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摘抄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一部描写诗歌发展历程的书籍，通过作者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和演变。作者用深刻的笔触描绘了诗歌家的生活与创作，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诗歌的魅力和意义。这本书让人感受到诗歌对人类文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一)

《一个人的诗歌史》（刘春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我不写诗，但喜欢读。譬如多多、王家新、杨炼、柏桦、西川、海子、肖开愚等诗人，均有涉及。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写到了六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除了欧阳江河、黄灿然的作品读的较少之外，其他四位诗人还是非常熟悉的，对其作品倒是颇下了一番工夫。刘春以一种随笔、评论、新闻报道杂糅的写作方式为六位诗人写下了他们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但这一切均建立在刘春“一个人”的阅读口味和欣赏角度，带有个人的体温，而非官方的盖棺论定。故而《一个人的诗歌史》在温情与理解之外，还多了一份尖锐冷静的批判。另外《一个人的诗歌史》有王家新、柏桦的序，值得一读。

《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二)

收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发过来的信息：《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和第一部修订本今日出厂，12月上旬在各地书城上架。

第一部修订本比原版增加了6万字，因此，几乎也是一本新书了。不过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原版《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收录的是6个诗人：顾城、海子、于坚、西川、欧阳江河、黄灿然，因为此次增加了6万字，整本书篇幅太大，为了保证这一系列著作的延续性以及彼此间的协调性，出版社进行了统一规划，把原本放在第一部的黄灿然挪到了同时出版的第二部中。这样，第一部和第二部都是写5个诗人，即第一部顾城、海子、于坚、西川、欧阳江河；第二部柏桦、王家新、韩东、张枣、黄灿然。这样两本书就显得很均衡了。

虽然表面上每篇文章是写一个人，其实我不希望给读者这种印象。在我看来，我只是以某个诗人的成长作为切入点，在写整个诗坛状况、诗歌的发展以及诗人的命运。这一点，在第二部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第三部写哪些诗人呢？还没最后定。

《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三)

一个人的历史

为什么这么火？

南国早报 2012-11-11 ■ 杨凯

告别集体历史叙述的昨天，迎来个人历史叙述的今天。当下图书市场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某某历史方面的书籍。如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本报2010年1月23日第29版曾以《<一个人的诗歌史>揭秘风云激荡的诗歌江湖》为题作过报道）、解玺章、张颐武的《一个人的阅读史》、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洪子诚的《我的阅读史》等等，并且反响都还不错。

读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就被他的文字吸引了，他娓娓道来，诗人的生平、作品、评论穿插叙述，不是学术作品，而是随意的，读来是生活的，是有温度的，诗人活生生地站在了你面前。于坚、顾城、海子、欧阳江河、黄灿然等都是刘春为他们立史的对象。王尧饶有兴味地回忆他所在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生动而平常的生活点滴，洪子诚、解玺章、张颐武的读书感悟，没有章法，没有约束，但读来颇有质感。

为什么现在一个人的历史叙述这么流行呢？首先肯定是有怀念的意味，人走过一段时间便喜欢怀念，这是人之常情；再次人都有好奇的天性，想去看看一个人背后属于他们比较隐私的故事；最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个人生命价值的体现和张扬，个人立场的再确定，个人记忆的深刻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我们不再是追求宏阔的历史宏大叙事。

读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历史，便可以触摸那个时代的宏大历史背景，历史不再是单一的大众的历史。历史不再是生硬的和苦涩的，历史具有了感情。个人在其中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有了更清晰地体现。通过这些诗人、学者、作家的成长历史，我们便可以略知他们生存的时代悲喜剧。

我们不再是过去的集体狂欢，我们有了更多的自我价值定位，我们有了更多的多元化生活追求。一个人的历史，可能比宏大的没有细节的历史生动。所以这种历史不追求宏大和空阔，追求真实和细腻。它们在图书市场上火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四)

