垂在天幕下，灿烂闪光芒，照耀着梅德维吉察，照耀塔洛瓦；战斗的岁月最荣光，怎能不歌唱，在萨拉托夫和察里津，我们打过仗……嘿！铁青马，飞向顿河，飞向顿河，你快快地跑！”
持马刀起舞的骑兵军啊，跨战马奔向前！
————发于《北京青年报》2017.11.10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十)
许久以前，看过戴骢先生译的帕乌斯拖夫斯基的《金蔷薇》，经典就是经典，无需多言。今天，忽见陕师大出版总社又新出戴骢先生的《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还是巴别尔的作品，一目猩红的封面很是扎眼，想着这封面、这颜色，是巴老先生的风格，便入了我眼，读了进去……
提到英雄，我们大可向“杨子荣”们看齐，这无可厚非，毕竟“英雄”这个词就是为了被崇拜而诞生的，能冠以这个称号的人也必定是高大威猛、自带光环的，如果将你强行拉到路边，说，“看，这个邋遢、混沌，乞丐一样的人，他是个英雄”，你是否会三观俱毁、四神无主、五官扭曲？没错，看惯了脸谱式的、全能超人式的英雄，谁也不会也不想承认，英雄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想象而已，或许只是受了刺激而已。何之故？哥萨克么！朋友问：哥萨克是英雄中的英雄，怎会刺激你？没错，他们是击碎拿破仑霸业的世界第一轻骑兵，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我今天看到的哥萨克却是人，甚至是兽，他们暴戾、空虚、浑蛋、极端……这是巴别尔《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里的哥萨克，也是让我重塑英雄形象的哥萨克。合上书，静想——其实世界本就是多样的，人性本就是充满悖论与分裂的。英雄也不例外，他们也是人，试想，当战争成为生活的主题，谁还会天天精神焕发、思维敏捷、两眼放光？那太不真实了，太做作了。在战争的生存状态下，是人，就会怕，是人，就会倦。
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就“怂”成了这个样子。但，这才是真实的。
“俄语的魔法师”用自带魔力的语言将视觉的影像转化为文字的质感，英雄哥萨克的光环没有了，神坛没有了，天堂没有了，他们时而温情脉脉，时而嫉恶如仇，时而狂放自傲，时而卑微懦弱，正是这种爱与恨、善与恶的情感对照使哥萨克的形象呈现多维度的层次感。
请看《二旅旅长》中的科列斯尼科夫。战前领命时他是这样的：
“那帮恶棍正在挤压我们，”军长带着他特有的灿烂的微笑，说，“我们不是赢就是死。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明白吗？”
“明白。”科列斯尼科夫鼓出眼睛，回答说。
而就在奔赴战场的路上：
“他垂着脑袋，慢得叫人难受地挪动着两条长长的罗圈腿向前走去。残照如炽，其色 火红而又离奇，泼洒在他头上，好似逼近来的死神。
“蓦地里，在伸展开去的原野上，在毁于战火的光秃秃的焦黄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科列斯尼科夫孤零零的瘦长的背脊，以及与此相连的晃动着的手臂和戴着顶灰军帽的耷拉着的脑袋。”
战争结束了，而且胜利了，“我”得有机会见到科列斯尼科夫：
“他骑着一匹浅黄色的牡马，独自一个在他骑兵旅前头一边走，一边打盹。他的右手 吊着绷带。在他身后十步远，一名哥萨克骑兵举着打开来的军旗。打头阵的骑兵连懒洋 洋地唱着下流的小曲。整个骑兵旅扬起弥天尘土，队伍拉长得望不到头，活像去赶集的 庄稼汉的大车队。殿后的军乐队累得筋疲力尽，气不打一处出地奏着军乐。”
这就是哥萨克。巴别尔没有神化英雄，他只是原生态地展现了人物的生存状态——战争的开始没有热血高昂的口号，战争的结束也没有群情激奋的欢呼。殊死搏杀、神经处在高度紧绷状态的哥萨克，战斗结束后，除了庆幸自己还活着，哪还有多余的力气去庆祝，说不定敌人马上就会反击。正是这种描写令布琼尼军长很不满意，但这的确是对战争的客观描述，也是对人物生存状态的真实再现。他们没有披上战神无畏的战衣，而是在督战的枪口下背水一战。革命的豪气和英雄的勇气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无奈。正是凭借了这种人性的回归，哥萨克的形象也丰满起来。
哥萨克也是兽性十足的。我并不认为“人比野兽还野兽”是一句荒谬的话，从来，当人类世界的崇高与低俗失去界限，没有那一纸法令和一口德善做规矩时，兽性都会从壳子里迸发出来，不管这壳子是光鲜的，还是肮脏的。而战争是破坏界限和规矩的利器，在这利器之下的人，也被魔化成了兽，真正披着人皮的人又何止寥寥？英雄又怎样，不杀几个人，都是不正常的，虽然所杀之人皆恶贯满盈、手沾戾气，但杀的毕竟也是人，不要因为光环闪耀，就掩盖了杀戮行为的本质。更何况没有英雄光环的哥萨克呢。杀戮是常有的，血腥是屡见的，这些都是哥萨克的标签，是他们兽性十足的标志。当哥萨克完全从约束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得到的不是狂喜，而是困惑。这与跟他们颇有渊源的游牧民族蒙古人一样，“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理方式”。
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
这种“轻手轻脚”是长期“磨炼”的结果，如果不是以杀戮为业，怎会练就如此心境和技法。一切都是自然的，因为他们遵循的就是自然非人类的的法则。
当然，说到底，哥萨克纵使有千般的恶，却也聚集了万般的善。—— “列夫卡，”舍弗列夫突然翕动发青的双唇嗫嚅道，“过来。我有几件金首饰，给萨什卡。”这位奄奄一息的伤员说，“几枚戒指、马具统统给她。我俩恩爱着哩……是该奖赏她。我的军装、几条内裤和勇敢勋章都寄往捷列克，交给我母亲。寄去时附封信，你在信里：‘团长向你鞠躬，不要哭。房子——归你，老人家，好好活着。谁敢碰你，你就去找布琼尼，跟他说：我是舍弗列夫的老娘……’战马阿勃拉姆卡，我送给我们团，送给我们团，作为对我亡灵的追荐……”
