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是一部描写爱情和牺牲的小说。主人公为了救自己深爱的女孩，勇敢地面对着无数困难和挑战。小说情节扣人心弦，充满了悬念和感动。通过主人公的坚强和无畏，作者传递出了对爱的坚守和对生命的珍惜的主题。
使者读后感第一篇
看到前一半的人时候是越来越讨厌的。带着浓重熟悉的日本文学的语言情节阴郁的特色。读来完全没有酣畅淋漓之感。只觉头昏脑胀。一度厌弃到想半途而废，但是最终还是习惯性的耐着性子读了下去。从80%写哥哥的信开始睡意全无一下精神百倍！值了！此书一跃成为目前最喜欢的日本小说。虽然少不更事时也曾迷恋太宰治，甘愿把自己看的憋屈的死去活来，自己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果然人是会成长的啊。相比懦弱的太宰治，使者的反思勇敢太多了。
信中揭示了一个思想深刻的头脑非凡的人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和痛苦。是的 我有共。但同时奇怪的是通过别人的笔写下哥哥的思想。作者通过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评价哥哥的不凡。最后这个人物自己从未有过任何正面描写。反而叙事中作者有一种讽刺反省自己化身的哥哥的意味。非常不同寻常。虽然语言风格阴郁故事情节不喜。但是全书高潮的思考却可圈可点。最后关于哥哥的痛苦层层推进。”聪明伶俐成了悟道的障碍”。哥哥因为头脑太好使 而因此得不到幸福 。我瞬间清醒了。这种想法我不曾也有过吗。我是理解夏目的 可是如今我不再认同。这份痛苦是因为不愿放弃自己“才智过人”的名号。不断告诫自己不可以“同流合污”。虽然羡慕着愚钝之人的幸福，却也潜意识里蔑视他们。宁可自己忍受着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痛，也要感受到自己的不同凡响的才思。这样的想法最终在痛苦中。这是愚蠢的。不过这样的思想的牢笼也曾经禁锢我许久。如今的我已经不同了。我真正不再反复自我暗示自己的过人才思。我真正找到了信仰。我甘愿做这世界上最愚笨最悲惨的人。我从不同情自己。我祈祷自己经历痛苦。我终于结合了聪明伶俐和悟道的幸福。加油 夏目
但是我也深知思想的反反复复的矛盾。而哥哥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矛盾无论如何 和曾经的我的处境很相似。因此我感到每一句话都很熟悉。熟悉的痛苦 熟悉的煎熬 熟悉的反复无常的矛盾。我不敢说自己已经越过了这道坎而比夏目高明。最后的最后 我也只能确凿地说 。比别人深远 就要比别人痛苦。知道的越多 就越自觉无知
问题：
1. 三泽住院看女人那段到底有什么用意？
2. 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哥哥的思想。作者自己是如何看到哥哥的？到底是褒是贬？到底是带着希望能去好好生活还是说普通人无法理解的死去
3. 哥哥和凡人的友情也值得深思。H君敬佩哥哥，远不及哥哥。却理解哥哥，在最后表示希望家人理解哥哥。而哥哥也从未嫌弃他。
4. 最终故事的结局虽然远不及作者想传达的自白和希望读者对哥哥和自己的理解重要。但是最终可以想见，哥哥的境况并无改善吧。试图希望凡人理解天才是不可能的。天才只有进化为圣人才能去和这个世界和解。哥哥只有靠自己。而不是“死。疯。信教。”三种选择。要再积极一点啊，日本人。
使者读后感第二篇
《使者》是第一部我读的夏目漱石的小说，这已经是他后期的作品了，写完这部小说三年之后，他因胃溃疡离开人世。
胃溃疡的情节，在这部小说中也有体现。
罗列情节和细节没啥趣味，总的来说，夏目漱石的作品只有让人顶礼膜拜的份儿，他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写到淋漓尽致，我再没看到有人能出其右，二郎（剧中的“我”），和哥哥一郎和嫂子直子之间，看似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其实在三人内心可能已经经历了如同水火那般激烈的翻腾，如此这般，作者在叙述时始终是轻描淡写，尤其是嫂子直子这位女性，从始至终表现出的淡漠，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翻开这本书，从第一页就开始期盼有什么能让人大跌眼镜的情节，这都是读了太多推理小说带来的副作用，可是《使者》里根本没有这样的高潮，如果勉强能算得上的，那就是H君最后写给二郎的长信，那可以说是全书的高潮，也就是结局，最后表面上作者也没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再重新读最后几章，才发现答案就在其中，或者说本身一郎的精神矛盾就没有什么答案。
读完全书，再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看起来与主线毫无关系的那些笔墨，究竟是不是闲笔呢？我从头到尾又仔细思考了一下，不仅没觉得是闲笔，反而觉得这才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在这之前的那些琐碎的描写，那些看似无关的人物，其实都是完美的铺垫，想起来还真是挺值得琢磨的。比如第一部里，谈到那么多无关紧要的人，朋友的病，同住医院的艺妓，简直不知道重点究竟在哪儿，直到第一部的最后，朋友讲到了那个精神病姑娘，直到后来哥哥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才明白所有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昨天看完书之后我看了一小段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其实我觉得作者在这本书中还是借H君之口给出了答案，有人说夏目漱石生命中最后几年思想已倾向于禅，我不太懂禅究竟是什么，但是书里最后给的答案我的看懂了的，而且很令人信服，对于陷入如哥哥那么思想绝望的人来讲也非常实用，一味追求“绝对”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只能把自己推向死胡同，不如细心观察周围微小的事物以致忘我的境地，自然能够达到绝对和相对的统一，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哥哥的悲剧其实是必然，他的天赋和他后天的教养，以及他培养起来的完美主义倾向，我有点理解他的痛苦，不禁觉得书中那句话很有深意：
他说过，什么也不思索的人的面孔是最高雅的。你哥哥得出这一结论全凭思索，但思索却不能使他进入这一境界。他想得到幸福，一心研究幸福，可无论怎么研究，幸福还是在对岸。
所以，最天真无知的状态才是最幸福的状态，那种试图抓住幸福而拼命思索幸福是什么的行为，就好像将鱼竿钓着鱼线绑在自己身上，然后用手不停去够鱼线上那条鱼一样，不论多努力，也是够不到的吧！
