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金斯的帽子》是一部充满幽默和想象力的小说，讲述了一位小男孩的冒险故事。他意外获得了一顶神奇的帽子，可以使他变得无所不能。但是，这个帽子也带来了一些麻烦。通过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珀金斯在成长过程中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一本适合孩子阅读的优秀小说。
珀金斯的帽子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里说“一个女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路上，伴随着许多男人的出现。”当爱情与自我冲突的时候，“阳阳”选择了自我。女人再也不活在他人意识摆布之下。
而这个世上很多男人却以为女人是为成就他们而生的。要么为他牺牲，要么遭受虐待，在这里女人却选择了第三条路，就是离开。 可是，他们又哀怨地念叨了：没什么感情，稍一不对等，就挥剑斩情丝了。
珀金斯的帽子读后感篇二
给写书评的书写书评，哈哈真有意思。会不会进入评论的循环呢？
首先，对于一个颜控来说这本书的颜值非常高，装帧精美品味高雅，黑白灰的极简风格让它在一堆花花绿绿的书中夺目而出，书皮用纸考究很有质感捧在手上细腻温润、亲切友好，正文的纸张也是极好的，特别喜欢听翻书时沙沙的声音脆脆的很妙，印刷排版也很讲究看着舒服不累眼，总之阅读时给人以愉悦的感受。为什么非要读纸书？就因为这样的体验是电子书永远也无法取代的。出版社用心了，赞一个！
再说说书吧，这个书名很特别，令人好奇，于是产生一探究竟的冲动，所以我是先把《珀金斯的帽子》看完了解了心中的疑惑再接着看的，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还有《后代记：忠于某些事实，终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写得非常赞，绝对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大彩蛋！
好的文学作品细节一定抓人，作者从这顶帽子上获得了灵感，将其赋形为一种象征，“孤独的、退后的，却又是坚定的。” 不得不说这顶帽子是神来之笔，由此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名不说，又引申出作者的文学观乃至人生观—-“忠于”是不二法则。
赞同“美国作家乔伊斯•奥茨不主张过于追求小说的意义，小说本身就是它的意义。”过分解读小说的意义，就好像非要把荷花标榜成“出淤泥而不染”一样荒诞，荷花自有它的生物属性。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能忠于自己就是最好的意义。
作为一本文学批评集全书读下来最显而易见的优点是--不装逼！作者秉持着：“忠于某些事实，终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驱一时之趣味，不满足于流行……”的文学批评观，这样的袒露心声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看过之后我想他确实是做到了，你看到的是一个有血肉有温度的人在跟你评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娓娓道来，和颜悦色，不飞扬跋扈，不矫揉造作，不高高在上，感情真挚流露，以诚相待……
珀金斯的帽子读后感篇三
1、
无意间发现，李伟长具有非常好的故事重构能力。
这几乎是一种说书人的能力，清晰，利落，引人入胜。他有自己的叙述编排，在恰当的时机抛出相应内容，等到故事讲完，你所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架构，包括背景、内容、观点，而且这一切举重若轻。无论是《西游记》里的故事，还是《卖油郎独占花魁》，经其重构，便有一种新的意义。
在这本书里，最体现重构能力的篇目，是《珀金斯的帽子》，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他开篇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形象，戴七号大的灰色浅顶软呢帽，冷静务实，对人生的不如意冷淡受之。而在孤独背后，我们能读出一个更完整的珀金斯，比如他是一个内心有自己规则的人，理性的美德也稳定地在他身上呈现。
这个故事换作他人来讲，可能会先提珀金斯的编辑成就，因为这是珀金斯身上最耀眼的标签。他的身份、他的社会价值，更容易博得读者的眼球。
相比之下，我觉得珀金斯本人也会更喜欢李伟长这样的写法。对于那些符号化的虚名，珀金斯曾深受困扰。许多并非天才、空怀写作梦想的年轻人给他写信，他不得不辜负他们。人们将其误解为一个神话，但“善”的动机太抽象、太高尚，它冲淡了珀金斯实际付出的努力和珀金斯本人的命运观：他接受命运，想把每个人放在最能发挥自我价值的位置，包括他自己。
在这篇文章里，李伟长一笔带过了对于“匿名”和“非虚构”的一些观点，放在如今时代，这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命题。
2、
