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卖梦的两人》讲述了一对年轻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挑战和困难，最终他们通过坚持不懈和互相支持，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影片充满了激励和感动，让人深受启发。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看到了梦想的力量，也感受到了友情和坚韧的重要性。
《卖梦的两人》观后感(一)
在这个城市暗淡的土地上，许多失去光芒的星星，坠落于此，四散分开。她们都很寂寞，有着悲伤的回忆。地位金钱和人际关系，现在拥有的东西，已经不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任何改变。看不到未来，十年后的自己，连想都不愿意想。为什么呢？自己的生命就像羽毛一样无足轻重。
温柔的星星们，耀眼的星星们。为她们那熠熠星光，添上一点缤纷的色彩吧。只要这么做，大家一定会为了你，闪闪发光。
1/6页《卖梦的两人》观后感(二)
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男主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特性，女主代表着抽离着的反思的我们，难以决断。
好像这里不是要探讨诈骗，这位导的“欺骗”总是建立在对方愿意或者同意之上的，好像每次借钱都是签借条的。
男主想开大店，他认为这是女人的渴望。与举重运动员餐厅的那场戏和末尾小孩捅人，都能看出男主是善良的，这两个地方都有提醒到我。所以男人和那些女人相处的过程中，目的是钱但过程的温柔不仅仅是扮演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男主温柔的这个特性是自带的，而他好像没有温柔的对待女人，而女人可能最想要的也是他的温柔。
意思是：男主开大店是误以为这是女主的渴望，但女主之所以和男主在一起不是为了这个，女主看到如此执着的男主（开大店）于是用自己的聪明帮助他走向目标，但男主的这个目标好像不是他自己的渴望。
结婚女是不想结婚的，她最后的结局是没在和父母住一起，但她认为自己是个不能结婚的女人，而这是周围话语强加给她的目标；举重女是不想继续追逐奥运的，她最后的结局是当教练；还债女并不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幸福，她觉得能自己一个人活下去就是可以的。
这仍然是围绕着男主在拍的一部电影，片中的每个女人都为了男主在付出，男主鼓励着每一个女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并努力成全她们的梦想，但这是强加的。片中的女人好像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唯独男主一个人自己的梦想是误认，也就是说被困在其中的、勉强的其实是不自知的男主。而在亲爱的医生那里，医生是自知被勉强的。男主直到末尾也不说是孩子捅伤了人，他仍然在坚持着一个善良温柔的形象。到这里，善良温柔是不是男主自带或者扮演已经不重要，而是在于这个坚持是不是值得的？善良温柔如何形成，有没有被迫塑造的缘故，好像很难分清楚。而在于行动者是否要强行坚持这个特性呢？
女主拿刀想结束男主的一意孤行，但因小孩手的“关心”又停止了终止行动，这就像是“温柔的效果好，但温柔本身不成立”这样一个不知如何选择的困境。女主结尾像是看到了什么，迟疑了很久，但转头干别的去了。那段奔跑就是放弃这种坚持吧？但这好像是做不到的。
待重看
2/6页《卖梦的两人》观后感(三)
由于是现场速记+翻译不精确，部分内容需要大家自己意会。 本文内容可以转载。 ——————————
Q：未来您会想带来怎样的作品？ A：我故意每一部都改了主题，因为我不想反复拍同样的内容。所以虽然这次是踏入谎言的喝酒主题，但今后我的片子可能没有那么多谎言。下一部打算拍二战结束后东京的故事，我没有拍过过去时代的电影。因为是我不了解的时代，所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研究。以前我不大愿意做要花很长时间做的题材，这也很花钱，但我觉得现在可以做了。 Q：您是如何考量片中的举重选手。 A：我想的是要有一个运动员，考虑了很多种适合我的角色的运动后，有三种留下来——标枪、举重、柔道。这几种运动在传统观念里比较男性，如果在这样的项目里要得到最好的成绩，可能保持不了美丽的身材，需要很重的体重和很多肌肉，要像男人的体格。虽然他们的外表和所谓的美丽的身材有差距，但我看这种比赛时，觉得她们很美。但是如果他们在运动之外的普通生活中，会遇到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哪怕是女性都会说有偏见的歧视的话，所以她们也会有自己的烦恼，也会有困惑，所以我选择这样的角色。 片中的演员为了演戏去练习，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才华。教练说很可惜，如果她再早一点练习，是可以去奥运会的。 Q：如何突破性别的视角？妻子知道丈夫出轨一开始很生气，后来却决定一起和他去做这件事，她是怎么转变的？ A：虽然是表面的情感，两个人如果一起工作的话，他们的感情也会抓回来，可以一起生活下去。但是如果做了一个新的店，又回到了两个人的关系，但他们的关系未必回到原样，表面的恢复也不一定是恢复。可能对她来说，开不开店已经无所谓了，而是保持这种游戏，至少不会分手，可能这是她最重要的意图。 Q：导演是看了鬼子来了才觉得香川照之适合哥哥的角色，想问问导演的观影习惯，比如要看多少数量，比如有没有考虑这个角色是不是适合放进自己的电影。 