虽然这套丛书被诗歌爱好者唾弃，诗歌解读也不见得通透，作者已经在开始时候就已告诉大家，甚至连书名也反复提醒，这是一本关于自己的诗歌史，它带有个人色彩，内容偏“新闻”，各种诗人的花边爆料，我觉得，这些都不要紧，作者的初心，是想告诉进入21世纪的人，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在写诗，他们带着真诚的心在写作。

我一直对那个时代的诗人极其陌生，甚至念到他们一些诗的时候，潜意识里总感觉他们已经去世良久，一方面我以前并不认识诗歌，一方面念书时没有一个老师会讲现代诗。直到余秀华爆红，偶然接触到奔腾诗歌论坛，我开始尝试认识中国现当代诗人，以及他们的诗。我深深感觉到现代诗远比我接触到的其他类型文学形式更加有活力，尤其是那种如鲠在喉，一瞬间割裂开的美丽深深吸引着我，即便是阅读起来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不少困难，但这种表达方式实在太令我着迷了，于是我开始从现在还活跃在诗坛以及当红的诗人入手，欣赏这种极度克制的表达。

在这条路上我注定没有老师，只能不断的看，不断的想以及不断的写。由于现代诗歌发展的特性，它们的脚步太快了，我一路上连它们的背影也看不见，无论弯路直路我都不停的走，不停听取别人的意见，妄想和它们接近哪怕一厘米的距离。幸运的，我也知道我应该在这条路上了，无论是扶着石头像小孩啼哭那种无赖，还是东倒西歪潇潇洒洒的走姿，还是自视甚高那种不知天高地厚，我都知道，我把脚蘸上了这条路上的泥土，我可以看不明白诗人的诗，但现在我对这种美体会比以前深。

在少量的阅读诗歌书籍之中，我偶然遇到《一个人的诗歌史》，我知道它并不深刻，也并不会加快我的步伐，但我阅读完第一部之后，我深深感觉到，说小方面，对于诗歌，说大方面，对于文学，原来一切都可以不那么重要，最重要，且重中之重的，是对自己真诚，一种直视自我，和七情六欲敞开心扉直面对话的真诚。毫无疑问，我做不到，我连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烟瘾都竭尽全力般匮乏，真诚的对话根本无从提起。我在屏幕面前生活太久，稍微面对着一座山，我都惊愕而感到不真实，好像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我发现书中的他们和我现在的环境并没什么两样，他们面对的是经济市场崛起的迷失感，我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物欲。他们也会喝酒抽烟，也会像嬉皮士一样经常厮混在一起。我这个90后，说高点是个现代人，我何尝不会做这些事。但我觉得这段距离是如此遥远，这种感觉并不是时代变迁的时空感，而是他们在诗中那种单纯的真诚，我似乎能看明白，甚至设身处地，他们的诗歌竟然能如此平易近人，阅读障碍竟会如此的少，全然不会像我通过屏幕中阅读到的那些技法高超，技术绚丽的“现代诗人”，那种别人说的“对文字的真诚”原来是这样。他们的诗中字里行间丝毫没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匆忙、伤感、浅薄，娓娓道来的，单纯面对一种事物思考良久，而厚积薄发，用孩童的口吻告诉读者，他们写作之物，不过是眼之所及，心之所感，就是这样一群人，怎么就集体消失了呢。

“他所做的，不是那种纯理论阐释或模式化的研究，而是以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力求把我们带回到‘现场’……注重把一个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竟然如此，我也知道要这本书非得和诗歌书籍分个高下，纯粹是一种无聊的游戏。它做的仅仅只是告诉读者，谁在写诗、怎么写的、写了什么诗，他们怎么样了？去了哪里，谁还在坚持，谁还在说话，谁离我们远去。我惊讶于作者能如此深入了解他接触过的每一位诗人，他揭开历史的幕布那种毅力及勇气，这是多少年积累，才让那些有血有肉的神话走进读者的视野，那些诗人们似乎并不神秘，在那个年代之中他们从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仅仅只是一群普通人，他们没什么超能力，他们只是抱着一股热忱在诗歌的历史中涂涂画画，就算样貌也一样，他们通过这本小小的书，穿越时空，告诉读者，他们还在，他们与你我一样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他们除了这个小秘密，已然别无所有。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问“他们去哪了？”要是你我愿意，除去离开的那些，他们依旧在我们身边，我们和那些诗人的肉体并不遥远，他们可能老了，在跳广场舞，在菜市场斤斤计较，在家里骂着我们，或者等待他们曾写过的死亡降临。我的肉体和这个时代一样，加速着进食和排泄，拼命换着新衣裳，可终有一天我会厌倦，就像今天，我主动开始走进这些诗人，好让我的精神也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或者休息一小段时间。

