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下乡》是一篇关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传统礼仪的文章。通过走进乡村，让农民了解和感受传统礼仪的重要性，作者呼吁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和遵守传统礼仪，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文章深刻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传承的呼吁。
礼仪下乡读后感篇一
很精彩，刘永华老师首先从作为行动者的“礼生”入手，从具体的礼仪、祭文本中细细抽丝剥茧，将地方礼仪实践放置在生成中的混合场域语境下理解，从而对儒家叙事中的一元叙事与二元对立（国家、地方）形成了一定的解构。作为华南学派的年轻一辈，作者兼采科大卫、郑振满两家理论之长，前者的拥趸包括James Watson、Duara，他们关注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礼仪的表征结构维系文化认同，后者则如宋怡明在Practicing Kinship中将地域宗族看作一个能动的个体，而刘老师对此二者进行调和，将“礼仪下乡”视为一种双向、多元的文化互动过程，官方与地域社会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其实这种思路还是偏向郑振满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并未将官方与民间视为二元——作者认为这只不过是经过包装的儒家大叙事，而将儒、道、佛甚至地方巫术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极具开放性的过程。最后还想提一句，这本书同时也是所谓“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的典范，突然想起来刘永华老师同时也是《马丁·盖尔归来》的译者，从丰富的引用也可以看出他对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相当之熟悉，通篇读下来同样不难发现《文明的进程》本书写作显然具有很大的启发。
礼仪下乡读后感篇二
第一次接触“华南学派”的书是宋怡明老师的《被统治的艺术》，后来还大概写了七八千字的读后感作为选修课明清史的结课论文，现在想来，那篇读后感，也真的是当时的水平，大概是转述，并无心得新意，但现在，肯定变懒了，写不出来那么长的读后感，宋老师作为一个美国人，花了数年时间在福建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这一华南学派的“看家本领”，对中国乡村的了解有时更甚于中国人。刘永华老师的语言无可挑剔，但是总感觉对于书名“礼仪下乡”并没有在最后进行“大一统”的论述，有点零碎，但绝对已是佳作。对于华南学派的了解也就仅限于这个名字了，所以也绝无资格评论。可是实在是称赞这种方法，以小见大，有充足的史料支撑，有地上遗迹可供论证，更重要的是，风土人情还保持着原貌。作文科研究，有时不免陷入帝王将相之中，从而俯视，其实从宋怡明老师的《被统治的艺术》就已经在暗示。中国传统社会无非士民两途，自科举被废，儒家清亡，士子可以说已经清失殆尽，徒存精神，但民还在，尤其是农民，所以对农村农民的研究有时更接近历史真实，故纸堆中的考证，也难恢复全貌。而很多史学研究者有时却很少通过农村来进行研究，更多是通过史料和文物，当然这是主流，也有恢宏的成绩。通过这些学者对田野，对乡村的研究，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也许会更加接近历史真实，传统的历史叙述经常引用“上诈下愚”这样的词汇，也有人常常引用唐太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及近代的群众运动，都可以说明这个“民”的问题。希望未来对于乡村的研究有多无少，宁繁毋简吧。哈哈，对于我来说，也要慢慢退出历史的范畴，回到文学本位，但以后也会学习这种方法，研究此类问题，当然有能力才行，没能力都是做梦。慢慢努力吧。
礼仪下乡读后感篇三
礼生、田野与史家技艺
刘永华
［摘要］礼生是传统社会中承担赞相职能的仪式专家。有关礼生及其在明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政书、方志等传统史料多语焉不详，而田野调查搜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提供了礼生、礼仪与地域社会的诸多细节，因此田野调查实为开展礼生与传统礼仪研究提供了颇有助益的研究技艺。结合传统史料的解读和田野调查， 有助于深入了解礼生的社会属性和他们在乡村礼仪中扮演的角色，重建儒家礼仪步入民间并与其他仪式传统互动的具体过程，深刻理解这一过程带来的种种社会文化后果。
［关键词］礼生; 田野调查; 回溯法; 历史人类学
良性的学术争鸣，有助于推进学术研究。笔者欢迎赵克生教授撰文对拙著《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以下简称《礼仪下乡》)及相关前期成果提出批评，这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反思自己的研究并进一步阐发自身看法的机会。
