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限度》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通过对批判活动的思考，提出了批判的局限性。他指出，批判不能成为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因为过度批判可能导致偏见和敌意的加深。他还强调了理解与宽容的重要性，认为对于复杂问题，我们应该尝试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解决。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对批判的思考，让我明白了批判的盲点和不足之处。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一)
Rita一贯细腻的风格，清晰而鲜明，带有强烈自反性的理论写作。人文学科的合法化危机带来的批判焦虑，对问题意识其先要性的反复强调，批评与否定被画上等号。阅读成为对抗的方式、批判作为一种整体情绪，成为一个时代里学术的主导氛围。
在身份认同的政治话语与日益科学化的外部研究方法论的双重影响下，学者开始习得了一种批判的应激反应，将批判作为其立场的表达；反本质主义与虚假二元论同样造就了批判的诱惑：质疑学科建制、学科话语本身，恰恰是具有学术生产力的。批判这门行业开始形成一种特定倾向，并且趋向风格化。怀疑备受凸显，成为批判的一种元态度。
第三章的侦探比喻是精准的，批评家以全知者的说教、情节的刻意排布作为其策略，成为权力的共谋，不断化身为侦探正意味着不断重塑权威，对批判的元质疑恰恰说明了怀疑式阐释解放与祛魅的任务并未达到，而修复性阐释疏通与交流的目的也仍悬置一旁。如果批判真的成为游戏性的学术做业，或许我们需要问：谁真正参与了这场游戏？游戏之外我们又能获得什么？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二)
有意思的是，在阅读文森特·里奇的《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时，发现了一段对菲尔斯基的“锐评”，摘录于此。里奇的注解对于拓展很有帮助。
另一个替代方案是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提出的新现象学。菲尔斯基发现了批判距离、批评冷静和批评怀疑带来的问题，并认为这些是当代大学文学批评专业的特征。她突出强调了个人情感的介入，将普通阅读和学术阅读区分开来，而这就回答了“为什么文本重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批判需要辅之以宽宏，悲观需要辅之以希望，否定美学需要辅之以对艺术的持纹思考，思考其交际表达和揭示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一段话表露出“非此即彼”的思路，令人印象深刻却站不住脚，显然选择“同时/而且”更有意义。在这里机械地列举二元对立让人感到震惊，也没有任何说服力。尽管如此，菲尔斯基还是委婉地呼吁保持平衡，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仍然坚持要进行批评。
①对比一下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的观点：她谴责当下的学术批评虚伪而教条，呼吁回归审美愉悦和文本分析。贝尔西独树一帜的看法建立在拉康独特的快乐理论之上，这个理论认为文学（例如语言）代表着不可企及的“失落客体”（原始的非语言“实在”生活）。贝尔西的动机是从直言不讳的先锋立场出发，寻找令人惊叹的新事物。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将今天学院派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描绘成“墨守成规”和“正统”，认为他们是在向皈依者布道。
想要在细读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保持一种自觉而中立的平衡，可以了解一下韦恩斯坦（Weinstein）和卢比（Looby）的研究，他们在由不同人写成的18篇论文编撰而成的论文集里，一开始就承认“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认可其批评的价值，即保持它们的能动关系不断产生互动”。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三)
批判，这一名词一听便知是带有审视态度的，好似批判者立于高处俯视被批评者。同样，这一名词也同样给人以严谨、认真的态度。也正是这种互相赋予的特点，使得人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使用这一方法，好像批判是万金油，先使用便是利于不败之地。
正如作者所说，文学领域在面临这一方法被滥用的现象。无论什么题材，无论什么书，无论作者在撰写之初是想让读者由表及里的分析还是只需要跟随作者的脚步阅读，人们都会运用批判这一方法，用着怀疑的态度，带着审视的目光，总是在反驳着作者的观点与结论。
批判这一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手法被运用在文学分析中也并没有错。但万马齐喑不如百花齐放，只有一种分析方法，只有一种探索角度，这样的现象并非是正常现象。
这样的现象也正是作者撰写本书的起因，想要扭转这种现象，那就要给批判划个限度，探究其局限所在。批判是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我们应该怎么运用这一手段？
批判可被运用于诸多领域，但本书探讨的只是其在文学层面的表现。批判性阅读只是我们阅读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而不是说文学研究就只能选择批判。去理解作者的立场、作者的想法，用包容的态度而非质疑以及冷漠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想法，自己给自己设置限界。