想到书中哥哥的种种，不得不让我想到最近因抑郁症自杀的一位优秀的译者孙仲旭，他也是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三联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我的kindle里躺着好几本他翻译的书，想来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我有时会脑洞大开地想，也许神特别善于给聪明博学的人下圈套，神不时地放出一些诱饵，让聪明人觉得自己已经快要接近那个宏伟的、光明的真理，进而一步步深陷其中，可是到了某一阶段，却发现已知的足以让自己沮丧到结束生命，而未知的却迟迟没有到来，也许永远不会来……
使者读后感第三篇
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的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未经历过爱情。
——梅雷迪斯
我以为《使者》同我之前看的几本书一样，是短篇小说合集。看到第二部分时，才知道这是一本长篇！！！
上述第一段的话是书中的某个人说的（不记得是哪个了，应该是一郎），好像在告诉我，这就是一郎痛苦的原因。
嗯，怎么说呢，看夏目写的东西，感觉自己在看直播。其他人的作品像电视剧，给一个玻璃的镜头，观众们就能猜出女主的割腕自杀的。而夏目的文章，事无巨细，通通要交代清楚，尽管有的情节，我真的认为不需要。就好像我在看直播里的女主播吃饭一样，我是没有必要看人家吃饭的，可她也没法剪辑，只好播出，而我，也只能耐着性子看下去。
一向以心理活动描写著称的夏目，这本书里，并没有过多的或者几乎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里面的女性角色——阿兼、阿直、阿重、阿贞什么的，不用说话，一个举动，一个眼神，就能让男士们揣测，她生活简朴，她在生气，她不在乎你。女性们稍加掩饰，装作含蓄一点，男士绝不会猜出任何心思，这时他们会愤怒，会闷闷不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20年过去了，女人们还会记得，男士悔婚的那个瞬间～
因为都是对人物语言、神态、举止等方面的刻画，他们在想什么，还需要读者细细揣测。恰好，我不是一个能轻易看懂别人心思的人，所以这本书，别人评论若是“含蓄”，到我这就要加倍成“模糊”了。
在我看来，“我”应该娶阿兼才对，可是阿兼成了冈田的妻；“我”和三泽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美貌而对她动心，还是两个男生之间的较劲，后者多一些吧；三泽和疯女人互相爱慕着呀，为什么不表明心意呢？
最棘手的是，哥嫂和“我”的问题。哥哥认为嫂嫂爱上了“我”，所以嫂嫂才不理会哥哥；嫂嫂以为哥哥讨厌她，于是只能用淡漠的态度保护自己，有时私底下也会找“我”求助；而我，知道哥哥精神不正常（作者是在黑西方文学吧？），又怀疑嫂嫂喜欢自己，不得已搬出家里……
为什么都不说出来呢？
夏目漱石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说出来吗？我觉得是。
使者读后感第四篇
什么加强了一郎的敏感？使得更加显露出与周围的格格不入？
为什么会有这一转变？
是妻子的冷漠？还是弟弟的躲闪？家人的回避？
又或者是因信任感缺失？不坦诚？
使者/行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写朋友及一郎？
疑惑，加之莫名其妙，但从文末的长信中可窥得一二。
那件作为一郎的人生拐点的事件，并非像狗血套路剧情般展开下去，一切都在淡淡的情绪下掺杂着内心的徘徊不定。拐点，也是个契机，一个正视自身，以及正视对外人际关系的契机；但也可能是另一种契机，末路狂奔的那种。
一郎的道德观念较高，但自身行为又无法达到那种高度，所以必然导致自省，而非浑浑噩噩地满不在乎。可是无时无刻的反省超出了忍耐极限，一郎被绊住了，阴霾散布于周围，成为移动的低气压中心。无人敢靠近，家人疏远，大气不敢出。
所幸有友人H君，否则疯子这个标签或早或晚会烙在一郎身上。H君说过，他比一郎更具有接近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作为朋友，他对一郎起的作用只是把一郎拉回到他这样的普通人的立场上来。换句话说，就是把非平凡变为平凡这种荒唐的意思。H君所做的是为乌云蔽日的友人驱散阴云，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无法从乌云蔽日中获取阳光。
H君说：“你哥哥是位敏感的人。由于在审美、伦理、智力等方面敏感过人，就陷入了仿佛为折磨自己而降临人间的境地。”
对于一郎来说，无欲无求时，是伟大的时刻；天真纯粹，是神圣的面庞。无索求的人是高雅的，无索求的时刻是高雅的。高雅，来自于内心的满足。
一郎追求的是一个真诚的不虚伪的社会，但当时的社会远达不到那种高度。社会的虚伪，他独自无力抵抗，勉强接受。然而，戴着面具社交、应酬，渐渐地在家庭中也是，面具已摘不下来了。夫妻间的冷漠距离感，父子间的顾左右而言他，以及兄弟间的回避打哈哈，家中渐渐地出现了罅隙。家人愈发地不坦诚，使得自认为的最后的那片净土的污染，让一郎已无立锥之地。洁净已被侵占，无处可逃。是无时无刻与虚伪争斗；或是甘心俘虏；又或是构建一个虚幻的世界来膜拜，创设一套虚幻的法则，掩耳盗铃般甚至坚信不疑地活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又或者是不贪恋世事，自我了结。
一郎也曾说过自己的出路无非三条：死、疯、入教。但其中两条他无法接受，剩下的那条路即是——疯。他无法接受现行社会的法则，而现行社会的法则也对他颇为苛责与苛刻。主动与被动，无一条路顺畅，内心煎熬可想而知。
宗教的本义，穆罕默德呼唤山的故事提到了，可以理解为：无法改变的事就去适应他。问题是，这个真的是无法改变的？或许只是部分人心中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而非绝对的“真理”。所以一部分人选择信仰宗教，而一部分人选择挑战“真理”。无奈与无力感是遁入宗教的本因，而且需要有一种信念——无论是哪种——去填补那一块空洞，来支撑起人生。
当然，一郎也可以放弃高标准的道德感来生活，这样与周遭会相处愉快些，去追求幸福。但一郎无法做到，过去的道德观念、思想理念、文化修养无法抛弃，生活在一个三观不同的世界，每一刻都感受到外界的侵袭与被侵袭。可以这么说，一郎在精神、道德、以及美学方面的洁癖，可以类比于：有洁癖的人，生活在肮脏的居所，但又无法根除满世界的污垢，更糟的是，发现自己也已然是污垢的来源。两者所不同的仅是，一郎的洁癖是精神层次的，而非物理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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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读后感第五篇