在阅读完这本书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不会再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种无聊的问题，我想，当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世界出了差错，而是我不够真诚。对自己、对情绪、对欲望等等，我没有真诚，或者没有勇敢地去直面它们。

我不知道“第三代诗人”他们为什么会集体消失，但我知道，这个世界开始不再需要诗歌，或者说，生活在屏幕前的人们，不再需要诗了。不被需要的他们，总要吃饭，没有“六便士”仰望“月亮”的力气根本无从说起，加上信息洪流“稀释”着原本就极少抛头露面的诗人们，自然而然，他们就“被消失”了。我相信赤诚的他们并没有背对诗歌，他们依然耕耘在诗歌这片美丽的大地上，他们偶尔迟到，但从不缺席。缺席的是我，间或丧失眼睛，现在终于找了回来。

PS：本评论所有相片引自诗人芦哲峰相册《中国诗歌的脸》

详情：中国诗歌的脸

《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五)

刘春与一个人的诗歌史

近些年来，回顾与阐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专著与论文多如牛毛，要不就是连篇累牍的学术腔，让人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执着于考证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缺乏对整体脉络流向的把握，结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缺乏更为独特的发现眼光。尽管刘春的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充满了个人阅读与解读的趣味，但是不可否认，其形式活泼生动，时常有新颖而独到的看法，可读性非常之强。

关于这本书的文体，颇有意思，刘春这样解释说：“我历来有一个见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够像我这样比较自觉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的——我说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具备几种文体的性质——在诗歌界并不多，它们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兼具新闻的现场性和传记的资料性。本书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或者文学评论集，但它又兼容了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戏称为“四不像”。正可佐证前面所说的，刘春作为当代诗歌历史发展的见证者，里面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既包括个人对诗人偏好的筛选，同时也包括对过往岁月阅读记忆的流光碎影的捕捉，这既是献给对自己影响的前辈诗人的一首献歌，同时也是献给青春岁月的一部“追忆逝水年华”的钢琴曲。作为诗人的刘春，见证了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21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中重要阶段甚至成为刘春书写灿烂青春记忆的源头，“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

本书的篇章结构上不是一泻千里式的，而是迂回式的，颇能符合“随笔”这种特殊的文体，达到了曲径通幽的效果。这点，曾遭遇不少读者的非议——“稍显枝蔓”。刘春在后记中有相当长的篇幅来为这种文体辩护。我觉得正是因为“旁逸斜出”而凸显其个人风格而为之妙。整本书的文体可以定性为诗学随笔才见其妙，显其微，见其广，掘其深，颇能凸显作者本身的艺术修养与功力，文字精练得当，这跟作者本身也是诗人有很强的艺术积淀不无关系。有些篇章初看似随意无理，其实正见作者深意，如《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文中，叙述的主体是顾城及其诗歌创作，而第九小节却陡然增加整整一小节谈及杀人犯的天才诗人阿橹（鲁荣福）的文字，看似闲笔信至，其实细细琢磨：图财害命的阿橹正反衬了顾城的悲剧，与导致顾城悲剧的那些致命性格弱点，偏执、任性、自私。再比如《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一文中叙述的主体是于坚及其诗歌创作，第五小节整整一小节引用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第1029期发表的黄端采写的《寻找尚义街六号》一文片段，提供了该诗中人物的生活和去向，看似旁枝斜出，其实正可以加深对《尚义街六号》一诗的深刻理解与解读。大凡好的公园的风景并不是一览无余的，其佳处恰恰在曲折、绵延、通幽等处，伏草灰千里之外不留痕迹。

