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是一部反映美国西部拓荒者生活的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坚韧和勇气展现了拓荒者们在面对艰难困苦时的顽强精神。小说深刻描绘了拓荒者们的生活和困境，展现了他们面对挑战时的勇敢与决心。这部小说让人感受到了拓荒者们的艰辛与坚韧。
《开拓者》读后感(一)
和王希主编的另一本书《在美国发现历史》属于同类作品。
全书十四位访谈录，分为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又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择有兴趣的历史学家作为阅读对象。
个人喜好易社强的访谈录。对费侠莉的访谈很有新意，但我个人其实并不做社会文化史或者新文化史。
《开拓者》读后感(二)
基本上这算是老一代中美史学大家对自己毕生事业的反思了。总体而言，大家都聊得挺开的，外国学者的访谈更好看些。
重点推荐第一篇方纳的访谈，那真的是史学大家的视野和见识，既有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又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谦逊而有责任感。这样的学者现在真是国内外都少见了。
两点感想：老一代美国中国史学者的汉语功底真的不错，那时候还有汉学的底子。他们中好几位都提到曾在台湾大学的斯坦福中心学汉语。我听魏斐德说过，当时教大家文言文的老师是清朝宗室后代，是个格格，文言文底子极好。相比起来，现在这代中国史学者的汉语训练真是堪忧，现代口语还行，说到文言文真是不行。
还有就是社会科学对史学的渗透。这本书里访谈的对象大多是60、70年代出道的，他们亲身经历了历史学的学科转型，他们的态度大多是有保留地接受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对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叙事传统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还是非常珍视的。这几年无论国内外的确很少看到具有良好叙事风格的史学作品，也是很遗憾的事情。我一边读一边就在想以后一定要写一本以叙事为主的书。
这些访谈里我比较喜欢的有：方纳（左翼学术世家出身，真正史学大家）、王赓武（东南亚华侨的视角真的很特别）、伊沛霞（学中文、编书、开研讨会的内容有启发）、资中筠（老一辈公知真的比现在的公知要有风骨也有见识）、萧邦齐（想象一下在某师专里默默研究的名学者）。
《开拓者》读后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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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开拓者》可以被看作是《在美国发现历史》的姊妹篇，这两本书同样是基于《中国历史评论》这一立足于北美历史学界、面向中国学的学术刊物而生发，编著者（同时也是学刊的中坚力量）王希、姚平等也都是美国史学界华人学者里的佼佼者，两本书也都由历史学家的生命经验和学术生涯出发，希望藉此能够探询他们个体背后的历史学版图。
而不同之处在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关注的主要是1980、1990年代前后第一批留美学者，内容也主要以他们的回忆文章为主，更加注重私人化的回忆和感受。而《开拓者》的主体则是以外国汉学家为主，其内容以访谈的形式出现，提问者多是被访者的门生故旧、学界同仁，所以讨论的话题也更为专业，有时提问者反而说得更多，所以看似是一本访谈录，但其中藏有大量的学术探讨。
本书共访谈了十余位学者，其中多数为在海外中国学界极具影响力的成名大家，如艾尔曼、伊佩霞、史景迁、包弼德等，其后也有少数中国学者（如资中筠、金冲及等）。本书充分发挥了访谈这一形式的优点：一问一答，有的放矢。中国学界经常对海外汉学采取两种颇为极端的态度，一是极度鄙夷西方的理论框架，简单地认为西方汉学无法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和一味追求理论的窠臼，尤其喜欢针对西方学者的软肋（比如对古典汉语和典章制度的错误理解）大肆抨击，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二是过分迷恋西方理论，将种种道听途说来的名词概念加以发挥，然后将相对应的史实材料有选择性地套入理论模型之中。而《开拓者》一书则对这两大取向都做出了自己的校正。比如艾尔曼一章，这位精熟于晚期帝制时代江南地区文化思想史的学术大家反复强调了地方史的重要性，同时也批判了诸如用“资本主义萌芽”来回应所有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的那种大而化之的外部诠释。