A：我自己想的是，要看很多的片子，老的新的都要看。虽然我做这个工作很多年，但有很多片子还没看过，要说的话还是很尴尬的。电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时看老片子会很惊讶，这个年代已经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新电影也有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比较好的片子，也有意想不到的片子。在北京看了杨荔钠导演的《妈妈》，其中女儿先得了老年痴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来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要看很多电影，但我写剧本时看不了很多电影，因为我自己写故事时，要集中在自己的剧本里，不想受别人想法手法的影响。所以我写剧本的时间里，有时一个月一部电影也不看。那摄影灯光音乐这些所有的因素，我也会受影响，哪怕看烂片也会受影响——烂片是这样的，烂片是这样拍的。有时候我会看到很好的电影，比如这个演员这个灯光好，但有时候完全都不想，我看到这样的片子是最开心的。 Q：如何处理日本传统美学与谎言之间的关系？ A：在日本也一样，就是不要骗人，传统道德里也没有说可以撒谎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日本可能是很难表达人的本性的民族，日本人可能比较在意表面的东西，片子里的角色假装很成功做的很好，但他们不会讲出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电影里的人物，看不出来她们心里想的什么，也不太说话，一直忍耐，这样的人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比较多。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很多人是不得不撒谎。比如说在这样的Q＆A环节，中国观众会很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直接，但日本不同的，很多人有很多问题想问，但就不说。 Q：导演拍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会强调什么特质？导演喜欢的作家？ A：我现在准备的下一部的主角是女性，第一次拍少女角色。 听说很多人也知道太宰治，我也很喜欢。他写了很多人的黑暗的或狡猾的部分，不能展示给别人的部分。很多人看了会想，他写的是不是我，所以我也想这样的文章。
3/6页《卖梦的两人》观后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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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拍摄于2011年春天，前一部是06年的亲爱的医生，在之前还拍了2部。很多人问她为什么前面的影片都拍摄男性的故事，为什么不拍摄女性故事。
我是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行业的，但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女性的比例非常低，虽然有独立女性导演，但是商业电影方面，从副导演变成导演的女性也非常少。对我来说，拍电影主要考虑的是有意思的事情，所以男性还是女性并不重要，但可能很多人会说女导演怎么不拍女性故事。
拍男主人公的好处，对我来说是可以戴一个假面，可以让男性去表演不好的一面，所以虽然我的电影有很多我的影子，但别人不会发现，因为我用的是男性角色，而一旦用女性角色，别人就会问那个是不是导演自己。所以有这样的原因，故意逃避女性角色。
不过到了这个地步，我开始考虑可以拍女性的故事。这部电影里有各种行业的女性，在日本已经有很多人说女性有自己自由选择职业人生的权利，这样已经有很多年了。实际上她们虽然选了这样的职业和人生，但是她们自己是否有自信呢，因为日本的传统观念，一定要结婚生子，一定要女性带孩子，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有这样的压力，所以女性还是会有这样的烦恼。
所以我想写一个故事，聊女性的生活和不安，想尽量详细地去展现各种人物的生活。另外我一直想拍关于欺骗的故事，欺骗是一件会伤害别人的事，但被骗的人通常不愿相信自己被骗，反而依赖谎言。而我想表现女性故事，所以想到这个欺骗故事应该发生在夫妻两人之间。
我设定了各种女性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运动员，一个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性工作者，她们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我想知道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就采访了她们。影片里女性说的话，都来自于我的采访里真实的人物说的话。
可能在坐的观众也在考虑拍电影，年轻人想表达的故事和话应该基本都来自于自己。我开始拍电影，前两部大部分来自于自己，后来慢慢地吸收了外面的元素构成作品，是在接触和采访外面的人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想到的故事。
片子最后有侦探出现，这个也是来源于我采访过程中遇到侦探的事。因为我在找受骗的被访者时，如果只是找新闻媒体里的信息是不够的，所以我去找警方和侦探，他们给我介绍了真的受骗的女性。
