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是一篇探讨世界遗产保护问题的文章。作者认为，遗产保护应该注重文化与自然的平衡，避免过度商业化和人为干预。同时，应该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和文化传统，重视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文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建议，对于保护世界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读后感(一)
近年来，批判性文化遗产研究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他们趋向于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结构主义等其他领域的方法来对遗产研究打开思路。本书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由罗德尼·哈里森所著，英文原版为2012年出版，初步想法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近十年在欧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书的第1、2章是介绍核心概念，先是指出我们的世界“遗产无处不在”的问题，随后的几章回顾了“遗产”作为一种话语的形成过程，从认识论角度对官方遗产体系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最后几章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学科遗产研究的学术史，以案例谈论世界遗产体系的认知和实践问题。“批判性”（critical）的第一个层次体现在对以往理论的全面反思。“批判性”（critical）的第二个层次，或可表述为对学科边界的逼近和外推，也即处于学科内缘与外缘之间的“临界”状态去重新思考遗产是什么，以及遗产保护是为什么。
优点：全面的、全盘地回顾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历史，学术梳理也十分全面。小标题的命名很有深刻性。促使我们反思研究遗产时所使用的方法、话语和措施。
缺点：论述方面，案例铺叙与理论反思分别进行，似乎没有有机地结合。“遗产过量”的说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国家，也没有根据书中所提出得到具体案例给出更好的研究或保护方案。
《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读后感(二)
批判遗产学派的很多观点都打开了思路，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去看待遗产和历史，本书亦如是。尤其是阅读了大量“话语转向”的作品后，哈里森的作品便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思考。
本书封面上的两句话，“遗产无处不在”说明了晚现代时期的遗产爆炸现象；“遗产关乎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则说明遗产并非只是（甚至不是）对过去的怀旧，也是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以前看批判遗产协会官网上，中国分会的介绍里写着“Harnessing the Past to Create the Future”一句作为第二个观点的共鸣。我当时想了半天，才想出来这可能是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看来中国史学家早已认识到了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不知为何后人竟忘了。而这个观点也让作者石破天惊地提出了，需要删减与当下无关的遗产。不过它也确实是顺乎其理，是为作者对遗产爆炸问题的解决方案。
其他还有不少有意思的点，几乎每一章都有些新思路。第3章梳理了遗产发展的阶段，遗产是个现代性观念，从启蒙运动时期的公共领域观念、到20世纪国家对遗产的控制加强、到《公约》公布后的遗产爆炸。第7章介绍了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指出多元的差异不该成为固定不变的现象，也不该作为不平等的掩盖。第8章介绍了消亡遗产，让毁灭的遗产也成为遗产的一种。第9章从土著人的本体论提出了人和非人行动者的复杂关系，也对话语转向做出了进一步思考——也就是“物”的作用。
很幸运看到本书高质量的翻译，汇集了国内众多优秀的遗产学者、优秀的编辑以及参与讨论的优秀的作者本人。
《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读后感(三)
罗德尼·哈里森
环顾自己生活的世界，遗产正变得丰富起来，其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本体意义越来越突出。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学术界对遗产似乎没多少兴趣，尽管越来越重要，但往往被那些“专家”视为技术性问题来加以处理，就像我那样，他们的工作内容只是为怎么“做”遗产提供建议。眼见遗产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我越来越不安。我从事的遗产评估工作主要关注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当为某个遗产提供专业意见时，难以顾全那些与遗产朝夕相处的利益相关者和社区成员的看法。但我也渐渐注意到，很多普通民众，还有那些和我共事的社区成员，常常对遗产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对遗产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些都与我和我的同事不同。可当我们这些人以顾问身份接受咨询、提供专业意见时，他们对遗产价值的看法似乎很少会被考虑进去。