对怀疑而怀疑，为批判而批判。本质上只是在消极的逃避。即疑惧。这是一种超越痛苦的事物，也是一种病症。
不再让批判占据自己头脑的主阵地，不再用怀疑且审视的目光去衡量一切事物。允许自己去欣赏文学作品中语言的优美，允许自己去接受作者在文学作品中的观点，允许自己去贴近作者在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也许也是在给自己一个转变的机会。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四)
202448 實在是太棒了！偶然在一個節目裡聽來的一本書，結果讓人醍醐灌頂。閱讀此書，唯一要做的就是不需要多想什麼，集中精力，緊跟作者的步伐，體會「心流」的感覺和迎接作者的強力輸出。
作者的文筆功夫相當了得，她批評了如今「文學批判」的弊端，用了「朝下挖」、「靠後站」、「探長來訪」這樣簡單易懂又特別形象的隱喻，一下子抓住了問題的癥結。讀著讀著，讀出了些「社會學理論」的味道，因為她也在講關係：文本和讀者的關係。這才是批判的本質；否則，脫離目的的批判已經流於形式化、疏離感，甚至是專製化。
作者提出「後批判閱讀」的概念，它既不是規定閱讀應有的形式，也不是命令批評家選擇何種態度；它幫我們遠離那種閉著眼睛都知道結論的思辯方式。那除了這些還剩下什麼呢？比我們想象的要多：文本的跨時域運動及其生機勃勃的能動性，文本不再是死去思想的紀念碑，也不是語言符號的自我指涉；它通過一個世俗而又神秘的過程復活了，文字被讀者賦予了活力，並反過來讓讀者恢復活力，甚至在不同的時空。就像社會學談及複雜社會系統一樣，作者也認為：閱讀文本應該考慮更大更完整的圖景，文本是可以實現跨時域的運動的，需要的是「轉譯」。
讀者和文本形成一個類似社會系統中聯合行動的關係，文本才有機會產生行動，形成意義。「個體文化」（指的是個體受到文化影響後形成的個體認知）在閱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既有獨異性，又有社會性；而文本之所以能穿越時空，產生更大的意義，得益於讀者吸收並轉化為行動。文本的意義不在於深淺，而關乎依附、整理、協商、聚合——在從前沒有聯繫的事物之間建立聯結，「創造」新的東西。闡釋成為行動者之間的共同生產，它帶來新的東西，而不是耽于思考文本的隱藏意義或再現的失敗。——這對於迷失在各種文學批判中的人是何等重要的一個建議。文本通過這個過程滲入到讀者的行動中，滲入到歷史和社會中；與此同時，為什麼文學作品99.5%消失了，卻還有0.5%被記住了，就是借助吸引更多的閱讀個體，借助個體文化的傳承，文本得以延續和傳播。文本與讀者形成了一個行動網絡，是一種關係哲學。
我們不是不需要批判，我們只是不需要「畫地自牢」的批判。這就跟社會學裡講到係統中某一個要素一個道理，只有在一個完整的社會圖景中，才能更好地認清它的本質，比方「禮物」作為政治、經濟、宗教等多維度的作用，而非只是作為經濟交換的一面之詞。批判的態度本來就是反對權威的，而如今各種學派的批判自己卻走上了這樣專制的道路，一味追尋所謂背後的意義，深層次的意義，或者各種局限等等，這就是作者所反對的。批判是完全可以帶來積極的意義的，一種新的懷疑的，情感的「闡釋」，讀者難免會把已有的信仰投射到文學作品上，而這些信仰又會因讀到的文字而改變。然而，這個闡釋機制不僅包括信仰，還包括情緒、知覺、感覺、調試：我們不僅把感情帶到文本中，也可能反過來讓文本影響感情。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尊重「創造」的多樣性、可能性。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五)
虽然主要论题是对“批判”的批判，但Rita一方面展示了40年来主要批评流派的图景（可作一主观参考），另一方面适度地“捍卫”文本主义的价值的不可替代性，重新为批判的限度作量化。Rita是赞同“批判”的行为是与情感相连结的，也正是如此，谈论它时我们将不止谈论一个或几个领域的知识成果，它牵涉着一种庞大的认知结构、一个历史进程与人相互赋予的情绪动力，想要阐释甚至定义它尤其困难。然而，对定义之后的展望和对学科范式的重新规定的可能性的期待，也让我们得以激动和抱有一颗无限去认真倾听此书。虽然它的“无意义”和更多潜在危险在诱惑我们时时放弃——也在多次诱惑作者驶离面前混乱的大工程。
如若要循环般地，对Rita批判“批判行为”的限度产生质疑的话（Rita自己也注意到此问题），我宁可不去理会这种批判——即便多一些质疑又如何？即使这本书的力度不足以成为某种潮流的更迭、风暴的伊始，但在思绪匆忙的现代社会，作为对整体性的思考模式的反思的立论，过度一些也褫夺不去它值得关注的活力。
坦率讲，这本书并不太欢迎对文学理论知之甚少的读者，由于话题的尖锐、指涉的复杂和独到的观点，这本书的难度有如丛林里的迷雾，虽然温吞缓慢，但走得越深越容易看不清楚。也正因此，对于属于“外行”的我，读这本书并不期待建构基础知识的某个模块，而是切近于作者的写作视野和写作目标，企图能够借助学术前沿的学者眼光感知到一点什么有趣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和阅读视角。Rita在有意无意间从利科的怀疑阐释学出发回溯百年的文艺概念，熟稔的地图意识让我既亲近又疏离，但Rita的思维方式确然让我感到舒心：阐述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同时，试着讲清楚这种观点不是什么，以及可能走向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尝试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要想反对或有别于批判，就会被卷入一种具有操演性的矛盾之中；在对某些思维方式做出反对之时，就难免被带入自己试图避免的消极或对立态度中。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给这段结语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我已竭尽所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批判不满，接下来我想继续前进：尝试不同的批评语言，实验另类的写作方式，并以更持久、更聚焦的方式，思考其他类型的情绪和方法可能的模样。最后，关键不是要重新描述或重新阐释批判，而是要改变它。”