使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
张正立 译
二郎 长野君 冈田 H君 三泽 阿直 阿兼 阿重 那个女人
合上书，应该来说，最称得上“使者”二字明显是H君了，在二郎和三泽的请求下。终于邀得长野君一同散心，不仅要为长途旅行计划，还要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所见、所思、所悟记录下来，作为解开长野君与家人隔阂的密码。正如唐雎一样，他兑现了诺言，想必同时他也期待着自己的付出能换来老友与家人的释怀。
然而细细想来，倘若认定H君是作者钦定的使者，总觉得有一丝怪异，这实在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他们断然不会这样直白的指明一件事、一个人。
凡事变迁，皆有因果。引发长野君与家人的隔绝最显而易见的因便是阿兼的出嫁，而促成阿兼姻缘的便是冈田，可若称冈田为使者，却极为牵强，倒不如说媒人合适。作者似乎也不愿在冈田中多着笔墨，除了寥寥对白，几乎都简述而过。不过他倒是过的自在的人呢！
至于三泽，书中虽不曾着重刻画，却也不惜笔墨，凡事都有他掺和进来，就像那松柏，虽不曾独占一季，却四季常青。尤其在开篇医院一节，以及与那个女人之间的连接，书中描写隐晦的巧妙，以她的死亡画上句点。曾经在两个少年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面孔，终于败给了时间这位常胜将军。
再之后便是二郎在外遇到家人，母亲，哥哥，嫂子。自此，开启了全书的主线。合上书之后，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长野君究竟为何要怀疑二郎与自己的妻子。书中虽有故意安排情节，却实实在在的避开了。未有起因，却起了嫌疑。书中多个人物直接或间接的指出长野君的病根是看书看傻了。然而这非作者本意，在书中的结尾H君的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到，长野君的病缘起于思考。一个人过分执着于人生的意义，为了追寻这样的目的，将自己沉浸于思想之中，渐渐的与周围人疏远，一个人不愿意表述，而对方不忍追问，日积月累，建立了一道城墙，你忘了出去，而他们也进不来。其实在书中，作者并未责怪长野君，反而处处包容，无论是长野君指使二郎对妻子的试探，或是长野君对家人的态度，作者表达的都是理解。无论是的家道衰落，还是家庭成员的减少，这些仿佛都在围绕着长野君如何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仿佛这个人的成长承载了一家人的命运。他的幸福就是一家人的幸福，而他的不幸也最终将导致一家人的不幸。这其中作者所要的表达的已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的对命运的思索与挣扎，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怜悯与同情。
尽管以读者的立场看来书中的主角是二郎，可怎么想都觉得怪异，作者分明是借助二郎的身份去解释长野君这位兄长，尽可能让外人对兄长这样一位不太容易接近的人不感到陌生。当二郎不得不搬出去时，作者同二郎一样选择回避，对那些有损长野君形象的事情避而不谈，又或借他人之口，诸如H君给个简单的交代，但总的还是在维护这样的兄长形象。从全文来说，莫名的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份压抑，尤其在母亲、阿直、阿兼等女性角色身上，无论怎么理解，似乎总被一份沉重的枷锁束缚。尤其是阿直，隐隐绰绰宛若游丝般的不可得，最后作者借H君之口说出长野因为内心的躁动打阿直一事，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可细细想来，却着实有他的道理。长野与阿直的婚姻，如果说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那也就不必有本书了，至少站在长野的角度，他在乎身边的结发妻子，他不能忍受的是作为她合法的丈夫，她对他的态度，却依然是平等、冷冰冰甚至是傲然的。那一巴掌实实在在是长野输给了自己，让他认清了自己。而长途旅行，正如H君所祝福的那样，想来不至于太让人失望。
全书以一段旅行开启，又以另一段旅行作为完结，作者虽没有明示结果，但留给了我们一个可期待的希望。放下书，睡意铺天卷地而来，闭上眼，梦里充满暖意。
使者读后感第六篇
读这本书之前没有看简介，一度以为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当时甚至还和朋友探讨《朋友》里的佳句呢。后来才发现这个《使者》和《心》有些类似，由《朋友》、《哥哥》、《回来之后》、《烦恼》四个章节组成。
整体读下来，这四个章节看似独立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朋友》主要讲述二郎的故事，而另外三篇，虽说也是二郎在口述，但是主人公明显从二郎转换到了一郎，就像《心》的先生。从各个不同角度描写哥哥一郎的烦恼和痛苦，和家人想让一郎幸福的焦虑。
这本书初读时有很多处我不自禁笑出了声，随着一郎的占主，文字渐渐变得寡淡起来，没有大的事件推动，没有故事的波动起伏，就像白开水，甚至像翻来覆去的车轱辘，就在一个地方碾压，有时候会反复看好几遍。一度认为，二郎和阿直互相倾慕而且有染，但是先生又不明说，于是读的感觉犹如在这种文字氛围里打太极拳，不清不楚。
也始终在琢磨《使者》二字的含义，终不得解。
一郎作为人人尊敬的教授，走不出自己的精神世界，我总觉得他很可悲。他因为学问太多，而注重精神交流，所以对于阿直有太多的怨言。他会因为觉睡不踏实才起来，起床后，不能光起来了事，还得走一走；光走一走还不成，不得跑一跑；一旦跑开了，跑到哪里也不停下来；若只是不停下来还好，还必须逐渐加快速度。他一想到这种极端情况就恐惧，怕得要命，以致出冷汗。他陷于这种不安不能自拔，而家人又因为他的不高兴而不愉快，全家的生活氛围受到了这个长子的影响。
就像K先生在最后信中说的那样，“你们也许希望明确地知道他的未来。我不是预言家，没有资格对他的未来说三道四。乌云遮住天空，有时会下雨，有时下不了雨。但乌云当空见不到阳光，这是事实。你们说你哥哥使旁人不愉快，因而对可怜的他多少带点指责的意思，然而你要知道自己不幸福的人是不会使他人幸福的。追逼被乌云遮住的太阳为什么不投下温暖的阳光，这大概是追逼的人不讲道理。我同你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尽量想为他驱散这些乌云。你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煦的阳光之前，最好先拨开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