另一篇写王小波的文章，题为《青春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究竟是怎么分出来的，我不知道，但青春是个很真切的词。在文章里，李伟长少有地提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回望过去，他以一种健朗的口吻侃侃而谈，没什么沉重的情绪，也没过于戏谑。我很喜欢这种状态，他对过往无所求，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无论是王小波还是余秋雨，我和李伟长有相似的感受。我过去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也非常喜欢，还为《道士塔》里的王道士难过许久。我爱深知局限的谨慎者，也爱对生命不自量力的浪漫主义，甚至怜爱因无知的努力而产生的背道而驰，这些都令人感叹不已。后来也是听了他人评价，回头去看，才发现一些弊病。
王小波的小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白银时代》。小说一开头，老师讲，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远处山坡上正有两只松鼠嬉戏于松塔之间。这句话无头无尾，像一句神秘的预言。长久以来，它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谜。我看到过许多解释，有人说银是导热性最好的金属，暗示未来世界是一个凉热恒温的世界。也有人以波尔和威勒的计算为基础，说银是唯一一种原子核既不聚变也不裂变的元素，这个答案和小说中老师讲的热力学本身有关。而根据希腊神话的分类，在白银时代里，“人类不再听从神的旨意，他们身体强壮，缺乏理智，童年长达百年，但成年很短，并且相互争吵不休。”这是一个人类自身意识觉醒的时代，因为刚起步，所以举步维艰。而王小波预设的谜底究竟是什么呢？我其实不在乎，我也不忍心轻易解开这个困扰我许久的谜。
关于王小波笔下的性，确实只是幌子。私以为和周嘉宁所写的有近似之处，包含着一种对交流的渴望、或者说对交流无能的叛逆，当然王小波所承受的，是更为厚重广阔的困境。
王小波很难模仿，模仿者少数得其皮肉，多数连其皮肤上的毛发都没摸到。他的精髓从来不是黑色幽默或变幻的叙述方式，其文字背后，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奋力挣扎，充满思辨与深情。要是一个作者具备那样的素养，完全不需要模仿王小波。
至于“小波门下走狗”，我也非常怀疑，真正有价值的影响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且不管做出那种崇拜姿态的企图如何，狂热必然包含着不理性。
3、
写到文珍和鲁敏时，李伟长都提了“逃离”这个主题，并引述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门罗是一个极聪慧的作者，当时读到《逃离》也非常感叹。这样的题材，如果由别人（比如多丽丝莱辛）来写，可能三站路内是回不来的，而门罗非常准确地收了手，以至于那种短暂的逃离，变成一种即真实可怖又充满诗意的瞬间，人生恰是由许多这样的瞬间构成。
小说写某件有异于日常流水线的事件，便是一种逃离。李伟长提出一个问题，“小说家必须面对逃离之后的叙述问题，即小说该往哪里去”。重要的是逃离后的去向，归来还是抵达某个有意义的地方？而且这一切应当以小说的形式完成。在代后记内，李伟长稍微做了阐释，他引用美国作家奥茨的建议，“我们写作，是要忠实于某些事实，忠实于某些情感，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为……”处理小说去向很考验小说家的能力，每个小说家也有自己擅长的方式，但“忠于”无疑是一项非常基本的要求。
我个人很喜欢文珍对逃离与归来的处理。不仅因为“逃离与归来之间的空隙，是文珍的安全领地，不过与触犯道德，又有一定的锐气”，也因为从文珍的小说里，我常读到一种对爱的相信。不同于门罗的清晰世故，文珍对于哲学、伦理的思考背后，还常伴随着一种难得的天真，所以她能写出爱的复杂性，充满美感。
4、
曾有人说李伟长行文“骚气”。
我觉得一是他的视角非常灵活，善于抓住细节，并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珀金斯的帽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标题，可能对他的文学观也有一定程度的隐喻。再比如他能注意到路内在《云中人》里写了一首叫《Creep》的歌，从而找到《Creep》与1990年代的社会精神印象的关系。同时，他也非常善于比较，有时能从看似毫不相关的东西找到一些共性。
第二，李伟长的文字有种波澜不惊的淡淡幽默，这大概和他曾受王小波的影响有关吧。
珀金斯的帽子读后感篇四
这篇代后记有一部分作为日记在豆瓣上发过，整合起来作为后记列入《珀金斯的帽子》一书。
珀金斯的帽子
8.8
李伟长 / 2018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电影《天才捕手》
这是我读《天才的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写下的句子。是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海明威，被他们视为精神之父。
这个帽子细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成了现在的书名。在电影《天才捕手》中，科林·费尔斯扮演的珀金斯，时刻戴着一顶帽子，我有点强迫症似地想确认那是不是七号大的。