书中一些关于诗人趣闻轶事，勾勒出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黄金时代的一个社会风貌的横断面，同时透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反照出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追求。那是一个精神激荡诗人被奉为“神明”的时代，全民对诗歌近乎疯狂的程度，从许多趣闻轶事、诗人掌故中可略见一斑。书中多处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朗诵会盛况空前的场景描述栩栩如生，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沉浸与向往不觉溢出纸面。从中看出刚结束，青年人在精神上正处于如饥似渴的真空状态，诗人在当时地位有多么崇高，与今天的被讥笑形成了鲜明反差。另一方面，许多细节又描摹了当时主流界的思想状态，《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文中，在诗刊社的第一次“青春诗会”中，顾城的一段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顾城谈起现实与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之时，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严肃地教训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徐敬亚曾为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一文在本单位中做出深刻的思想检讨，并在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之下，单位领导就擅自将检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并引起众多报纸纷纷转载予以批判。而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交往则又通过一些鲜活的细节予以烘托，谈及四川诗人尚仲敏、幸存俱乐部一些成员在对海子长诗的批评上，尚仲敏在《怀念海子》一文中对燎原呼应说：“如果你真的对诗歌有真诚，你就应该回到八十年代，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那个年代的诗，也读读我本人的诗……”可见那个年代诗人思想异常活跃，意气风发，很少有后来诗坛的功利与虚伪。诗人之间交往以酒为媒的文字就更多，他们大多因袭了中国名士的传统，在《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一文中，谈到“四川五君子”是魏晋文人式的，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聊，而众多第三代诗人的交往则是“江湖式”的，也就是任侠纵酒式的，并引用了欧阳江河、孙文波、西川、杨黎多人的叙述，从气质上勾勒出来第三代诗人的整体精神特质。西川谈及一次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里聚会，一个叫刑天的诗人，头发烫得跟个印第安人式的，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个拳头打好几个人，然后拉着西川说：“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

这部书梳理、还原并评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左右活跃于诗坛的十位诗人——即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柏桦、王家新、韩东、张枣、黄灿然的生活经历、创作历程与其诗歌作品的考证与解读，并以相当大的篇幅勾勒诗人家庭环境、幼年成长背景、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动因与其脉络传承，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不论是从整体上对于诗学的梳理与探讨以及对于作品的解读，还是对诗人个体性格特征的把握上，都能够细致入微，抓其形绘其神，使读者对“这一个诗人”的形象与性格气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他们各不相同，独有这一个，如顾城的任性透明、海子的浪漫偏执、西川的睿智舒缓、欧阳江河的犀利通透、张枣的早慧决绝，静静掩卷，黯然销魂。

此书的价值还在于对一些诗歌名句的重新解读和一些重要诗歌版本的考证上面。这些学术性的细节考据，颇见治学之态度和功底。顾城《墓床》中的那两句经典名句“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曾经让众多读者茫然，请看刘春是这样重新解读的：“两句话里的‘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了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其诠释得妥帖、自然、入情、入理。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诗中：“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春版本的解读：“这里的‘大风’，可以理解成自然界的大风，也可以理解成人世间的贫穷、诋毁、伤害、利用、背叛等人性之恶的代名词。海子一生饱经痛苦，饱受冷落，处处被‘大风’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对‘曙光’绝望，不再抱任何信心，‘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春的这种解读无疑是建立在客观、全面、理性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其合理与必要性，是一种有意义的实践。一些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歌篇章存在着混乱的现象，版本研究也显得很有必要。比如因为海子早逝，他的诗歌混乱、芜杂，尽管在编《海子诗全编》中西川已经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与错正，但是工作依然不彻底，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第九小节就是以与一个读者书信往来的方式，谈及“海子诗歌”版本的，以期待引起海子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再比如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自发表以来，纷纷选入各种诗歌选本，业已成为西川的代表作，但是却一直有两种版本各自行世，即使是同一句诗也有两种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来穿透我的心”，一个是“束”，一个是“来”，这两个字放到诗里都能说得通。有一次刘春问西川——“哪一种版本正确，西川想了想，摇摇头说：‘我忘记了’。”目的正是为了引起西川与研究者的注意。另外还有涉及于坚《尚义街六号》一诗的创作时间问题，“这首诗语言虽然平实浅近，它的创作时间却扑朔迷离，在一些版本中，写的是1983年，一些版本写的是1985年3月，更多的版本标注着‘1984年6月’”。几经刘春考证，坐实为1985年3月。