一郎执念太深，他清楚自己面前只有三条路，死、疯和入教，然而，他不想入教，也不想死，剩下的大概就是疯了。而他的疯折磨着身边的所有人，这或许是他不曾想过的事情吧。
书中一郎和K先生去旅行，在伊豆有句话“他常常停步记着草丛中盛开的百合。有一次特意用手指着白花瓣申明说，这归我所有。”让我想起了7月的伊豆行，记忆中那长在山坡上的百合花，一朵一朵自由自在地生长着，于是，我仿佛理解了一郎的感受。
因为一郎，二郎失去了很多，比如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敏感而特殊的家庭关系，在先生的笔下让人感同身受，生活，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呀。比如，二郎离家后的心理：“我同番町的家完全疏远了。开始时还惦记家中，一个星期不回去一两次还过意不去，可不知不觉之间就偏离了家这个中心，习惯从别处偷偷观望了。而且，我感到在我观望期间至少家中没出什么事，这似乎意味着我久不回家是家中太平的一个原因。”
再比如，父亲到他租住的旅馆探望，二人在街上散步的描写，寥寥几句就戳中内心，让人唏嘘不已，甚至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还有《朋友》中一段关于关系的描写，印象非常深刻，简直就是生活中的翻版。“冈田虽然也这么说，可母亲在这里停留期间，自然不允许他完全不到公司上班每天陪伴到处走。母亲也好像惦记着东京家中的事。让我同母亲和兄嫂一起来，这已是奇妙的组合了。本来按自然的纵使可以配搭成两三组，比如父母一起来呀，兄嫂同来避暑呀，或者为了阿贞的婚事可以等她病好后父亲或母亲带她来，早点把事情办完。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奇妙的组合形式，我一开始就不理解。母亲似乎是心照不宣，不只母亲，兄嫂仿佛也不所察觉。”
先生就是先生，让我仰视的人。尽管到现在也没想出来《使者》为什么叫《使者》。
使者读后感第七篇
把夏目漱石后爱情三部曲读完，算是探寻到其称为后三部曲的原因。
三本书分别讲述的故事：
《春分之后》，以敬太郎的眼光，讲述须永敏感内敛的心态对生活爱情造成的困境；
《使者》，讲述一郎勤于思考以至多疑的性格对家庭和自我造成的伤害；
《心》，讲述“先生”厌恶自己以至厌恶整个社会，走向自杀的故事。
这些主角的形象与前爱情三部曲中的主角代助、门助、三四郎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的内心都存在着问题。如果说在前三部曲中，夏目漱石探讨的是外在问题造成的悲剧，那么在后三部曲中，他着重讨论了悲剧的另一大原因——知识分子的内心问题。
在《使者》一书中，一切问题都源于主人公一郎的多疑。
问君能有几多疑
《使者》一书有着与三部曲另两本相似的套路：通过结构主角的眼睛，来观察实质主角的内心，再将实质主角的问题，反映到结构主角身上。
一郎的弟弟二郎是整本书的结构主角，书的四个短篇《朋友》、《哥哥》、《回来之后》、《烦恼》都是二郎知晓的事情，《朋友》的故事甚至完全和一郎无关。
但从内容上分析，每个短篇都与一郎有联系。
后三个短篇很好理解，重点在于为什么第一个短篇也和一郎有关？
这需要从故事内容分析。《朋友》的起始是二郎到大阪给家里的女佣相亲，期间他和朋友三泽约好游玩大阪，不巧三泽得了胃病住进医院。在医院，三泽对一位同病的艺妓产生极大的关注。后来，三泽道出关心艺妓的深层原因——艺妓与他之前认识的一位“姑娘”极像。
这位“姑娘”是短篇的重点，她经长辈安排嫁给不关心她的人，失败的婚姻让她得了心病；“姑娘”选择从夫家出走，却回不了娘家，最后早早因病身亡。她可以看作是一郎夫人阿直的一种结局，阿直与“姑娘”有相似的情况，遭受丈夫猜忌，得不到理解与关心，内心苦楚绝望。
阿直曾对二郎说过这样的话：
男人若是腻味了，就可以像二郎那样远走高飞，可女人就不行呀。像我这样的，正如父母亲手栽的盆花一样，一旦栽上就完事大吉，只要没有人来挪动就再也动弹不了啦，而且只能一动不动，直到枯死。此外，别无它法。” 我强烈地感到她这番可怜的倾诉的背后有着女性难以估量的倔强。当我想到这种倔强将对哥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在她心中，有着出走的想法，却也料到出走得不到好结果。
一郎疑神疑鬼的心思不仅使婚姻波折重重，也使家庭阴云密布。一开始，他的猜忌既伤害阿直的感情，又迫使弟弟二郎自立门户；后来，身为长男的他日渐少语，使整个家笼跟着坠入深渊，以至于父亲不得不亲自邀二郎回家，活跃气氛。
众人费尽心思帮一郎走出心理困境，但最后的结果反倒是二郎也受到一郎的影响。本性直爽的二郎也陷于疑心重重的境地，他疑惑“哥哥是不是一直都对自己抱有偏见”。
于是到整本书结尾，夏目漱石抛弃了二郎这个“眼睛”，通过一郎好友H君的口，道出一郎心病所在：
一种劳累过度的理智，将思维扩展的极大，却反过来困住自身的步调。
说浅白点，就是想得太多，以至杞人忧天。
熟悉而真实的夏目漱石
当这位作家的书看得愈多，就愈发对他熟悉。在他的书里，一个常有的细节就是“抽香烟”：
我在借来的单衣腰上只围了一条三尺腰带，怀里揣上“敷岛”牌香烟和火柴到廊子里去了。走廊上放着两把套着白罩的椅子，我拉过来一把就坐下了。
每次看到“敷岛”牌香烟，总会会心一笑，既感到作家也是一根一根抽着“敷岛”，写下这些大作，又忍不住也想抽一抽这种烟。
作家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自我，于夏目漱石而言尤其如此。无论是《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门》中的宗助；还是《心》里的“先生”，《我是猫》里的“主人”，你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部分夏目漱石。
同样，《使者》中的“夏目漱石”也非常鲜明——这个人就是一郎。
一郎拥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认知，他认为夫妻之间应该先由女方关心男方；当实际并非如此，家庭不顺诱发了一郎的神经衰弱；处于内心煎熬的一郎难以自拔，最后对夫人进行了家暴。
实际上，这都是漱石本人的真实写照。
那么，一个持有不平等观念的人怎么能成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
我想，正是因为“作家虽处于时代所给予的局限中，却能将自我和这个时代真实体现在文字中，留给后人评述，阅古知今”，使他能够得到这一崇高地位。
总的来说，这是位值得阅读的作家。
使者读后感第八篇
夏目漱石的《使者》于近30年后重印，我多少有点感慨。记忆中念大学时曾在校图书馆中瞄到过一套《漱石小说选》，但实在记不清当中是否有这本《使者》，后来通过网络搜索，才确认收录了这个小说。不过尽管如此，勿说今天，就是当年，这套书也已置于一人多高的书架上堆灰很久了。彼时大家开始迷恋村上春树，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他抱以那么大的热情（每年诺奖他必是话题），不久以太宰治为代表的“无赖派”作家也被从故纸堆中挖了出来，一书多版，风光无限。
