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深入探讨了当下年轻人的焦虑与困惑，刘擎的坦诚与许知远的思辨相互碰撞，引发了观众对人生、理想和现实的思考。两位嘉宾的对话不仅揭示了社会现状，更让人感受到对未来的希望与勇气。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一)
刘擎：所以说像我们这一代，包括你们70后甚至80后的早期，你们是享受那个改革开放特别快的那个红利的，就说我们老人这些。
许知远：而且稀里糊涂就享受到了，不知道为什么。
刘擎：对，因为一下子就是空间特别大，然后你的向上游流动就可能性（更大），他们现在更难一点，那时候励志的那些口号，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就更大概率可以实现，现在更大概率是变成一个别人的罕见的特例。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达到了顶峰。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困难的和很多挑战的时代，现在的很多社会里年轻人感到的那种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困扰，就是那个假期结束了，是假日综合症，你一开始不接受，但是这才是真相。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二)
我们需要全球性的治理，现在面临的危机才能解决。中国会不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还没有答案。
如果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那么我们该以什么样子的姿态走向世界，让其他国家的朋友们认识我们，接受我们，与我们成为朋友？至少“纯强”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如果给人的印象只有“纯强”，那也不会是受欢迎的，招人喜欢的。
最近接手了一个新的任务，希望自己能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有自己的答案~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三)
巨大的镜像之下，我们似乎不愿讨论不同的可能性这个东西。镜像成了寄托成了唯一希望，我们按照这些折射出的图像来判断一切，其他人看到这个路径是可行的，也跟着重复。勇敢是多么奢侈啊在现在，勇敢是多么低贱啊，我甚至都记不得勇敢从哪里来？我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个词？年老人的世界里会不会有各种超出之前生命的哲思突然涌现，比如，我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事啊，我得到了吗？得到后是我想要的吗？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为什么当初这么做？哦这已经不重要了，是这样没办法了，，，会不会等我到那一天才开始真正地反思自己，离开时反思如何开始，这太讽刺了。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四)
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职场都是一个认识人性与提升能力最好的地方。平台上的机遇跟潜在的资源本质上来说是非常充分的。现在社会很复杂，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本质离真实的本质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而很多问题的分析，有可能是其他人带着一些或私利的原因或者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这方面分析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愚蠢，比如说最近很多人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分析翡翠将近 4 万人的摇号跟市场回暖之类的有什么关系，或者在释放什么房产税暂停之类的东西，看起来都极其愚蠢。你即使看懂了也没有什么价值徒增烦恼，有些人站在传播的角度在给你普及着什么，他们是为了他能获取更多的私利；不能单独靠着一些直观感觉去分对错。最近看了最新的十三邀，许老师跟刘擎教授侃侃而谈，聊哲学，现在有的时候觉得哲学有可能慢慢会成为刚需，在这个乱象越来越迷的复杂社会，需要哲学帮助我们搞清楚一些内心的疑惑；比如最近到处都焦虑，到处都波动，反而觉得我需要安静，需要看似长久一些的安静；对成功的定义？对死亡的态度？对失败的态度？到底在意的是我自己还是别人眼中的我？有这些跟没有这些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到底从我自己的行为当中开采出来了哪些数据？ 明年就是又一个本命年了～按照 5 年规划的战略，下一步的我自己又应该给自己做什么样的规划呢？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五)
看完对谈，想到的事情是，我们会困在卷/不卷，喜欢/不喜欢的二元选择里面，而可以走出被困住的选择的方法就是超越这个选择去看事情，或者说就是刘擎教授在后面谈到的，把它客体化之后把自己主体化去看这些事情。
卷/不卷是通过自己的投入去符合/达到外在的价值衡量，而超越性的选择是找到自己的意义感，就是自己想达到的效用，获得的满足是什么。就像教授提到的陆庆松的例子（《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的哥哥，也是很奇妙的联动了），他似乎表面上是看似是选择了不卷，但是其实是通过选择满足个体意义从而过更有自己精神意义感的人生。