2007年，我成为英国公开大学遗产研究方向的首位讲师。在同事的帮助下，我为本科生开设了一个跨学科模块，探讨作为全球性现象的遗产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在开设该模块的过程中，我必须思考遗产研究“曾经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可以怎么样，后者或许更重要。当时关于遗产的著述已经不少，但都从某个学科的角度出发，批判性的、跨学科的遗产研究犹如凤毛麟角，遑论顾及我所观察到的那些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遗产全球化有关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有幸参观了一批世界遗产地，考察它们的运营情况，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了解这些地方及它们在践行（或违背）《世界遗产公约》方面的状况，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去探讨地方性问题是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影响遗产定义的变化的。于是，我有了写书的念头，将那些从事批判性跨学科遗产研究的学术成果搜集起来、加以总结，同时思考过去数十年随着遗产全球化出现的种种转变。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汇总现阶段的研究，还会为批判性遗产研究这一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规划将来的议程。
本书除了采用比较性的视角，聚焦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遗产全球化所造成的遗产过量和各方面的变化外，还关注三个彼此关联的主题，即物质性、关联性与对话，这是本书与现今其他跨学科批判性遗产研究尤为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三个主题，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它们脱胎于我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共事的特殊经历。现代时期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笛卡尔二元论，以及这个观念所塑造的全球、国家、地区和本地文化遗产管理模式，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例子里遭到挑战。我认为，关联性的观念，加上将遗产视为人、物对话产物的模式，或许能解决当代遗产过量的危机。在我看来，这个危机根源于晚现代的某种不确定感和冗余感（这种感受本身在很多方面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晚期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作用有关）。同时，遗产的这些新主题、新定义大有可为，将为批判性跨学科遗产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目前的批判性跨学科遗产研究并没有对遗产的情感因素进行足够的理论建设，反而把重点放在表征政治引起的问题上。通过本书，我希望把这遗产研究的这两种路径联结起来，形成一种批判性的物质符号学思路来研究遗产，探讨遗产在当代全球社会中的角色。
我在书里尝试明确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谈论遗产，将遗产当作广泛的社会现象（兼物质现象），而不是仅就某种“类型”的遗产进行分析。这种跨学科研究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如何将多种文献与批判传统恰当地联结起来。有些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对自己更为熟悉的某类遗产和遗产文献着墨更多，有损其他方面的叙述。同样，虽然我尽可能引用全球各地的案例，但仍不可避免地倾向英国、北美和澳大利亚等我所熟知的地区。还得说明的一点是，我讨论的都是英语文献，因此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案例。通过上述这番话，我想要强调的是，遗产关系到社会、经济、政治与环境等方方面面，关系到当代全球各个社会。我希望，即便读者发现自己从事的领域或所属的地方并未受到关照，他们仍能坚持读下去，认同这些广泛的主题，意识到它们同样适用于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同时，为了进行更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我们亟需对非英语（即非西方）的遗产文献、遗产历史和遗产传统予以更多的关注。我希望，本书读者中那些对其他传统有所了解的人，能毅然接受挑战、担当此任。
《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读后感(四)
