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的黑暗 我的黑暗》是一部探讨人性与道德的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心灵的黑暗和挣扎，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小说中充满了悬念和反转，令人无法预料的结局让人深思。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让读者思考人类内心的黑暗与光明。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一)
奈保尔七十多岁时的作品，晚年时期的写作回忆录，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成为记者乃至作家是一个奇迹，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印度19世纪晚期的移民，类似于中国人被骗去美国修铁路，几十万印度人前往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特立尼达，奈保尔的祖辈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用很长篇幅去介绍自己的父亲和他的作品，两父子都不是依靠天赋吃饭的，剩下的只有勤奋和运气了。
作为失去根的移民，奈保尔融入不了英国本土社会。他的写作只能围绕曾经的故乡印度，成长的故国特立尼达，这类作家很多，昆德拉，贝娄，辛格，康拉德等等，只不过奈保尔比他们更游离在新国籍之外，第二部分是奈保尔的评论集，吉卜林笔下印度故事和康拉德黑暗世界的阐述，正如他在诺奖演讲中所说，普鲁斯特这类作家靠的是天赋，而他只能依靠运气和辛劳，纵观诺奖百多年的获奖者，他的确算是比较弱的那几个。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二)
耐保尔从他的家乡特立尼达，一个毫不起眼，鲜有历史纪录和关注的英属殖民地小港湾，到伦敦寻求文学创作的发展道路。人总是离不开他的成长环境，他别是像他所经历的这么一个宗教背景复杂，贫穷落后，没有出路的环境。深受父亲影响的他，创作内容离不开他的背景。就如同让父亲传授他的，"要怀着悲悯心去创作"，很多文章也体现耐保尔对父亲，以及家乡人民悲天悯人的胸怀和对命运的不断探索。当然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诚实把自己的情感抒发出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就是自然的陈述，很多故事读完让我觉得心情沉重，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烘托的是大环境下底层老百姓辛苦无助的人生。
在如此贫瘠的环境下，耐保尔想要当作家，相当不易。所以他以康拉德激励自己，康拉德四十岁才开始文学创作，却写出相当多非常有成就的作品。而耐保尔十一岁就立志当作家了，他似乎生而就要走文学的道路。很多简单的文字，很容易产生共鸣。
"家庭破裂的痕迹至今还体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经过艰辛的劳作，大伯成了一个小型甘蔗农场的主人，一九七二年我去看他时，发现他情绪激愤，为自己的童年以及一天四便士的遭遇痛哭不已。姑姑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特立尼达使她感到茫然。""在没有接触过教育和英语的情况下，在一个写作不是一份职业的农业殖民地，父亲如何有了当作家的志向。""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成就其实是个奇迹"
"我凭直觉创作，每一次，我的目标就是写一本书，创作一些简单有趣的东西，在每个阶段，我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知识、感悟、天赋和世界观内写作，通过写作一本一本书，这些都得到了发展。"
"写作靠的是运气和劳作。"
普鲁斯特说"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不同于我们在日常习惯，社会生活和个人缺点中所展现的自我。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个特别的自我，只有通过搜索我们的内心，并试图在那里重塑自我，才能实现。"
"一九五四年，我离开牛津，南下伦敦，开始试着写作时，伴随我的正是那种忧虑，那种对无法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的恐惧，而不是简单的抱负。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了，我们家处在悲痛之中。我本应该为他们做一些事，本应该回到他们身边。但我还没有成为作家，我不能回去。到伦敦的第十一个月，我写了鲍嘉的故事。我写出了自己的书；我又写了一本。我要回去了。（一九八二年七至十月） "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三)
