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一篇关于人类生活困境的感慨文章。作者通过描述现代社会的不公平和混乱，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担忧。文章呼吁人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幸福，同时也要思考如何改变现状，让每个人的故乡不再沦陷。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一)
一股酸腐文人的味道。从头到尾都在炫耀我读过好多书，看过好多地方，你们因为经济都把这些美好都破坏了。中国文人最可恶的地方，总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俯视大众，所有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物，都要加以讽刺。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二)
在我想象里，一本关于故乡的书，应该如同故乡的人一般质朴且真诚，但是书里浓重的文人卖弄与修饰过头让我无所适从—三峡大坝功过自留后人说，也许千年之后也有人如同这位作者推崇都江堰一般推崇三峡大坝。但是作者那种站在道德制高点把与自己理念不符的都批断为愚昧目光短浅的行为实在不敢苟同。文人看人文，政治家看未来，文人站在历史的身后安全无虞，政治家却会因潮流的原因失败或落下。稳妥与风险，本来就没有谁比谁高贵。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三)
如果你生长于巴山蜀水，这本书一定会激活你所有的童年记忆，然后眼眶湿润地看完正本书。如果你不是生长于巴山蜀水，也没有关系，看着书，你会想起你家乡的每一草每一木——不过那不是现在的一草一木，而是永远长在童年记忆里的一草一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让我们这些体验着科技文明便利的“新人类”心内隐隐作痛于记忆中故乡的一去不复，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该怎样追逐”进步“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我们的“血脉”传承。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四)
此书以“风物”、“故物”、“人物”为三大板块，分别从地理、历史沿革、湮没在历史之中的人们将四川的古今立体清晰的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认认真真的读完书中内容后相信你会对四川有一个全新的印象。那边厢有位看官就问了：“那些这跟我们沦陷的故乡有什么关系！我要看愤怒的，抨击的，批判的！”抱有此类想法之看官鄙人建议您去看大字报好了，本质上极右跟极左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神经病啊。此书从各个方面构建了一个清晰地四川，虽然没有什么大篇幅的提到商品经济、没有提到钢筋混凝土的大进军，但当我看这本书里讲四川的江河山川讲四川的袍哥讲四川的女武训的时候（不知道武训可百度建国后第一部被禁电影），脑海里还是浮现出了小时候家门口的哪条窄胡同、隔壁老爷爷亲切的笑容、住在街尾扎着马尾辫的漂亮小姑娘。这些场景，已经伴随着我记忆里的那个故乡消失了。虽然我不是四川人，但感同身受这个成语此刻应是用的恰当吧。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五)
冉云飞半生浸淫巴蜀文化，虽于蜀地身是客，对巴蜀文化之熟悉却可谓巨细靡遗，每每道来如数家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书，齐集了冉云飞十余年来有关巴蜀历史文化之“闲言碎语”。他根据历代野史笔记，参以正史，辅以诗文，其中不乏有借客居蜀地其人之视野，饶有趣味地爬梳巴蜀的“风物”、“故物”和“人物”，亦有其特异新奇之处，譬如“风物”中：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的蜀道观察竟与郦道元的观察向左，吊脚楼不仅是土家族建筑的“活化石”，亦因“有机建筑”大师赖特提出建筑吊脚楼化，以充分利用地球空间的观念受到追捧；亦如“故物”中：“八卦”巴蜀两地历代亲疏远近的关系沿革，通过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日记内容的分析对当时国民经济等问题的进一步了解；更如“人物”中：对近代商业巨擎卢作孚对国民文化建设事业的贡献，四川“女武训”罗蜀芳对蜀地乃至近代中国聋哑特殊教育事业的贡献••••••在冉云飞的笔下，文化的细脉得以通过不同的个体生存境遇舒展开来，文人笔墨中对家国历史的沉思，对文化沉潜的追忆和探寻，体现在丽山丽水的自然灵动之中，更埋藏在人们记忆的最深处。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六)
看到书名，尤其是“沦陷”一词，不难想成是一本描写故乡已经消失或者濒临消失的习俗物貌与现象，从而反映城市进程工业文明对故乡独特况味的削减甚至毁灭，抒发作者对故乡“旧”之美好的怀念。众多写故乡的文都是如此，并无甚新意。而这书却有些不同。乡情仍然是浓切的，但切入的角度颇有意思，史料研究的态度与深度也是让人叹服。
“风物”一辑几乎可以当作一部四川游览不完全指南。尤其是成都。路线、美食、景点、风情，都有所介绍以及有据的真诚推荐。外乡人可以将其当作游览四川的基础读物，本乡人则可以从作者提供的讯息里获取更多的资料以加深了解。
“故物”一辑将袍哥文化、巴蜀小史、成渝互掐、民国图书馆、民生公司职员日记、美术创作集，等等，一个个看似独立的事物事件，用时间这根针线穿贯起来，注入作者自己的热血与激愤，能最为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故乡“过去”的重构，也最能看出作者以巴蜀历史为缩影，对中国彼时历史情状的观照与反思。
“人物”一辑的选材是很新奇的。竹添进一郎和王闿运皆非蜀人，都只是入蜀之客。作者着墨于他们的眼中和笔下的四川，跳出“自己人”的圈子，是一种多视角的挖掘和展示。而寡妇清、罗蜀芳等影响非同却又并非史名显赫的人物，也是作者尤为关注的对象。
生长于巴蜀之地，对巴蜀历史无甚了解如我的人怕是占了大多，对巴蜀地理风貌人文风情只知一二，八九皆不明犹如外乡人的也并非少数。我们大多只是活在这片被称为“故乡”的土地上，却从未去认真了解这位“母亲”的一生命运与性情，甚至连模样都没有仔细看清过。这大概也是故乡沦陷的一处不争且悲哀的现实。而作者提供了一种可能，以散文的形式，根据众多的野史和笔记，参考正史，将众人所不知，或者知之不多的巴蜀部分进行了讲解，使得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的那部分”巴蜀“得以复活。这是非常难得。但正是因为这众多的展示罗列和讲解（尤其到书的后面部分），使得阅读的顺畅以及美感削弱。如果不是对此类内容非常感兴趣，大概是很难逐字看下去的。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七)
“北京城死了！”正在卫生间里抽烟的我刚拿出手机就看到一个大学同学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条动态，配图是一栋已经被拆了一半的四合院；我吐出一个烟圈面无表情的将屏幕下拉，另一条信息映入眼帘“乌鲁木齐大街上怎么全是外地口音的人，每天那么严重的堵车多半是因为他们！”呵，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一直以来，提到四川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府之国，“少不入蜀，老不出川。”“蜀地是温柔乡，川中乃英雄冢。”似乎这两句话已成了大家对四川的固定印象了。其实不光四川，大众对于全国各个地区似乎都有着基本一致的想象：提到广东必是吃、提到新疆必是沙漠草原、提到上海必是灯红酒绿；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各地人们的沟通更加快捷，于是地域大论战出现在了每一篇热点新闻之下。每个地图炮都充满了戾气，活像那劫法场的李逵，挥舞着大板斧照街边百姓的头颅砍去。大家骂的愤怒骂的过瘾之时，冉云飞来了。你趁着兴奋劲骂他：“你个土匪作家！”他不理你；你又骂他：“文痞！”他不屑于回应；你还想接着骂，冉云飞站起身来，从自己的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他用文字告诉你：四川并不是标签化的，全国的各个地区更不是，现在的戾气只是你对于故乡沦陷于现代社会的无奈。