这才是我们常见的英雄的结尾感言，因为它是善的，是能生发崇高与悲壮的神性的。哥萨克当然也是这种神性的创造者。这种矛盾与悖论的对立共存，正是小说天才巴别尔的高明之处，他对人性的认识由“善恶对立”演变到“善恶共存”，将善与恶都看作人性的组成部分，如此，才创造了人性的活力。
谈论英雄其实就是谈论战争，这类话题无穷无尽，说不清道不明，也无需说清道明。我认为，高明的人，是不会去评判战争和英雄的，他们所做的，只是展示而已，全面地展示，让我们这些后人自己去观，自己去尝，而有心之人也自会在心中竖起一面无字之旗，立身正影。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读后感(篇十一)
伊萨克•埃曼努伊洛维奇•巴别尔 (1894—1940)：苏联犹太作家，世界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后人对他是十分陌生的，即使他的作品已经在国内被译介，很多人依旧不知道这位作家及他的作品。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作品是相当引人瞩目的。
海明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了巴别尔，读过他的《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从不觉得能用字数判断文章，但看完巴别尔的，我觉得我还能更凝练些。”博尔赫斯则说：“它具有音乐性的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忍的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巴别尔的引人瞩目不仅因为他的作品语言洗练、鲜活，更因其两部杰出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敖德萨故事》在世界范围内所赢得的巨大声誉。这两部短篇集甚至在出版不久就已经出现在鲁迅的藏书目录中。鲁迅在译作《竖琴》的后记中 就提到巴别尔“有着世界的名声。”直至今日，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在西方有很多专门从事巴别尔文学研究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大量探究巴别尔的传记和研究专著。可以说，巴别尔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范围首屈一指的短篇小说家，与卡夫卡齐名。
伊萨克•巴别尔于1894年生于敖德萨，父亲是一位犹太商人。巴别尔从敖德萨商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基辅商业财经学院，1916年巴别尔又来到圣彼得堡，在心里精神病学院法律系读书，并向各编辑部投稿，但屡屡遭拒，直到他遇到了高尔基。高尔基非常欣赏巴别尔的文学才华，给予了这位年轻人热情的帮助指引，并在其主编的《编年史》杂志1916年11月号首次发表了巴别尔的两个短篇小说。
十月革命爆发后，巴别尔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他在罗马尼亚作过战，在契卡任过外事翻译，在塔斯社当过记者，生活可谓丰富多彩。1920年，巴别尔化名柳托夫（哥萨克和犹太人水火不容，化名有隐蔽身份的目的），随第一骑兵军参加了苏波战争，后来的几年他根据在此期间的见闻感想陆续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就是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骑兵军》。 “骑兵军系列”巴别尔本来打算写五十余篇，但由于布琼尼（第一骑兵军军长）对其作品的指责而搁笔，完成的有36篇连同巴别尔本人的自传全部收入本书的“骑兵军系列”。
在小说中，巴别尔成功地塑造了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哥萨克骑兵军人的群象，他们聪明又狡诈，野蛮且粗暴，满口脏话，杀人如麻。而随行的作者“我”敏感而软弱，是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我”和骑兵之问的冲突成为《骑兵军》的基本主题，主人公们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让每一篇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悲剧性。田园牧歌般的极度浪漫与黑暗地狱般的现实反差使得作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独特美感，强烈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也使得作品获得了空前成功。有人评价作为描述战争形态的短篇小说之最，《骑兵军》与描述战争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均为不可撼动的经典。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敖德萨主题”是贯穿巴别尔整个创作的另一个母题，巴别尔现存于世的文字有一半以上均可称之为“敖德萨故事”。敖德萨是巴别尔的故乡，被誉为“俄罗斯的马赛”，城市的商业贸易、海运极为发达。敖德萨还有个别称——俄罗斯的耶路撒冷，因为那里聚居着大量犹太人。城市并不大，但它的每一条街道都通往大海，美丽的建筑比比皆是。在如此美丽舞台，巴别尔作为导演和编剧，为我们精心编排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人间烟火剧。本书收入“敖德萨主题”的短篇小说21部，包括《我的鸽子窝的故事》《国王》《父亲》《醒悟》等，这些文字的结构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勾连，让人想到舍伍德•安德森最具盛名的作品《小城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它们都是以某个小城为背景，讲述发生在城中的若干故事，这些故事看似相互独立，实则彼此勾连，形成一个有趣的文字迷宫，阅读这些故事 我们在体验小说人物命运的同时也有一种考验阅读智力的烧脑快感。