美德不会如同感冒那样数月间传染一个教室，传染一条乡野小道，它只会边流传边被人遗忘。我们对纪念日顶好的反馈是聚在一起铺张浪费，穷一点的人摊开报纸把花生米壳和啤酒瓶弄得到处都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错过了原本的计划。我们不会纪念美德，美德令人恐惧，敷衍付出的代价要小的多，而漠视也不会受到惩罚，牺牲人们的信念。但是，这种被外来人一眼就能识破其地域特色的美德，好像是一种糅合了建立在偏见上的傲慢与虚构，却又是那么值得人们脱离这个地方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习惯。同时，美德脱离了那些让外来人咋舌、惊叹的野蛮，建立起另一种对抗性的力量悬殊的野蛮。这种徒劳的探索，与其说是风格迥异的铺张，不如说，明知自己要陷于无意义的监牢，仍然不带挣扎的四处碰壁。我想，美德正是构建了这样一个退居遗忘之地，移植到虚构史的传统。
但我想讲的并不只是美德。我想讲的是人们如何像离开别人美德影响一样从历史事件中全身而退。记得公共号提到，倘若没有内心的准绳，我们拼命努力的工作可能只是助纣为虐，我们真情流露的欢乐时刻可能正在比邻着他人的不幸。丧失历史事件的共谋身份，我们不会感到解脱，也不会陷入空虚，因为我们从未知晓“终结”是从何时被确切定义下来的。时常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无形的碰壁，从误点、缺钱，计划流产再到无法沟通，在那些照做不误、沉默不语的人们中，自己被这样一个透明的监牢弄的焦头烂额，就像有问题的人。这是一种怎样的习俗氛围下的历史进程？
除了能为我们提供工资的事情，我们似乎连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出来，因为相关技术员总能以最短的时间做好，我们只需要支付即可。如果我们的某种行为和任何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行为造成的代价正是别人的职责所在。于是，当我四处碰壁的时候，才发现个体思想的解体不仅仅是教科书沉默的原因，日常口耳相传的经验抵消了我们思想中确切划分的不可行性。似乎社会设置了一种极为隐含的权限，在历史事件中，个体式的越俎代庖，不会对任何激化任何矛盾，它只会加剧对个体的禁锢。我们似乎做任何“额外的”事都在碰壁，但坐下来拿起手机就最自由。具体的笑点会逐渐让我们忘记那些虚构的想象中的责任。遗忘从未发生过事情的时间，遗忘我们不必去掩饰的情感（因为我们丧失了那种情感），遗忘我们从未评论过的历史事件，并不是人们的傲慢。
不可能被实现的事情令我们恐惧，实现它的代价远远超过我们平静生活能够承担的后果。人们看起来像是免责避险的受益人，人们总是在接受低廉免费的分享，人们在幼稚荒诞的行为面前表现的傲慢清醒，似乎在愚蠢低级问题面前保存实力，今天的暮色就在不久以后又落下了。我们不是历史事件的知情者，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仍旧是口耳相传，在一周后没有任何人愿意寻找一周前的共通之处的事情。在某种权限强制力下，事件本质的意义，事件放置在历史中的意义放下了它的刀锋（权杖），我们在日常的狂欢中完成了对自己的隐藏，在迫不得已的表达中推脱了对是所有模糊质疑的责任，好像我们本没有铭记正在发生什么的私心。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四)
这是一本奈保尔的随笔集，前半部分主要是各种书序和自传性质的自述，后半部分是一些随笔。其中谈到了他的主要经历、创作过程和思想演变等。
前几天看知乎时，有一个主题是关于阅读的，有人在其中回答说：“如果你生在一个小地方，读书读到最后，就会与乡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突，变成一个回不去故乡，无根的人”。看到这个答案时，我就想起了VS奈保尔和这本书中的自述。
奈保尔出生在中美的岛国特立尼达，这正是一个小地方，他形容特立尼达是“别人‘概览’中的一部分，首先是西班牙故事中的一部分，然后是英国故事的一部分”，他属于印度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当初是远渡重洋的契约劳工，人口不多，不为人熟知，人们往往对他们的“西印度群岛的东印度人”或是“东印度裔的西印度群岛人”身份表示难以理解，同样，因为人口稀少，他们也得不到太多重视，他们因为火葬被禁止而不得不进行土葬，曾因为远离恒河而不得不用自来水来进行宗教仪式。
奈保尔成长后前往英国学习后，游历了更多的殖民地，仿佛在远处看自身生长的社区，此时他对于自身到底何种归属愈加感到困惑，是岛国人？是殖民地人？还是帝国中的异乡人？作为印度人，他找不到任何与先人远离故土到来之前那“一个超出人们记忆的没有标明日期的时代”之前的联系，“甘地、尼赫鲁和其他人掌控的印度基于史实，是真实的印度，我的祖先离开的那个印度是遥不可及的”，“那是历史的黑暗，我们都来自那个黑暗”，他的第一种黑暗是失去了自身历史的殖民地的黑暗。