此书以“风物”、“故物”、“人物”为三大板块，分别从地理、历史沿革、湮没在历史之中的人们将四川的古今立体清晰的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认认真真的读完书中内容后相信你会对四川有一个全新的印象。那边厢有位看官就问了：“那些这跟我们沦陷的故乡有什么关系！我要看愤怒的，抨击的，批判的！”抱有此类想法之看官鄙人建议您去看大字报好了，本质上极右跟极左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神经病啊。此书从各个方面构建了一个清晰地四川，虽然没有什么大篇幅的提到商品经济、没有提到钢筋混凝土的大进军，但当我看这本书里讲四川的江河山川讲四川的袍哥讲四川的女武训的时候（不知道武训可百度建国后第一部被禁电影），脑海里还是浮现出了小时候家门口的哪条窄胡同、隔壁老爷爷亲切的笑容、住在街尾扎着马尾辫的漂亮小姑娘。这些场景，已经伴随着我记忆里的那个故乡消失了。虽然我不是四川人，但感同身受这个成语此刻应是用的恰当吧。
第二遍阅读这本书后，我脑海里总是有这么一幅画卷：笑呵呵的老舍正在北京的胡同里喝着大碗茶跟街坊们下着象棋、艾青在新疆的大戈壁吹着风沙尽情歌颂着莫索湾、冯骥才在他天津的家中欣赏朋友送他的珍珠鸟，而在这幅画卷的末尾，冉云飞站在剑门蜀道上，正遥望着巴蜀大地。
人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
注：本人有幸在此书尚未正式出版之际就得以观其全貌，欣喜万分，感谢鹭江出版社。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八)
与其说这是一本社会学丛书，毋宁说它是巴蜀地方志。
这些年，人们总在一场又一场的迁徙中犯上思乡病，可每当身归故土时又发现那并不是魂牵梦绕的所在，这是故乡的错，还是时代的错，或者因将责任归咎于我们自己？
冉云飞在书里说：“对于耽于幻想的人和完美主义者来说，没有谁对置身其中的时代感到满意。”正如“生活在别处”这句话阐释的理念，我们所热爱的永远是远去的时代，我们所向往的永远是沦陷前的故乡。
可巴蜀地界又那么的不一样，“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再简单不过的八个字，一下就正中要害，我喜欢四川，不但喜欢川菜之辣，更爱川人之麻，那种混不吝的江湖气，还有闲散的茶意，会让人觉得闲散无错，发呆无害。
在北上广呆久了，整个人会染上浮躁病，到处都很快，到处都逼你不掉队，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你不能闲坐饮茶，你只能在咖啡馆里快马加鞭的卖掉你彻夜撰写的方案，这里不容许你去喘息，反正沙尘暴和雾霾可以给你双重打击。
止庵先生曾提及过四川的李劼人先生，在《死水微澜》一书中，大篇幅的四川话对白让人清晰的看透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同样有趣的是沪语小说《繁花》，我一直觉得方言是不可以丢掉的东西，方言的犀利表达强过书面语千千万万，就像冉云飞所说，文人说的话都是骟过的，而袍哥们说的土话才是浓缩的精华，概因那些字句都从泥土中野蛮生长，完全如清风拂面，接地气儿，有人味。
文人不爱说人话，这是一大毛病，但是真正的大家总能将这件事绕过去，譬如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我们可以极尽溢美之辞来描摹美景，但落到人物，人性，故事，则往往要说最简单，最普通的语言。冉云飞在成都待了十年之久，似乎也染上了成都人的“慢性子”，他不急不燥，还能自我调侃，没什么架子。
全国最有娱乐精神的两个地方，一是湖南，二是四川，这两个地方的人尤其相似，好吃、好玩、好懒做，总之进取心不是他们讨论的范畴，但川军与湘军之猛又让人格外刮目相看，可能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不能打仗，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硬汉子。
这本书最大的精华并不在于风景土志，反而在于作者偶尔流露出的几句真性情，譬如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古以来的中国史书，大言玄玄的东西太多，官家历史固然是帝王起居注的表演、断烂朝报的展览，相对民间化的历史记录似乎染上了大而全的毛病。”冉云飞虽是文人视角，却也不算高调，他兴许早就知道最美的珍珠全都散落在民间，亟待我们一一采撷。
万万不可轻视中国社会，北上广之外有太多有趣的地方，这些年大江南北走过，对家乡湖北的感情也深了起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些深藏在骨子里的情结始终是绕不掉的，于是辗转庸碌多年，我也终于肯“妥协”于故乡。
“故乡”二字，总归是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九)
故乡沦陷的沉痛，是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带给文人的精神反思。现代化建设的锐意发展势不可挡，日新月异成了浮于其表的社会繁荣的象征，也蒙蔽了忙于角逐竞技的人们的双眼。那些原本只道是寻常的景观，也成了人们休憩心灵，抓紧机会大口喘息的稀罕去向。那么对于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栖身之所，如今又安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并不反对过现代的生活，但我反对为了过现代的生活，而将先人的审美趣味、民族文化、古迹旧踪当作牺牲品的做法，这种你死我活、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的斗争哲学，实在是伤害我们对先人纪念、传承文化孑遗的怀旧情感。”冉云飞如是说，这亦代表了一代人面临精神家园沦陷的挣扎，爆发出的内心激愤和对文化护持的决心。在物质文明较为落后的农耕时代，深受大地恩泽的人们，亦得其质朴的品质启蒙，精神的沃壤孕育出的浓浓乡情，成了他们流离于千万幢拔地而起的广厦唯一不变的牵挂和精神支撑。
冉云飞半生浸淫巴蜀文化，虽于蜀地身是客，对巴蜀文化之熟悉却可谓巨细靡遗，每每道来如数家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书，齐集了冉云飞十余年来有关巴蜀历史文化之“闲言碎语”。他根据历代野史笔记，参以正史，辅以诗文，其中不乏有借客居蜀地其人之视野，饶有趣味地爬梳巴蜀的“风物”、“故物”和“人物”，亦有其特异新奇之处，譬如“风物”中：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的蜀道观察竟与郦道元的观察向左，吊脚楼不仅是土家族建筑的“活化石”，亦因“有机建筑”大师赖特提出建筑吊脚楼化，以充分利用地球空间的观念受到追捧；亦如“故物”中：“八卦”巴蜀两地历代亲疏远近的关系沿革，通过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日记内容的分析对当时国民经济等问题的进一步了解；更如“人物”中：对近代商业巨擎卢作孚对国民文化建设事业的贡献，四川“女武训”罗蜀芳对蜀地乃至近代中国聋哑特殊教育事业的贡献••••••在冉云飞的笔下，文化的细脉得以通过不同的个体生存境遇舒展开来，文人笔墨中对家国历史的沉思，对文化沉潜的追忆和探寻，体现在丽山丽水的自然灵动之中，更埋藏在人们记忆的最深处。
他细说的故事，既有风物怡情，又有百味人生；他以情为骨，以故实为肉，赋予了那些被遗忘在历史的洪流中，亦被碾压在文明进步车毂之下的过往种种以鲜活的生命；他一改文人对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全面否定的激进抨击，将非理性的情感控诉化作文人的笔墨利器；他反对传统历史观对个体记忆的抹杀，在不同“小人物”的生存境况中爬梳出逝去时代的万千气象；他摩挲历史的暗纹，踵武先人的故迹旧踪。在近现代文化冲撞下的巴蜀文化，犹如一面镜子，反射出彼时中国之情状。他以“悍将依旧老僧听雨”的姿态，让原本沉重的反思晕染出记忆中的故乡风貌，让我们对故乡的每一次怀想也随之变得浪漫又哀伤。