珀金斯的帽子，作为一个来自生活的被文本和电影固化之后的细节，在我心里变成一种象征，孤独的，退后的，却又是坚定的。从生活的真实到文本的真实，中间就隔着珀金斯的这顶帽子。
发现才华，帮他人辨认出自我，变得更好，不求回报，全身心投入，做个默默无闻的无名氏，却也乐在其中，这是编辑珀金斯的理想生活。
理想的批评写作也该是这样，发现一部分才华，与之对话，然后让自己变得清晰，平心静气地接受所有可能的不如意。从个人的生活来说，珀金斯又需要这一顶帽子，让自己藏起来。
这么关心帕金斯的帽子，和我个人的文学观有关。
在珀金斯的身上，我看到了“忠于”，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判断，忠于自己的梦，忠于友情，也忠于热情，以及忠于这份忠于导致的失去与错过，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珀金斯就主动“错过”了福克纳。最终忠于自己的局限，努力完成清晰的也清醒的自我认知。
在他那顶极有标示性的帽子上，我也感受到了另外的东西，那就是独立于外界的一部分自己，作为孤独个体的外在兴趣，甚至是嗜好，完全自足的于他人无害的东西。
如果说珀金斯让我感知到了“忠于”的存在，那另外一个伟大小说家的一则短篇小说，则启发了我对“忠于”及其边界更为深度的认知。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起毫无希望的恋爱事件。一个饱经世故的男人，情场高手，遇见了一个是不谙世事、脸上写满寂寞的女人。这个男人风流成性，常在外寻求身心寄托。这女人的丈夫有钱，可她过得不开心，渴望新的生活。这两个人，邂逅了，相爱了，不断地幽会……未来怎么办？她哭了，他也束手无策。
故事中人说：“我们不知道这段关系会持续到何时，但至少现在它不会结束。”有人会问然后呢？没有然后，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真实的”看上去庸俗撩人的爱情故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牵小狗的女人》。说它真实，在于文学的真实。
这会是一次真的爱情么？对这个男人来说，是真的动情了，还是又一次风流？可为何他已经深陷思念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女人是第一次出轨，因为婚姻生活的苦闷，她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她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年纪大她一倍的男人？还是只要不是她丈夫，谁适时地出现在她面前、讨好她、听她诉说、带她逃离目前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她的爱情？关于这起恋爱事件的结局和意义，契诃夫没有表明哪怕半点态度。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就不主张过于追求小说的意义，小说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对契诃夫这个故事的结尾，奥茨在《短篇小说的性质》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读：由于他们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社会责任等等因素，他们不能结婚。故事的“意义”就这些。
对于故意的意义，奥茨认为这就够了，但关于故事为什么会这样，何至于此，她有着平实却独特的洞见。奥茨没有否认他们应该受到惩罚。相爱就是惩罚，思念就是惩罚，痛苦就是惩罚，爱而不能相见就是惩罚，未来往哪儿去的煎熬就是惩罚。这就是奥茨的文学观：平常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感情只是其中一种，还有更多同样烦恼乃至绝望的境遇。
试问，谁又不是平常的人呢？如果有幸地或者不幸地，陷入不平常的情感或者其他不平常境遇呢？平常人的不平常，就是原因，也就是答案。由此，小说中的想念是真实的。男人以为风流过后就是烟消云散，他错了，这次不一样了，他开始疯狂地想念她：
关于面前离家出走的女子的所思所想，契诃夫赋予在小说人物身上的清醒也是真实的。
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们的心目中总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追寻的人。
奥茨认为契诃夫忠实了这种真实。相比奥茨的一种解答，纳博科夫的解答就显得较为严肃，像数学那般工整。他以《论契诃夫》为题，收在《文学讲稿》中，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细致地讲解了这篇《牵小狗的女人》。
纳博科夫开篇就先声夺人：有人说契诃夫总爱写一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倒是这样的说法更确切些：他笔下的男女正是因为一事无成才显得可爱。纳博科夫认为，这篇小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通常的高潮，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然而这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