而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奈保尔踏上了祖先的故土印度，开始了解和审视这片土地，他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首先，印度已经不再是他们心中所认为的那个故乡了，“我们遥远的殖民地以多种方式颂扬的自认为是古老而坚不可摧的祖先文明....曾被部分的摧毁了 ...历史已经被撕碎”；其次，如今的印度的哲学体系塑造下的社会体系有是固化落后的，“（印度）是种姓制度严格的土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任何改变未知的努力都是徒劳....整个世界都被限制在一块土地和一些关系上。”；最后，深入思考和了解下，奈保尔发现，印度的文化和观念导致印度缺乏改变的动力，印度的社会、制度和思想充满了阻碍变革和维持固化的矛盾，印度人单纯沉浸在“用印度的宗教建立一个欧洲社会，成为一个西方人中的西方人，拥有平等、自由、工作和活力的精神，同时在宗教文化和本能上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印度教徒”这种一蹴而就的理想中....种族故乡的黑暗是奈保尔的第二种黑暗。
但正如本书题目所说，奈保尔在看过了自己的世界后，继续旅行、写作和从中思考，许久后，理解了他之前所不理解的康拉德，“对我而言，康拉德价值在于六七十年前就思考了我的世界，一个我今天才认识的世界”，认识到自己的黑暗，理解了康拉德的黑暗，又能再次审视了自己的黑暗。
而在经历了审视和思考后，奈保尔对自己的家乡特立尼达又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不再为自己身份的归属而迷茫，特立尼达是“一个发生彻底改变的印度，这是一个处在孤立之中，没有获得支持的印度；一个没有种姓，或者说，种姓压力不大的印度，这里的努力是有意义的”，而他最终明白和坦然“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人.....一起变成了殖民地居民”。
这是奈保尔的心路历程，回到之前知乎的问题上，在新的社会有新的生活和感悟，或许会在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冲突中，对故乡产生了疑惑，和奈保尔一样，故乡变成一种“黑暗”，但这种黑暗最终是可以穿透的，继续经历、思考和理解，终有一天，能正视这种黑暗，以及超越这种黑暗。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五)
“十一岁，我产生了当作家的愿望。很快，这个愿望变成了我明确的志向。”在读到奈保尔的这本中文译名为《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的第一句话时，我的嘴角微微上扬。奈保尔紧接着又说：“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愿望确实不寻常，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句话让我上扬的嘴角直接变成了笑容。前两句话让我觉得奈保尔有点臭屁，就像国内某伪小资女作家在文章中自称“五岁时熟读《红楼梦》”一样，有严重的自我标榜之嫌。而且，“十一岁产生当作家的愿望”在我看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因为我就知道很多类似的例子，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就是我本人，我在小学五年级左右就开始萌生当作家的愿望，所以我也真的“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真正了不起的不是从几岁开始萌生当作家的愿望，而是从多大开始真正的成为一个作家。在这一点上，奈保尔无疑是真的了不起，而我的愿望却只能沦为一个笑话。就像奈保尔接下来说的：“然而，就我而言，当作家的志向多年来一直有几分像是个谎言。”现在，奈保尔圆谎了，而我只能继续作一个笑话。
不过，在读了这本《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之后，我觉得奈保尔十一岁想当作家的愿望确实挺了不起。他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小村子里，尴尬的殖民地身份和模糊的印度文化背景让奈保尔找不到自己的文化根基，就像奈保尔在后面说的：“从长远来看，每一个作家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但从最实际的角度来看，有个传统还是有帮助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奈保尔成为作家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寻找传统的过程。他在不断探寻着特立尼达的历史以及印度的历史，正是因为要寻根，奈保尔才去印度住了一年，而正是这一年，成就了他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印度三部曲。
所以说没有传统可能是奈保尔的劣势，但他把这个劣势化为了他的优势，正是寻根的过程，给了他创作的源泉及理由。奈保尔创作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并且也尝试过当一个作家。正是这位父亲把关于特立尼达的历史的一些东西向奈保尔透露或隐晦，才给了奈保尔对探寻文化传统以特别的兴趣。而这位父亲写作的方式、阅读的习惯以及他向奈保尔开列的书单都给了奈保尔启蒙式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奈保尔成为作家、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正是他父亲理想的沿袭。他的父亲，他父亲关于文化的态度，成为了奈保尔文学的理由。