真挚的展望间或无聊，但作为学术视域外的“普通读者”，尽管来体贴这种决心和使命感吧——“批判”作为一种传统行为，必将在此刻更加贴合我们生命的张力。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六)
阅读《批判的限度》是一次愉悦的体验。
首先在翻译上，但汉松老师的译笔十分流畅，近乎完美地复刻了原作的幽默风趣。理论著作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文本，需要译者对作者思想领悟透彻，并且能够用清晰、逻辑的语言再现出来，可见但老师深厚的文论功底。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这本书为什么值得一读？腰封上的标语：“重塑批评之道”“重拾阅读与批评之乐”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作者芮塔·菲尔斯基从“怀疑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出发，探讨了文学研究中的怀疑态度及其利害关系，由此引申出各种形式的怀疑主义。紧接着，作者借助“朝下挖、靠后站”的空间隐喻，详细论述了以“深度”为主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式思想与以“宽度”为主的反自然主义思想。在第三章，作者巧妙地将批判和犯罪、侦探和学者联系在一起，生动形象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怀疑与讲故事是紧密结合的”。最后，基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菲尔斯基进行了对“后批评阅读”概念的阐释，“批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最严格、最激进的阅读形式……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思考文本的社会生活，思考方法和情绪的不同组合。”
在菲尔斯基精彩的叙述中，不乏生动有趣的比喻。抛开那些丰富又复杂的论述，我认为这是这本理论著作带给我最大的惊喜。“（新兴的理论）的诘屈聱牙让一些批评家为之倾倒，他们相信晦涩之物本质上会比清晰的东西更具影响力和敬畏感”“批判的利刃切断了读者与文学的关联，让人无法持久地关注作品的特质”“批评家感到，必须升起吊桥才能击退野蛮人——这种过激的反应，切断了文本与道德、情感和认知的联系，而正是因为这层联系，文本才具有能量和生命。于是，文学作品被当作一种脆弱的异域语言制品，只能由戴着手套的博物馆专业人士小心翼翼地处理”，可见，作者从学者和读者的双重角度敏锐地呈现了附着在“理论”“批判”上的滤镜和光环。而在菲尔斯基笔下，我们却能感受到批判所带来的愉悦，这种愉悦并非针锋相对带来的屠戮快感，而是拿捏理论的嬉戏玩乐，它破除了权威智识的冷漠限制，不再逼迫我们绞尽脑汁去跟非人的语言大干一场，“阅读，绝非一场战斗，而是我们与文本的共舞”，而对理论的阅读就像找一个舞蹈老师，要找就找最能寓教于乐，四两拨千斤的那位，师者的娴熟不但让你享受舞蹈之美，更能享受自我的美好。菲尔斯基就是这样，让你在尝试鼓起勇气和热情与文本共舞之前，能够深谙理论之道，“破除批判为自身嘉定的内在严谨性或固有的激进色彩，从而将怀疑式阅读的实践去本质化——并由此让文学研究跳出窠臼”，用综合的思维感受理论的“情感风格”和“论证模式”，感受学习舞技的愉快。
最后，打开这本书之前，如果能对西方文艺理论能有一个大致的认识，阅读时便能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那些教科书上孤立的章节在作者的阐述下变得灵动可亲。不熟悉也不要紧，刚踏入文学批评的广阔天地，拥有这本书是一种幸运。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七)
该书是对怀疑阐释学的批驳。对于批判的批判，将怀疑让渡于怀疑，就好比揭示舞台上红丝绒帷幕后面的纸质布景一样，潜含着某种职业性背叛的意味。然而论述之精彩，足以说服作为读者的我去相信，所有的批判，本质上都是对于自身的批判。有力的批判一旦被广泛接纳，就会自动降级，沦为被收编的标志。当批评家将与被压迫的少数站在一起视为使命，就会以一种批判性非共谋的姿态，不仅反向稳固了学科传统，还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不公正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共谋。
而从“无辜”的文本角度进行解读，与其说文学作品是怀疑式阅读的受害者，倒不妨说是它积极煽动且实施了怀疑，是多疑的作家塑造的多疑的读者，且前者经常引导后者如何进行怀疑。批判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集体行为，尽管它以“向下挖”与“靠后站”两种截然相反的呈示避人耳目。前者与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关，后者则涉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前者易将文本设想为具有隐蔽性和深度，有待破译的对象，这种阅读通常迷恋破碎的细节，然后将破裂无序的迹象纳入某种连贯的历史阐述之中。后者则是受到保守学术氛围的胁迫，而采取的折中主义立场，它不能行之有效地被用来解决理论或政治冲突，但是这种学术中立的超然态度，可以产生强大的修辞效果，当学者抹去个人企图时，便愈能突显道德清晰感，一切推理都将更具说服力。
