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是一部详尽而权威的历史著作，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和重要事件。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精彩的文笔，将中国历史的起伏沉浮展现得淋漓尽致。读后让人深刻领悟到历史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一)
读完佩服的五体投地，不愧是国学大师！小时候历史课本里那些编年体、纪传体啥啥搞不清楚，史记、汉书为何伟大不甚明了只是死记硬背，春秋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什么关系也一直不懂，四书五经都是些啥搞不清楚。先生这本书讲的非常透彻，从尚书开始讲每一本史学名著的出处、内容详细讲解，同时还传授如何做学术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读了只觉受益匪浅，是一定会推荐孩子读的书。计划等孩子开始学历史时一定要跟她一起重新温习。老祖宗博大精深的智慧不能丢！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二)
此书虽是讲稿，却不失学术的严谨性，同时，又添了一份趣味性。断断续续的用了二十天将此书读完，看后感触颇多，却又无法言语。宾四的书只看了两部，此为一部，另一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都可算为拉通经脉之作，看后除了感叹自己所知甚少之外，又折服于宾四治学之严谨，想法之独到。若能早日接触宾四，也不至于今日之孤陋。幸好一切都还来得及，还是那句话:不敢偷懒。欠下的债总归要还。
以后读书效率还得提高，吾班学霸一月读六，七本。至于我两本都拿不下，不仅要快，且要认真。笔记亦要做，虽花些时日，但方便日后回顾。
木心的《卡夫卡的旧笔记》里提及:从清晨六点起，连续学习但傍晚，发觉我的左手，怜悯地握了握右手。常叹于课太多，无时间看书。时间是挤出来的，待有一天吾向木心一样六点学习，就不会觉得时间不够了，只怪太懒，不仅懒，还贪玩。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三)
1.历史文本可能只是死文字，但读者贵在体会理解伟大著作背后带有温度的人，及其襟怀抱负之高下。此法不仅在于读史著，文学哲学亦然。不能轻易将学术与为人割裂开来。 2.最初的文化形态尽管没有后来者形式上的精致与成熟，但其宝贵处正在于萌芽时的真诚与朴拙。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有随着成熟而形式定型化的倾向，再难有草创之时较少的限制与自成一家的魄力。史学的衰微正在于拘泥于形式而史学精神的随之消失。经学中孕育着史学文学哲学思想的萌芽。追溯中国文化的源头，应从春秋时代上溯五经。 为学贵能在旧书中发现当今时代的需求，并指点未来的方向。唯此才能保有史学之精神而日新。 3.考史之外更重要的是论史、写史。唯写史才能训练并见出写史者的史料取舍与整合之能力，以及独到的史观。伟大的史著不在材料的丰富，而在于独到、干脆与有力。 4.钱穆的著作与韦伯《学术与政治》似乎可以对照。韦伯的文字中流露出的现代西方文化悲凉绝望意味与钱穆对中国传统之乐观温情可相对照，亦是相同时代下东西方学人对各自文化传统特质及其当代文化命运的梳理与反思。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四)
史学史之录。先生以一贯高屋建瓴的态度，透过几部史学名著的讲述，阐发自己的一向应该对史学抱温润态度的观点。
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历史的书写，名著的文字后，不是干巴巴的陈述，关注点不在从中得到一份文献材料，而应该懂得他背后的人，这才是历史精神。一部书，如果要详细引证，证明非常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当然需要讲究它的真伪，但是对于一段宽泛的时间，一部书可以引用，因为它可以反映那段时间的精神风貌。
孔子著《春秋》打破周王室派遣史官到各国专门著史的传统，春秋从大义理解。古人云：《左传》事祥理差，公谷经书理祥事差。《左传》地名研究历史。先生以为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在无政府的状态的东西，他根据春秋时期有高明国际公法，又有高高在上的周天子认为中国有封建统治，而非封建社会。（恐先生没见定义这俩个概念的理论）
比较认同章实诚的“六经皆史”。学术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汉书》只是客观陈述历史，而不知历史之上的深意。能表现每一时代的历史特性，他就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书。《史通》论的是史法，而没注意到史学，史情和史义。赞成孔子的制度损益论。中国从不讨论主权在哪，而是关注自己的职责。
儒学有俩大枝条，学问历代沿革也是这俩种思路。
史要反复书写，反复新。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五)
《中国史学名著》一书，是作者在其学生的课堂笔记和录音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介绍了从《尚书》、《春秋》直至《文史通义》等二十多部中国史学名著。因为本于课堂教学，所以语言重于口语化，举例也粗浅明了，而且随性发挥，涉及颇多，有不时偏离主线的缺点；但对于重点要点的反复申明，对于学生不厌其烦的引导劝诫，不乏真知灼见，实是苦口婆心。语多汗漫，谆谆教诲。得益于作者的博学，此书在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越了史学的角度，而是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对于每本史书和其作者的介绍都很基础性，关于做学问的要诀也不过“肯花工夫”、要有广阔的视角即“登高望远的景象”、结合时代背景、善于发现问题、读书贵精不贵多、不要一味薄古好今崇洋抑中之类言之有理确凿无误的观点。我最关注的，还是作者对于每一本史学名著的独到的点评和对整个中国史学史扼要的梳理。毕竟这些史学书籍我大部分都还没读过，作者的分析见解能够加深我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了解，为之后的学习过程做好铺垫；而关于中国史学的形成发生，发展演进，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方面。