说到这里，这本《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的英文原名是《Literary Occasions》，直译过来应该就是“文学的理由”、或是“文学的需要”。总之，这本书写的就是奈保尔为什么以及怎么成为了一个文学家。这本书唯一和康拉德的关系就在于除了后记之外的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正是《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在这篇文章中奈保尔分析评论了康拉德：“他的成就源自诚实，而诚实是他的困难之一，即‘小心翼翼地忠实于我的真实感受’。”四十岁开始写小说并跻身伟大作家行列的康拉德是所有像我这样从十一岁开始立志当作家但到年近中年仍一无所获的人的一大安慰，而奈保尔认为康拉德的“起步较晚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由一系列特殊环境造成的”。也正因为起步较晚，在起步时已经对自己非常了解，所以康拉德“在小说中，他没有试图去发现，他只是试图解释。”于是这也就成就了康拉德“黑暗”的风格。
奈保尔用小说寻根、康拉德用小说去解释、莫言在小说成为“讲故事的人”，对于每一们作家，小说都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对于奈保尔的志向也好，对于康拉德的黑暗也罢，这些都不能成为立志于写作的其他人（好吧，明确地说就是我）的模仿对象，因为就像奈保尔所说，是特殊环境造就了作家。奈保尔的写作历程最值得借鉴的是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当中说的一句话：“对我来说，最大的奇迹就是着手写作。”而这一点，也是每一个真正成为了作家的“作家”们共同的奇迹。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六)
奈保尔说，他在十一岁时就确定了当作家的理想。虽然直到大学也没读过几本书，更没写过多少文章。但这理想就如胸中一直燃烧的小小的火苗，虽然暗淡，但却点燃了通往作家的路，这仿佛穿过了黑暗的长长的隧道，终于抵达到彼岸，此时的回望，更觉感慨良多。
不知为什么，奈保尔说的，我全懂。这似乎有点可笑，毕竟隔了年代，隔了国家与民族，隔了名望，看完书，我大舒一口气：原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曾有这样的黑暗，原来他也为写作有过这么多困惑与烦恼。此生，我肯定达不到奈保尔的高度，但是却找到惺惺相惜的相见恨晚之感。
奈保尔在渡过黑暗时，时常地想起康拉德的黑暗，后者40岁才开始认认真真的写作。康拉德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说，当他定下来写作时，他就是一个性格已成形的人。这也使我明白，在三十多岁开始写作需要面临的问题与困惑。不管我怎么试图改变写作的风格与文风，都与十多前的文字有着统一性，只不过，现在的文字或更简洁，思考或更深入，思想或更圆润。
奈保尔在这本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写了他的父亲。他的写作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位对理想有着执着追求的人。父亲不如他幸运，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为生活所迫，但他为奈保尔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奈保尔最初的写作萌芽得益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
康拉德、奈保尔的父亲、奈保尔，我再斗胆加上“我”——如果读者不觉得太突兀的话。在写作的途中，用文字记述经验也好，从经验总结故事也好，“你必须压榨出自身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概念。”真的是压榨，如果哪次压榨得少，写出的文字必定单薄无力，干涩干瘪，在写作的过程中，这几乎要调用全身的机能，用力捕捉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想法——后来，我学乖了，只要那些想法一出现，赶紧用笔记录下来，生怕再走失了。现在的习惯是，只要开始写文章，就在面前放一个便签本，随时记下，后面就可能会用到。
奈保尔写作时遇到的困惑之一就是写作素材，他苦于没有素材，或者他认为没有找到素材，有五个月时的间，他就坐在书桌前困惑不已，写作没有进展。一天，他突然明白，素材就是他可能疏远的城市街道，之前乡村生活，以及记忆中的印度生活方式，这些原本与他如影随形，之前他视而不见，突然有一天他意识到了这就是他写作的素材。而我也在为写作的素材苦恼。我曾归咎于生活平淡、经历简单，一切乏善可陈。直到我看到了李娟的《冬牧场》。
这本随笔简单有趣，李娟的经历丝毫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多，她一直在阿泰勒生活——比起都市、乡村，那里人更少，写作的素材更少。在冬牧场，李娟和两家牧民同住，原本简单的人和事，在李娟的笔下变得生动、有趣。