《礼仪下乡》及相关研究以笔者在闽西四保田野调查期间搜集的民间文献与田野材料为基础，探讨了明清时期王朝礼仪与士大夫礼仪步入乡村的历史进程及其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笔者在四保调查过程中，搜集到当地仪式专家群体——礼生传抄的一批祭文本，以此为切入点，从仪式专家、礼仪文本与仪式结构三个方面，对文本所见乡村礼仪进行了回溯研究，考察了这些礼仪与王朝礼仪、士大夫礼仪之间的关系，并将礼仪下乡进程置于宗族建构、乡约推行与神明祭祀三个地域社会史过程中进行讨论。这些研究是作者致力于从村落层面理解“礼下庶人”这一近世重要的社会文化进程的一个尝试。《礼仪下乡》有时被误读为对礼生的研究，这是不准确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主要关注点其实是礼仪本身，侧重探讨的是礼仪如何步入乡民的生活世界以及这一过程带来了哪些社会文化后果。
赵克生教授的论文《何谓礼生？礼生何为？——明清礼生的分类考察与职能定位》(以下简称赵文)批评的重点，是上述成果对礼生群体与王朝礼仪关系的相关论述，也对笔者运用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概而言之，赵文侧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笔者的研究提出商榷：(一)礼生的内涵及礼生与礼官的差异；(二)礼生的“专家”与“导演”职能；(三)礼生的“中介”角色；(四)田野调查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以下笔者针对赵文的上述批评，进行简要回应。
一 礼生的内涵、角色与职能
(一)礼生的内涵及礼生与礼官的差异
在《礼仪下乡》中，笔者将礼生定义为“赞相礼仪的仪式专家”。根据这个定义，礼生既包括了文献中提及的礼生，也包括了不被称作礼生但在仪式中承担赞相职能的礼仪执事，包括礼官。这个定义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礼生及相关礼仪的基本属性。对礼生及其历史的理解，必须超越“礼生”这个语词。笔者将礼生分为职业性和非职业性两类，也是为了从属性方面把握礼生与不同人群的关系，在具体的仪式展演过程中定位礼生。如此一来，我们需要关注的群体，不仅包括了以赞相礼仪为专职的礼生，也包括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承担赞相职能的其他人士，如赞相礼仪的地方士绅及礼部、太常寺的官员等。笔者没有对礼生与礼官进行特别的区分，主要是考虑到他们虽然身份、地位有别，但在具体的仪式展演中承担的职能则基本相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在引导王朝礼仪，特别是祭祀礼仪中，“礼生通常是其中最为重要乃至唯一的礼仪专家群体”。
需要说明的是，《礼仪下乡》的考察重点，是礼下庶人过程与儒家礼仪在乡村的历史际遇，因此本书没有对礼生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系统阐述。从这种意义上说，赵文对礼生类型及礼生与王朝礼仪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增进学界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不过笔者的认识是，简单地对礼生进行分类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礼生研究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这一群体本身(固然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在于这个研究为思考中国古代士绅与礼仪、王朝统治与礼仪展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入手点。这个课题激发我们去思考：是否每个士绅都有礼生的面向？这个面向对于士绅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对于儒生与皇帝的关系又有何种意味？更一步说，如何超越工具理性，去理解礼仪展演与王朝统治、特别是皇权建构的关系？追问这些问题，也许有助于触及中国传统王朝统治的一些核心理念与实践。笔者希望在日后的研究中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专家论”与“导演论”
拙著提出礼生是“仪式专家”,他们在礼仪中担任“导演”角色，赵文将这两个表述归纳为“专家论”和“导演论”。他质疑道：“在礼生能够赞相的礼仪中，礼生能否成为最重要乃至唯一并起着主导性作用的礼仪专家？”他认为，“因为有指导礼官，礼生不是唯一的礼仪专家；因为有仪注，礼生很难有主导礼仪的机会。实际上，礼生不得有丝毫越出仪注的举动，只能照式襄事”。又强调“礼生赞礼只能是按照仪注进行，不得差错失仪”。其实，仪式专家(ritual specialist)是仪式研究领域常用的一个学术用语，说礼生是仪式专家，并非说他们可以擅自改动仪注，而是指他们在礼仪展演中的位置与职能。不过由于礼生长期赞相礼仪，他们对礼仪的了解较他人为多，并非令人意外的事，笔者对闽西四保礼生的考察，便揭示了这一事实。笔者所说的“主导性”,具体是指礼生在礼仪中的赞相职能，并非说他们可以擅自改动仪注。
