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一文探讨了二十四节气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的时间标志，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指导，还与传统的礼乐仪式密切相关。通过节气的变化，人们可以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同时也可以举行相应的仪式来祈求丰收和祭祀祖先。这种融合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和人文的尊重与崇敬，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读后感(一)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的一项伟大发现，这套时间制度由最高统治集团确认和发布，数千年来深刻影响着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国家层面,节气周期性地检验着礼乐文化传统, 昭示着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以此维护着高语境社会;在民俗生活中,各地以节气时间为参照,建构民俗秩序,安排生产生活,形成地方性知识。在此过程中,以节气(历法)等为纽带，在上下层文化之间建立了“以上率下”和相互依存的文化关系、由此产生了特殊的文化内聚力。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读后感(二)
钩沉二十四节气，讲好中国民俗故事。
节气的由来，是否有科学依据？ 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为什么特别重视节气的祭祀礼仪？官方与民间的节气礼仪之间有什么关系？节气与礼乐文化有什么关系？我国传统度量衡是怎么制作的，制作依据是什么？民间习俗都有哪些，又具有什么含义？书中一一解答。
这既是一部解读传统社会官方与民间节气礼俗的著作，又是一部关于二十四节气天、地、人和的发展史。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读后感(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和渊源。本书以言简意赅而生动形象的文字，将二十四节气天地人和的发展史娓娓道来；以框架清晰、要点分明的解读将传统社会官方与民间节气礼俗立体呈现。作品兼具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与艺术性，是一部精心构思、用心打磨的上乘之作，值得关注和细读。
品读《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让千百年来流淌在节气文化中的诗意和智慧绵绵不绝。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读后感(四)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10/11
这本书可以算得上是资料整理型论文的合集。二十四节气，在最早的时候是先确立了春分秋分（通过日夜等长确定），并把这两个日子定成了一年中最特殊的日子，也是先人们祭天的日子。随着时间的发展，节气的数量越来越多，最后定为二十四节气。最初的二十四节气和今天的时间也不一样，大致是每个月两个节，十五日一次，因为据说竹子也是十五天长一节，所以叫节气。随着月历的规范，和现在看到的二十四节气比较一致的节气规律在黄河流域形成了，通过固定的时间节点还可以总结出物候规律。最初自然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后来别的地方都采用了二十四节气，也都总结出符合各地的物候特点，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邻国日韩。
除了物候特点，各地风俗也大不相同，作者按照每个节气作为分类总括性地讲述了一些代表性的地点的节气文化。后又按照婚丧嫁娶风俗讲述了不同节气在不同地方扮演的角色。对于农耕方面，节气的影响最为重大，国家也鼓励人们用二十四节气来确定农耕时间，因此各地政府都制作了符合当地物候的节气务农标准。
正因为有务农标准、民间婚丧嫁娶仪式和祭天等国家仪式，可以看出来二十四节气果真是封建社会“礼”的一部分，就像是度量衡一样，是国家的根基。但是乐的部分我觉得有点牵强，二十四节气与乐并没有直接关联，只能说它们都和封建制度的“礼”有关系。礼乐本身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作者还是单独讲了一些“乐”的情况。
二十四节气在民国时期被全面废除，我觉得废得好，因为它绑定了太多的伪科学，绑定了太多旧社会的繁琐礼仪。最近这些年又在提倡传统文化，但是提倡的方式有问题，宣传的物候特点、民俗活动都是以北方或黄河流域为基础的，让我很难有认同感。个人认为，要想推行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认同，就应该在各地的物候、人文特点上多下文章，因为二十四节气并不应该是一个全国标准，它其实也是可以属于全世界的。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读后感(五)
文图 / 左叔
2016年前后，因为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二十四节气在公众传播领域一度成为“显学”，此前我也曾读过三联生活周刊苗炜编撰的与之相关的书籍。与之相关的书籍，多半都有人文关怀的基调，企图将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之中的都市人送还回山野田园生活，在空调恒温之外感受四季的冷暖，在惯常麻木之中体察时序的变化。
可能正是因为密集传播塑造的形象，再加上我们个人成长中的经验感受，猜想多半人应该我一样，对于二十四节气的认知和理解，除了那一首熟背的“童谣”之外，应该会在潜意识里自然而然地将其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及农耕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会觉得这些先民的智慧是贴近于劳作生活和烟火日常的。识天时变化，助万物生长，二十四节气在众人的印象中，始终是贴伏在地面之上的。
霍福先生的《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将二十四节气从寻常认知的“泥地”里给拔了起来，放置在国家的语境和文化的传统之中来审视，给出了一个于我而言是相对新鲜的视角和完全超出认知之外的解读，原来二十四节气的“本源”是“庙堂之高”，从礼乐文化的传统来审视，它又承载着教化顺民的重任，作为“底层的标准”维系着世间的诸多“平衡”。
先民早期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主要就是“观察法”。注意到一年之中总有两个日子，昼与夜是等长， 同时也有两个特别的日子，昼与夜都将抵达“极长”，此外阳光投射在“圭表”的影子呈现出某种非常特殊的规律性。据此，先民才有可能先确定“二分”（春分和秋分）或“二至”（夏至或冬至），尔后再据此推断出其他的节气日。
节气最早出现或许有民间的智慧，但在节气系统的形成过程之中，国家机器是有着强大的助推力的，现如今我们看来非常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也有一个逐步完善、持续加强的过程。西周形成了七个“天文节气”，先秦时期二十四个节气名称被记录在《逸周书》中，尔后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完善，只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被确定下来，《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的次序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从国家语境和礼乐传统来审视节气，自然绕不过先民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神圣性是节气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各种祭祀的仪式需要择“良日”举行。颁行历法，举行祭祀，帝王以确立自己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礼乐文化也就成为“以上率下”的、维系社会稳固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我们所谓的正统文化，本质上也是一脉相承的礼乐文化，以周代为原点，礼和不是两条缠绕交织的文脉。
霍福介绍的这此内容，其实都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他在书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拓宽了我认知的疆域。他说，“节气信仰最具普遍性的是社会上通用的度量衡器”。节气与社会上的度量衡，以与建立在度量衡之上的国家一统，文化认同、公平正义又是如何能扯得上关系呢？
节气，确实是一种时间上的刻度，是一套时间制度。虽然它发源于黄河流域，但各地依照这套时间制度形成属于自己的应对的策略，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并不只是一声号令，而是依照时序，各行其事，是一种特殊的“律度”法则。“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古人以“黍”为工具，运用“多为之法”，将度量与律有机的统一起来，一粒“黍”的长度、体积和重量等指标，最后演化成为深植在族人基因血脉之中的某种极为稳定的基底。
据此，二十四节气和礼乐文化便具务了时间管理（节气历法）、规范秩序（礼）、主导社会公平（乐律）以及维护高语境的强大能量，成为中华文明极为独特的时间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