奈保尔在最初写作时认为，组织体素材是在档案中查找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我也这么认为，我的写作素材来自于网络与书本。他后来学到了写作技巧，“透过多种印象了解人类的核心故事”。就是这句话，我读了许多遍，并记下来，读完的刹那似乎明了，但瞬间又跌入迷雾中。究竟是说的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我一遍遍问自己——我理解，只能我的写作水平到达一定高度，或许对这句话才能豁然开朗。
“认为自己是一位作家，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抱负，不如说是一个形式上的自尊，一种梦想的释放，一个崇高的想法。”自小，我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但我从没有为之努力过，仅当成一个自我安尉的方式，每在低谷，就想到了写作——还好，我还有梦想，但我从没有把写作当成一个真实的抱负。
奈保尔的父亲是自学的记者，把作家的抱负传达给了他。我的父亲做的是与文字毫不沾边的工作。当他得知我拿起笔准备写东西时，他经常给我传达一些消息：隔壁退休的老王出了一本书，还被拍成电视剧；公司有好几人都出了书。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消息，对我来说，也能带来短暂的利好。在父亲看来，这是一个崇高的想法；在我看来，这是梦想的释放。
奈保尔明确地说明，他是靠直觉写作的作家。刚开始写作时，他对前方的路一无所知，他只是想写一本书。
好吧，我也说出自己的愿望——我想出一本书，尽管我对前方的路一无所知。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七)
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他曾写过小说。我不知道他试着写了多久，但后来他没有再写下去。他顺利避开了有些人终生困扰的问题，却又被另一些问题捕获。他向我提起这件事时，早已放弃写作。五年之后，我第一次产生写一篇小说的想法。后来，我终于在几页公笺上完成了它。那只是个框架，我不是故意略去细节，而是没有办法。多年后，我再次意识到我的小说里缺少的不只是细节，而是另一个声音。这次写作连个失败都算不上，只能是愚蠢。
现在想来，父亲向我提起这件事，只是承认他也有过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父亲眼中，写作只是某个年龄段的自然反应，如同脱去乳牙，或长出智齿一样。困扰你的东西，也是终将消失的东西，所以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后来他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再提过这件事，这件事就像不再生长一样，既没有增添细节变得丰盈，也没有挖掘扩充某种主题。事情发生了，仅此而已，这么多年来，没有等到另一件事情出现。一开始它就被认定是不合时宜的，父亲眼中写作是一种政府行为，小说只是一种拥有了故事伪装的公文政令。我无从知道他所选择的素材是什么，这是他所观察到的，还是他当时的意志呢？一个开始写作的人，往往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只是反复诉说自己听来的东西。这种诉说可能耗时长久，并将自己愚弄其中，误认为自己说出的东西就是牢不可摧的现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可能学会观察和记录，像奈保尔那样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素材是什么。历史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对有的作家来讲是一种甩不掉的累赘，而对有些写作者而言，从他意识到这一点起，才开始像一个作家那样观察。
有一个写过小说的父亲，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是一个属于家族的秘密。如果我们可以成为小说家，那么父亲的写作看起来更像一份照亮清晨的荣耀。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这件事便只提一次，像目睹过一种头脚倒置的怪物一样。我们嘟囔一句：真是见鬼了。我们会庆幸当初没有在这件事上浪费过多时间。我想这件事的意味应该如此，只是我读过小说家从来没有提到过父亲，他们都像萨特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眼见过父亲写作，或者说他们没有见过写小说失败的人。