因为她们也是距离受骗有较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她们愿意说出来。其实这些人被骗了不少钱，但是她们都不愿意承认。她们说，可能其他的女性被骗了，但我不是，我是愿意给他钱的。所以她们也不会去报警，事件不会变成案子。这可能是她们自尊心的问题。可能骗子都是利用她们的自尊心，这是非常残酷的。有一定的财力，有不错的工作和地位，这种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那这些女性虽然有一定地位和钱，但她们心里还有不安和不满的地方，觉得寂寞。骗子有故事，被骗的人有更多故事，我在对她们的采访中发现了很多人性。
接下来介绍我的团队吧，剧组人员基本都是拍医生的成员，摄影指导柳岛拍过北野武的作品，我比较喜欢他拍的远景镜头。但是在东京如果要在很远的地方拍，比较困难，因为地方不大，从很远的地方拍会有东西挡住。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和故事也很多，所以我希望画面能感觉到东京的空气和风，但是在东京拍摄很困难，所以我们拍了很多早上晚上的戏，我和柳岛经常一起出去堪景。
这个时候有个摄像机阿莱刚刚出现，那么用胶片还是数码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喜欢胶片，从当副导演开始就拍胶片，这部也想拍胶片，但制片人也会考虑成本，就提议我试试数码。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觉得胶片更好，有的人说胶片和数码的信息量不一样，但我也不确定，所以我们用胶片和数码都拍了一些，进行比较。我们用数码拍了以后委托了一个公司处理，做成胶片感，我给了很多工作人员看，他们都分不出来是用数码还是用胶片拍的。只有一部分灯光和摄影的工作人员才能看出来区别。所以说胶片和数码的区别已经很小了，但成本却差了几千万，所以我考虑后还是选择了数码。
数码有很多好处，比如加工起来容易。这部片子很多是在秋天拍的，但需要有夏天的效果，数码就可以把叶子调成夏天的感觉。另外这部片子里有很多夜戏，用数码拍就可以用更少的灯光。
不过我还是对胶片有信仰，理由我说不清。在拍摄现场我对胶片摄像有感情，听到胶片摄像机在动我就很有安全感。我听说你们学校也有35毫米胶片机，我也想知道你们觉得胶片有什么特别的。
4/6页《卖梦的两人》观后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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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看待家这个议题？ A:可能我选择这个题材也没有太多意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的特有的，我们会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比如说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没有了，但她们还在一起，或者说关系淡了甚至没联系了，但是可能为了保持社会地位吧，还会在表面上维护家庭关系，他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可能这也是日本文化特有的一部分。我是十几岁时有了这样的念头，一家人虽然住在一个房子里，但他们的关系似乎是虚假的，所以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暴露出来的这个主题，我年轻时很有兴趣。另外也有经济的问题，拍电影的预算比不上好莱坞，所以日本电影能选择的题材就比较有限，要能获得大家的共鸣，家庭主题也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Q：谎言这个主题贯穿了导演的创作，想请您多谈谈这方面。 A：很多人以为我很会骗人，实际上不是。我觉得创作谎言的故事比较方便，因为有谎言的地方就有故事，有谎言就有想隐瞒或保护的东西。所以我想表达的不是谎言怎么样，而是有其他想讲的主题，为了表现这个主题，用了谎言这个工具。所以我给你们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写故事遇到问题，可以考虑加一个撒谎的人，会让故事动起来。
Q：个体和电影工业的方面的问题。电影是个含男量很高的行业，是什么样的能量，（此处嘉宾引用了导演自己的书《围绕电影的X》写的一段话，略过）促使导演穿破男性的阻力往前走。 A：对我来说，拍电影的动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部每一段都是不同的。可能年轻时，因为我是个很喜欢电影的女孩子，受到了很多电影的影响，很想拍那样电影，想跟上那些导演。但是每一次都有不满意的地方，观众没有想象的多，参加不了想去的电影节，所以每次做完一部片子都有挨打的感觉，所以我经常觉得不想拍了。很奇怪的是，每次都会遇到有意思的题材。有些导演一直有很多想法，但我不是这样，我是只有一个。所以我只是为了这一个主题花了很长时间写剧本、拍摄、跑世界各地放映。不知道下一部做什么的时候，就会遇到有意思的主题，每次就像发芽一样（翻译有点奇怪，自行意会一下）。遇到以后呢，我就想，为了这一个，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样开始采访调查写剧本。 可能创作者都是这样的，不一定很多人能看到结尾，但是创作的过程很有意思。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过程中可以集中精力，热情地全情投入，这种状态，不管结果如何，我想这是大部分创作者的幸福所在。
