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论》是一本思想深刻的书，作者通过对汉字的研究，揭示了汉字背后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他认为汉字不仅是一种书写工具，更是一种传承文化的载体。此书让人深刻认识到汉字的重要性和价值，对于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汉字论读后感(一)
《汉字论》的论证逻辑清晰，缜密，语言一挥而就。在思想史论述的细节和难懂处加入了译注，对理解十分受用。不仅是一本研究日本汉字、训读的必读学术读物，同时对学术思维训练及语言表述的条理性也有很大裨益。书中对本居宣长以来的汉字借物观及各种排除汉字的言说进行了后现代的批判，思考了汉字与日语的关系。
汉字论读后感(二)
《汉字论》的论证逻辑清晰，缜密，不仅是一本研究日本汉字、训读的必读学术读物，同时对学术思维训练及语言表述的条理性也有很大裨益。书中对本居宣长以来的汉字借物观及各种排除汉字的言说进行了后现代的批判，很尖锐，也很直接，向有良知的日本学者致敬。翻译语言干练流畅，还有很多便于理解的注释，是一本难得的译作。
汉字论读后感(三)
读过以后感觉这本书非常有意义！值得一读，整体脉络清晰，从山田孝雄的“国语的自觉就是国家、国民性的自觉”，强调日语的固有性，将其与民族国家等同使用（强烈的国家隐喻，“侵略-防卫”的二元概念）。到时枝诚记去除日语实体性的主题概念，以一种“日语的性格”的功能性概念来界定日语，将汉字内化成为日语的一部分，去除了“汉字是单纯的借来之物”的观点。
汉字论读后感(四)
探讨的学术问题虽然不免有艰深之处，但读起来却很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从《古事记》切入日语的汉字与训读的意识形态，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汉字借物观”原来是将汉字排除出日语体系的关键。有了这把钥匙便很好理解近代以来日本汉字废除、汉字减少、罗马字化，当然也包括汉字保留论等种种关于汉字的论争了。
汉字论读后感(五)
很有深度，读了这本书觉得还不错是子安宣邦的老味道，一如既往地批判隐含在日本近代文化现象里的主体权力构建。不过，对我来说稍稍有点审美疲劳了。内容分析还是挺不错的，山田孝雄、时枝成记、日本近代伦理学的构建，知识补充也不少，所谓“不可回避的他者”在我看来是整个日本近代历史文化的症结所在，不只是体现在汉字上，类似柄谷行人“整合性的概念”或者阿利森“曲行性”理念一样，都是自我构建的反身对象。
汉字论读后感(六)
子安宣邦的著作系列中的一本——有点好奇其他的著作如何。这本书还是有一些专业的部分不容易看懂的，比如时枝诚记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或者修正成为语言过程主义，这部分完全不理解了。
这本书很好地揭示了日语的独特性格以及其与中文（汉字）之间的纠葛，让人对日语是如何演进的发生强烈的兴趣——找本日语史来看看。
整体的脉络倒是清晰，从山田孝雄的“国语的自觉就是国家、国民性的自觉”，强调日语的固有性，将其与民族国家等同使用（强烈的国家隐喻，“侵略-防卫”的二元概念）。到时枝诚记去除日语实体性的主题概念，以一种“日语的性格”的功能性概念来界定日语，将汉字内化成为日语的一部分，去除了“汉字是单纯的借来之物”的观点。
另外关于“伦理学”和“伦理”的变迁也是极为有趣的切入点：伦理如何成为一个翻译Ethics的借词，去除了中文的本来含义；又在和辻哲郎手中复苏了传统的“人伦之道”的含义，造成超然的伦理学对“国民道德论”的吸收、国家伦理学的成立。“伦理”所携带的西方优势文化和中国优势文化的双重性之循环往复。
几乎是完全处于自己领域外的一本书，倒是也相当有意思！
汉字论读后感(七)