帕慕克说：“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装作以前那样轻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当然是说的是他死了以后。”父亲的写作给他留下了深深地烙痕，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说“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写作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又说“作家的秘密是固执，是耐心”。写小说是一种坚持去做的行为。他没有考虑过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像什么生物。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一位小说家专门谈起自己的父亲，谈起父亲的写作。这位父亲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对儿子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将自己捕捉的失败告诉儿子，而是让他在自己走后打开手提箱。“就仿佛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的负担赶紧卸下去的人”。手稿就在里面，像父亲另一种意义上的形体。在父亲死后，继续延续着他的存在。在这种延续的文学形象中，帕慕克得以把握自己家族的秘密，也赋予了他作品中所有人物的性格。
在《作家看人》中，奈保尔提到父亲，《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中，他更详尽地提到他的父亲的剪报本。书中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谈他的写作素材，属于个人的历史，一部分是书评，属于写作的历史。“我父亲一直没有原谅他父亲。他只是在自己写的故事里原谅了他”，所以我不知道奈保尔是否真正原谅了他的父亲，还是在这本书里暂时原谅了他。书中，他朴素地提到了父亲和他的家人，父亲是一名梵学者和卫报记者，是一个徘徊在两个家族之间的人，他在奈保尔20岁出头时去世。多年后，奈保尔以自己的写作重新照亮了父亲的手稿。他的写作凭借一种直感，或者说以写出事先没有预料的东西作为标准。这就像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挖掘，而拥有一个写作的父亲，就像黎明收获时，在你前面有一个弯腰挖土豆的人。你能够闻到前面人弯腰的耐心，这种劳作让你的䦆头既掘向文字的黑暗，又掘向家族的气味。在这片土豆地中，我的父亲只是匆匆挖了两下，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羡慕帕慕克，也羡慕奈保尔。帕慕克不无骄傲地谈起父亲的手提箱，像一个手艺人谈起父亲。很多年后，奈保尔在父亲的小说集上写出序言时，我想他的内心也是充满骄傲的。他能够在属于家族的历史上，把握父亲写作的全部意义。而我无处寻觅父亲写作过的影子。他只与我谈过一次，我无从见识到父亲写作的耐心，他甚至没有见到写作赋予现实以意义的魔力，他便放弃了。只是作为一次谈话，我没有劝说过父亲再写下什么，或再提起这件事。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会是奈保尔父子掘向的另一个世界，而是这一个世界的东西。
我记得在那次谈话中，他数次向我提到《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抓住了一个多么感人的时刻，而作者又是如何挺过各种冤屈折磨。我知道父亲没有钦佩这种坚持，他所指的只是这种成功多么偶然，像陨石一样穿过大气层。后来父亲也没有与我提到过这本书，他的所有沉默和那些不再提及此事的日子对我而言，都像厚厚的大气层一样。我想象的出来，陨石的这种身份一定是尴尬的，无论你在穿过什么。正如今天我不知道我成了什么，但我知道一点，那就是我永远活在自己的现实中。我能看到自己头脚倒置地生活着，并且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因为我所有的知晓都是我现实的一部分，所有一切都带上了倒置的透镜。
就像有一天下午，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辆从火车站开往学院的公交车，我正背着背包坐在里面。现在正是我坐在里面向外面看到的。到达终点站下车的时候，我坐在横置的硬座上，突然悲哀的明白了，这里的一切想象都是我现有的，与另一个世界无关。我明白了自己被永远留在了此时此地。一瞬间，我感觉仿佛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通过这种恍然大悟的方式，有人想要告诉我什么吗？我当时一步步走向学校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正是某种新的尝试。后来这种感觉便一直没有放开，却又没有人来真正告诉我什么。我仍旧没有完全明白，这个意象中有一点东西我仍旧无法把握，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来自我父亲的记忆吗？来自我的家庭吗？来自我读过却又忘记的某一本书吗？就像是有人准备要告诉我一件事，可他张了张口，什么也没说就算了。又像是在晚饭后槐树下的嚼舌根中，一个单身汉仍旧不能顿悟那个她已经心有所属。就这样，我终于卡顿在某一句话的途中。这句话通向远处，就像通向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我想起父亲的写作，想起我没有从中受到任何启发，完全就像帕慕克、奈保尔的父亲启发了他一样。