作者以一段对中国古代学术极为清晰概要极为精彩有力的评论作为全书结尾：“说到中国学术全体，自当以儒学为主干，为中心。史学从经学中衍出，亦即是从儒学中衍出。儒学应有两大主干，一为治平学，一为心性学。心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学。两汉经学主要在治平之学上，关于心性之学方面，不免差些。即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一段，老释之学迭起并盛，他们都偏讲心性方面，而治平之学则仍沿汉儒路子。故自东汉以下史学大盛，正为儒学未尽衰绝之证。宋元明三代理学兴起，在讲心性学方面已超过老释。因老释离治平而讲心性，终不如理学家即治平之道而谈心性之更为圆满，更为重要。故自宋以下之史学，亦特见隆兴。至于清儒，在晚明遗老如顾亭林考史，船山论史，黄梨洲写史，皆极卓越。但后来史学衰而经学盛，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用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用心在训诂考据上，远不相侔。所以论儒学，当以清代乾嘉以下为最衰。因其既不讲心性，又不讲治平，而只在故纸堆中做考据工夫。又抱很深的门户见解，贡献少过了损伤。其时的史学，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道咸以下诸儒，因受章实斋影响，转过头来讲经世实用，但仍走错了路，来专讲公羊春秋，仍在故纸堆中立门户。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真是一派胡言。既非经学，亦非史学。既非心性义理，又无当于治平实迹。即论考据，亦是伪袭考据之貌，无当考据之实。乾嘉以来之考据学，至此也复之扫地以尽。民初以来之学术界，则大抵沿袭晚清，以今文家末流气焰，而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其距离儒学大统更远。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值得研读数遍，勤加琢磨。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六)
同老曾评价此书道：“我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时，翻阅最多的就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但是，若问我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似乎一时间又回答不上来。”确实，若说是作为参考书，这本书中东拉西扯的牢骚话都比对这些史学名著的详细介绍多得多，显得“干货”并没有很多。但一旦读起来，便不得不为钱先生学识和见地所折服，不管是这几本名著的选取，对每部名著的讲解和评论都脉络分明、褒贬鲜明，正是按“一家之言”来作的，绝非排比材料、折衷各家、以水济水的寻常“概论”可比。从资料的参考价值上讲，这本书定然不值得同老这种层次的学者反复翻阅，估计同老也是想学钱先生这种通者的气象吧。这本讲稿篇幅虽不大，但最能见钱先生的治学旨趣，兹就书中所见略撮其要：
钱先生治学，最强调一个“通”字，从纵的方向来看，需要融通古今，不拘泥于一时一代，从横的方向看，更要打通文史哲，不独在史学的小圈子里打转。正如书中对各名著的评价，最伟大的史学名著往往是超出史学既定范畴的，如《春秋》和《史记》，而对于局限于史学领域的《史通》，钱先生的评价就不高了。这正是钱先生本人学有所成之一大关键，无论是对一时代之把握，或是对一制度之理解，总是要从大处着眼，找出问题之大关键，才能对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其次，相对于时下流行的“考史”，钱先生更重视“评史”及“写史”，钱先生一再强调切莫把这些史学名著支离破碎地只当资料库来看，更要看到著作的整体框架及其背后的人，体会到作者的苦心孤诣和从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学术旨趣。这也是很要紧的，钱先生多处提到细枝末叶的“考史”算不得是第一等的学问，史学更高的追求是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鉴往而知来。这无疑给史学工作者们提出了超级高的要求，一旦到了为时代“写史”这个鹄的，必然意味着有所删削、有所褒贬，最终要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要是以这个标准来评判，纵论当世，尚无一人担当得起“史学家”的称号。
同时，钱先生特别指明了“经世致用”这一儒家（特别是先秦及汉代儒家）的基本精神，经学乃至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现实，通经乃至明史最终都是要体现在现实政治上，所以钱先生特别推崇杜佑及《通典》，同时对明代儒学及乾嘉考据之学评价并不高，尽管乾嘉考据之学对于理解经义帮助很大且最符合现代历史科学方法，但乾嘉学者脱离了现实政治，钻入故纸堆中，注定格调不高。这评论固然傲气，却很在理，尽管钱先生本人在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上也是一塌糊涂，但的确是“取法乎上”。
再次，钱先生对于传统文化始终站在“同情之理解”这一基本态度上，这与钱先生在《国史大纲》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中的观点是一至的，强调必要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必要之理解，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批评，不能一开始就抱定全盘西化的观念再来批判传统文化，这样固然一时痛快，但终究于事无补，因为中国将来之新文化，即使需要西方文明的嫁接，但终究还是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这一基本观念，还是值得大家在思考中国文化及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时引以为戒的。
除此之外，钱先生在书中洞见甚多，同老及其他书评多有提及，以上仅是我觉得十分重要的几个要点而已，绝非全部获益之处。