子安宣邦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史研究专家，他关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颠覆性研究及现代性批判，影响遍及日本和日本之外的东亚其他地区。《汉字论》秉承作者一贯的批判立场，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层来思日语中的汉字这一他者对于日本文化的意义，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史考察。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将《古事记》中的变体汉文（训读汉文）视为日本固有的古语，通过在观念上排除古语中的“汉意”，构筑起“纯粹的日语”，深刻影响了日本后世近两百年的汉字观。这种汉字观能够确立起来，是将汉字视为表达语言（声音）的符号和借来之物所致。有趣的是，曾打开日本世界地理视野的同时代人新井白石，也发出过对西洋文字简便性的艳羡之语。如果说这是在江户时代伴随民族意识的萌芽和新世界观的崛起，试图从文字的角度展开的自我认同，那么至明治维新时期利用西洋学说建构的种种具有开创性的语言学言说，则与民族国家、殖民帝国语言的意识形态如影随形。但无论这些言说的潜在目的何在，汉字是兼具形、声、义三种功能的文字，它在转变为日本文字时实际仍是一种书写语言，在日语中的表意成分远远高于其表音性，直至明治时代以来的“言文一致”运动，和汉混合文才成为一种稳定的表达口语的文体。 子安宣邦先生在《汉字论》中恪守批判的立场，从思想史的内部对上述历史转折时期的言说进行解构，反思在汉文化影响下日本建立统一政权以来，被隐藏在日本汉字观中的种种竭力发现日本文化独立性的努力。不论是《古事记传》通过排除“汉意”而使所谓未被污染的“纯粹大和魂”浮出表面的训读意识形态，还是古学派在训读意识形态的延长线上以固有心性实现儒学日本化的主张，抑或是现代日本在西方学科框架内构筑新的国民道德伦理规范，或套用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学，来建构作为民族国家语言的“国语”，都隐含着回避汉字这一他者的“苦心”，这一切正是本书试图揭示的历史语境，并以此反复强调汉字及它承载的思想内涵作为“不可回避的他者”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虽然时枝诚记否定国学学者们一贯持有的汉字借物观，并以直面汉字的态度建立起超越“国语”主体性的语言学说，但服务于帝国殖民地文字教育的汉字意识形态，同样成为本书批判反思的对象。与此同时，本书的字里行间还折射出隐匿、潜伏在权力湍流下的文字的意义。 以“伦理”一词为例，它虽然是将西方术语导入并获得新生的古典词，但仅以汉字的表意性及其意义的连续构成的对译词，非但不可能等同于原有的西方概念，反而会形成对西方概念的抵御。和辻哲郎正是通过解释学的阐释，重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伦理”概念。因此，汉字不仅是西方现代价值与日本传统价值的转化“装置”，它也在转换过程中赋予自身以新意。在这一层面上，现代和制汉语中存在“西方意义”与“汉意”的双重他者性。同理，晚近中国通过西学东渐、“东来东往”与本土化的整合而产生的现代译词，也构筑起新的话语体系，它们同样是他者与自身双向介入和复杂互动的结果，包含“西方”“日本”等多重他者的意义。 不论是发生在一千多年中的汉语的和化，还是自近现代开始的和制汉语的中国化，其本质都是以汉字为媒介的思想的传播及再生。自我认同与他者意识并不必然互相冲突，也未必非要在相互观照中才能找到各自的一席之地，子安宣邦先生以他者为参照系的视角和方法论，不仅对中国读者重新审视中国与日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汉字的包容性与活力。 2019年，子安宣邦先生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传统与变革：转型期的东亚社会”论坛，他虽已八十六岁高龄，满头染霜却神采奕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子安先生。他作了三个多小时关于“日本现代化的再思考”的发言，其思维的敏捷、逻辑的严密，不由得令人满怀钦佩和敬意。 翻译子安先生的著作于我是莫大的荣幸，同时更是一项艰辛的挑战。不过，在细读著作的过程中那丝丝入扣的逻辑阐释和严谨的学术考证也使我收获颇丰，并使我重新思考汉字及翻译行为承载的意义。翻译中难免出现不足乃至谬误，还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顾 春 2021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