顾城与海子两章，颇见作者的功底，资料详实，布局缜密，考据严谨，后面一些篇章似乎有些羸弱，而作者又从原先的三部书中重新厘选并修订成书，是否又会落入鲁迅所言及“十景病”的窠臼之中呢？

《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感(六)

春节假期要在亲戚家里过，很喧闹，于是带了两本书，躲入未开暖气的房间，享受一个人的阅读。其中有英国历史学家弗思所撰《克伦威尔传》，还有刘春的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原打算认真读几章《克伦威尔传》，再翻一翻《一个人的诗歌史》，前者我是当学问来做的，后者则为休闲。

谁料，一上手就放不下了，以至于把诗歌史读完后，仍觉得热情涌动，迟迟无法返回冷冰冰的历史里。

刘春的文字我不算陌生。2009年中，珠江国际诗歌节上海站举行，我有采访任务，为临时抱佛脚，买了他的《朦胧诗以后》。我初中起迷恋诗歌，首先是古诗，随即接触到表哥先借后送的《朦胧诗选》，对现代诗产生强烈兴趣，还信手涂鸦，“自创”了大量作品。可惜，那时候现代诗歌已从主流媒体、书刊上蒸发，又没有网络，在我最需要好作品“主动”启蒙的年龄，好诗却踪影难觅。而所能找到的一些诗歌角落，风格、技艺要么保持着“五四腔”，要么先锋得远超我的理解力。上海广播电台当有一档诗歌栏目，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但播送的诗歌，往往抒情无度、词藻华美。我那时青春痘茁壮成长，叛逆心理如脱缰野马，不缺洪水般恣意的抒情（流行歌曲里应有尽有），却渴求能击中灵魂、让我安静下来的诗篇。然很少。

就这样，我逐渐远离现代诗，大学后干脆停笔——因为缺少学习榜样，怎么也洗不清“五四腔”“朦胧味”，满怀的个人情绪和体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直至为工作“被迫”读了《朦胧诗以后》，我才隐隐意识到，我对现代诗歌的认识有巨大断层。我的“诗歌史”中有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郭沫若，接着是北岛、舒婷、芒克、多多、顾城、梁小斌等朦胧诗人，再接着？几乎没有了。于坚、韩东等“第三代”虽有耳闻，却并不了解，总觉得“闹哄哄”。换言之，我的诗歌阅读趣味长久地停留在“朦胧诗”阶段，往后直接跳到了至今难以领会的先锋诗，独缺中间一大块。而问问我周边的同龄人，谈起中国现代诗歌，恐怕也只能数出徐志摩、戴望舒、北岛、舒婷和顾城（前四位有作品收入教材，顾城的名声更多来源于诗歌之外）等寥寥数人。若非碰巧遇到《朦胧诗选》，我的“诗歌史”将更加“古远”。

不过，《朦胧诗以后》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琐碎纷乱，思路也不够清晰，写完报道就被我抛掷脑后。关键是，由于对诗歌圈的隔膜，那篇报道写得很没感觉，可算入“烂稿”，出身于复旦诗社的副总就跟我说：“你这篇稿子真把我看郁闷了。”这确实也是我从业以来最让自己郁闷的稿子，既没把握住诗人们的灵魂，也没勾勒出一幅简明的“诗歌地图”，我都没好意思寄给采访过的陈东东看。