Q：导演很谦虚，没有提到个人和系统的关系，但我还想追问一下，导演如何和男权的系统相处。 A：我一点都不温柔。其实我不觉得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很困难什么的。我觉得电影行业的男性也很艰难，他们也都是晚上没有时间睡，赚的钱少，不管男性女性，做导演都很困难。我不像你们受过电影教育的人，而且我只做过四年的副导演，很快就做了导演。因此我没有十足的做导演的信心，我就自己想故事写剧本。对我来说，跟现场的朋友一起拍片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所以没有和电影圈的人竞争的感觉。虽然我周围男性比较多，但是如果是可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人，就能在行业中立足。我和周围工作人员的关系很好，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心理的支持。
Q：日本电影环境问题。电影的资源基本都在所谓商业大片上，想问导演如何与工业达成良性互动，又能进行自己的创作表达。 A：我的电影不算小成本也不算大制作，基本是1亿到3亿（人民币500万到1000万），这个在中国可能算小成本，在日本算中成本。因为日本国内市场比较小，要回收成本比较难，在这个成本想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不过，因为预算不大，投资的人也会尊重导演，导演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日本有名的导演，三大电影节的导演，他们都是这样出来的，在投资人的宽容下，通过电影节，慢慢有影响力。现在这样的投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像我这样的导演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了，年轻导演还是很难找到投资。
Q：导演早期比较尖锐地揭露谎言，但后期温暖的成分增多，不知道导演是不是有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进行转变。 A：可能因为我老了吧。可能我十几岁二十几岁是有叛逆心态，所以拍了蛇草莓这样的电影。我每次拍电影都想到底要拍什么样的故事，比较头疼，但我不想拍有很好的结局的电影。有的人说好的结局可能会救观众，但是我觉得不幸的结尾，或者让观众带着伤心回家，也是电影的魅力。 我也有时会想，我的电影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没有以前尖锐，是不是在考虑周围人的脸色，有时候我会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不知道以后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拍电影还是比较难的。和电影比起来，小说不管是写得多残酷多不幸，读者还是会继续看下去。但是电影的话，如果拍得非常残酷，对导演来说可能很过瘾，但对观众来说就受不了，看不下去。所以怎样讲比较黑暗的内容，或者残酷的内容，表达方式是我一直在探索的。 Q:（提到了完美的日子，和美好的世界的关联，涉及剧透就不写了） A:我自己也很惊讶，这么像我的电影。 （观众笑） 但是我是先拍的。 Q：电影有时无法表达文字，这个落差是怎么解决的。 A：我觉得写小说是比较自由的，但是我是在拍电影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写剧本时，这一句话就要想这个怎么拍，写每一行都要想这个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但写小说时就可以自由表达。小说是很自由的，比如故事怎样展开，都是我可以自己定的，比如像诗一样，很短也可以，很多也可以。小说的自由带到电影中，可能我的电影也会很丰富。
5/6页《卖梦的两人》观后感(六)
由于是现场速记+翻译不精确，部分内容需要大家自己意会。 本文内容可以转载。 ——————————
Q:如何看待家这个议题？ A:可能我选择这个题材也没有太多意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的特有的，我们会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比如说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没有了，但她们还在一起，或者说关系淡了甚至没联系了，但是可能为了保持社会地位吧，还会在表面上维护家庭关系，他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可能这也是日本文化特有的一部分。我是十几岁时有了这样的念头，一家人虽然住在一个房子里，但他们的关系似乎是虚假的，所以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暴露出来的这个主题，我年轻时很有兴趣。另外也有经济的问题，拍电影的预算比不上好莱坞，所以日本电影能选择的题材就比较有限，要能获得大家的共鸣，家庭主题也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Q：谎言这个主题贯穿了导演的创作，想请您多谈谈这方面。 A：很多人以为我很会骗人，实际上不是。我觉得创作谎言的故事比较方便，因为有谎言的地方就有故事，有谎言就有想隐瞒或保护的东西。所以我想表达的不是谎言怎么样，而是有其他想讲的主题，为了表现这个主题，用了谎言这个工具。所以我给你们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写故事遇到问题，可以考虑加一个撒谎的人，会让故事动起来。