纳博科夫就是这样，爱憎分明，高赞此篇为最伟大的之一。不得不承认，有一点纳博科夫说得深刻：小说没有明确的终结，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运动、以典型的契诃夫方式渐渐消隐……他俩都明白结局还远得很，对他们说来，那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还刚刚开始。
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深刻归深刻，有人会喜欢纳博科夫的解读，他忠于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和走向。关于日常生活的延续，无论发生什么，生活始终匀速向前。然而，我个人觉得奥茨的“平常”一词更加意味深长。所谓平常，就是最大的枷锁，非不愿，不能也。“平常人，陷进不平常的境遇”，则跨越了时间、空间和民族，趋于某种永恒的人类情感和人性。
奥茨直截了当地追问，“短篇小说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没有单一的性质，而只有多重的、不同的性质。就像我们各人的个性不同一样，我们的个性所做的梦也不会相同。没什么规矩可循。”
当年的规矩都被打破，新的规矩正在被打破，即使这般不断流变，奥茨还是郑重建议：我们写作，是要忠实于某些事实，忠实于某些情感，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为……为什么要忠于？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忠于自己内心的幽暗，才可能看到光泽。
奥茨继续向自己发问：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变得暴戾恣睢，会去杀人；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为什么会跟人私奔，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为什么会去自杀？
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当然是关于一段特殊情感的，但如果往更高一点的地方看，我以为他写出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境遇，只不过这一次碰巧是爱情而已。在生命的长河中，无论平凡与否，总会遭遇到种种不同的际遇，进退不是，左右为难者多矣。
作为批评写作，我期望自己能够说出奥茨这样的话来，平常的但能道出部分普遍的话语。同样，我也期望自己能够像纳博科夫一样审慎地面对文本，从中发掘出生活恒定的河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写作者，才可能拥有一顶属于我自己的帽子，当然不可能像珀金斯的一样，必须是七号大的，必须是软尼的。
奥茨的写作出于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想知道人类各种情感后面的“为什么”。关于她所列出的问题，我们都想知道原因，不是么？我们也想知道契诃夫为什么要写《牵小狗的女人》这样的小说。作为一个书评人，我的写作时同样如此，我期望探知文本背后的世界。
唯有忠于某类价值，才可能发出神圣的光泽。
如果做不到忠于，写也写不出好的，读也就读不出好来。忠于某类意义，是不是就非得写大事件呢？这似乎也是纠结在中国写作者心中的大问题，奥茨不以为然， 她认为只有还没入门的作者才会挖空心思，想什么“大”事件。业余作者往往想写大事情，表现严肃的主题。但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
所有的主题都是严肃的，或者愚蠢的。好吧，话题又回来了。就文学而言，世上没有“大”事件，只有大手笔。所有的日常生活中的主题都是值得写的，所有关于日常生活的写作都是值得阅读的，就看你如何写好，也看我们如何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蛋糕就是最好的例子了，还有珀金斯的帽子，在别处就是一顶帽子，戴在珀金斯的头上，就成了珀金斯的帽子，就是一个可以被解读的细节。
刻薄地说，想要的生活常常就只能是想要，而不是能够要到，就像契诃夫的《牵狗的女人》，平常人陷入了不平常的境遇，你又能如何解题？愿那些经历古里古怪的事件的人，都能安然归来，因为现实中，很多人都没能回来，都消失了。有些朋友再也见不到了，有些人再也不会谋面了。
批评写作只有在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才会获得流传的可能。要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忠于”就是不二的法则。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驱一时之趣味，不满足于流行（因为有流行就会有过时），去体验更为普遍的不会过时的人类情感和境遇，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学观，好像也可以算是一种人生观。
关于珀金斯的帽子，这就是由来。
珀金斯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