笔者认为，礼生是礼仪展演的“导演”。在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笔者交待过，这一看法得自科大卫(David Faure)的启发。科大卫将“礼”(即仪注)比作剧本。这一类比强调了礼仪的展演面向。受此启发，笔者将引导礼仪的仪式专家视为“导演”。针对这一说法，赵文认为，“与其说礼生是礼仪专家、礼仪‘导演’,不如说礼生其实更像演员，一种按照既定脚本演出的演员，这个脚本就是仪注。他们表面上是赞引别人，指挥别人，实际上他们只是扮演一种角色，他们同样被人指挥，被人监督，稍有失误就被纠仪者纠举”。事实上，笔者并非没有意识到礼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扮演着演员的角色，不过笔者提出这一看法，是有具体语境的，是基于对闽西礼生和晋东南阴阳生/主礼在礼仪展演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在两地的礼仪活动中，礼生的职能不限于赞相礼仪，还包括和乡村耆老一起策划整个仪式活动，具体来说包括调度各类执事参与礼仪，安排和指导仪仗、祭品及相关器具的准备与摆设等。这些事务的处理，以导演来表述，应该说比演员更为准确。礼生之所以能够担任礼仪“导演”,正是因为他们长期赞相礼仪，谙熟礼仪展演的方方面面。
(三)“中介论”
有关礼生的“中介”角色，赵文表述为“中介论”,文章一方面表示对笔者的相关看法“基本接受”,另一方面又指出，“笔者更愿意把这种‘中介’的功能限定在礼仪传播方面，即礼生主要担任了官方礼仪、士大夫家礼与村落世界之间的中介”。该文接着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礼生的中介功能：(一)“礼生赞礼乃一方之观瞻”;(二)“‘诸生习礼，氓庶观型’”;(三)“利用学校培养礼生，使之归乡教民”。从赵文的阐述可知，作者主要是从礼仪如何向下传播的角度，来理解礼生的中介功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与赵文对礼生中介功能的理解，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
笔者对礼生中介功能的理解，是基于四保50种祭文本提供的经验事实，面对的是这些文本披露出来的礼生所涉的多元仪式传统，特别是其中儒家礼仪与道教科仪之间的关系。笔者对这些祭文本，进而对礼仪下乡进程的理解，并非自上而下，而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拙著不仅讨论了儒家礼仪如何下传，更讨论了在进入乡村过程中，礼仪如何与其他乡村仪式传统互动和交融，笔者使用“中介”和“中介过程”概念，正是为了阐发从这一角度观察到的社会文化史进程。笔者不愿意将这一过程化约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做法正是笔者竭力避免的。
二 田野调查与史学研究
赵文不仅对《礼仪下乡》等成果的具体看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而且对笔者运用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为了便于讨论，先将赵文相关论述引述如下：
在方法上，既有的关于礼生研究主要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重视田野调查，依靠近代以来、主要是当下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台湾、福建等地乡村出现的职业性礼生作为考察明清礼生的参照，假设台湾、福建等地保留的礼生传统是明清时期礼生传统的延续，二者具有“一致性”,据此而逆论明清礼生。这样的假设充满着不确定性，就像一条河流，很难用下流的水质来预测上流的水质。数百年历史影响，现在看到的礼生传统可能早已不是明清礼生的传统。因此，仅仅依靠田野资料不免影响对明清礼生的历史认知。要了解明清礼生，还是要从明清文献中找答案……
上述这一段表述的意见，包含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误解和成见，可能代表了一些学者的认知和看法，有必要进行回应。
作为一种方法，历史人类学本质上是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对话。今日社会并不仅仅是当下的产物，诸多历史因素也参与了塑造，故而当下与历史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本是浅显的道理。研究者从当下入手回溯历史，其实和马克·布洛赫的“回溯法”颇为相似。布洛赫早在七十多年前指出：
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由于过去的画面相对模糊，今天这幅比较清晰的画面，就可以作为回溯过去的起点。布洛赫在研究法国乡村史时，就曾利用不少较为晚近的文献和实物证据，去回溯数百年前的历史。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很有意识地去开展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对话的，而回溯法是开展对话的颇有成效的一个方法。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从当下切入，回望历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搜集与解读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文献，这种研究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从当下田野考察中观察到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出发，来试图了解过去、重构历史。在笔者看来，科大卫所说的“礼仪标记”和赵世瑜提出的“逆推顺述”,都包含了这种历史与当下之间辩证的对话关系。