书中最具启示性的，当属作者对于批判情绪以及情感阐释学的极端关注。她所强调的批判的自我指涉性，使我联想到很多批评家对于艾略特诗歌中根存的排犹倾向的分析，伊格尔顿认为这是由于他在犹太弃儿和流浪者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形象因而产生的后果。包括他早期诗作中不时流露出的厌女情绪，也是对自身同性恋倾向的疑惧。而他的那种以绝对中立的冷峻立场，温文尔雅地进行恶意贬低的评论不过是他对个人不安全感的一种风格补偿。
书中援引伊恩.亨特的批评史，阐述批判绝不是于笛卡尔怀疑论和政治革命的火焰中形成的纯粹世俗现象，它的根源在于宗教的精神教育和自我反省的传统。根据这种思想，人的自我意识和道德目的感，是通过警惕的自我调节实现的。亨特认为，在17世纪的新教良心论中，存在一种典型的自我严格审查，它与当今文科院系中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的批判性自我反思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一系列炮语连珠、言辞激烈的批判终端，作者柔软下来，剖白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质疑怀疑性阅读的批判，是选择做加法而不是减法、是选择转译而非分离、选择联结绝非孤立、选择构成无涉批判、选择建立依恋关系和联盟，而不是强调文本的他者性、自主性和不可转移性。是希望在人文思想的价值日渐受到怀疑的情况下，为人文思想阐述一个积极的愿景。
使我想到，对于怀疑的怀疑，之于批判的批判，既非认同，也非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疑惧。就像库切笔下的青春代言人约翰，在提及个体在时代环境中所承受的那种痛苦的境遇时所领悟的，那其实根本就不是痛苦二字就足以涵盖的，而是一种超越痛苦的更为深刻的东西——疑惧。
洪子诚也曾在评论契科夫的“怀疑”文体时表达过中国文学传统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体认：“我们生活的不少时间里，存在着一种界限清晰的观念方式，对把握无限性的坚信，执着争取道德制高点，并发布道德律令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精细、复杂、怀疑有时被看做一种病症，具有可疑的性质。”
或许，唯有将怀疑让渡于怀疑，将批判交还给批判，才能对文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领受与阅读。就像为批评家所追认的波德莱尔的那首“现代性原始场景的典范”之作——《失去的光环》一诗中所描述的，当学术批评失去了它传统的光环，它并非一头滑向袪魅，而是折射着批评本体自身，是否也会中魅，是否也有勇气，为失去头顶的光环，失去话语中心的圣洁感而欣慰。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八)
长期以来，在文学研究中，批判虽不是唯一语言，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人文思想的价值日渐受到怀疑的情况下，“重估批判”变得日益迫切。
芮塔·菲尔斯基认为，批评行为是我们存在于世的一个日常方面，不同意见必须以“批判”的形式出现才能获得合法性，这是一种现代西方特有的偏见（第292页），菲尔斯基试图打破这种偏见。
在《批判的限度》一书中，菲尔斯基从保罗·利科的“怀疑阐释学”出发，将批判重新描述为一种怀疑的阐释学，探讨“怀疑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即作为情绪和方法，怀疑无处不在。它试图阐明从事‘批判’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以及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第003页）。
菲尔斯基重点将批判作为一种文类、一种思潮——作为一种超个人的普遍现象（第007页），来探讨其为何是一种如此有魅力的思维模式，并试图打破关于“批判”的神话。“本书的初衷是要破除批判为自身假定的内在严谨性或固有的激进色彩，从而将怀疑式阅读的实践去本质化——并由此让文学研究跳出窠臼，得以选择更广泛的情感风格和论证模式。”（第006页）
菲尔斯基先详细分析了怀疑释阅读实践所基于的空间隐喻，即两种阅读风格：一是“朝下挖”，这种“挖掘型阐释”将表层/审读的空间隐喻与文化批判捆绑在了一起。（第091页）这种机制预设了所有文本都充满隐蔽或暗示的意义。二是“靠后站”，即站在文本之外，从远处审视，将文本“去自然化”。
前者强调挖掘出那些深层但不被承认的真理，以证明文本从根本上有区别与它的表象；后者站在文本远处，将文本的假定去自然化，并将其置于更大的权力结构中。二者都致力于引出未被发现但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揭露他人未见或忽视的东西。然而，二者都以特定方式将文本带入读者视野，把文本当作敌人，“这两种方法都把文本作为惰性物体来审查，而不是需要参与其中的现象”，这样都无法很好地阐明读者和文本共同参与及共同生产。因此，菲尔斯基认为，“阅读既不是在坚硬地面之下地挖掘，也不是对文本表层泰然处之的追溯。相反，它是行动者们的共同创造，任何一方都会被影响波及。”（第131-133页）
接着，通过对侦探故事与批判的对比分析，菲尔斯基认为，怀疑式阅读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囿于自我确认的循环论证，已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这种批评方式，她既赞同又反对。她认为，“批判就像先锋艺术一样，想象自己拿着撬棍，敲打体制的墙壁，而不是甘于被囚囿在其中。批判向着未来冲去，而不是被拉回过去。”（第188页）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批判，重新思考熟知的语境。