事实上，漱石对日本“私小说”影响很大。“无赖派”自不必说，村上这样看似剑走偏锋（当然现在成了热门）的作家，也多少有点“私小说”的痕迹。漱石的影响在于，他写的不是“私小说”，而是“反私小说”，或者“去私小说”，这类小说，不是他的前期创作（如《我是猫》、《哥儿》等），而是“后期三部曲”《春风以后》、《使者》和《心》。当年初露萌芽的“私小说”，经由他的“反”与“去”，顿时像被打了鸡血似的成长起来，而蔚成文坛的一大潮流。
漱石是日本最早受惠于明治维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维新及其成果——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和社会——批判最为激烈的作家之一。漱石前期作品专务针砭时事，风格洒脱不羁、诙谐辛辣，后期思想突变，从外部的社会批判，而转至内心的省察，风格渐趋沉郁、苦闷。漱石思想易帜的分水岭，为1910年“修善寺大患”，漱石因胃溃疡至伊豆修善寺疗养。逗留期间，他意识到想要获得人生幸福，关键不在社会批判，而在于改造人的灵魂，“顺乎天道，舍弃自我”。漱石去世前提出“则天去私”，即是这种观念的结果。
后来的文学史家，多把漱石这次转型，解读为“精神臻于化境”，国内的《辞海》等书，则干脆用“消极”、“局限”来评价漱石转型之后的作品。这里需要说明，漱石常年受胃病困扰，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慢性肠胃病与人的精神大有关系，暴躁、焦虑、忧郁、猜忌，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加重病情。所以医生总要提醒，养胃（肠）即是养心，凡事想开看开，即是最好的药物。漱石脾气多少沾染暴躁焦虑之类，他想必亲身体验到了何谓“病由心生”，因而，他信奉“去私”，恐怕还有拯救肉体的迫切需要。漱石最终死于胃溃疡（1916），看来心病难治，“去私”、“忘我”、“灭己”亦更难践行。个别学者从漱石后期作品（如《使者》）中读出“禅机”，我总觉得他们搞错重点，漱石的确心系于此，但又从未参透，“禅机”之说，不提也罢。
《使者》昭示了“去私”的破产。小说讲述中产人家的长男怀疑妻子与弟弟有染，他出了个馊主意，让弟弟试探嫂子的贞洁，结果造成了持久的误会、伤害和隔阂。长男深谙疑神疑鬼的害处，通过各种方法排解，终于失败，而沉陷万劫不复的精神苦闷中。书中的弟弟俨如《哥儿》中那个粗野直率的“江户儿”，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哥哥则明显是漱石本人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弟弟“我”的口吻讲述，显见漱石欲拉开距离、通过弟弟的眼光来观照自身。不幸的是，作为旁观者的弟弟，却不知不觉卷入了哥哥的烦恼。漱石原本通过他来诊察哥哥的毛病，结果一并连弟弟都感染了。小说结尾弟弟的精神状况堪虞，无奈之下，漱石以另一位“使者”H君的书信，代替了弟弟的观察。
漱石后期作品，常以婚恋、家庭为主题，材料虽小，却能做出大文章，《使者》也不例外。怀疑妻子与弟弟通奸，放到别的作家那里，可能就是个狗血小说，但漱石写出了境界。原因就在于，漱石将个体的精神，置诸时代与社会背景中连带考量，所以他的作品，看似刻画细腻的心理小说，实为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小说、时代小说。《使者》中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的东方家庭。之所以强调地域，盖因西方的人伦关系，远没有东方世故复杂，后者着眼于调和个人与群体，而非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并且个人的幸福，常常湮灭在集体利益的大旗之下。小说中，哥哥怀疑妻子，妹妹忌惮嫂嫂，弟弟对哥哥既敬又怕，父母担忧一家老小……私下里大家你找我我找你议论家中怪状，一到台面上又装没事人，净说些天真无邪的话，但又没有一张脸“看上去是真正天真无邪的”。
漱石揭示，这种扭曲的人伦道德，是多么残忍地支配人的生活，扼杀人的天性。经此，我们可以理解，哥哥与嫂子何以在人前人后，近乎脱胎换骨地判若两人。嫂子与“我”出游，因海啸滞留旅馆，黑灯瞎火中，一向矜持的她又是换浴衣，又是抹淡妆，还说男人一到关键时刻就是胆小鬼；哥哥痴迷“心灵感应”和精神病患者，因为后者从来都会直白地表露心迹而非矫饰欺瞒。“我”、嫂子、哥哥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旅行归来后“我”向哥哥汇报的那一刻，达到顶峰。“我站起来时瞥了嫂子一眼”，“嫂子同我眼光相遇时绽出一个酒窝笑了笑”——这一瞥，究竟是超然淡定、还是蓄意共谋的一瞥？这一笑，究竟是凄凉悲伤、还是对共谋有所应承的一笑？两人之间的情愫从未说破，这瞥与笑又不经意为母亲捕捉，母亲也从未说破。而人的不幸，正从这看似默契的不言中，潜滋暗长。
正是因为无法破除这由道德和人情编织的假面，才使漱石想到“则天去私”。既然痛苦来自“私我”的禁锢与表达的无望，那么，“去私”就能无痛。小说中的哥哥的确作了一番努力，他压抑对女儿的爱、藏起对妻子的醋意，甚至，用达尔文学说“自然的爱”比社会契约（婚姻）规范的爱，更伟大，来慰藉和开解自己。但他终归还是失败了。人毕竟不是草木和浮云，更不是铁板一块，理智上的逻辑无法欺骗情感，正如漱石一样，他的精神无法骗过他的胃。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意外，漱石没有成功的地方，倒是启发了日后的“私小说”写作，“私小说”正是从张扬“私我”、摆脱禁锢中起航的。
使者读后感第九篇
这部作品的题目若按日语ゅきひと字面意思的话翻译成“行人”的确没错，但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视角和主角的身份，翻译成“使者”，我反而认为更加妥当。
二郎“我”这个身份绝不是什么旁观者，而是推动一郎精神走向的重要人物。我就是使者。母亲一开始希望我调解一郎与阿直这对夫妻看似冷战的“不和”，我是了解阿直的，你若对她冷漠，她不会主动和你套近乎，你若对她温和，她也以温和相报。再加上文中一郎提到说阿直和我相识在她与一郎更早，或许是因神经衰弱，一郎怀疑阿直的内心是喜欢我的。
由此，上演了一幕让我试探他妻子贞操的闹剧（不是说逼其和自己发生性关系，而是希望借阿直的行为言语分析出她的真心）。母亲曾出面阻止，这点有必要先说一下。
我和阿直仅仅是在旅馆住了一晚。回家后，哥哥一郎并未因两人什么都没发生就安心，故事进展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关于朋友三泽家曾经住过的一个精神病姑娘。