他为巴蜀历史文化谱写的小调就这样持续了十余年，演奏到今天，终于到了高潮：“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一事实夺人眼球，虽非为他首先提出，文人学者亦对此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回应，但至少冉云飞的笔触未被情感的暴戾湮没，甚至于他对巴蜀历史的编排，亦被他戏称为“八卦”，他试图“从那些不被正史注意的细节里，侦知先民们怎样过日子——如他们怎样解决消防、如何掏下水道、如何宵夜、如何游玩等等——与现在的巴蜀又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虽然读完这本书未必能增进对以上具体问题的了解，但依然能在他袍哥式的爽朗中真切地获得那份故土情思的共鸣。“八卦”未必就野蛮，被“八卦”亦未必就丢人现眼，巴蜀特殊的地形气候、四周阻隔、交通不便，“不得已”成就的地方性，在冉云飞投掷的宏观视野下活灵活现。冉云飞留心取材，故人旧事“新说”，不仅弥补了巴蜀史料研究之憾，同时也使巴蜀文化孕育之功从英雄式的思考模式中剥离，着眼各色人物，赋予民族性以更高的普遍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他暗藏于笔墨之中对已然沦陷的精神故乡所发之慨叹的感召力，才韵味无穷，其“闲言碎语”中的金石之言，亦在其不绝的乡情中汩汩而出，滋人心肺。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十)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冉云飞著。当初买这本书，一是为了凑单，二是因为这个标题。故乡情结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在我看来，怀念故乡，不仅仅是由于空间上远离故乡，更主要的是在时间层面，对过去的一种追忆。这是一种更加难以解开的故乡情结。 所以看到这本讲述故乡的书，便想要去看一看。此类的书，印象比较深刻的，当属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作者笔下流淌着的，不是文人的矫情，而是历史的沧桑。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勾勒出来的一个村庄在时代中的变迁。《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本书，读过之后，也隐隐地有这种感觉，尽管不是很强烈。或许是地域的缘故。《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描述的是离我家乡十公里的地方，而冉云飞这本书，描写的是作者的故乡——巴蜀地区。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三个地名在脑海中被串了起来:成都，酉阳，龚滩。成都是作者现在生活的地方，是作者的大故乡；酉阳是作者中学时代成长求学的地方，可以说是他走向外面世界的原点。而龚滩，则是作者的出生地，也是他笔下所谓的沦陷的故乡。 如果说，熊培云的故乡还有遗痕的话，那冉云飞的故乡，是真正的回不去了。龚滩古镇，在一次国家的水利工程建设中被淹没。“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失去。”所以，熊培云可以称之为一个思想者，他的文字往往能引发人们的思索。而冉云飞则被称之为“冉匪”，文字犀利如刀剑，使人不寒而栗。 不过，就这本书的内容而言，结构并不是那么紧密，整本书的篇章，大抵为写景、写物、写人。不同的文章，有好有坏。作者自述是一个有史料洁癖的人，喜欢扒一些历史的八卦。所以在后面写人的部分中，引用的史料比较多，这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批评，认为是在堆砌材料。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觉得引用史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能大多数读者想看的，只是故事，是情节，而并不关心你这个故事情节是否言之有据。 除了所谓的堆砌史料受人诟病之外，标题党的嫌疑也是大家吐槽的一个点。我在最初看到这本书名的时候，也以为就是消费故乡感情的言情文章。看过之后才发现，文章的历史感、沧桑感还是很深刻的。有些文章，还可以读出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感觉。不过，从内中的文章题目来看，“标题党”的指责也并非言之无据。例如，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四川人邓镕，一位律师兼诗人。讲述邓镕和书中讲述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连邓镕的准确卒年都搞不清楚。他们之所以被作者讲述，原因很简单，都是巴蜀地区的人。只是“邓镕”被打上“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的名号，便不免使人八卦心作祟，想要一探究竟了。 说起标题党，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一篇:《重庆孤男寡女:历史上的商业双雄》。初看标题，还以为是同时代的孤男寡女一起经商之类的八卦故事。看过之后才发现，这是一篇很正经的历史人物类文章，讲述的是重庆历史上两位著名的企业家。“孤男”指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寡女”则指历史上重庆（巴地）地区著名的女商人清，因其是一位寡妇，所以又被称之为巴寡妇清。巴寡妇清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记录。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作者提出的几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秦始皇会将巴寡妇清奉为座上宾，并在其死后“著怀清台”加以表彰？二是为什么司马迁会在《史记》中记载她的事迹？ 这两个问题，作者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可值得一说。总的来说，秦始皇和司马迁之所以对巴寡妇清如此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所经营的产品:朱砂。秦始皇每吞并一国，就要“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古代房屋以木结构为主，因为美观和防腐、防虫蠹等需求，涂漆必不可少，而丹砂正可以用于建筑物的髹漆之用。当然，除此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丹砂可炼丹。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渴望众所周知，因此对于经营丹砂矿的巴寡妇清比较重视也就不奇怪了。当然，巴寡妇清也知道讨好秦始皇的妙处，如为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捐钱等。而司马迁对巴寡妇清的记载，恐怕更多的还是与秦始皇陵有关。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记载过他的陵墓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而水银正是从丹砂中经过火法分离出来的。“这便是司马迁一定要记载寡妇清的一个明显理由。”（P235） 托尔斯泰伯爵曾说过，历史的悠久是相似的，但悠久的内容却各有各的不同。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故乡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去了解他人的故乡，去倾听他人对故乡的讲述，并不是因为他乡的风景很美，他人的讲述更加精彩。而是因为，通过体会他人对故乡的讲述，从而引发自身对故乡情感的共鸣。这也是文字的魅力。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十一)