原想，这下我是彻底和现代诗拜拜了，权当从前的热爱是打了一回酱油吧。然而一篇失败的稿件，毕竟促使我重新回到诗歌，而且有了新发现，总希望对这片“新大陆”有所了解。何况，我不甘心在一个自己喜欢的题材上跌倒，还很惨。但我仍迟迟找不到一本脉络清晰、评价到位的“诗歌史”。或许是记者的职业病决定了阅读趣味，我不想去翻教科书，而是期待着一本《光荣与梦想》式的能带来阅读快感和精神愉悦的诗歌史。所以，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翻开刘春新作《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后记，幸福得差点晕厥——他说要写一部当代诗歌的“光荣与梦想”，且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致敬。

当然，致敬主要是一种姿势，以区区15万字的篇幅，《一个人的诗歌史》尚不足以承载如此恢弘与细节并重的叙事。刘春选取了6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朦胧诗派”中只有顾城，刘春坦言因接触尚少，特别对北岛难以把握，故其他“名将”暂付阙如。可无意间，这恰好契合了我的期待视野，我就是想补上“朦胧诗以后”这一课。同时，这种用人物串联历史背景的写法，也颇对我口味。顾城、海子等6人虽然分别论述，但共享一个大背景，加之刘春行文间经常性地点出具体时间、事件，并进行评点、比较，合起来，就是一幅能按图索骥的“诗歌地图”。艰深的理论或繁琐的“历史还原”会把我这个门外汉吓跑，刘春成功地绕过了这两大陷阱。

回到诗人本身。前面说过，我本来只想拿《一个人的诗歌史》来消闲，窥伺“诗坛现状”便罢。却很快心颤。

我第一篇读的是海子，因为自认6位诗人中对他最熟悉，有利于迅速进入语境，达到“放松一下”的目的。然而才看了两三页，刘春就向我呈现了一个“陌生”的海子。我蓦然发现，自以为“熟悉”海子，只不过是熟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及其他貌似“低碳”的诗句，并以此勾勒出一个天真、单纯、愤世嫉俗的诗人形象。刘春却让我看到了不同的海子，他复杂纠结甚至阴暗，“天真”“纯粹”等修辞在活生生的细节面前解释力顿失。重新细读那首小资都稔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后，我不得不赞同刘春的观点，这首诗骨子里极其悲观。

刘春“去魅”般的解读，竟使我“告别”了海子，也使我更贴近海子。比如那首《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曾和张楚的《姐姐》同为我心中圣典，我也很想给我广州的姐姐（非血缘关系）写首诗，却始终没有灵感。但大年夜读完海子那篇，居然很快效仿《日记》，在书后的空白页上写了百把字，短信给姐姐（见附录）。她回复：“很感动，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我想从此后，《日记》将更深刻地烙印于我心间。

同样使我“从熟悉到陌生到贴近”的，还有顾城。那本《朦胧诗选》里收有顾城的不少诗，毫无疑问，最打动我的是《一代人》。读《朦胧诗选》前，我还以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复旦大学蒋昌建在新加坡国际大辩论赛上的原创，读了才知，语出顾城。或许是对这句诗印象太深，“寻找光明”差不多成了我对顾城的总体印象，哪怕他的许多诗是出自天性，没多少“寻找”的做作痕迹，也扭转不了我的固执。因此对他的死（出事时我尚年幼，但报纸上讨论热烈，有记忆），我含糊待之，觉得这样的人有永远长不大的权利。读了刘春，我冷静下来，尤其是他披露了来自顾城姐姐顾乡的大量材料，令人耳目一新，能重新理解顾城。

书中还涉及了陈东东、苏童，仅提两三笔，或许跟我采访过他们有关，我不自觉地捕捉着蛛丝马迹。结果发觉，自己对陈东东的采访只能用“失败”来形容——因为隔膜，我没把他放到这条脉络里去把握，弄出了一篇掐头去尾、肤浅之极的文字。而如果早点知道苏童和《他们》有那样深厚的渊源，访谈会得更深入透彻些的。