这个姑娘在不满婚姻现状的前提下逃走，来到了三泽家，那时，她已经被确认是精神病了，可偏偏是这么个精神不正常的姑娘，每当三泽出门的时候，总会跑到门口对三泽说，“请早点回来。”
H君是哥哥的朋友，同时也是三泽的担保人，当时不了解这层的我关于哥哥竟比我更了解那姑娘的事感到惊讶，他还说，三泽在她死后还吻了她。然后一郎便引出了这样的疑问，“是否变得神经不正常就会吐露真言呢？”
哥哥一郎无法和妻子好好沟通，因为心底是怀疑的。这时候，二郎“我”便成为了哥哥为了解妻子真心的必要工具。
以母亲为代表的大家庭最开始是厌恶冷漠的阿直的，但经过在暴雨中我和兄嫂阿直共住一处这个不寻常的经历之后，大家把怀疑的矛头更多的指向了二郎“我”，不光是哥哥、母亲、妹妹阿重，还包括朋友三泽，文章一开始我约三泽一同去登山，但三泽的胃出毛病了，所以只能住院，医院里出现了“那个女人”，关于“那个女人”，有必要说明一下。
三泽说，几天前，和朋友喝酒，偶然见到了“那个女人”，她是个艺妓，当时三泽知道，艺妓的胃也和他一样都是不舒服的，但倔强的三泽强行给她灌酒，后来两人都住进了医院，三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后来向二郎“我”借了钱给“那个女人”不知做了什么，可能是付医药费吧，“那个女人”不久就死了，三泽在葬礼上的悲伤溢于言表，却被周围的人错当成了和“那个女人”有暧昧关系的人。
我因为受不了家中的压抑（夏目漱石在这里给出的原因有些模糊），选择了在外面独居，开始还和家中有联系，后来干脆就不联系了。日子过得很快，到这时故事也有了新的发展，先是兄嫂借扫墓的当来看我，后来母亲也来了，最后父亲强行把我拖到了家里。（看到这里我的想法是：家人把我当成了一个迷路的孩子，但身为父母有必要原谅子女的错误。但通过“我”的叙述，相信读者并没有发现“我”做错了什么吧。）
最重要的是，哥哥一郎精神上的困苦并没有我的离开而变得放松，反而加重了。“我”也不怎么愿意看到他。
主线上的发展是，H君带着一郎去旅行，同时通过写信向二郎“我”反应哥哥的情况。
支线是“我”的婚姻。这条线的发展也值得深挖= =涉及人物众多，包括冈田、三泽、安贞、阿重和哥哥一郎与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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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出，上一部作品《春分之后》是夏目漱石的一次尝试，而且尝到了甜头，这回漱石在试图架构这样一种模式：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完全可以拆成两三个短篇。
文章自始至终都是在以“我”的视角描述，这点上和《三四郎》很像，不同在于周围人物的描写要远比《三四郎》丰满得多。因为这层视角的关系，故事值得玩味，但与此相对，读者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补上这么一段，想是在理解本作的一郎上会所帮助：前作《春分之后》中，文章后半段的主角是须永，千代子，配角是高木。须永和千代子的爱情即使结婚也将会是不幸的。
《使者》便是建立在了这种假设上：如果须永和千代子结婚会发生什么，而高木是须永的弟弟，这个弟弟又比哥哥更了解千代子。
《春分之后》的须永和《使者》的一郎，其内心完全是一个人，只不过后者的感情更加的强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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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买到的均为赵德远的译本。
李永炽的译本则未对题目加以改动，仍是《行人》。
关于行人二字的由来，出自《列子·天瑞篇》：“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矣。”
偶然看到的一份文献，才知道的，但里面还说失家者是一郎，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从故事的视角来看，怎么想都是二郎，也许还需要我更多地去体会吧。
使者读后感第十篇
《行人》解说
小宫丰隆/文
于婧/译
根据《漱石全集第十一卷》（1979，岩波书店）版本翻译
作者简介：
小宫丰隆（1884－1966）：漱石门下“四天王”之一，德文学者，文艺评论家，岩波书店版《夏目漱石全集》主编。著有《夏目漱石传》、《漱石的文学世界》等，被誉为“漱石研究第一人”。
明治四十五年（1912）漱石四十五岁，这年的元旦到四月二十九日，他在朝日新闻上分一百一十九回连载了《春分之后》。同年的十二月六日（此时已改元大正）开始，又在同一报纸上发表《行人》。他和朝日新闻在合同上约定，一年写一部可连载百回的长篇即可。然而漱石在写完《春分之后》的同年便着手《行人》，大概是觉得自己前一年因胃溃疡多次到下，虽也写其他短篇，或到关西一带演讲，为报社干了不少活，可明治四十四年到头来一部长篇也没写成，为了“还旧账”才这么做的。
漱石在执笔《行人》的过程中，同样因胃溃疡三次倒下。在翌年（1913）四月七日开始的第三章《回来之后》的写作过程中，《行人》的连载一度中断①。为了在《回来之后》一章中把故事脉络交代清楚，卧病在床的漱石曾硬是起身，勉强写上够连载一回或两回的稿子，送去报社，然后躺在床上两个月都起不来。最后一章《烦恼》初回见报，是当年的九月十六日，共写了五十二回。最后，《行人》共连载一百六十七回，对漱石来说是从未有过的长篇②。
漱石在《春分之后》中花心思创造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先写几个独立的短篇，放在一起，就成了一部有头有尾的完整长篇。《行人》也采用同一形式，由《朋友》《哥哥》《回来之后》《烦恼》四章组成，但这四个短篇并非完全独立。当然，《朋友》一篇可认为是独立之作。另外三篇，虽说描写主人公一郎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全都着眼于描写同一点，即威胁大学教授一郎的生活的巨大烦恼；且三篇相互承接，从总体上看具有明显的一贯性。我认为，这种连贯性也是小说主题的性质自然早就的。
在《哥哥》的第二十节，一郎曾与弟弟二郎谈到梅雷迪斯的书简。一郎引用了梅雷迪斯的话，“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来经历过爱情”。讲完这段话，二郎向他发问，“这么说，梅雷迪斯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过独身生活喽”，一郎回答，“这我不知道，而且此事也无关紧要。然而，二郎，我同一个既没抓住灵魂也没抓住所谓精神的女人结了婚，这一点可是千真万确的”。——这一段可视为《行人》全书的主旨。一郎想抓住妻子阿直的灵魂，他认为，要是做不到这点，就没法静心静气地生活。然而或许是因为阿直没有精神，或许是她只有肉体，总之一郎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他为此快要疯了。