近日，读冉云飞《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实话实说，以前从未关注过冉云飞，虽然对他的一些事迹略有耳闻，但一来并无兴趣，二来经验告诉自己，大凡热衷在公共平台发表此类言论的人，无论真诚和正确与否，深度往往无足观，换言之，从他们身上学不到东西，何况我的邪恶三观早已定型。因此，居然一直认为冉云飞是个三十几岁的愤怒小青年，也自然对他没有起码的认识。
我真是孤陋寡闻啊，原来他出生于1965年，今年已经五十岁了。
冉云飞是个长者。
于是，怀着对长者的尊重，仔细读完了他的新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罢掩卷，我毫不掩饰冉云飞写作中两个我要挑剔的地方。第一，这本书主要写乡土意义上的成都和重庆，笔头之下，情感丰沛，于家乡山川人物民俗饮食，所记所忆，所存所录，字字珍贵。然而一谈到诸如民国时势、政治人物等，评价殊为幼稚简单，一腔热血而已，可知他果然只是文人，无学者之训练，亦无策士之心术；第二，此书为散文，每一篇文字都足以称得上言之有物，绝无虚妄或浮华言辞，某些地方，也可见作者之情义。但是，实话说，这些文章都过于质实，过于平板，不美，不够好看，不足以打动人心，不能深入骨髓。文字给人的感觉，倒像是读官方地理杂志上的文章，明明是独特的乡土情感，写出来却感觉不到独特之处。
好了，欲扬先抑，关于这本书真正重要的话在下面。
这本书提示了当代县志写作的一种可能：为在各类自我主张的“普世价值”下沦陷的故乡树碑立传。
县志，或者说地方志，更广泛的话可以说是山川地理志，往前可以一直追溯到《禹贡》，但较为合理的追溯可以说是留下来的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但《元和郡县志》是总志，近地理也远民俗，其“乡土”的意味并不重。县志的蓬勃写作是明清时期，这一现象的思想史依据我觉得主要是宋代儒学对乡土社会的重视。盖因宋代儒学的制度设计与前代譬如汉唐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份对乡规民约、族制家礼等的设计。此种思潮酝酿至明清，县志的写作就蔚然成风了。当然，县志的写作背后的原因众多，譬如传统中国的户口在明清的膨胀等各类原因等，此不赘述。这些县志的作者大都由当地的县令或训导之类官员署名，但就像今天一样，真正参与编修撰写的，往往是当地的宿儒名耆。特别值得关注的，则是一些最著名的经史学者也写作县志。比如，张尔岐写《济阳县志》，参修《山东通志》，戴震也修过《汾阳县志》等。当然，学者撰修县志，在当时有许多也是因为自己身为大儒而被官方延揽。但纵览流传至今的各类县志目录，不时就能发现经史大师的名字，这的确是存在的现象。
为什么经史学者爱写县志？究其根源，就是儒家的价值体系里有一条是“封建”。当然，这是理想化、理论化的“封建”，不是考古意义上的复古的封建制度，而是对乡土（宗族）价值的体认，引申来说，也是在对“大一统”进行崇尚的同时，对“地方自治”的崇尚。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志的写作不仅是史，也是经，是宗法制度的地域化写作。因此，县志既包括了一个地域的历史、地理等沿革，也须记录当地出生的先贤和来本地为官并为乡民所敬仰的先贤事迹，还要表彰各类节妇孝子，等等。于是，县志的意义也就逸出了四库分类法的“史”的范畴，最终融入一个地域的特殊的性格与气质之中，成为“经”的最佳伴侣，诠释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为每一个生于兹死于兹的人界定价值，赋予所有的游子以性格和荣誉。县志之功劳，绝不局限于存天地之筹划，亦囊括一个个体的生老病死。从而抗拒任何整齐划一的、专制的、非此即彼的、历史终结的、说一不二的“普世价值”。
儒家的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这种抗拒“普世价值”的价值，就是儒家的普世价值。
如果说明清是县志写作的第一个高峰，那么近代以来县志的写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不过，这种写作早已脱离了经史的语境——经学都“死”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县志于是成了社会学的样本、统计学的对象、人类学的资料，书写县志的部门则是地方行政机构里最冷的衙门——史志办。尽管县志的内容看上去没有大的变化，似乎只是古代县志的白话版，但实际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对本地历史的描述必然有“革命史”的板块，乡贤也剔除了一些人，增加了一些“革命烈士”，更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县志”新增了大量的土地、水利、户口、植被、特产等等的数字表格。从“有用”的角度看，这些官修的县志当然对学术研究用处更大更实际。但这些县志，一般人不会去看，本地人不会去看，只是一种“年鉴”。
于是，回想明清两代县志的鼎盛，纵然彼时那些县志也不总会被普通人阅读，但其写作的思想资源却依然鲜活。那么不妨设想：为什么当代人不能以一己之力来为自己的故乡写县志呢？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多的客观化数字呢？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主观情感出发，记录一个地方的山川物产、地理风俗、美食建筑等等呢？再加上照片。生动鲜活，既可以作为研究的“一家之言”，也能被一般民众特别是本地百姓流畅阅读。
冉云飞这本书，尽管在我看来有许多不满意，但却无意中让我觉得，这正是很不错的一种“新县志”写作。事实上，儒家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对乡土价值的维护，是对抗现代性侵袭的天然屏障。冉云飞身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里哀叹成都重庆一切“故物”的消逝，他把矛头指向中共革命与三峡工程等“工具理性”的破坏，并怀想如果在自由的制度下，这些“承平旧物”会永远存在，这种怀旧的情绪悲情而又精神错乱。因为不论是中共的革命隐喻的“平等”，还是三峡工程隐喻的“科学”，以及总会到来的民主制度保障的“自由”和彻底的“市场经济”，都是或将是抹平一切乡土差异、冲毁一切故乡万里长城的现代大杀器。试图用现代的“普世价值”来维系古典的“乡土生活”，这恐怕只是幻梦。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个题目是写实，也是预言。在我看来，这本书是自我矛盾的，作者从中试图呼唤的价值恰恰是本书的存在所否定的；这本书也是质实而缺乏文采的。但这本书的确是我所期待的一种新县志的写作，因为保存了这些记录，也就完成了这本书自身的使命。至于作者书写的意图，当然已经不再重要。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十二)
不知何时，故乡一遍一遍又在了心上，曾经那个总是想方设法想忽略的地方，或许是因为阅历增长而对故乡多了些许成熟的思考和认识。如今的故乡，“山河不再，草木伤怀”，但我们依然心心系念着她，只因曾经或爱过或恨过但终归是爱过，即使故园老去而情终究难逝。