而crush组经常讨论的，喜欢/不喜欢的二元或者困惑，走出去的超越性的方法，是其实是去想，在追/尝试靠近别人的过程中，也是去了解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及其思想与世界。我自己认为的爱情和友情都更本质的是亲密关系的构筑，虽然最后不一定发展成为恋人，但对世界和亲密关系的了解又多了一重。而且本来建立羁绊不仅是靠感觉，也是需要学习、成长的过程。
教授最后说，我们超越性/主体化去思考这些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会看到是个问题，但是坏消息是没有办法解决。也提到福柯的规训在这个世界里无孔不入，以及未经省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个体意义上无法去解决一个时代/群体困境，但或许最终通过主体性的反思和审慎获得的更多是主体精神意义上的自足吧。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六)
孤单逼迫你适应安静，长时间的安静，独自的劳作和思考。然后迫使你爱上这种状态。因为它还是有对你的奖赏——智性上的发展，新的洞见。这是一个塑造。年轻的时候太容易浅尝辄止，不喜欢就退回来了；但有些事情要经过挺长时间才能尝试出自己喜不喜欢。有时候要经历不是那么自愿的阶段。
我觉得年轻的激情有的时候是特别浪费的，没有目的的燃烧。成年需要阅历，早慧代替不了阅历。
我爱人是一个对秩序有洁癖的人，要不然会很不安。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容错率太低了，最后会很焦虑。如果把这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期待和标准的话，你会永远惶恐不安。你要承认人的无知，和理性的局限性，要对世界有一个容错的能力。
现在，在任何意义上，在所规范，所命名，所区分的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了。现在对任何物品、感受都有了过于详尽的打分评级，即便最私密的领域也无处可逃，它是全面的社会规约和机制的绑定。正如双城记所说，这是一个特别自由的时代，又是一个特别被禁锢的时代。惊讶、惊喜、从试错、从偶然的事物中诞生新可能性的窗口都被一个个封死、关闭了。
把自己和一个更大的背景，甚至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的作用。但自己作为一个更充分意义上的人在生活。
——刘擎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七)
1. 新世界主义是如何出现的？
刘教授：只有生物的基因，是可以无条件地传承下来，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任何文化的基因，需要经过制度实践，它不能自然的遗传下来，要becoming。其实建构是在关心当中的，只有我们发现彼此，我们彼此碰撞，你才能够建构，它需要克服的，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2. 如何看待过去十多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愈演愈烈？
不是说fan中国，但它是背离中国一个文明传统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弱肉强食，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至少在学界、文化界，这个东西是被非常鄙夷、批判的东西。因为这是对达尔文的一个误解，达尔文是说，有一个适应性，是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不是那个power/strength，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最高的那个美好的东西，你就放弃了。你最后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反而是西方十九世纪野蛮的一种文明的再登场，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我不认为是如此。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它可能在一段时间是特别管用的，在现在不起作用了，在现在这个时代至少局部的不起作用了。
“斗则两伤 合则两利”这个道理，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规范逻辑，而不是空中楼阁。用罗尔斯的话说，我们提的这个想象，叫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要不然我们在做梦吗？虽然“悲观的人（显得）比较深刻”（--福山），悲观的那个证据很多，小证据很多。但我不知道，这里面知识和信念的因素都有，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但是你从未来猜测未来，你是更不可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施密特（相信那个冲撞存在于敌我之间）当然深刻，但是有时候我会说，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特别有这么多阴暗面，尽管如此，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更深刻吗？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八)