我知道我可能不久后，也会离开这里。我们将先后离开这片土地，这里将只剩下帕慕克们和奈保尔们，还有他们的父亲。我们将在鲁西北的一个小县城角落里，远远地看着他们弯腰劳作。听奈保尔们说到多年的写作已经让他们的手指弯曲变形，指头已经永远无法伸直时，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右手，它看起来仍旧柔软光滑。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仿佛没有划下什么痕迹。从我的手掌上，我仍旧找不到属于我的职业。（玟涛，2015年7月7日）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读后感(八)
奈保尔的文学开端
顾文豪
在评论集《看，这个世界》中，奈保尔为自己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的文学运命深感不平。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印度裔作家，父亲从来没有在特立尼达取得可能的成功。虽然他有很多写作素材，比如早年的苦难经历等，但书写这些内容，会让父亲觉得很痛苦，而“他不愿意在写作时面对痛苦”。更重要的是，即便写出来，在特立尼达也不会有人感兴趣，因为那里没有这种写作传统，“特立尼达历史上的暴行太多了，写个人痛苦会招致嘲笑”。这种自白式的写作传统根本不可能在特立尼达获得回应，所以不仅父亲的写作题材只能徒然浪费，他个人的文学生涯也注定不会成功，“在另外一个社会有可能造就他成为一名作家的素材，始终未能得见天日”。
奈保尔多年来一直为父亲失败的小说家生涯耿耿于怀，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正是因为父亲的失败，反倒迫促奈保尔很早就认识到像他这样一个出身在海岛却抱着文学雄心的写作者，必须竭力找到更开阔独特的书写可能，才有望避免特立尼达这个孤悬海隅的小地方所带给他的限制。换句话说，失败的小说家父亲的个人失败，及时地成为奈保尔的写作指南，让他时刻警醒那些文学道路上的三岔口与死胡同。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随笔集《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中的数篇文字都是有关西帕萨德·奈保尔的——— 他对奈保尔来说，实在意义非凡。
十一岁时，奈保尔萌发了要当一名作家的愿望。这一想法正是在他听父亲时不时念作品的时候逐渐产生的。有时，这可能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或是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欧·亨利和莫泊桑的短篇故事，有时又可能是西帕萨德自己的创作。与其说是这些作品的趣味对奈保尔产生了吸引力，不如说是因为父亲的讲述，使得哪怕是《尤里乌斯·凯撒》中的篇章都“呈现出童话的一面”，沾染上一点“安徒生笔下的故事”意味，因此奈保尔一度发现自己读书远不及听故事来得有感觉，晦涩难懂的书面语言让他有迷失之感。
这种迷失之感不仅是听故事与读故事之间的差异，更将敏感的奈保尔带入到另一种文化困境上来。晦涩难懂的书本，让奈保尔“迷失在社会或历史的细节中”，伴随着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而来的是另一种文化认知：“给了我这个愿望的文学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远离我们原有世界的世界。”也就是说，奈保尔当时所拥有的社会知识——— 如他所言，那是一种记忆模糊的乡村印度和混杂的殖民世界共同交织而成的经验印象——— 无法使他成功进入狄更斯、莫泊桑、康拉德的世界，他们之间“有两个世界的距离”。
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奈保尔是极少数那种拥有极端敏感特质的作家。这种敏感并不只是限于对日常生活的犀利观察，抑或伤春悲秋的呢喃感受，而是具有对不同文明之间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之下个人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基于这种敏感，殖民地生活通常带给作家的那种狭隘格局，或是如其批评沃尔科特的将“痛苦”作廉价处理之类的手法，并未成为奈保尔文学开端的障碍，相反如何打破这种限制，如何正视自己与狄更斯、康拉德之间确实存在“两个世界的距离”，如何在封闭排外、记忆缺失的殖民地生活中找到并且清理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恰恰成了奈保尔的文学开端。
但意识到限制并不意味着能够摆脱限制。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奈保尔的文学开端都是失败的——— 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声音，他误以为写作就是一种“展示”。愁眉不展之际，他非常偶然地意识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创作素材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疏远的、族群混居的城市街道，以及之前的乡村生活、记忆中的印度生活方式。”这种困惑，也迫使奈保尔重新思考了小说的定义。虽然虚构是小说不言自明的要义，但奈保尔认为小说又该是真实的，小说是“来自对虚构部分抛弃”，或是“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