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一本用史料记录故乡历史变迁的散文集，从历史对比、文化延续等多个方面映证了文人精神家园沦陷的事实，这个故乡就是名动古今中外的巴蜀大地，而这个故乡也是生我养我的那个故乡。对于故乡，无论是曾经生活过的还是现在正在生活的，冉云飞都以为是要“有相应的关照与热爱，才不至于悬浮失重，不至于使自己与所居住地处于油与水的关系，两不相洽”，所以他“因为热爱，才对别人的伤害特别敏感难受，才受不了其间所受的诸种荼毒”，一切只缘于他对故乡历久弥新的感情，而这份之于故乡的感情应该是普世所共同的。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一本运用史料写作的书，但它不是简单的史料的堆砌和铺陈，而是兼以冉氏笔法和思考而呈其独特的一面，平实却又情感激荡，一如作者关心社会和关心生活的鲜活两面，却从来不乏其思想性和趣味性，而我可以保证这绝不是我的虚妄之言，因为有那巴蜀的山水和父老为我作证。这本书既来源于脚步丈量过的山水，也来源于纸上已经泛黄的史料，只是为“构建那过去或即将消失的故乡，聊以慰藉众多像我一样的受伤者”。故而这本书分为了“风物” “故物” “人物”三部分，从四川的历史说起，再细述近代文明的冲撞，最后直陈中外各色人物在四川的作为，亦可算是对四川的前世今生以及个中的纷繁芜杂作一个厘清，也让我们从身边去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四川，而不只是似解非解地永远在“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直面目”的叹息里茫然和遗憾。
在故乡山河的自然之景里，有作者生长的故乡重庆酉阳乡下，有今天居住的成都这座城，有大西南举足轻重的岷江流域，有道教发祥地的幽幽青城山，更有那特别的土家永远的吊脚楼……而在这一风一世界里，有九寨，有黄龙；有金沙江，有青衣江；有都江堰，有四姑娘山；有乐山，有宜宾；有熊猫，有竹海；有宽窄巷子，有大慈寺；有三星堆，有金沙遗址；有川菜，有茶馆；有旧书，有新花，可谓陶情怡性的、耳听目及的、心思系念的都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了，算是倾尽全力毫不吝啬地给出了一条精神无比富庶的绝佳路径。或许你看到此，会立刻有想来四川旅游一趟的想法，如果您单以为这只是一个导游完全手册的话，那想必您可是大错而特错了，但我并不否认它的此项功能，若您真的按图索骥去寻找或许会有些失望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世事早已今非昨，今天和昨天相同的更多的或许只是那个名字罢了。
巴蜀大地是北纬30o上的明珠，偏于西南一隅而立于秦岭之南，从古蜀国、古巴国以来就是历史重镇，而渝东和川西从来都有太多的不一样：一个是武陵山区里传说过的“桃花源地”，一个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天府之国”；一个是山野的村落，一个是繁华的城市；一个依着山，一个傍着水； 一个火爆，一个绵软……自宋真宗年间得名于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四路而称“四川”以来，他们从来又都是一体（直至1997年重庆直辖）的，是兄弟也是对手，是邻居也是敌人，既喜欢又讨厌，既羡慕又怨恨，既维护又指责，总是互掐不止而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却又携手做了许多事——出川抗日救国、投资教育建图书馆、民生公司的讲座等，所谓剪不断更理还乱也就不过如此了。而四川人既是独特的又是极能忍的，他们平素里不理会那些玄乎的东西（政治）却充满了娱乐精神，待到忍无可忍暴发时却又瞬间具有了“敢为天下先”的气质，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吧。
四川大地上这些景这些物自是与别处诸多不同而充满了十足的吸引力，虽然李太白早就言之凿凿地说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话，但是杜工部还是从千里之外的天水直奔成都筑了草堂。当然其他诸如陆游、范成大等自然也是不会不来的，更留下了许多书写四川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流传后世。或许还因了扬雄、司马相如、苏轼等的缘故，也招引了入蜀客的纷至沓来，这其中既有外国人（日本人竹添进一郎等）也有外省人（湘人王闿运等），从他们的眼中我们知道了另一个不同的四川，比如说“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标志榕树（黄葛树），四川的红苕种植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王闿运对四川的评判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蜀亦外国也”。而巴蜀自己人当也不会甘落人后，历史上重庆的商业双雄——秦代的寡妇清（炼丹砂）和近代的卢作孚（开创民生公司）更是非同小可，前者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更是有专门记载，而后者的航运船队对抗战和川内民生的贡献可以说是生死攸关；民国四川女子罗蜀芳首先创办了聋哑学校，并以一己之力坚持了近十七年之久，亦可见其不凡的毅力和对特殊孩子的慈爱之心……还有康有为的四川学生官道尊、撰写文学史的物理学家郑宾于等，他们或许不被记入正史，但他们的影响之于四川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谓见微知著、微言大义也在于此了。
故乡，今天已经渐渐陌生而走远，曾经那些故乡的风、故乡的物、故乡的人更是只在纸上留存，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故乡确实是沦陷了，或者说是真的改变得我们已然找不到任何与曾经的联系了。其实，我们不是不喜欢故乡的改变，只是我们希望她的改变是有序的、美丽的、富有生气的，而不是完全失序之后的凋敝和颓败。但愿这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能给有故乡或没有故乡的所有人一些思考、一些认识、一些警醒，如能再自身践行力之所及而使故乡重新复活，那自是当善莫幸哉之至了。
2015.2.10晚于北京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十三)
我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来读这本书的。如柏桦所言，“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我在书中感受到了旧日的活泼和温暖。但我又不能抽离于当下，眼睁睁地看着故乡沦陷，距离对故乡那种自然纯朴美丽的意象越来越遥远，有着无计可施的无力、颓唐和悲伤。
因为父母已经搬来成都，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故乡了。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外地读书，我就很少回去。零六年春节我带着内子回到故乡，小时候宽阔而清澈的诺水河已经萎缩而肮脏，仿佛街头无依无靠的拾荒老人。小时候外婆家就在河边，每天过河需渡船。有时等渡船，我们将小桶往河里轻轻一舀，桶里自然就有许多小鱼。夏天的傍晚，诺水河是大人和孩子们的天堂，游泳凫水，或者坐在河滩的鹅卵石上纳凉。及夜幕深垂，月上柳梢，众人方渐渐散去，热闹的诺水河也归于宁静。同学说这样的情状不再了，“那么脏的水，扎可能还有鱼嘛”，倒是偶尔还有下河玩水的，不过几个调皮孩子。春节也不复小时候的热闹和温暖。很少有人写春联扎灯笼，狮子龙灯也不见了，大人小孩多窝在家里，打麻将或者看电视，街头甚至比平常还冷清。
面对这样的故乡，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疏离感，仿佛身处陌生之地——不，有时异乡反到令人亲切和感动，比如二零一二年春节的双廊，家家户户写春联，乡民身着传统服饰一丝不苟迎本祖。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写道：“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我的村庄时，发现我梦中的精神家园近乎无存。出国前，我曾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因移民建镇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道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被荒草淹没，村里的山地被村干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树贩子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柴静在些故乡《山西，山西》的文章末尾写了八个字：“这是远古我的家乡”。我读到这八个字的时候，仿佛看见那只白鹭漂亮的拐了一个大弯后，飞向远方，消失在灰暗的天空中。过去明媚的故乡就这样消失在深重的雾霾中了，似乎再也见不到了。