提到的概念很多，记下一些联想: 1.身份认同，尤指地方上的:刘擎提到，他在青海被看作上海人，在上海也被看作外地人，在每个“故乡”都处于“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状态，于是会有世界主义的倾向。黄灯也对许知远提及，在外婆家始终有层“异类”的身份感知:“我们都姓鲁，就你姓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父亲的故乡是湖南，我会自称老家在那，但其实放假极少回去，清明扫墓也只去过我妈的老家两次，从小见大家抱怨搭车爬山祭扫的时候，我反而是羡慕的。在bh长大，却是在nn真正摸索出性格，于是现在在广州会想念的绝大部分是nn，虽然不想bh也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我的确有较强的故乡认同困惑。 想到这两年的诺奖，古尔纳和石黑一雄都写到身份构建、归属感与流散。
2.在地的思考与知识分子:学术的文章其实比讲故事好作，因为可以引一句话、拿一个概念、冠一个名，在修辞上雕琢，造出很精巧的楼阁来。可是树上的生活真的就更高贵吗？过分省思的生活一定比普通人有更好的答案吗？知识分子挥舞“精神性”的大旗，有时候太自我陶醉了。我近来的写作也有这种毛病。我当然称不上知识分子，也没墨水做知识生产，顶多算得上ddl之下一头产怪胎的母猪。写论文的时候总想着搭框架、塞理论、加道理论述，却忽略、或者说做不到映照现实。尽管后来观察现实的时候发现这些理论框架是可行的、能对应的，但还是太太抽象了。就像苏力评《安提戈涅》的那篇论文里讲的，觉得这剧揭示了什么自然法与实体法的斗争、女性主义的反击之类的，其实都有些太概念化了，没有扎进情境里，是国人以及学者比较常见的缺陷。我也是这样，这几次打辩论也在有意识地尽量改，多用举例、类比、联想。打舆论反转那个题的时候，就是太陶醉地用各种专有名词和论述，很喜欢抽象地演讲，实例却知之甚少，或者说不进脑子，其实很缺乏一种在地的、贴身的、细节的感触，像在陆地上做潜泳动作练习。
3.内卷与躺平，之中、之外与之间:社达是对达尔文的误读，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而有些躺平其实只是撒娇。提到了伯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原来后者可以跟康德的“自律即自由”相联系，前者则是“不要再来管我了”的“佛系”。而我之前的理解是，规训、量尺逃无可逃，与其想着“不如当乞丐”(小叶的想法)，与其想着挣脱一切的积极自由，还是退一步用好消极自由便好(好奇小闭后来在作文咋用的这个想法)。不过这两种理解似乎在我的心证、直觉之下也能自洽。
提到了陆庆松，那篇《螺丝不愿拧紧》真的好触动我。跟黄湘丽有点像，看她自述说巡演季忙生忙死熬大夜，休息日就懒懒散散睡大觉、看闲书，啊。我则越来越用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的视角来打量时间了，总觉得要划分好几分钟做完什么、几点要做什么。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但这种心急的、焦灼的时间观念开始让我丢失对一部分生活价值的评量。
4.酒神和太阳神:那个“哲学与威士忌”酒吧老板说，把酒和哲学课画像面对面布置是想说:“这个解决不了的，就让那个解决”
5.读书人的意识转变:六十年代生人在八十年代是精神前锋，历史一浪浪冲下来，历史感与问题意识格外强烈，也对世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与联动感受。当时是由于物质匮乏而有意义危机，借书籍与哲学排遣，现今哲学又渐渐时髦，其实还是跟物质有关，它能满足了，但增长的步子慢了、空间窄了，本来那个波动着流动着的世界开始像冲调双皮奶一样慢慢凝成半固体。黄灯那期也提到，在她那时候，考了专科进了工厂，还是有充分的可能出来读985研究生最后做教授，现在则没有这么美妙的台阶了。想到陈直。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九)
本文虽然是一篇观后感，但我以节目为引子，尝试探讨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本文并不像哲学文章般严谨，只是一篇随笔。
时光飞逝，我从法教义学逃离到政治哲学领域已经有大半年。（由于我觉得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存在一种非常暧昧且难以区分的关系，所以本文使用的“政治哲学”一词粗略地指称上述哲学的共同部分。关于这几类哲学的关系可以参阅Finnis的论文。）经过大半年，虽然可能我还没摸到哲学之门，但这段时光好像是我真正在上大学的时光，在做一些自己真正相信的、走近生命的学问。《十三邀》番外篇的嘉宾是一位在公共领域中活跃的政治哲学家——刘擎老师，我感觉刘擎老师和我接触或了解的其他政治哲学学者都有一种相似的气质，这种气质让我共鸣，因此我想写一篇观后感，并夹杂抒发自己的理解。
我将重构本期节目的内容并加上自己的理解，本文分成三个部分。
1. 价值根基
在我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对于道德和价值的根本看法是整套政治哲学的根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但这种自诩是在对其对立概念“现实主义者”的叛离中产生的。我会把自己的非理性情感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而当我进行理性分析时，我便仍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用哲学术语表达即“虚无主义”，即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道德上的真和善，不存在适用于每个人的道德准则。例如，我之前会认为法律以及价值领域是“统治阶级的强权体现”，认为并不存在可以仅靠理性辩护的规范性（或者说，义务）。