精于世故的男人认为，女人只有肉体，她们身上不可能有精神之类。如果一郎也能站在这个角度，简单地将女人看做动物的话，他为想要抓住阿直的精神而作出的努力，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一郎始终认为，如果把阿直看做动物，就相当于必须把自己也当成动物。他做不到轻易对阿直断念，或是轻蔑她，也不想这么做。因此，一郎必须把阿直看做是有灵魂的，他必须把阿直当成一个人，而非动物，而且是一个具有人格的人。然而，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阿直的话，阿直在一郎眼里就成了矛盾体，没有定数，且没有连贯性。比如：阿直对弟弟二郎显得亲密无间，跟自己却常常闹情绪，态度冷淡，一副“随你便”的样子。可让人纳闷的是，她有时会像个温柔的主妇那样关心自己的起居，可有时一句话也不听自己的，那样子好像在说“你说什么呢”。一郎常感寂寞，而且造成他寂寞的原因，是他在妻子身上找不出一贯性的东西，每当这时，他变得更加孤独，而且更加心烦意乱。
《烦恼》一章中，H在给二郎的信中这样评价一郎，“你哥哥是位敏感的人。由于在审美、伦理、智力等方面敏感过人，反倒陷入仿佛为折磨自己而降临人间的结果。他没有甲乙都无所谓的迟钝之处，一定是或甲或乙，二者必居其一，否则便不答应。而且，如果是甲，甲的形状、程度和色调不同他的想象吻合也不行。正因为他十分敏锐，所以，他常在自以为的危险的钢丝绳上迈着生活的步履。与此同时，他要求对方也得踩着同样危险的钢丝绳稳稳当当地走过来，否则他是无法忍耐的。然而，如果认为这来自他的任性就错了。想象一下你哥哥所期待的、对他有所作用的社会，可以知道，这样的社会必须比当今的社会先进得多。因此，你哥哥才憎恶在审美、智力以及伦理方面不如自己先进的社会”。说得完全正确。不仅是阿直，在一郎眼里，自己的父亲、母亲，包括弟弟二郎，都是虚伪的集合体，所以天生暴躁的他才隔三差五地发脾气，有时甚至惹对方讨厌。从另一方面来说，一郎周围的人却不似一郎般“敏感过人”，反倒多少有一些“甲乙都无所谓的迟钝之处”，即便没有半点“虚伪”的意志，可在一郎眼里仍是虚伪之人。可以说，一郎是孤零零活在不同人种中的异乡人。从这一点来看，阿直可说是与一郎最最无缘的一种人。
二郎如此评价阿直，“从她嫁过来那天，她就超越了某些连男人都超越不了的事情。或者说，她身上一开始就没有需要超越的墙壁。她是一个不受拘束的、自由的女人”。我不知道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不过夏目家至今流传着这样一段轶事，过去，漱石在与漱石夫人相亲见面过后，曾对自己的哥哥说，那个女人齿列不整，牙脏兮兮的，可她并不故意掩饰，显得落落大方，自己很中意她这一点。了解了这件事，就能相当具体地理解二郎的话了。二郎还说，“她这个女人，天生有一种独特的宗教心里，她认为，若是命运，便无需恐惧。她的个性让她也从不畏惧他人的命运”。再联想到那段牙齿轶闻可知，在阿直眼里，一郎既没有伤害他人的神经，也从不反省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是冲动自我地行动，且对此无动于衷。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直确实是“不受拘束的、自由的女人”，这既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短处，而且更加证明，她是一个与一郎种类完全不同的女人。这点既让一郎对阿直表示尊敬，也让他不知该如何对待阿直、并因此走投无路。漱石在《春分之后》一书中，曾用过“害怕的男人与不知畏惧的女人”这个表达方式，在这里，虽说意思多少不同，但可以确定，一郎正是那位“害怕的男人”，而阿直恐怕就是那位“不知畏惧的女人”。
一郎为此痛苦不已，他甚至怀疑，阿直或许爱着自己的弟弟二郎。他向二郎提出，要他帮自己试探阿直的贞操。一郎超乎寻常的想法和行为已然病态，可他跟Ｈ一起旅行的时候，内心得到些许平静，他终于意识到：不是别人不好，而应归结于自己不好；自己如果能像Ｈ那样做个“大悠之人”，不管对方有什么缺点或弱点，就能在憎恨之前先生出怜悯之情了。一郎下决心进行“深入绝对境地”的修行。当然，《行人》一书并没有一郎已达此境的描写，反倒是他为了到达那种境界而挣扎的姿态，写得最为真实。在《行人》最后，一郎这样对Ｈ说到，“不管嫁到什么人家，只要嫁出去，女人就会因丈夫而变坏。我真不知道把我的妻子惯坏到何种程度。我哪有脸从我惯坏的妻子那里得到幸福呀？幸福是不能从出嫁后失去天真的女人那里得到的”，可以说，这段话暗示了一郎的救赎：他只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必然会得到救赎。他认识到，对方有错，自己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行人》发表之后的第二年，即大正三年（1914），舞台协会的人在帝国剧场上演了斯特林堡的《父亲》，由我担任导演。当时，我邀请漱石观看，并在演出后听取了他的批评。《行人》的主题与《父亲》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我对漱石的看法怀有很大兴趣。漱石说，看完感觉就像在亲人的灵前守夜似的，不喜欢。他说，首先讨厌那种没有“救赎”的东西。当时年仅三十岁的我，并不认可他的评价。斯特林堡因为爱女人，所以无时无刻都在憎恨女人。在控诉女人强烈的“自我”，以及女人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要赢过对方的劣根性等方面，《父亲》的作者斯特林堡恐怕要敏锐且彻底得多。当时，我反倒认为，漱石虽然同样憎恨女人，可他并没有狠心大胆抨击阿直。后来深入思考后发现，他对阿直的刻画方式虽然在我看来有些力度不够，但那无疑率直地表现了漱石的真实。漱石（在写作时）听随自己的感情，不仅没想过偏颇地憎恨阿直，就算一时脾气上来，把手伸到了对方头上，可事后必定在憎恨对方之前，先反省自身，认为憎恨的或许该是自己。通过这种反省，他才能从理性的角度怜爱阿直，同时怜爱自己的“人性”。
斯特林堡在最后一部戏剧《到大马士革去》的结尾到达的，不是或甲或乙的选择的世界，而是甲乙均可的包容的世界，是建立在断念与人性之上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斯特林堡终于希望和之前一直憎恶的女性和解，并与人生得到和解。当然，斯特林堡确实亲自走上过这条道路，然而在深入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救赎”，我无法知晓。不过，当斯特林堡的眼前清晰地出现了自己接下去应走的道路时，已经证明“救赎”的微光射向了他。从这个角度看，《行人》的尾章《尘劳》结尾也表明，“救赎”的光照到了漱石身上。可青涩的我当时竟然没参透半点。