赵文拿河流打比方，认为“就像一条河流，很难用下流的水质来预测上流的水质”,说田野调查是“用下流的水质来预测上流的水质”,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历史人类学的做法，确是多从“下游”(亦即“当下”,但不尽然是今日)开始，不过这种回溯，并非无限度、无原则的一种操作，而是需要围绕具体问题进行灵活处理的。比如下游水质含沙量大，或是水质污染严重，那么回溯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了解，这些沙子是在哪个河段开始大量进入的，污染是哪个河段开始出现的，进而去追问，为何这个河段含沙量大幅增加？这个河段的污染是由哪些污染源引起的？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旨趣，笔者认为这也是布洛赫“回溯法”的基本宗旨。史学工作者之所以选择从当下出发，无非是因为过去的文献对相关问题语焉不详，而当下的信息较为丰富。同时，透过对当下的考察，还可以确认哪些因素在塑造历史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这就无异于为我们解读文献、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向导。
《礼仪下乡》对乡村礼仪史的研究，就是基于上述方法。过去从方志、文集、礼书等文献出发，去理解礼下庶人过程。但这个过程如何展开？儒家礼仪如何进入乡村？对乡民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是上述文献难以回答的，而这正是田野调查的优势。笔者在田野中，不仅现场观摩了几次礼生引导的礼仪，还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弄清了今日四保礼仪与民国乃至晚清礼仪的关联，而礼生抄录的祭文本，包含了不少清代文献，相当一部分抄本还是清代传抄的。赵文认为“仅仅依靠田野资料不免影响对明清礼生的历史认知。要了解明清礼生，还是要从明清文献中找答案”,似乎这些文献并非明清文献，学者可以视而不见。此外，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笔者确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儒家礼仪的确进入乡民生活，并且至今仍在其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因此，通过综合田野调查获取的文献、口述、实物等诸种证据，有可能较为确切地认识礼下庶人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当然，历史人类学绝不是简单地在当下与历史现象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各类田野资料的搜集与解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研究过程，其中不仅包括在田野中搜集民间文献、口述资料等各种信息，还包括以考据学的审慎态度，对这些信息进行缜密的交叉验证，同时也尽可能吸收、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多角度的解读。笔者对四保祭祀仪式与王朝礼仪结构，祭文本与方志、道教科仪本等文献的比较，对祖先祭祀、乡约施行、神明祭祀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尝试去贯彻上述理念，细心的读者想必是不会忽略的。这些方法，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无非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善用这些“技艺”,史学研究可以更加富有成效。
结 语
在阅读赵文的过程中，笔者感受到，除了对礼生的内涵、职能与角色等具体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外，笔者与赵克生教授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在研究重心方面，他更关注的是礼制及礼制的自上而下传播，而笔者侧重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考察礼仪下乡进程及其与区域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方面，他较为偏重传统的考据功夫，而笔者认为在充分发挥考据方法作用的同时，不应忽视其他方法提供的可能。指出这些差别，并非说笔者排斥体现在赵文中的学术关怀和研究方法。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最出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必定是建立在缜密考证基础上的；而最优秀的考证研究，必定融入了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深入认知。笔者希望借此提出的一个建议，是研究者应对新方法少一点误解和成见，多一些理解和宽容。“技多不压身”,对手艺人如此，对研究者也是如此。
（原载《史林》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