然而，经过哲学反思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以下我将对虚无主义进行一个并不强势的最低限度的反驳。我发现，至少，如果认为哲学反思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政治哲学是为了让我们作为共同体在一起过得更好，虚无主义就是错的，因为虚无主义并不符合我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其实，虽然我看过很多对虚无主义的强势攻击，对道德客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对立观点）的辩护，但我认为是否认同虚无主义可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而非必然的要求。面临这个选择，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相信什么？”例如，我愿意相信法律是强权和统治者意志的控制，还是愿意相信法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义的体现，这是一个人对内在世界塑造的选择。（联想到了Ruth Chang的关于on a par情境的理论，虽然可能并不恰当，但我想类比虚无主义和道德客观主义是一种on a par的关系，对于一边的选择会塑造我这个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诉诸内心直觉的判断。我选择相信道德客观主义，因为我相信平等、自由、尊重等美好的价值，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是可被追求的。这些美好价值的内部可能会起冲突，比如说自由可能会被秩序所限制，正义可能会压制秩序。但至少，我相信美好价值和“好的生活”的存在。
我的这种对美好价值的相信是不是又是一种用来聊以自慰的“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我是不是仅仅是试图让自己更加心安理得，而把自己装进幻想的箱子里？《理想国》中，色叙拉马霍斯就这样质疑，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理性论辩在拳头前并没有用。我要承认，这个反驳非常有利。刘擎老师在本期最后的彩蛋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父亲小时候经常打他，打完之后还要问他：“你知道你错在哪里没？”。但是有一次他对父亲说：“你打我就是心情不好，我昨天犯了一个比今天还大的错误，你兴高采烈地回来就没打我，今天你不开心就打我。”于是，他父亲再也没打他。刘擎老师说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话语的力量。
正如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所说，讲道理是重要的，打只是讲道理的手段。理性虽然是有局限的，但是理性是可以被相信的。的确，这个世界上不讲道理的情况很多，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会问自己经典一问：“从来如此，便对吗？”事实是如何和我应当是如何是两个问题，这类休谟原则已经成为了共识。或许论证到这里，我可能陷入了循环论证，但是我会用我之前提到的直觉判断来结束我的论证，“你究竟相信什么？”
除了虚无主义，对道德客观主义还存在一种相对主义的反驳。相对主义者认为只有自己相信的道德准则才是真的，这些准则只能适用于自身，无法用来要求他人。这种相对主义也可以推广到不同国家或社会的道德准则是相对的，不存在能够达成一致的标准。
相对主义是可能的。比如在元宇宙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独立且互不干扰地生活。或者如同谭嗣同曾经的想象，如果我们每个人单独占据一个天上的星星，我们的价值冲突就不会存在了。又或者如同有人提出的对美国社会撕裂的解决方案，将美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两党人分别生活，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我真的可以当一座孤岛吗？我认为很难。我们总是要在一起生活的，我们不仅要和意见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也要和意见相左的人一起生活。况且即使是再相似的人也总会有意见不一致。更进一步，要和他人一起生活也并非无奈的现状，而是个人的需要。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固然独处可以让我获得智性的提升，但是和他人在一起会带给我慰藉和快乐，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固然需要距离，但却是分不开的。我们可能会在公共生活中不理性，比如爱国主义就是一种包含偏爱的不理性的情感。这种情况下的理性就体现在，承认对自己也会对某些事情存在偏爱，并且理解对方不理性的偏爱。
如果我们可以承认有共同价值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获取或认知这种共同价值呢？或许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信念共同的部分，这些共同的信念组成了我们的重叠共识（罗尔斯语: Overlapping Consensus）。但这还不够，从外部观察公共生活是不够的，我们要深入到公共生活去，从实践的具体角色出发。以法律举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从外部观察原告的诉请可能满足几项要件，而要站在原告的立场上体会此时自己的内心会认为什么规则、原则或道德信念会支持自己的诉请。从外部观察社会的共同价值可能是从来不可行的，我们最终都要回到自己对于某种道德信念的确信上来。
（由于我并不十分了解罗尔斯，上一段对于罗尔斯观点的介绍可能有误。我仅仅是在这里借用刘擎老师的叙述。）
对于美好价值的相信也可以用来应对当今的意义匮乏。至少美好的价值就是一种看起来可以相信的意义。
2. 现代性