由此，菲尔斯基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后批判阅读”的概念，以更好地解释文本跨越时间的生命力以及文本和读者的同构。“‘后批判’一词承认了它对先前思想传统的依赖，同时说明智识生活中除了不停地‘朝下挖’或‘靠后站’，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与其说后批判是要对批判进行批判，不如说它更感兴趣的是寻找阅读和思考的替代方式。”（第283页）
菲尔斯基用大量论述说明：批判并非是最严格、最激进的阅读形式，“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思考文本的社会生活，思考方法和情绪的不同组合。”（第287页）在结语中，菲尔斯基提出了“批判“面临的问题：它对艺术作品的偏颇看法；它对情感的抑制；它对社会的描述；它的方法厚此薄彼。她试图说明为什么批判性阅读（怀疑式阅读）不应该被当作思想的终极领域。“它无法先验地宣称自己拥有哲学严谨性、政治激进性或文学精密性。它只是诸多阅读和思考方式中的一种：它是有限的、有界的、会犯错的。”（第300页）
批判是有限的，但菲尔斯基并非在对批判进行批判，菲尔斯基提出的观点，目的是帮助摆脱怀疑的束缚，但又不至于放弃阐释，也不至于重新陷入故步自封的形式主义，毕竟，“关键不是要重新描述或重新阐释批判，而是要改变它。”（第300页）
那如何改变呢？菲尔斯基在第五章中指出了一个方向：“让我们用接受性取代侵略性，让超然疏离的阅读立场与获得承认的依恋之情交织在一起，文本的历史属性并不压倒其明显的当下性，审美的愉悦和社会政治的回声相互交织，而非彼此对立。我们的初衷不再是削弱或减少所读文本的现实性，而是提高其现实性，把它们擢升为平等交往中富有活力的共同行动者和重要伙伴。”（第287页）
建立不同的批评语言是困难的，但这本妙语连珠、洋洋洒洒、信息密集的著作，已充分显示了芮塔·菲尔斯基的水平。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九)
当我们能提到“批判”，总会感觉这是一个高大上的词语。批判精神、批判理念等等，好像都是展现自己思维逻辑、体现自己智慧光芒，不人云亦云，有独立主见的见证。 那么在文学批评领域呢？批判更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在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往往会以一种极为严谨的逻辑去探索作品的深度、内涵，深挖作品的价值，当然也包括揭露作品的缺憾，好像这才是真正的批评，这才是一种有魅力的思维方式，其实这就是批判。
可是，所有的一切文学批评都以批判为标准时，那是不是这种标准太过单一？太过缺少思维的广度？是不是就会损失作品的一部分价值呢？毕竟批判也是有限的，也是会犯错的，而且对于一些作品，仅仅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必然有失偏颇的。
芮塔·菲尔斯基，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文学理论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极具代表性的著作《现代性的性别》。更是一位获得过威廉·帕克·赖利奖、古根海姆奖的作者，这就是对于他在文学研究领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给予的认可，他提出的相应观点往往能够给我们眼前一亮之感。
这一本《批判的限度》，就是作者聚焦于批判这一被我们使用极为广泛的思考模式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审视这它的局限性，给出关于批判另类的思考。 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怀疑这一最有力的批判工具入手，借用利科独创的概念“怀疑阐释学”作为切入点来，系统的论述了批判的优缺点。
人们常使用的批判方法，作者用了几个形象化的词汇总结了出来，极为贴切而又容易让读者接受。“向下挖，靠后站”“探长来访”，这不都是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批判理念都再现吗？我们向下深挖着作者创作的意图，我们审视着作者文明呈现出来的状态，我们寻找着作者隐藏的内涵，这不就是文学批评常见都模式吗？
开始这种批判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阅读时是否考虑过文学的情绪价值？是否有咀嚼过文学文本呈现，是否能够解读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语言魅力，这也是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但确是批判很难达成的目标。
所有，我们需要跳出批判的窠臼，选择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来是解读文学作品，读出文学作品的另外可能性，这也是批判学家应该改变的策略。那就是通过这样一本睿智、充满了灵活生动语言的文化学术前沿著作的阅读和理解洞悉批判的局限性，发掘文学批评的更多可能性。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十)
批判式思维好吗？
长期以来，批判一直占据着我们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人们乐于批判，批判文学作品中的一切，想要揭露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
《批判的限度》一书中说：“批判虽然不是文学研究的唯一语言，却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元语言。”