巴别尔将视角放得很低，他津津有味地描绘着城市里发生的种种趣闻轶事，市井俚俗，与这个主题紧密结合的还有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他的童年记忆与这座城市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感觉到他就是敖德萨社会中的一分子，带着作者视角的我们，会感觉那里发生的一切也似乎就发生在我们周围。
名作《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巴别尔讲述了自己童年为了得到一个鸽子窝所经历的故事。巴别尔九岁那年，父亲告诉他，如果他能考入当地的中学预备班，就送他三对鸽子。可是当地的学校把对犹太孩子的录取率定得很低，一个四十个名额的预备班，犹太孩子的名额仅两个。虽然巴别尔考试通过了，但另一个富商向学校行贿500卢布，让他的儿子顶替了巴别尔的名额。巴别尔只好孤注一掷，准备直接考一年级。在一年之内，他拼命背熟了三本书，终于通过了考试。可是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面如纸色，她唯恐造化弄人，巴别尔写道：“她痛苦而怜惜地看着我，像看一个残疾人，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我们家有多么不顺。”这一幕生动地告诉我们犹太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所遭受的侮辱，迫害与歧视。
小巴别尔被录取的喜讯传来，整个犹太家族欣喜若狂，父亲为这件喜事专门举办了庆祝舞会，并给了他五十个戈比买鸽子，鸽子窝也已经由堂祖父用木箱钉好。可是意想不到的祸事却发生了。那正是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因突然下令屠犹。（1905年，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也就是后来被斯大林批判的托派首领领导的俄国革命差点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于是尼古拉二世加大了迫害犹太人的力度。这一事件在《耶路撒冷三千年》中有涉及）“一到夜里街上枪声四起，所以母亲不放我去猎人广场。”小巴别尔偷偷溜了出去，买来了两对鸽子，在回去的路上，他的鸽子被人摔死，而巴别尔被打了一顿。“我倒在地上，给砸成肉泥的鸽子的内脏从我太阳穴上往下淌去。……鸽子细软的肠子在我额上滑动，于是握合上另一只没被糊住的眼睛，免得看到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这个世界又小又可怕。”在这片土地上，灾难就这样不期而遇。给巴别尔钉鸽子窝的堂祖父被打死了。巴别尔写到“绍伊尔卧在锯木屑中，胸脯被打烂了，……他两腿岔开，很脏，肤色发紫，而且已经僵硬。”
可见，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风云激荡与犹太人的不幸命运始终是巴别尔敖德萨故事的一抹沉重的底色。
巴别尔的语言，极为精炼独特，且生动传神，他很像一位高明的电影导演，聪明地运用颜色，光线、明暗对比来刻画景物，从而烘托主题主题。在《泅渡兹勃鲁契河》中，巴别尔熟练的运用色彩描写了奇特壮美的自然景观。“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这个经典桥段值得反复朗诵，向戴骢老师优美的译笔致敬。）《潘•阿波廖克 》这一篇中对月光是这么描写的：“月光下，通至教堂的路像是一条乳白色的闪亮的水流在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亮闪闪的果实好似项链挂在灌木树上。”此类段落比比皆是。
巴别尔叙述的角度也是快速切换的，就仿佛是电影中的蒙太奇。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读到第一个短篇（（国王》后，就宣布“一位俄语的魔术师诞生了”。且看文中的第一段：“婚礼仪式结束，拉比坐到安乐椅上小憩一会儿后，走到屋外，但见婚宴的餐桌已尽院场的长度一字儿排开。餐桌多得尾部穿过院门，摆到了医院街上。铺有天鹅绒台布的餐桌，活像在院场内扭曲游动的蛇。蛇腹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这些个补丁—— 橙色或红色的天鹅绒补丁——在用浑厚的嗓音唱着歌。住房变成了厨房。从熏黑了的门洞里，冒出油滋滋的火焰，那是醉貌咕咚、脑满肠肥的火焰。” 这种将一个个场景的碎片并置，构成如电影蒙太奇式的效果，与当今网络时代阅读文本的碎片化不谋而合，使得巴别尔的文字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超前现代，
巴别尔虚构作品呈现出的非虚构现实感，那种对杀戮和暴行的直面描述奇特地与田园牧歌般浪漫的文字融合一体，杀戮中蕴含诗意，血色中带有浪漫，宛若一朵血色泥沼中盛开的百合花，散发着让人沉溺的诱惑力，值得每一个读者一探究竟。(文章发表于2017年11月8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