我觉得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离不开一个对于价值的根本看法。承继上文，如果我们基于道德客观主义反思现代性我们会得到什么？
刘擎老师提出的新世界主义主张世界的各个文化共同生存，美美与共。这种“和谐社会”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对世界进行悲观理解那样深刻。但，真的相信施密特那种人类之间的厮杀会比相信人类和平共处更深刻吗？我认为这一问根植于我上面的那一问：“你究竟相信什么？强权还是正义？”
对于美好价值的信念是内在反思的，并非外在定义的，这在现代尤其重要。刘擎老师认为我们的时代是自由和禁锢并存的。这体现在，我们有很多想象力和技术突破，但同时又特别单向化，我们会把任何事情都类型化并且用一套标准进行打分评级。我们被技术规训到了极致，这套系统外的自由野蛮生长的空间在变少。
追求一种内在反思而生的价值，而非外在给定的标准，可能是跳出这套系统的一种方法。但我承认这是有局限性的，这样的做法可能只会获得一种通过将这套系统强行客体化而获得的虚假的主体性感觉，而并非获得一套解决方案。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或许理性是有局限的吧。但是我现在至少相信这种虚假的主体性感觉会让我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本集中，刘擎老师说：“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过度反省的人生过不下去。”这后半句话我不想承认，但越来越感觉不得不承认。
3. 艺术和理性
在许知远和刘擎交谈的酒吧，吧台的对面挂着一整墙的哲学家肖像。调酒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哲学解决不了的，让酒解决；酒解决不了的，让哲学解决。”
哲学教给我理性探究，如何用概念和逻辑探求真理。刚学哲学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大，会认为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哲学解决，只有理性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但我们真的是时刻理性的动物吗？概念固然可以包含洞见，但真的是足够精确而非是用来终结讨论的吗？
当我沉醉在戏剧、音乐、画和文学的世界里时，我觉得哲学并不重要。我能感受到艺术实实在在地洗涤我的生命。和刘擎老师一样，我也在艺术和学术间彷徨、徘徊、激动、焦虑、迷茫。
对于在艺术面前的那种心灵触动，再多的文字描述可能都是多余的。写到这里，或许我该结束了。我只想请求各位读者，当你对理性十分确信的时候，不妨感受一下艺术，内心的感觉会给你最直接的答案。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篇十)
我发现即便是智识过人的刘教授和许老师，也有很多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的难题，也一样努力在矛盾中寻找平衡。
01
表达内容与受众接纳的矛盾
许知远已经完成了五季《十三邀》，刘教授抛给他的问题是，如果想做成一个文化商业品牌，就需要去遵守特定的商业框架和结构，然而这势必会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相矛盾。这五季做下来，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镜头里的许老师苦笑，一方面他希望传达更effective，但当试图更有效率的时候，你也会伤害了另一些的东西。刘擎教授也说了类似的问题，上《奇葩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影响力会这么大，这次与大众娱乐的遭遇，也使得他一个搞政治哲学的人，现在每天谈的都是人生哲学，同时面向大众的传播也逼迫他把话说清楚，更具象，让大众能够理解。
我觉得他们在这里讲的其实是表达内容与受众接纳之间并不匹配的矛盾。表达者总有一种倾向，生怕自己表达得不够多，不够好，大家认为你不够专业，于是总是想把自己了解的全部一股脑表达出来，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知识结构的不一样，听众会接受不了海量的知识点，另一方面，表达者往往忽略了与不同受众沟通时，在语言习惯上是需要切换的。
这也让我想起了“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为了避免这点，大刀阔斧地砍掉枝蔓、用一些奇怪的语言，这都是一个认真的表达者需要去做的妥协。不用觉得不开心，毕竟刘教授和许老师也这样。
02
精力用来原创，还是科普？
刘擎教授在《奇葩说》之后，出版了《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这本书在我案头上接近一年还没有读完，因为这并不是一本能够速食的书。它很好懂，又很深奥，思想史上的大家诸如韦伯、尼采、萨特等等，他们的思想被凝结成珍珠，又在这本书里串成项链。
正如刘擎教授在《十三邀》中所讲，这只是一个线索和桥梁，通向更开阔、更深厚的意义。是的，他的很多书，做的其实是一个导游图，浮光掠影地看过固然也可以，但也可能因此被激发了兴趣，在某个景点乐于迷途。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许知远老师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会不会自我怀疑，特别善于做导游图的人，再去做原创的景点，就觉得特别困难。
