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读后感1000字

《历史与记忆》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个人记忆的探讨，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作者巧妙地结合了历史事实和个人经历，揭示了历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这本书让人思考如何正确看待历史，如何珍惜和传承记忆。

历史与记忆读后感篇一

讲述三种不同的历史-记忆关系（记忆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概念和方法论路径、人们关于作为知识形式的记忆与历史的关系的想象和讨论），以及各种细致琐碎的概念区分（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

结构较为清晰，对各位大脑袋思想的爬梳和论述也算恰切，但支撑的经验事实略少，可读性差了些。姑且算本不甚轻盈的导论。

最后对记忆的讨论来到现代的传播技术（遗憾未能深入），提到诺拉的“记忆场”和兰茨贝格的“假体记忆”好玩。

前者认为现代社会患有“记忆过度增大症”，不再存在具有日常切身经验的“记忆环境”，“记忆场”恰恰意味着有效的记忆共同体的瓦解。后者认为如今“便携的、流动的、非本质主义的记忆形式”质疑了特定的、独属于某些特定群体的精神财产，而这些记忆不仅可能建构出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体性的延伸，而且可能塑造出新的社会责任概念——不仅来源于有限的基于血缘、家族或遗传的关于共同体的集体经验，也来源于“受到调控的集体认同”的模式，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可以同时参与其中。

另，书中把哈布赫瓦翻译成“阿尔布瓦克斯”，不借助具体语境和著作判断，很难想象是一个人。想起了迪尔凯姆和涂尔干，祁克果和克尔凯郭尔，布西亚和鲍德里亚，卢因和勒温。某种程度上，翻译约等于起花名。

历史与记忆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以“记忆”为棱镜，折射出历史书写中个体与集体的身份认同、权力的博弈与边缘的抵抗、记忆的动态重构的复杂光谱。

启发思考记忆、历史与真相的边界，记忆不是过去的再现，而是基于当下需求的重构，记忆的存续也并非沿着时间线性传递，而是动态重构。丘比特借用圣奥古斯丁的“记忆仓库”隐喻，揭示记忆通过选择性提取与重组形塑身份认同。主动遗忘（大屠杀、殖民）是权力介入的重要手段，通过切断与特定过去的联系，重构集体记忆的边界。正如人类学家马克·奥格所说，“记忆是由遗忘制成的，就好像海岸线是由大海制成的那样”，权力为了统治的正当性，会将杂草减除，规整。那如何界定历史的真相？

历史并不是过去的全部真相，是知识生产的结果，是历史学家根据考古、文献资料建构的一种想象的过去，并且还有意识形态的立场。记忆是“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官方叙事通过纪念仪式塑造“神圣历史”，而反记忆则在官方叙事的裂隙中，通过口述史、艺术创作等在私人领域的“低语”揭露被遮蔽的真相，向公共领域渗透，并在“共振”中修正、重构集体记忆。但也要警惕可能会被权力收编，在和解中淡化历史责任。

另联动了诺拉的“记忆之场”，在传统社群中，记忆并非通过纪念碑或档案保存，而是通过日常实践（如仪式、民间故事、口述史、节日）自然延续。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城市化切断了这种“有机记忆”的纽带，传统社群的日常实践已死，被制成标本锁进博物馆。正如诺拉所说，“记忆场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已不存在任何记忆环境”。

信息化时代加剧了记忆危机，本雅明曾提到机械复制将消解艺术品的“灵晕”，那种独一无二的时空在场感被削弱了，而今天的数字媒介不仅模糊了现实与仿真的界限，还将记忆转化为可定制、可交易的“数据”，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使集体记忆趋于同质化，甚至沦为单向度的人？

里面提到一个说法，是身体的连续性还是意识的连续性，决定了主体存在的同一性？启发思考意识、肉体与主体的关系：记忆形塑了自我认同，但个体失忆后，身体的连续性确保了自我的存在，那大脑呢，如果大脑和身体分离，通过医学和科技能让大脑不死，肉体死亡后，大脑被迁移到另一个身体并且很契合，我还是我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形式因决定了事物的本质，是否可以说，即便换了身体，只要意识连续，我还是我？可能未来的科技能实现？想到《滤镜》了。