他们研究文学，研究文学背后的一切，为了揭露所谓的“真实”，他们甚至开始“找碴式批判”，他们逐一审视文学作品中的每一句每一字，最后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
于是，就有了《批判的限度》一书。
芮塔.菲尔斯基说他写这本书不是想要站在批判的对立面，因为他本人在很多时候就担当了批判者的角色，而是，“试图阐明从事“批判”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以及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作品，让我们的思考更加的多元化，但是一味的批判是否真的合适呢？
无论如何，至少不应该为了批判而批判。
这样的话，只会让自己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证明批判的正确性而去不断地证明和阅读。
作为《批判的限度》一书的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芮塔.菲尔斯基说：“限制批判，并不是要把某种单一的情绪强加给批评家，而是要让批评家尽力提高对文本多样化情绪的接受能力。”
在批判的同时也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享受阅读时带给我们的情绪驱动。
就如知名网络小说《斗破苍穹》，很多人批判它不好看，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没有意义，
甚至有些人为了批判它而专门去看了这本小说，看书中经典的退婚桥段，然后指出书中人，以及主角的不合适的点，证明纳兰嫣然的正确性。
可是作为一本网络小说，好看就行了，能够调动读者情绪，让人在阅读的那一刻身心愉悦就够了。
实在没必要去批判它是低龄或者低学历人才会沉迷的书，更甚至专门为了批判它而去看这本书。
当我们读书时，首先先去读，享受阅读时带动情绪的那种愉悦感，很多时候很多书并没有那么多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多的正确性，它只是为了愉悦罢了。
在《批判的限度》这本书中，芮塔.菲尔斯基提出了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一个观点：怀疑阐释学。
批判是深层，怀疑是浅层。
怀疑，可以让我们在阅读时拥有更多的乐趣，更深刻的理解作品，同时也不会像批判那般深重而疲惫。
他认为，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抱着怀疑的态度去阅读。
怀疑作品是否有传说中的那么美好，是否有传达出作者所说的那种精神，故事是否真的那么精彩。
怀疑，意味着好奇心。
带着怀疑的态度，在午后微醺的阳光下，倒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书，享受阅读的美好。
我们可以一边看着故事，一边吐槽；可以在如是输出观点的作品中，一边反驳，一边看书，这是一个互相说服的过程；可以在精彩的文学作品中，沉浸其中，也可以认为它名不副实。
批判的限度，把批判局限在怀疑这里刚刚好，带着好奇，带着疑惑，而不是带着“你就是这样的！”的目的去读。
文学作品，不是工具，不是非此即彼。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十一)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提出“怀疑阐释学”，一种具有祛魅精神的阐释风格。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学者芮塔从这一术语入手，其《批判的限度》有意“破除批判为自身假定的内在严谨性或固有激进色彩，从而将怀疑式阅读的实践去本质化”，让文学研究得以“选择更广泛的情感风格和论证模式”。她在书中重述和思考批判的概念意涵，将批判作为一种文类，一种思潮，也拆分剖析了利科的“怀疑”和“释阐学”。芮塔指出要正视一个事实，“思维模式也是看世界的立场，充满了某种态度和倾向”，论证关乎内容、风格和语调，她关注论证所处的思潮，关注修辞的人格面具。批判既关乎哲学或政治，也涉及情感和修辞。
有一部分人认为文学研究促进批判性阅读或批判性思维，以此捍卫文学研究价值。批判于文学研究而言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元语言。作者批驳了一种假定：怀疑能确保思想的严谨或激进；她质疑批判所自诩的反对传统、超越传统的特殊地位。作者引用安德森和亨特的观点解释了批判盛行的原因。批判的权威性往往是隐含传达的，批评家的姿态异常重要（反讽的、反思的、苛求的、有预见性的）；文学理论可以被理解为改造、教育和规训自我的方式。实际上，批判性的超然是一种特定倾向的情绪表现，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认识论特*权。当文学理论被当作新的教义经文，机械应用于文学作品，其缺点便暴露出来。作者梳理了怀疑式阐释前史的重要线索，指出怀疑立场“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进步性”，“也不具有本质上的边缘性和反对性”。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切断、疏远或隔绝，也是在收集、组成和聚拢；围绕着一种感情、思潮和阅读实践，创造出想象的或真实的共同体”。怀疑与世界紧密相连，不一定“带来思想洞见、政治美德，或涤净意识形态”。