Q：个体和电影工业的方面的问题。电影是个含男量很高的行业，是什么样的能量，（此处嘉宾引用了导演自己的书《围绕电影的X》写的一段话，略过）促使导演穿破男性的阻力往前走。 A：对我来说，拍电影的动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部每一段都是不同的。可能年轻时，因为我是个很喜欢电影的女孩子，受到了很多电影的影响，很想拍那样电影，想跟上那些导演。但是每一次都有不满意的地方，观众没有想象的多，参加不了想去的电影节，所以每次做完一部片子都有挨打的感觉，所以我经常觉得不想拍了。很奇怪的是，每次都会遇到有意思的题材。有些导演一直有很多想法，但我不是这样，我是只有一个。所以我只是为了这一个主题花了很长时间写剧本、拍摄、跑世界各地放映。不知道下一部做什么的时候，就会遇到有意思的主题，每次就像发芽一样（翻译有点奇怪，自行意会一下）。遇到以后呢，我就想，为了这一个，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样开始采访调查写剧本。 可能创作者都是这样的，不一定很多人能看到结尾，但是创作的过程很有意思。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过程中可以集中精力，热情地全情投入，这种状态，不管结果如何，我想这是大部分创作者的幸福所在。
Q：导演很谦虚，没有提到个人和系统的关系，但我还想追问一下，导演如何和男权的系统相处。 A：我一点都不温柔。其实我不觉得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很困难什么的。我觉得电影行业的男性也很艰难，他们也都是晚上没有时间睡，赚的钱少，不管男性女性，做导演都很困难。我不像你们受过电影教育的人，而且我只做过四年的副导演，很快就做了导演。因此我没有十足的做导演的信心，我就自己想故事写剧本。对我来说，跟现场的朋友一起拍片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所以没有和电影圈的人竞争的感觉。虽然我周围男性比较多，但是如果是可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人，就能在行业中立足。我和周围工作人员的关系很好，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心理的支持。
Q：日本电影环境问题。电影的资源基本都在所谓商业大片上，想问导演如何与工业达成良性互动，又能进行自己的创作表达。 A：我的电影不算小成本也不算大制作，基本是1亿到3亿（人民币500万到1000万），这个在中国可能算小成本，在日本算中成本。因为日本国内市场比较小，要回收成本比较难，在这个成本想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不过，因为预算不大，投资的人也会尊重导演，导演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日本有名的导演，三大电影节的导演，他们都是这样出来的，在投资人的宽容下，通过电影节，慢慢有影响力。现在这样的投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像我这样的导演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了，年轻导演还是很难找到投资。
Q：导演早期比较尖锐地揭露谎言，但后期温暖的成分增多，不知道导演是不是有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进行转变。 A：可能因为我老了吧。可能我十几岁二十几岁是有叛逆心态，所以拍了蛇草莓这样的电影。我每次拍电影都想到底要拍什么样的故事，比较头疼，但我不想拍有很好的结局的电影。有的人说好的结局可能会救观众，但是我觉得不幸的结尾，或者让观众带着伤心回家，也是电影的魅力。 我也有时会想，我的电影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没有以前尖锐，是不是在考虑周围人的脸色，有时候我会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不知道以后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拍电影还是比较难的。和电影比起来，小说不管是写得多残酷多不幸，读者还是会继续看下去。但是电影的话，如果拍得非常残酷，对导演来说可能很过瘾，但对观众来说就受不了，看不下去。所以怎样讲比较黑暗的内容，或者残酷的内容，表达方式是我一直在探索的。 Q:（提到了完美的日子，和美好的世界的关联，涉及剧透就不写了） A:我自己也很惊讶，这么像我的电影。 （观众笑） 但是我是先拍的。 Q：电影有时无法表达文字，这个落差是怎么解决的。 A：我觉得写小说是比较自由的，但是我是在拍电影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写剧本时，这一句话就要想这个怎么拍，写每一行都要想这个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但写小说时就可以自由表达。小说是很自由的，比如故事怎样展开，都是我可以自己定的，比如像诗一样，很短也可以，很多也可以。小说的自由带到电影中，可能我的电影也会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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