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身份与真相的博弈场，需警惕记忆被权力“空洞化”，历史研究应整合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档案证据，挖掘被压抑的边缘声音碎片，在权力与边缘的动态平衡中重构更接近真相的过去。

历史与记忆读后感篇三

该书框架还算清晰，理论亦较为透彻，只是文字读来实在痛苦，时时走神。 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两种逻辑去解释过去与现在。其一，过去先于现在，故而过去之总和促成现在。现在是过去历史事件及其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一条不可逆转的前进洪流中的最新时刻。其二，现在通过创造性或分析性的想象生产出了过去。在此意义上，过去存在于当下意识之中，被现在的我们“感知”。狄尔泰与柯林伍德对于历史与记忆之关系各有反思。狄尔泰之自传性写作，个人主义地认为历史思考是个体以记忆为辅助，对其人生经历予以反思；柯林伍德认为区分历史和记忆的关键在于证据，且只有历史学家才有能力统合证据而成系统的概述。历史与记忆的对立关系，总是密切牵涉到对待历史作为专业活动之态度。肯定历史与记忆的根本区别，是为着支持历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有着自成一体之严格方法论；寻求建立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为着通过将其呈现为根深蒂固的人类意识和愿望的知识化表达，以提高学科之地位，倾向于将历史学科“大众化”或“通俗化”。对于许多评论家而言，记忆之于个体，历史之于人类社会。另有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等学者认为，历史是集体记忆的人造替代品，是超越与延伸了记忆的时限，建立在非连续性之上的智识系统。诺拉更认为，历史是记忆的敌对物，历史编纂学是破坏历史和集体记忆之间关系的关键动力。帕特里克·赫顿则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具有评鉴性的重构工作，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探查影响了社会自身发展、多样的记忆传统的动力。 最早先，重点在于历史抵制遗忘的储存功能，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说“于是人类的成就不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被忘却，伟大而精彩的事迹……不会失去它们的荣光”。随着印刷品与官僚政治的发展，我们的历史观念不再那么关注历史书写的存储能力，而更关注历史研究重新发现、重新建构以及重新解释的能力，清楚地意识到其在政治选择、权力差异、文化倾向上的影响力。通过对大屠杀记忆的书写，历史学家亦可以主持正义。 作者引入了一些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来讨论个体之记忆。最基本的，当代心理学将短时记忆或运作记忆（这类记忆将刚接收到的信息保留很短的、仅够立即反应的时间）从长时记忆（这类记忆能将信息保留更长的时间并纳入更大的知识结构）中区分出来。在长时记忆中，又在陈述性的或外显的记忆与非陈述性的（或内隐的或程序性的）记忆中做出了第二层区分，前者涉及有意识地保留或恢复信息形式、能被清晰表达的数据，后者则涉及维持本质上无意识形式的程序性知识，这些知识体现在本能性的行为，例如骑自行车或说母语中。最后，也是对我们此刻的目的最有意义的是，陈述性记忆本身又往往进一步分为语义记忆（对事实性的或概念性的信息的记忆，这类信息能从它获取的环境中抽象出来）和情景记忆（个体对他/她亲身涉入的事件和经历的有意识的记忆）。 记忆具有“重构性”，亦即记忆给予我们的不会是关于过去事物的不变形象，脑力劳动是在其后不断造访那些情况和事件，特定的过去经历不仅仅是我们当下回忆的对象，更是其来源。在重构记忆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记住”的经历并未发生过，甚至出现“虚忆”，通过结合文化、经验、环境等等感受赋予意义；此外，记忆本质上很容易变化，受环境、后来经历的影响，会改变我们回忆某件事情的机制。事实上，记忆不太可能如实再现过往经历，亦不能保持过往事件的独立性，很有可能遭致扭曲。从某一角度来看，记忆不应简单地被视为对已过去的经历的后期重构，而应视为经历在时间上的延长——然而这样的延长证实了经历所固有的易变性，它们的意义从来没有被最初“发生”之时的感觉明确固定下来，而是往往随着这些瞬间被归入更长期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或者在此后的事件之棱镜中被折射。 在人类不断致力于保持、发展和表述它们对于变化的世界及其自身在世界中变化的位置的理解时，经历、记忆和叙述是一同展开的意识的三个方面。