但这样的书写也给人一种错觉，即故乡的沦陷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似乎不改革不开放不搞市场经济不搞现代化，我们的故乡就会一直春光明媚，山河大地一片静好。故乡的沦陷似乎是市场经济必然的附属品。读到书中《从一本美术书创作集体考察历史》，我突然醒悟，故乡的沦陷并不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这个内部参和交流‘非卖品’反映了主事者一种怕自己所做还不符合官方需要的不安和谨慎心态、歌颂也是要有配发给你的权力才行的，没有歌颂的权利你随便歌颂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歌颂错了同样是犯错误，百分之百的政治宣传品，也不能给你提供一种万能的保险套和安全感。”这令我很自然地想起一封著名的信件：
友兰先生：
十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敬颂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党刚刚宣布执掌江山的第十三天。随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彼伏此起摩肩接踵，个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身不由自，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故乡的沦陷，实则自乡民失去自由的那一天便开始了。我们所以为的故乡的沦陷始自改革开放，不过是一个假象。相反，经济发展之后，我们的视线才有可能从个人安危转移到对故乡的关注上来。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权力仍旧颟顸自大，加速和放大了这种沦陷。哈耶克早就说过，“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运作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至于极权和开放式管理之下的差别，“同是异族入侵，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更有长久发展的眼光，元朝没有对四川做出相应的恢复性的贡献，而清朝则大规模鼓励人口密集和邻近四川的省份的民众前往四川去开创自己的未来。”且需注意的是，“此次入川移民（湖广填四川）的主动性和冒险精神是其他几次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次不是政府强迫的无奈和战乱的被动。”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杨慎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靡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而到一八七六年竹添进一郎入川时，“都邑则繁盛，客店则闳壮，肩舆络绎，昼夜不绝。小站亦皆炊膏粱以待客”，“书肆则所在布列，卧龙桥前后最多。青编缥帙纶乎庋阁间，文学之盛可知也。”
冉云飞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民国时期的四川。有人认为民国和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两个时期，我亦有此同感，那真是百家争鸣，灿若星河。因抗战之故，大批作家学人知识分子随政府播迁入川，四大文化中心，成都、重庆和李庄,四川占据三席，于此也可见民国时期四川的繁盛。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书中，除一些篇什中涉及到民国人物风俗之外，还有《苦尽甘何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成都》、《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日记》、《民国四川“女武训”》、《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和《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等六篇专门的文字，从细节上展现了民国的自由和开阔。比如民生公司的演讲，演讲者有军政界的杨森、崔伯敬、梁寒操、左舜生、黄炎培等；文化界的胡焕庸、魏时珍、矛盾、马寅初、郭沫若、邱正欧、李济欧等；实业界的卢作孚、孙恩三、王道之、王世均等，演讲的内容涉及国是民生、民权文化、交通航运、国际形势，甚至演讲会变成青年团团会，可谓包罗万象。就邱正欧博士的观点（贝当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冉云飞说：“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可以探讨、争论，但彼时可以公开演讲此种言论，也应该属于学术自由的表现吧。”
大陆易帜之后，为国民做出巨大贡献、被毛泽东表扬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事业未竟，心存侥幸，从香港北归，在观望与徘徊中小心翼翼地迈进一九四九年这道历史大坎儿，结果在一九五二年便‘自绝于人民’。”而另一位学者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在史学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比较有成就。这些成就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和一九七九年以后取得的。明眼人一看就有疑惑，那么他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这三四年在干什么呢？自然他也没有闲着，举其大者，比如奉命批判老师辈的胡适先生，在‘’后期参加‘梁效（两校）写作组’等。”“女武训”吴蜀芳先生在四九年之前，有十七年在做特殊教育教学和创办特殊教育学校。但四九年之后，“吴蜀芳所为不多”。
读到这些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是什么让故乡如此让人怀念而不舍？怀念故乡，皆因故乡之山水、风情和人物，而尤以人物为重。故乡之失，乃因人物不再鲜活；人物不鲜活，乃因社会不自由。想当年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吴蜀芳、晏阳初、陶行知诸先生仍孜孜不倦兴办教育；卢作孚、范旭东诸先生则以实业救故乡于沦陷……冉云飞在书中写道：“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并不反对过现代生活，但我反对为了过现代生活，而将先人的审美情趣、民族文化、古迹旧踪当做牺牲品的做法，这种你死我活、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的斗争哲学，实在是伤害我们对先人纪念、传承文化孑遗的怀旧情感”。照此来说，冉云飞倒不仅仅是怀念故去的山河风物人情，也不仅仅是向往田园牧歌这般简单，而是以书写祖先过去日常生活方式，来表达对自由、对个体尊重的追忆和实践。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个“在”字表达了这是一种持续的、正在进行中的状态。但即便如今世风浇薄的年代，我们亦不必过度悲伤，每个人还是可以尽一份力救自己的故乡，如吴蜀芳先生的学生王茂华、礼广贵那般，整理自己曾经校长和老师的回忆录。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读后感(篇十四)
编者按：
冉云飞，著名作家，人称“冉匪”，1987年毕业于川大中文系。他是那种“匪气”与“学者气”并存的人，口才极好、记忆力极强、知识面极丰富。同他谈话，不知不觉就被其吸引进去，将近三个小时的闲聊时间也一晃而过，还觉意犹未尽。