难能可贵的是，艾尔曼也并未流于对各种理论思潮简单批判后的廉价同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各国之前的学术传统和理论风尚是如何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甚或扭曲了史学家对于学术问题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本书中绝大部分学者不仅跳出了那种简单显性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他们也没有停留在对中国居高临下的理解之同情上，他们更进一步希望从区域内部和世界史、专题史的角度上，去更为全面和精微的理解中国。
但《开拓者》一书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首先就是书籍定位不清，一本融汇了众多受访者的合集，必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宗旨，比如《在美国发现历史》就是以新中国留美学人为主线，侧重于这些天之骄子们对于中美不同学术体系的理解和他们在异国求学授徒的经历。而《开拓者》之中，除了受访者都是历史学家之外，缺乏一条更具导向性的主线将他们串联在一起：第一，受访者并非纯然是海外学者，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一以贯之的对于海外学者思想学问的追索；第二，受访者也并非全都研究中国，比如方纳、资中筠等都是美国研究的专家；第三，《开拓者》也并未以学术方法和思潮为中心，有些访谈侧重于探讨被访者个人的学术生涯，有些则更注重分析学术界的潮流，还有些甚至是囊括了中国中古史、晚清史、世界史、思想史等多分支的会议讨论纪要。所有这些都使得本书的定位和探讨的议题显得混乱无序。这当然是因为本书中很多访谈都是临时起意，所以在访谈时也并未作书籍出版之想，这就导致本书的结构和立意极度散漫。
其二，《开拓者》的访谈内容重心过于侧重在学者本人的论著。就学者访谈录这种题材而言，作为读者更为感兴趣的或许是很多论文与专著之外所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在本科乃至硕士、博士阶段对中国认识的形成过程，对某个领域产生学术兴趣的缘起，为何会持与中国学者不一样的看法，在研究过程中那些失败的尝试和被放弃的思路，在进入写作环节时是如何选定自己的论述策略，以及北美中国学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等等。毕竟，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学者本人的观点和认识，我们大体可以直接去阅读他们的论文、著作，尤其是受访者中大部分人的著作已经都有了中文版。而那些不会出现在学术著作中的、在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隐藏在论著背后的看不见的学术规范、缄默的思维方式，乃至于曲折的研究过程，才是这类访谈录中最为人称道的，如果再能掺加一些学者的私人经验和对前辈师长、同侪学人甚至整个学科领域的分析品评的话，那就更加精彩酣畅了，杰拉尔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主编的《比较政治学里的激情、技艺与方法》（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就是这类学者访谈录中的代表作。
而《开拓者》中却有大量篇幅，在探究那些被访者早就在其著作中讨论过的学术问题，这使得大部分的回答，对于读过其著作或是对学者本人略有了解的读者来说，着实缺乏惊喜；而很多问题过分琐细而又没有整体的规划，时常让人感觉问题设置无法让被访者进入很好地进入访谈状态。而且考虑到原访谈本来就是登载在学术刊物之上的，所以内容也更为偏向于被访者最新的论著和其主要观点，这就使得那些本来更加有趣的“旁枝”很少能被涉及；加之提问者与被访者互相熟悉，双方共享很多理论前提和学术话语，有时对这些共享前提并未多加说明便以进入对核心问题的探讨——所有这些就使得本书最后呈现时，给人感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力有不逮。
当然无可否认，《开拓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这些一流学者学术观点和思路的捷径，尤其是问答体这种高效直接的讨论形式，以及被访者们所触碰的那些还未有定论但却非常重要的学术命题，使得本书成为我们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与海外学者的学术旨趣和思考变迁的重要参考。而对于那些步入硕博阶段的学子来说，本书所提供的视角与立场，也能有效地让他们摈弃对海外中国学的狭隘偏见和盲目崇拜，以更为公允和开放的态度去接纳西方对于中国的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