并且改变对未来的预期意味着改变我们对于过去行为和经验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的理解。例如，同时身为社会学家和口述史家的伊莎贝尔·贝尔托-威亚姆通过采访巴黎烘焙工人的学徒经历，发现那些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心愿、成为烘焙师和雇主的人，会将学徒期间经受的困难回忆为达成最终成就所必需的磨砺，而那些未能达到这种自立和受尊敬程度的人，在回忆类似的经历时，则倾向于强调学徒处境的本质是遭受残酷的剥削。这样的差异不足为怪，但它凸显了自传性回忆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方面。 在自传性回忆中改变记忆的叙述，体现出其具有根本上的韧性——它保护自身免于瓦解的能力。（通俗言之，即是通过修改记忆，或者将记忆整理成一条有逻辑的主线，支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持我们个体更好地走下去。其实，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即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区分了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是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不一定受到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分界线的严格限制，而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之中，都有可能产生出多种多样的理解，不仅是关于怎样的过去应被唤起、描述或庆祝，也是关于每一种过去的表现或唤起应该包含或表达什么样的具体内容。集体记忆属于意识形态虚构的一类，它本身往往是由这些社会记忆过程产生出来的，并产生于这些社会记忆过程之中；它将特定的社会实体呈现为一种稳定的、集体行使的记忆能力的拥有者，并将关于一般认为的集体过去的特定观点或表现，呈现为这样一种集体记忆能力的自然表达。 记忆有着社会维度。社会不仅依赖记忆，还依赖于交流记忆的能力；记忆的社会功能，能让同一时代的人们能够互相合作，有效行事；且社会对特定的经验性资料进行有目的的保留，并且允许跨代际地巩固某些知识和行为惯例。儿童之记忆，受到父母很大的影响，即回忆技能的获取，就像语言技能的获取一样，构成了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在社会的记忆中，记忆的交流互动变得很重要，群体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理解性的相互关系”。人们发现，相比起建立一幅关于过去现实的详细而精准的图景，发展出一种连贯的、在群体中获得普遍赞同的、将摩擦最小化的、提升自我尊严的、让特定要求或权威结构合法化的叙述更为重要。对于群体，就像对于个体一样，回忆可以不仅关乎身份，同时也关乎诉求。（族谱的建构即如是）。文化技策（cultural devices）可以帮助我们记忆，要么是公共的，要么是私人的，可以辅助存储性的或是纪念性的记忆操作。有趣的是，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提出在现代公司结构中，因面对变化的市场势力，其组织上更多体现出变动性而非持久性，从而削弱了对于稳定“职业”的传统观念，破坏性地使得集体记忆沦为个体独立的记忆，提示我们人类机构实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记忆经济。 记忆在传递过程中，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立场的表现。记忆与权力关系莫大，正如柯克·萨维奇准确地注意到，“公共纪念碑被竖立起来，并不是因为依据自然法我们应该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人：它们是由有着足够的权力去引导（或强迫）公众赞同竖立纪念碑的人竖立的”。传播媒介会改变记忆的方式（与传播学知识连接），物质可以为记忆提供提示（物质本身就是环境的特征，与生活在特定物理和社会环境中的结构化经历相联系的方式捆绑）。 最后谈及集体记忆。过去意识（a sense of the past），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持续存在赋予意义和价值的过去。我们在纪念一个人物时，其实是将其当作记忆模式中固定事件的钉子。纪念既关乎过去，也关乎现在和将来，它们为共同体提供场合，使其能够观察、讨论，或许还有调整它们在其自身历史中找到的意义，以及它们为其集体身份赋予的形态——并且为那些共同体中不同的阵营提供场合，使其能在过去以及在现在与将来对过去的使用中要求属于它们的份额。时至今日，信息之过载与回忆要素之增多，会给记忆带来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