在晚现代社会里，人们已经意识到遗产的价值并非内在固有，而是被人为赋予的。遗产是对于过去的态度和与过去的关系，一些物品、场所和实践能够见证过去，因而被选择成为了“遗产”。哈里森认为遗产保护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P94）：1. 18世纪是生成公共领域的进程，知识阶层为了公众教育和公共利益而开设美术馆博物馆；2.19-20世纪是国家建构的进程，遗产价值被表述为有利于国家身份建构的单一话语，营造“想象的共同体”；3.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管理冗余和废物的进程，国家边界模糊，集体认同感降维到社群层面，遗产体验化、商业化。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遗产评价体系不断扩张，乃至产生“遗产过量”和官僚化的危机。基于社会背景的新变化和遗产领域的新矛盾，跨学科的批判性遗产研究发展起来。哈里森在本书中主要关注遗产的定义、遗产与表征政治/人权、遗产产业、本体论转向等方面问题。
遗产研究的批判性转向至少有两个方面背景：时间上，连续的变化已成后现代性的常态，随着“流动的时间”而来的不确定感和风险感促成了“遗产化”进程，包括遗产认定、分类、保存和管理；空间上，地方社会和全球化的摩擦，要求厘清遗产本质的理念及讨论遗产该如何被合适地管理。作者介绍了发达国家20世纪后半叶以来晚现代性的状况（P11，P88）：去工业化、新交流技术和电子媒体发展、技术全球化及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移民和跨国潮、更加灵活积累的新型资本主义模式、休闲活动时间增加等。几十年来，遗产得到公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正是因为现代性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遗产的本质理念/定义/评价标准（Chap.6, Chap.9）：
【这部分我认为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所以提到前面讲。】世界遗产（WH）名录的分类建立在笛卡尔二元论的基础之上，虽然几十年间不断新增类型、所涉时间段和地区以化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但鲜有人反思制定标准的出发点。哈里森举例说明WH增补文化景观（澳大利亚阿南古人）和非遗（阿拉伯说书人）两个类型的过程，认为它们只是加剧了遗产类型的二元对立，呈现出纯自然景观vs人文的景观；物质遗产vs非物质遗产，而无法解决WH分类标准的内在矛盾。接着在第九章，作者进一步论述“本体论转向（ontology turn）"在人类学和遗产学科中的体现，举例土著澳大利人宇宙观中的“图腾”是一种以整体的、关联的方式理解和处理遗产的方法，在他们的认知当中文化无处不在，投射在自然万物之中，故而不存在文化与自然的对立，亦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据此，作者指出”遗产是人、物（thing）、环境在当下保持过去活力的过程和实践“（P261-262），并且这个相互作用的自然-文化集群（natural-cultural assemblage）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当然也需承担对遗产的责任 。
遗产利用/遗产产业（Chap.4, Chap.5）：
工业城市的衰退和对保留工业记忆的渴望催生了博物馆城市的概念，许多遗产地得到原地保护，这为以主题公园为代表的体验式消费提供了条件。 “主题化”对遗产旅游产生重要影响，它使得遗产被赋予了原本与它们历史无关的整体叙事。甚至为了增强传统文化和非遗体验， “过去”被重新包装并且被定格在过去。为了在体验经济产业中获利，遗产成为多样化故事的制造机器，以吸引曾被忽略的公民群体和国际游客。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遗产真实性的期待发生了改变，从主题式体验中获得情感的满足不依赖于真实材料的准确呈现，消费者感到被赋予一种权利：能对呈现在它们面前的体验和信息的真实性评头论足。
遗产与表征政治/人权（Chap.5, Chap.7, Chap.8）：
尤其适用于具有多元民族团体的地区。哈里森在第七章中使用了“文化相对性”这一与世界遗产普世价值不兼容的概念，它强调代表性、基于具体案例的价值分析来进行遗产研究（P169）。《巴拉宪章》是第一部将基于价值的类型学方法（美学、历史、科学、社会、精神）用于保护管理规划的正式宪章，随着社会价值越来越受重视， “竞争性价值”也引起关注：认为价值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和规则体系（尤其是审美价值），各个文化群体都有权价值评判，赋予遗产不同的价值。对价值多样性的尊重，有时的确可以抵抗过去政权种族隔离的消极影响（如南非第六街区），但是有时流于表面的多样性民俗表演，反而会掩盖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及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如马六甲市）。第八章论述了消亡的或被摧毁的遗产的价值（如共产主义雕塑、巴米扬大佛等），正是被摧毁反证了该遗产的价值很高，代表着人类的文化、理想和成就。同时，被破坏的遗产也指涉前一政权 及后继政权对其的羞辱。
总结：
由于本体论转向，人、非人与环境组成了相互关联的系统，以此推演，遗产问题也不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更广泛的政治、社会、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依据行动者网络中的对称性思路，哈里森强调遗产的对话式民主决策，在研究者与从业人员、知情的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区和个人之间建立有效对话，共同解决遗产的定义、保护与管理问题。遗产不是消极的，它是我们主动将一系列物品、场所与实践集合起来的过程，我们的选择折射当下，并关乎我们把何种价值带进未来，因此，它有能力直接介入当前的全球性问题。遗产既是晚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晚现代性的生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