瑕瑜互见，若论本书的缺点，第一个便是牢骚话太多了些，由于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之立场，必然对新文化运动诸君都很不认同，但批判得一文不值，的确是很过分了。纵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举措的确有些激进了，但也不至于如钱先生所述的这般不堪。从感情上讲，钱先生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可歌可泣，但若从客观处着眼，钱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美化也的确过分了些，这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犯的毛病是一样的。此外，从钱先生对西方史学的批判来看，他对西学的很多观念都没有正确全面的理解，这和全盘西化派一味地骂国学其实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钱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书中“万一有一天，世界人类懂得中国文妙处，采用中文，此事非纯属空想”（此一章中对于汉语音义的解释也有些牵强附会）的梦想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也不能不为了他的赤诚而多一层“同情之理解”。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是钱穆先生70年代在新亚书院为博士生上课的一门录音记录而成。所以我要说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好读！(●'◡'●)假如你对钱穆作品有所了解，那么可以直接告诉你：相比较钱穆先生本人的写作习惯和风格（半文半白），这本书因为是上课的录音，所以完完全全就是口语化。任何只要有中文基本阅读能力的人，就不至于看不下去它。此是其一。
而在内容上，我强烈建议任何对中国历史有兴趣有了解欲望的朋友看看这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学习研究历史的时候，在现代化的资料素材中，基本上是不需要担心某本书是“见不到”的，问题的关键是对史书的筛选与评价。巧不巧，这本书恰好就是钱穆先生对我国过往历代（上至周，下至清）的重要历史著作的筛选与评价！所以从目录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钱穆先生自己对“中国史学名著”这个集合的筛选——
以目录中这十几本史学专著来说，我想对一般“爱好者”来选书读书，就已经非常有价值了。这种不同的修史角度与方法，是此书的“纲”——你可以从目录里大致领会其精义。因此仅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二十四史”或者“前四史”而言，其内在就有着不同的角度与方向。而这本书好就好在，钱穆先生还把这其中的高下优劣直白的告诉我们了。他是把他自己对史书的评价与观感真诚分享，这可以称为此书的“目”——
说实话以上这些问题，假如你没看过甚至听说过这些史书本身，你就连问都问不出来，更何况解答呢——可钱穆先生在这本书里，已经把标准答案明明白白写出来啦。所以摆脱对中国史的蒙昧与迷茫，我就觉得应从此书而始。另一点则是广度上的。譬如按钱穆先生的分法，记事史（尚书）、编年史（春秋）、纪传史（史记）、断代史（汉书），这些本质上都是各成一家的史书，又兼有地理史（水经注）、政治史（通鉴），共是12类史书。以此分类，钱穆先生也大致分别介绍了各个类型的史书和其内在的意义与联系。读完，大家便会对我们国家自己的史学发展自有一番新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历代史学的名著，也都将有一种相对清楚的印象和结论。最后一点想说的，是钱穆先生在这本书的只言片语里，体现了一种极深刻而深沉的历史观。我相信大家只要认真阅读，都不难发现这种夺目的光彩。以我自己的浅显之见，大概可以把这种历史观描述为——
水平有限，只能总结于此了。我真心希望喜爱历史的每个朋友都能来读读这本书，不是为了摆脱蒙昧和孤独，而是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我们的国家，以完善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独立与勇敢的人格。而钱穆先生终生不渝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精神，则更可以说是我们读完此书的额外的收获。
《中国史学名著》读后感(篇八)
几年前，我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时，翻阅最多的就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但是，若问我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似乎一时间又回答不上来。 这本书是根据钱穆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整理而成的。因为是讲义性质，所以书中有不少关于史家生平、史书内容的介绍，就此而论，它与一般的史学史著作并无不同。不过，除此之外，书中也毕竟还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学术特点的地方。 钱穆在学术上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不懂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不清楚这方面的学者是怎样概括的。从一个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我觉得他的特点或许可以用一个“通”字来概括。从纵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写出质量一流的著作来；从横的方面看，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诸多领域他都懂。这样一种知识背景再加上他锐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讨论问题时总能纵横驰骋，总有一种大视野、大气魄。比如讲到《春秋》，他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把着眼点置于先秦以来学术的大变化上面。钱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区分。他在此说：“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所谓经学即是“王官学”，所谓子学即是“百家言”。写《春秋》的事情本来属于王官学，可孔子却“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钱穆得一结论说：“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讲到《隋书·经籍志》中经史子集四部的问题时，他还是把着眼点置于这个大变化上面。他说：“以前的学问，只有上下两层。上面是王官之学，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现在则变成了经史子集四部了。”