大正二年（1913）七月十八日，据漱石大病初愈后头一次出门刚过去一个半月，他给中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收到您询问《壳》的来信。其实，收到您的上封信之后，我没有向任何人交涉过。在下眼下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心思都用在那上面，因此其他任何事既无勇气也无精力为之。我虽然挂念《壳》的进展，但目前无能为力。写《行人》的稿子不是为了别人，在我已成了自己的义务，必须先处理掉，所以我得把它写完，这点务请理解。这本书与社会和家人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在外人看来是愚蠢甚至疯癫的，但对在下的生活而言是必须的。况且，这件事不做个了断，什么事都不想做，我这么说听上去也许不近人情。您也许觉得奇怪，但于在下却理所当然”。漱石的《行人》开始连载之前，朝日新闻曾连载了中村古峡③ 的《壳》。中村想就该书出版一事，托漱石与春阳堂斡旋，可这件事始终没有结果，他便写信催促。这封信是漱石的回信。同年九月一日，漱石在给沼波武夫④的信中写到，“《第一次确信并得到的实在》在收到的那天就拜读了。我对你的意气与想法最为感动。最近的小说和评论出了不少，可谁都从未就此有过思考。然而，多到了一定程度，思考就成了必要。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悬在每个人脑袋上的事。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感到了切实的必要，且仍在未定之地迷茫。我必须做点什么，但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平生一门心思认定的事，到了关键时刻却一下子完全颠覆，我想这全是因为我没有定力”。我没读过沼波琼音的《第一次确信并得到的实在》，所以对其内容没有足够正确的理解。可从这篇文章的题目想象，应当是描写的是个人体验——沼波到达了某种开悟的境界。漱石应是在获赠该书的当天便迅速读了，并且大为满意。他在同年十月五日写给和辻哲郎⑤的信中写到，“现在，我正要入道。我漠然地觉得，正要入道者不是冷淡的。没有谁能够冷淡地入道”。
从Ｈ在《尘劳》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一郎追求的东西，再结合这封信思考便可想象出，漱石在给中村的信中所说何意——“眼下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与社会和家人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在外人看来是愚蠢甚至疯癫的，但对在下的生活而言是必须的”，“这件事不做个了断，什么事都不想做”。漱石为了“做个了断”，恐怕从七月初便开始认真思索这一问题了，但到了九月一日仍未找到圆满的解决，只得说，“我必须做点什么，可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平生一门心思认定的事，到了关键时刻却一下子完全颠覆，我想这全是因为我没有定力”。然而在《尘劳》开始于报纸上连载的九月十六日的二十天后、即十月五日，他终于对别人说，“现在，我正要入道”。我想，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光明普照着漱石的世界。当然，“我正要入道”这句话的意思与“第一次确信并得到的实在”不同，至少主观上并非宣告自己已经“入道”。不过，既然“正要入道”，便可以理解为，只要这么做终会“入道”，这是个“定向运动”（orienteering）。这条“道”想来应当通向漱石后来所说的“则天去私”。
就一郎所说的“绝对”一词，Ｈ在报告中明确提到，“你哥哥说，心灵完全平静的人，即便不主动追求，也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这种境界。一旦进入此境，天地万物之所有对象将全部消失，唯有自己存在。那时的自己没法说有还是没有。看似伟大实则纤细，且无从命名。这就是绝对。你哥哥说，体验到这种绝对的人，如果突然听到钟鸣之音，这声音就是他自己。换言之，绝对即相对。因此，除自己外，没有必要为外物和他人而自寻烦恼，也不用担心受外界折磨。其根本意义在于，若不把生和死当成一码事，就无法获得安心。那种必须超越现代的才子另当别论，我是笃定要超越生死的”，他还说“你哥哥几乎是咬紧牙关说出了这句话”。一郎之后的路，应当是一条“超越了生死”、想要获得“绝对即相对”境界的“道”。
《行人》这个题目究竟何意，我忘了直接询问漱石先生。“行人”这个词意思是“行道之人”，也有“掌管使者的官员、或使者本身”之意。我认为，用这两个意思的任何一种解释《行人》都是不确切的。不过，《列子》的《天瑞》一篇中，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我想，漱石的“行人”，恐怕指的是与“归人”相对而言的“行人”吧。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漱石读过《列子》，有人也对这个看法提出了批评。然而，漱石的藏书中没有《列子》并不一定代表漱石没有读过《列子》。比如，漱石的藏书中没有《老子》，可他却在大学时代针对《老子》发表过论文。再说《老子》《庄子》《列子》是属于同一系统的思想著作，因此不能完全断定，读过《老子》的人却没有读过《庄子》和《列子》。不过，将漱石的《行人》一书的题意与《列子》的“行人”联系起来，多少还是让人难以一下子认同，这大概是因为漱石小说的起名方式向来简明清晰，而《行人》一名却给人拗口之感。也有人说，应当理解为“经历难行苦行的行人”，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这样一来，“行人”这个题目应当读作“gyonin”，而不是“koujin”。然而，漱石一直把《行人》读作“koujin”，却从未读过“gyonin”。
PS;
译者以为，《行人》还是直译为“行人”最好，“使者”已经主观局限了作者原意（虽然这原意已无从知晓）；且第四章《塵労》亦是“尘劳”为佳，一说“烦恼”，岂不失了主人公决心修行的佛味？再说，“尘劳”一词后来在《道草》（路边草）一篇也用过。
译注：
①《行人》的连载曾在1913年4月至9月中断五个月。
②《行人》的连载结束于1913年11月5日。
③中村古峡（1881－1952），日本明治、昭和时代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的门生。
④沼波琼音（1877－1927），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国文学者、俳句诗人。本名武夫。
⑤和辻哲郎（1889－1960），日本近代唯哲学家、伦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