作者详细分析比较了两种怀疑阅读模式，即“朝下挖”和“靠后站”的空间隐喻。前者通过挖掘以求抵达被掩盖的现实，文本被认为有隐蔽性，后者着眼于表层，通过疏远和凝视，借助反讽，实现文本的陌生化、去自然化。前者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关，后者涉及更后期的后结构主义，受福柯影响。前者敢于批判意识*形态，寻找隐藏真理，后者不信任一切确定性，放弃批判权威。此章节还涉及到症候式阅读、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酷儿理论、新历史主义，还有唯美主义传统、俄国形式主义遗产、巴特勒和塞缪尔的著作观点。两种批判的变体各有特点，“强阐释学”和“二阶阐释学”差异背后也存在着相似作用和共同承诺，但都不能很好说明读者与文本的共同参与和生产。
批评家不仅是读者，也是特定叙事脚本的作者。批判性思维质疑叙事，也沉迷于叙事，把隐秘联系编织在一起，以暴露地表之下的结构。作者将学术批判与侦探小说类比，语言、文学文本和社会结构被人格化，阅读行为导演了批评家和人格化动因之间的斗争冲突，阐释成为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缉凶。批判善于编织各种戏剧化或情节剧叙事。批判包含了相当稳定的一套本领，如故事、借喻、言语定式和修辞计策。作者也解释了近年来批评家与侦探关系的转变，与对法律机制日益增长的批判性祛魅有关。
我们还需思考批判的细节，如习惯表达法、道德戏剧、细微情感。文体癖好等。批判是一种混杂生物，有分析性也有情感性，是对叙事的批判也是叙事的一种类型，是严厉不妥协的警惕立场也是自身愉悦和满足的活动。批判不断在主流思想中制造事端，此时它就是主流。“一旦批判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规程和学科规范”，它将面临何种后果？作者将批判视为重要的修辞--文化行动者，其中有五种特质：批判是次级的，是负面的，是智识性的，来自下层，无法容忍异己。怀疑式阐述激发了模仿和重复，塑造了一种思想风格，具有感染力，那么对批判性进行批判，堆砌更多批判，就形成了一种“永无终结的劳动”，排除了其他可能。罗蒂指出，要“提出鼓舞人心的替代方案和新的词汇”。
我们需要重估阅读方式，尝试其他论证方式。作者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出三点主张并展开论述：历史不是盒子；文学文本可被有效地视为非人类行动者；引出“后批判阅读”概念，可以更好解释文本跨越时间的生命力，以及文本和读者的同构。运用后历史主义批评、情感阐释学，读者也可以去理解阐释是重新发明，要正视文学作品跨时域的共鸣和对当代的发声。后批判阅读将已知事物再语境化，重新定位和更新读者知觉，它关乎对读者内心的触动。
结语部分，作者将批判面临的问题做了总结：它对艺术作品的偏颇看法，它对情感的抑制，它对社会的描绘，它的方法厚此薄彼。批判性阅读不应被当做思想的终极领域，“它无法先验地宣称自己拥有哲学严谨性、政治激进性或文学精密性”，只是“诸多阅读和思考方式中的一种：它是有限的、有界的、会犯错的”。文学研究受益于批判，但也需要努力打破批判的主导地位。
本书是南大·守望者的“镜与灯”系列的一本，芮塔的《文学之用》和《现代性的性别》也在其中，可参考比较阅读。《批判的限度》理论性很强，概念繁复，但对于提高文学研究理论的认识确有很大帮助，获益匪浅。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十二)
当流浪汉纳达戴上太阳镜，他看穿了这个世界的“底色”，广告牌、海报、杂志等一切物品都上赫然印着大写的“服从”“消费”“工作”“占有”“婚育”“保持昏睡”“禁止思考”等醒目的字样。这是电影《极度空间》中的场景，导演约翰·卡彭特将太阳镜作为洞穿幻象、直抵真相的工具，而纳达显然是那个逃脱洞穴之人，见证了阳光下真实的世界，体悟了真理。但肉眼难以直视阳光，故令其着太阳镜。此处的“阳光”并非泛指柏拉图追求的形上的真理/真相（Truth），而是有着更具体的所指，正如齐泽克所言，太阳镜让纳达看到了意识形态。
《极度空间》中戴上太阳镜的纳达
纳达戴上太阳镜后看到的世界
若将太阳镜视作一个隐喻，它标示着表与里、外与内、前与后、浅与深的二项对立，而后位者只有待我们戴上太阳镜后才能被看见、被揭露。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家芮塔·菲尔斯基《批判的限度》的研究对象便是架在文学批评家鼻梁上的太阳镜。她在书中（重新）描述了这些太阳镜的材质、款式、功能及其局限，并为我们提供了一款平替，那就是回归肉眼。
芮塔·菲尔斯基与《批判的限度》
这些太阳镜有着不同的类型，譬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面对不同的文本，批评家便选择自认为最合适的太阳镜：谈压抑就选精神分析，谈帝国就选后殖民主义，谈阶级就选马克思主义……看似迥异多样，菲尔斯基却发现它们扎根于同一种精神，即怀疑的精神。秉着这一精神，批评家审讯文本，挖掘被表层隐匿或伪装的真相，诊断其与权力的共谋，揭露文本未言说且受众未能理解之物。这种带有英雄主义和精英主义色彩的实践被批评家自诩为“批判”，而菲尔斯基更倾向于称其为“怀疑的阐释学”。
“怀疑的阐释学”语出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用以指代现代思想中由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三位思想家所开创的一种新的阐释法。该阐释法以无所不在的欺骗和自欺为前设，笃信“真理不是用语言来传达的，而是藏在语言的下面、背后或旁边，被加密成不能言说的东西”（51）。是故，社会批评家的任务便是“揭露隐藏的真相，引出他人所未见的刺耳和反直觉的意义”（1）。当然，利科并非在消极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他尊敬并称赞三位“怀疑大师”的激进思想和除魅精神。
利科用这个词来思考大人物，菲尔斯基考虑的则是他们的继承者，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她之所以将批判重新描述为一种怀疑的阐释学，一是为了将批判置于怀疑式阐释的大历史中，以削弱其独异性并破除其自矜的哲学严谨性、政治激进性和文学精密性，从而为更广泛多元的情感风格和论证模式腾挪出空间；二是由于利科的这个术语让我们意识到，批判不止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被菲尔斯基称为“批判情绪”，它使西方人文学科已然浸淫于一种整体氛围：“是警戒而非开放，是强势而非顺服，是反讽而非尊敬，是暴露而非圆通”（36）。此外，批判情绪还决定了批评家必须采用严肃的语气音色、超然的修辞腔调和冷静的姿态举止，批判的权威性恰由此彰显。