欧阳江河和黄灿然我没那么熟，前者我还经常同另一位诗人江河混淆，老把“神话组诗”张冠李戴。欧阳江河第一次震撼我，是《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和《手枪》。《肖斯塔科维奇》的开头“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瞬间将我震慑，《手枪》的高超技巧及蕴含于技巧内的思想，也大有教人“若受电然”之势。当然，还有逃不掉的《傍晚穿过广场》。2009年6月我赴北京采访，去天安门，背对腊肉馆、面向金水桥，想起了北岛的若干文字和这首诗。黄灿然我最早读到的不是他的诗，而是那篇《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是《读书》杂志中我少数读得懂并读得痛快的文字之一。这篇随笔对我影响之深，就是定格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探索的基本看法。以至于珠江诗歌节上海站采访时，我问了每个诗人关于“两大阴影”的问题。后来，我读到了黄灿然的《杜甫》，惊讶于他的天才——我不敢梦见现代汉语能如此贴切、到位地抵达古代诗人的内心。这首诗我逢人就推荐，2009年5月赴四川做“汶川一周年”采访，结束后在成都消磨半日，去了杜甫草堂。独自溜达半晌，脑海中回旋着这首诗：“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他的生平捉襟见肘，像他的生活。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褴褛的形象，叫无忧者发愁，叫痛苦者坚强……”

除此之外，我对欧阳江河和黄灿然均缺乏更多了解。刘春的“补课”很重要，他告诉了读者他们的来龙去脉、思想渊源、写作历程和现状，也告诉了我那代诗人的精神状态。当刘春写出骆一禾就是因病倒在天安门广场最终英年早逝，《傍晚穿过广场》便增添了几份张力。黄灿然的译作早就让我衷心折服，得知他诗歌造诣如此精湛，且仍在探索，不禁饱含期待。简言之，刘春的解析，让我对这两位诗人，有了种“血肉相连”的颤动。

至于于坚和西川，我有些排斥。不知道哪来的成见，我总觉得于坚晦涩，从没认真读过他的作品，由刘春的描述才发现，他居然是“口语诗人”。以前我挺喜欢伊沙，但嫌他太“浅”，或者说有巧思却流于油滑，读够了王朔，这种油滑很难令我心动。通过刘春，我“重新”发现了于坚——《尚义街六号》琐碎、幽默，极富张力。对西川的“拒绝”不仅缘于陌生，可能是“气场”不合吧？尽管我读完文章，没有勉强之感，也平添了几许尊重，但仍缺少“贴近感”，不太接受他的作品。其实这也很正常，诗歌、诗人和读者都是要互相“遇到”的，有时翻遍一本诗集，能有两三首打动自己的作品，就很幸运了。

刘春的书写某种意义上是种“接引”，提示我别懒惰，想要观赏更美的风景，必须迈出双脚，走进去。作为同行，我也很注意体会刘春的采访过程和材料处理，而他的确给我带来了提升。读完《一个人的诗歌史》，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摆脱了“外行”的尴尬。在珠江国际诗歌节上海站的采访中，我纠缠于“大众读不懂当代诗歌”的提问，现在猛然意识到，这多少是个“伪命题”。仅凭《一个人的诗歌史》提供的约40首范本，就没人敢对当代诗歌说三道四，不去读诗，诗自然不会来亲近你。

刘春的15万字，带我慢慢回到诗歌，而他表示，这只是起点。我一直期待他把这份诗歌史续写下去，既往后，比如我初中就喜欢的王家新；也往前，比如难以把握的北岛，以此勾勒出当代诗歌的精神演变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刘春果然不负众望，《一个人的诗歌史2》也已经出版了，质量和销路亦不俗。

不过，我对刘春常常冒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式的关怀有些担忧和不满，我不觉得有必要赋予“知识分子”太多责任、意义，这个概念应该“去魅”，而非鸦片似的吞云吐雾。特别在评价诗人和诗歌时，标准只有一个，其它任何貌似伟光正实则隐含道德激情的“附加值”，都会对专业精神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