在这里，他依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关注的对象放在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寥寥数语就把从先秦到唐初的学术分合概括了出来，充分显示出了驾驭大场面而不被细节淹没的大家气象。 关于史学与子学的关系，他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照他看，子学的源头是在史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子学对史学也有影响。在讲《史记》的列传问题时，他说：“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轻松地出入于子、史，而不局限在史学之内考虑问题，这是他能得出新见解的关键。或许有人并不同意他的这些解释，但他思考问题的路径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 关于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利弊得失，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有很好的论述。具体到编年体的缺陷，刘知幾曾这样说：“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受此启发，钱穆转而论说纪传体的长处。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十二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能关注到“无事情表现”的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并进而从这个角度去评判纪传体的价值，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见解。因为不满意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钱穆说道：“他书中题目都拣一些动乱之事，不见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汉初一个安定局面，汉之所以为汉者赖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轻了……历史不能只管突发事项，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我们只知道有‘变’，而不知有‘常’。”应该说，研究历史注意到“变”的重要是比较容易的，而注意到“常”的价值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思想与他注意到“无事情表现”的人有相通之处。钱穆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他对史学著作的评价别具一格，一下子就超越了一般的史学史研究而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钱穆在书中屡次告诫学生，读书时不能只看到书，还要能看到书背后的“人”。其实，他的很多精彩见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书背后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人”背后的“社会”。他研究史学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他自己在介绍章学诚的学问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说：“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我也可以说，我同诸位讲了一年的史学名著，我自己也并不是只站在史学的地位上来讲史学。若如此，这就会像刘知幾。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学术地位上来讲史学，所以我要特别欣赏章实斋。”钱穆在表扬章学诚，也顺带着把自己表扬了。不过我们并不反感，因为他确实是说到了，也做到了。钱穆的话很重要。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选择何种观察角度、把问题看成什么是很要紧的。我们如果只把史学史看成史学史，那可做的工作恐怕主要就是写一些有关史家、史籍的介绍文章，而如果我们把史学史看成学术史的一部分、看成总体历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这本书是根据课堂记录整理而来的，所以读起来很有趣。钱穆常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极力称赞纪传体史书，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像我们《尚书》的体裁，所以他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他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他对用公历纪元很不以为然，对于有人曾经主张用黄帝纪元、用孔子纪元，觉得“这还比较有意思”。他对未来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充满了信心：“万一有一天，世界人类懂得中国文妙处，采用中文，此事非纯属空想。”像这样的议论在钱穆其他的书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里，中西较量，得分的永远是中国，失分的永远是西方，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照我看，西方人若信了他的话能着急死，中国人若信了他的话能高兴死。我常常想，一个非常渊博、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学家为何会有这么多幼稚的想法呢？其实道理可能非常简单，他实在是太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正像余英时先生说的那样，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招魂，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因此，或许我们不同意他的某些意见，但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他的情感。
中国史学名著
9.3
钱穆 / 2013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