而刘教授给的答案也非常坦诚，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出真正第一流的原创性的工作，刘瑜就曾讲过他，他没有从一个特别可以操作的局部开始，所谈所想的都是特别宏大但难以入手的东西（比如2015年他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全球想象”）。他也笑着说，但是给人的一个印象是，这个人会做出来，于是他就成了一个被过誉的学者，他说，人们“把一个未来的可能预支给我了”。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说他自己能够在工作中感到幸福，有巨大的意义感的满足。“假设我能够活到足够长，我相信总有一天是可以的。”
我们时常会焦虑，每天的重复和修补到底有没有意义，每天集成和处理各种信息，那么我们存在于世的价值在哪里？但是你看，即便是一位学者，也会当众宣布自己的研究思路，当众立FLAG，用“事先张扬”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但与此同时，永远不失去热爱和信心。
03
他们这么看待年龄
他们并没有把年龄焦虑作为一个话题，但我窥到了缓解年龄焦虑的两个点。一个是判断力，另一个是分寸感。
刘教授谈到，判断力有高下之分，高级的判断力总是包含着一个意识，就是自己需要知道自己的判断不是彻底准确。这个意识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意识也需要有很强的分寸感，既不能怀疑自己失去判断力，又不能变成一个绝对自负的人。这是一个关乎自我期许和估价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说明，判断力永远是有限的，它取决于经验的汇集以及对经验的反思。经历过更多的事，有更高的智识。成年是需要阅历的，早慧代替不了阅历，道理要经过阅历才能变成自己的阅历。
那么分寸感从合而来呢，两个人就笑着说，理论是无法解决的，只有经过无数次的cross line之后，你知道什么是恰当。此时弹幕就飘过“被生活毒打”，而我想到了“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有的是人敲，更多的是自找……这许多记号，让我在长高……”
当然，年纪不等于阅历，但阅历必须要有年纪。估且当成与自己的一种温柔的和解吧。
04
理解自己与世界的相处的边界
许老师问刘教授如何与现在任何事情都要分类分级、量化分析的趋势抗衡，他的回答是“我通常会将它问题化，这样就似乎有一个虚假的解答”，坏消息是，仍旧没有解决的方案，好消息是，我们至少认为这是个问题。
而最近我常思考的问题是，工作对我的消耗和给我的滋养有没有过分失衡，我是不是深陷在其中，永远在打转？坏消息是，我仍旧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案，好消息是，我学会抽离工作本身，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做了观察。这种思考方式其实更进了一步，更像是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探索怎样和这个世界相处，边界在哪里。
在节目中，我也捕捉到了刘教授的几个状态，身在其中，又有疏离。刘教授祖籍上海，家庭条件非常好，父母听从时代的召唤在青海呆了20几年。他本人又在海外漂泊几年。这种地理意义上的疏离塑造了他的世界主义倾向。
他也谈到相对孤单的时光对人的塑造，逼迫自己要适应安静、适应长时间的安静，特意独自的劳作和思考，并迫使你爱上这种状态。而在这安静也会给你奖赏，你会获得知识上的发展和新的洞见。这很像现代的年轻人也用类似的方式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工作以外就需要一个自己的小空间里，这个空间是我可以掌握的，是可预测的，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讲出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这种与人相处的疏离，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疗愈。
他在谈到自己在文学上的启蒙时，讲起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在楼上大声朗诵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那是年幼懵懂中的初次印象。这位老师也向年幼的刘教授推荐贺敬之，说他和马雅科夫斯基的风格很像。后来刘教授在广播中听到《雷锋之歌》，“假如我还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在哪里才能够开始”。这是他第一次被诗歌打动。我觉得，是诗歌促成了他与现实环境的疏离，这种疏离产生的空间和美感，也许是一个人可以幻想和腾挪的思想空间。
这些接近与疏离的分寸，我愿意称之为“平衡的艺术”。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你怎么看待“平衡”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你用什么样的技术处理“平衡”这个问题。
05
感谢思考的自己
最后，感谢刘擎教授在节目的结尾讲述了学习哲学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这也许是获取幸福的好的途径。节目中许老师和刘教授也笑着把苏格拉底的名言调侃为，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过度反省的人生是过不下去的。 但刘擎教授最后总结说：那种深度的哲学思考未必就好，可能也没有得到比普通人更好的解答，但你去把自己跟一个更大的背景，甚至是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的作用，但是你是作为一个更充分的意义上的人在生活。
这段话似乎可以给我们答案和意义指向，就是，我们不需要为了“懂得太多却过不好人生”而感到愧疚，你只是在作为一个更充分的意义上的人，在生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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