整场常识读书会，从冉的新书《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开始，到沦陷后的弥补与救赎，中国NGO的发展，以及年轻人的不安全感等等，都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学长同时也是长者的关怀与智慧。对于社会前景的态度，冉希望学弟学妹们保持“谨慎的乐观”；而对于自身，则应“把自己铸造成器”，在此与君共勉。
下面是读书会的部分录音整理，希望您阅后有所得。
问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点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个“沦陷”具体是指什么。
像主持人刚才就有谈到基层社会空心化的问题，年轻人都不在了，这是一种沦陷。第二个就是历史文化被破坏掉了，像他刚才讲的历史遗迹被破坏掉了。而更大的一种沦陷可能是——那个家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家了，我们所怀念的故乡也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这就会引起一种怀旧感，这种怀旧的溯源就会促使我们去看历史，去看我们历史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也许就会发现这种怀旧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想。
可如果沦陷真的变为了现实，我们该怎么办呢？上世纪有好多人——像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乡建，试图重建基层社会。但现在我们是否有这样重建的必要？这是一个问题。
冉云飞
我本人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这在我那本书里是没有的。而且另外一种意义上讲，我也不是一种人类学家的视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人类学家是到那个地方去观察，完全是旁观与记录。他巴不得那个地方保留最原始的状态，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的那种功能学派就是这样。社会学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动感和参与，我们要参与进去。那么他说的乡建那部分——乡建要讲起来就很早了。我去年跟他们立人大学讲民国NGO时，实际上是讲了一个社会学的情景。
那么我再转过头来讲“沦陷”是什么意思。“沦陷”是几种情形，第一是物理意义上的“沦陷”。那就不只是乡村了，那还包括城市。比如说雾霾，谁能脱身？水污染、土壤污染，那就是城市农村都难逃其害的。有朋友说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太绝对了。我说我知道，我这个标题本身就是在用全称判断。学逻辑学的人都知道，如果全称判断有一个例外，那么整个论述就轰然倒塌。我就说我敢取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要是有谁说他的故乡没有沦陷，那我就陪着他去，我们去做调查，然后我来改正我的错误。我敢说绝对没有什么例外，这便是物理意义上的“沦陷”。
而另一种沦陷则是精神意义上的“沦陷”。49年以前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研究这一块的，你看费孝通、张仲礼这些人，是非常多的。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县以下完全是自治的。怎么个自治法呢？就是乡绅、家族、族田、祠堂等等。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朱熹。他参与了社仓的建设，而社仓是由《蓝田公约》演变而来的。蓝田吕氏，吕大防及其兄弟，他们在整个关中、福建连同江西、浙江一带都建立了社仓。在当地的谷物比较低贱的时候，乡绅花钱购买起来储存在仓库里面，等出现饥荒的时候就拿出来赈济灾民。说白了就是乡村救助自治。而这种乡村自治，和官方的常平仓是不一样的，是民间和官方的区别。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间社会是极其可怕的。就像臭氧层被破坏了，阳光可以直接晒到大地上，那大部分生物都可能要晒死的。而那人之所以能够抵抗紫外线，就是因为臭氧层保护得比较好。可如果没有了臭氧层，那太阳一晒，人就没办法出去。这就是个体直接面对国家机器的后果，每个人都高度原子化了。
所以，当我说“故乡在沦陷”的时候，绝对不是一种情绪化的，因为我对社会底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运营都相当熟悉。实际上我对社会学就是，有我自己清醒的看法，那绝对不是情绪化，绝对不是一个中文系的人在跟你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问
老师我想问，可能之前我们说的很多都是我们沦陷或已经丧失的一些东西，那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也会有一种弥补或是救赎的行为在。
就比如说我所看到的，很多村民会自发捐钱保护甚至是修复当地文物古迹的行为。您觉得这种行为的存在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在补救的过程中是一定需要去动用政府的力量呢，还是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进行？
冉云飞
是的，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从本质上讲——你看乡民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为什么去做这样一种补救呢？其实说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乡民的一个传统，比如说他们对某些东西充满敬畏。因为乡村嘛，尤其是一些比较偏远的，或者说像你们那儿古风犹存的那些地方，它反而留下了乡民对这些东西的天然的自觉的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也并非仅仅只有你们那个地方，还有多少地方有这样的遗存，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为什么也在文章当中提到这些保护，对，这些都是一个尝试。
现在做乡建的啊，如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这些都是研究乡建的，这些做乡建的和民国做乡建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的乡建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零敲碎打，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相当的大，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像乡民的这种自觉，它是一种杯水车薪，无救于这种沦陷。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是要制度的变更，那才能阻止这种沦陷，才可能有所改善。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本质上你说的那个是个别现象，当然它可能是一个整体的大规模的行动，这也是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其实说白了，说去说来就涉及到制度的问题，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不能回避，没办法回避。
问