这当然是个令人心折的关于小说的漂亮界定，毫无疑问，这只能出于行家笔下。但奈保尔关于小说的重新认识，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他透过对早年特立尼达的生活记忆的接纳，改变了对殖民地居民的身份认知，他接受殖民地居民这一文化身份所带来的限制，因为“限制也可以是有吸引力的”。
而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这种希望通过小说再度把握现实的观念，使得奈保尔对那种虚荣浮泛、卖弄才识的英国式写作深自警惕。在《茉莉花》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小说家们的成见反映了一个由惯例和规矩统治的社会，一个过分结构井然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探险，不如说是为了比较，为了找到他们了解的或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东西”。程式化的写作，建构了一个看似稳定的社会，导致文学沦为一种“自言自语”，不再睁眼看世界，最终写无可写，文学的乐趣很快转变为“词语的乐趣”。
按照奈保尔对于写作的定义，写作意指“一种观看和感受的方式”，而“每一种写作，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即便是最奇炫的幻想，事实上也脱离不了作者所处的社会建制。因此，当奈保尔返过身去，捡拾起自己的童年时光，忘掉牛津和伦敦，不仅意味着他终于发现了切合自己的创作素材，更在于他的文学开端呈现出一种深入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意图——— 重要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看到什么，是如何清理、解释自己的世界。
奈保尔在诺奖典礼上演讲，坦承自己并不认同普鲁斯特所谓“写作靠天赋”的说法，他认为“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足够辛劳的人，有时确实能换来一点好运气。就在奈保尔即将消耗穷尽他的童年素材之时，他有了一次意外的任务，前往加勒比和旧时的西班牙大陆上前奴隶殖民地游历。对一位天赋慧眼并且有意识训练观察能力的写作者来说，游历不啻是一次绝佳的契机。正是在游历的过程中，奈保尔避免了童年素材的耗竭所带来的可能的文学危机，进而还唤醒了他的历史意识，并使他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萌生新的看法。也就是说，此时的奈保尔已然从书写街道生活的喜剧作者转型为直击历史和文明痛处的杰出观察家。
奈保尔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诺奖委员会的评语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一语中的。事实上，奈保尔作品的价值即在于他总是试图“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而真实其实是来自对被扭曲的历史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书名中的关键词“黑暗”了。在获奖演说中，奈保尔讲到他从小就有“两个世界”的感觉：一个是高大的瓦楞铁门外的世界，一个是家里的世界。作为特立尼达的新移民，奈保尔家依靠与外部世界隔绝来自我保护，如此可以继续“生活在我们那个衰落的印度”，“我们朝内看，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以一种黑暗的形式存在着”。关起门来的里面的世界，因为排外保守，而暗淡无光；大铁门外的世界，那个宗主国的世界，则因为完全与奈保尔的成长经验格格不入，同样暗淡无光。这两个黑暗的世界围绕在奈保尔周围，如果你甘于沉溺在这种黑暗之中，那最终仍旧是殖民地小地方人的命运模板——— 思想简单，生活简单，终其一生，躲在铁门之内。但奈保尔的不凡，就在于他敏锐地把握住了身边的“黑暗世界”，并且让它们成为自己的写作主题：土著、殖民者、宗主国、印度、英国、非洲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这恰恰也是奈保尔父亲的失败之处，他既无视铁门外的世界，也无力让自己摆脱局促封闭的门内的世界。
就此而言，《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一书不仅承续了《看，这个世界》的主题，关于“视而不见”所带给写作者的诸多限制的讨论，同时，它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如何从复杂的生存环境与文化身份的限制中开启自己的文学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