我想了解一下，NGO在大陆您觉得它现在发展得怎么样？NGO在大陆的是在走下坡路么？像之前立人的关闭，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自我启蒙在变多了，而且这种启蒙意识不可能因为某一个机构的关闭或者怎样就会被扼杀掉。
冉云飞
你问是不是现在NGO在走下坡路？其实NGO 从来没有上过坡，你只不过是看到了一种假象。单说5•12地震过后，突然在川西北大地中出现了那么多民间的救助，但那只是一时半会儿，政府没有时间管控。政府一腾出手来马上就驱逐了这帮人，半年过后所有5•12的那些机构基本上大部分都被赶走。为什么被赶走，因为他要把所有的资源都给垄断。而垄断了过后，那你就是想救助，也救助不了。只不过1978年过后，因为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空间，释放了一定的能量，然后民间社会得到了一定的成长，有了自己的一定的财力，才出现了5•12 NGO这种事情，对不对？76年没人到唐山救助，哪怕知道也救助不了，没有人有钱。那么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
总体来讲志愿者机构做事的效率与公平程度，不比很多基层政府差，一对比就可知道一些真相。基层政府就感到不小的压力，故半年后很多民间救助机构就被赶走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叫《中国NGO60年》，在文章里我说1949到79年之间，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政府管理系统中的官方社团组织，只不过是对此前民间组织的外形模拟，采用的是“恩庇—侍从”系统，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听话就给糖吃”。
官方这些社团组织基本只有垂直系统，比如说红十字会的垂直系统，中央红十字会，省市红十字会，县红十字会。可是这些地方性的红十字会，平日里并不做水平交往，也就是说它们只有经没有纬。一个机构看上去有没有活力，是既要有经又要有纬的，同时还有充满的竞争。就机构水平面的交往而言，可能在特殊的时候让你互相往来。
比如说云南鲁甸地震，四川省红十字会才与云南省红十字有合作，平时往来是很少，更没有什么自主性。换言之，1949年到79年只有官方社会组织的垂直体系，连一个功能性与休闲性的钓鱼协会都没有。而在没有NGO的时候，工青妇就充当了一个虚拟的NGO。这种虚拟有很大的欺骗性与装饰性，可与奥威尔的新话对比起来看，你就能由此洞穿这样的社会管控的秘密。
问
最后一个问题，刚刚老师有讲到没有安全感和自保，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其实还没有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就已经有很深的不安全感了，尤其是自己没有一个“好爹”的时候（众人笑,冉大笑：哈哈哈哈）。这个社会大量的资源都被一些上层的官僚轻易占有，而剩下的这一小部分的资源却又要由这么大基数的人来平摊，甚至是争夺。老师的观察是？
冉云飞
这个问题就是你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的心态。我的孩子与你们同龄，我基本上是你们父亲的同辈人。但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父亲和我之间的差异比较大。在我孩子眼里我想是下面这样的角色：老爸，你这一辈子就是很喜欢折腾，什么都有好奇心，而且这学习能力还超强。
举个例子，98年我上互联网，就开始玩BBS，一有博客就开始写博客，一有微博就开始写微博。那时候的微博是嘀咕，接着是饭否，再上推特，我就是一路这样玩过来的。所以，实际上在09年新浪微博出来之前，我们已经玩了类同于它的“前辈”了。我经历当然比你们多，2010年底才知道我父亲是谁，还未及相见，我就坐牢去了。那么你想一想啊，我经历这么多，按理说该消沉了，可你看我这个人的活力，恐怕不是许多年轻人可比。
我给自己的孩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千万不要觉得吃一碗饭是难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那碗饭吃得有趣和有尊严。毕竟在这个时代，饿死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我说你看老爸，读书的时候是我们班最穷的学生，但是很奇怪，对物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刻意去追求过，似乎别人该有的我也基本不缺。
我为什么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呢？因为我自己活得很精彩啊，我哪用得着把自己的想法转移到她身上去了。很多父母，自己活得很窝囊——当然你反抗后依然贫病是可以理解的——却想让自己孩子活出自己希望的精彩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父母你改变不了，你也要改变你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个对自己很自信的人，哪怕遇到最糟糕的现实，你都不会被击倒。我在看守所里待了半年，还读了50册书，全是警察都读不懂的，最难懂最枯燥的。如读14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20册《吴宓日记》、6册《翁同龢日记》，又读了一次钱钟书《谈艺录》及《管锥编》等。谁也不想坐牢，但进来了你能怎么样，还是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人生。
你们看过《美丽人生》那个电影没？抑或是《我是山姆》？在集中营里面，天天面临死亡的威胁，却依旧如此爱孩子；只有七岁智力的父亲却常常陪孩子玩，面对这样的父亲，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很惭愧。有次与一朋友聊天，她赞我在家教方面用力甚多。我说最大的遗憾就是陪孩子玩的时间太少，如果岁月能够重来，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说句看上去刻薄的话，中国的父母大多是势利的：如果孩子考得好成绩好就到处炫耀，如果考得差一点学习差一些，就好像没生过他（她）一样。
我认为父母在（孩子）考得差时，只需与她一起分析考砸的原因，而不是把考试成绩和爱她与否连在一起。换言之，我希望我们的父母在孩子考砸时，明确地表明与爱她没有关系。成绩是成绩，爱就是爱，这两件事并没有关联乃至因果关系。倘若在爱与成绩之间形成一种激励关系，考得好就奖糖，考得不好就赶出门，这样做很糟糕的。这会让孩子没有安全感，然后学会讨好人，这会造成人格的扭曲。
我在成都做《家庭教育五讲》，讲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问题是“生个孩子干什么”？我问所有来听课的人，这个问题有一半的人没想过，莫名其妙从众！看到别人都生了孩子，有些人就经不住各方面隐性与显性的压力，就说“哎，我也能生哎！”（笑声）不少中国人都这样。比方说，你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太太又长得漂亮，但你两个多少年都不生孩子，人家恐怕就会说了“哎，那两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哦？”你要是不淡定的话，你说“明天早上我就来封山育林”！就生出来了。当然这就有一大堆问题了，中国人不喜欢特立独行——就我要当丁克？是吧？但是，有很多人都害怕。
同样的，中国的父母也多无聊。孩子十四五岁时，有点儿朦胧的爱的萌芽，他们一听到，哎呦，吓得个半死！手脚无措那样子都像是在演活喜剧。当孩子二十五六岁时，不谈婚论嫁，也吓得个半死。我说干你什么破事儿啊，那都孩子自己的事儿。可是很多父母越俎代庖，界线不混，视干扰孩子的人生为乐事，结果弄得两败俱伤。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要将上一代的事情强加给下一代。我女儿从小看到我对她奶奶的好，也深知对她无条件的爱，我想她不会讶异，因为她懂得我是如何践行“给你爱的人以自由”的理念的。今天和你们这样的聊天，我很enjoy，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