这种情感特质赋予了批判优越的七彩光环，却亦导致了批判的故步自封和“潜在的平庸”（182）。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理论、强批判”的时代以来，怀疑成为了批评家的膝跳反应。若问完成一篇文学评论需要几个步骤，答案是三步：一、打开一部文学作品；二、选择一副打着各种“理论”和“主义”标签的太阳镜；三、戴上这副发射着“怀疑”射线的太阳镜，开始审问、揭开、暴露、颠覆和拆解目标文本。这一系列规定性动作令怀疑的阐释学陷入“自动驾驶式”的循环论证中（15），所生产的学术产品也就如流水线作业般一律千篇。
菲尔斯基将怀疑式批评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类批评家的习惯性动作是“朝下挖”，而另一类则是“靠后站”。前者坚信文本表里不一，表层是伪装与欺骗，深层才是真相与本质，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寻找文本表面的裂痕、豁口、罅隙，让终年潜抑于深层和底部的真实意义重现天日。但对后者而言，文本不再是层次丰富的地质结构，而是平滑、无深度的表面；为了防止滑倒跌跤，他们的策略是退后一步，从远处审视它，以便将其置于话语系统和权力网络的全景中，从而揪出文本与之共谋的草蛇灰线。
两类批评家看似殊途，却分享着同一种怀疑的目光。无论是“朝下挖”的考古学家还是“靠后站”的反讽者，他们共同的人格面甲实则为“侦探”：怀疑一切、警惕所有、搜寻真相、缉拿罪犯、裁定罪咎。但菲尔斯基对角色扮演不感兴趣，她在意的是双方阐释模式的叠合，即“作为叙事的阐释”。简言之，就是讲故事。侦探以讲故事为能事，批评家也不遑多让。他们坚信，“在某个地方，总有某个东西——文本、作者、读者、文类、话语、学科——已经犯下了某种罪行”（64），所以“必须把故事说圆，以便找出有罪方”（142）。于是，文本被下意识地视作案发现场，而批评家在质疑作家的叙事的同时，沉迷于创造自己的叙事，后者把各种“隐秘的联系编织在一起，以暴露出藏掖的结构”（142）
侦探不可颠倒黑白，批评家也必须信而有征。那么，如何保证批判的严谨性和周密性呢？第一、回到源文本，第二、文本“语境化”。源文本是批评家的对象文本，他们用以支撑自己主张的所有细节、线索、踪迹或症候均须出自该文本，并由批评家将它们置于更大的意义结构中。显然，这个更大的意义结构并非由文本自身提供，而是来自文本外部，即语境。而理解文本，就意味着把文本还原至其诞生的原初语境中，并凸显两者的因果关联。这就导致批判必然以一种疏离且超然的姿态，考察作为物的文本如何内嵌、反映、甚至共谋于作为容器的语境（经济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思维等）。如此，文学非但没有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语，反而“被囚禁在过去，没有假释的希望”（246）。
当然，怀疑式阅读并非毫无魅力可言，否则它不会有一大批忠实的拥趸，不可能有今日的显赫地位，也无法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但彻底否定的精神、批判的情绪和修辞，以及对罪愆与共谋的执着，已然令批判主导的怀疑阐释学的路越走越窄，几至偏执：“任何未能对现状加以‘审问’的，都注定要去帮助维持现状；任何不批判的，都要坠入非批判的深渊”（30）。面对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摩尼教式论断，菲尔斯基诘问道：“为什么——即使我们赞美多元性、差异性、混杂性——批评的情感类型会如此有限？为什么关于敌人，我们能高谈阔论，对深爱的事物，却如此耻于谈论？”（21）。
那么，破局之道何在？菲尔斯基借理查德·罗蒂的灼见指出，改变批判情绪带来的思维惰性和思想定式的最佳方式，不是回击，更不是无视，而是“提出鼓舞人心的替代方案和新的词汇”（234）。菲尔斯基的“后批判阅读”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赫尔墨斯，或更准确地说，是让赫尔墨斯重新归来。也许有人会嫌恶道，又是一个“后-理论”罢了！不过，菲尔斯基对自己受到“高理论”时代的思想沾溉的事实毫不避讳，坦承自己曾享受过批判性思维给予的智性刺激。所以，是的，“后批判”是由批判的遗产塑造的，但“后批判”不是“非批判”，亦非“反批判”，而是意在打破怀疑的超然与天真的依恋之间的二项对立，承认艺术作品生机勃勃的能动性，而非视其为有待拆解、诊断和审讯的惰性客体。
赫尔墨斯
可见，菲尔斯基的“后批判”是一种更加圆融温和的阐释模式，这里没有读者与作品的猫鼠游戏，没有语境对文本的囚禁，没有文学与社会的共谋，没有表层对深层的压抑，所有的元素都是无差别化的“行动者”。“行动者”出自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它们既非自我授权的主体，也不是独立的施事者，相反，它们因自身与他人、事物或现象的互相关联而存在，是中介者与转译者。
菲尔斯基蒙恩于拉图尔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她在书中反复重申，“文本不是仅靠自己，而是与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共同行动”（266）。这意味着，“后批判阅读”取消了文本、读者/批评家、作者、社会、历史等要素间的等级划分，将它们同等地视作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如此一来，文本与语境、审美与政治、文学与读者/批评家之间被拧紧的螺丝将会被松动。在她未来的批评蓝图中，“超然疏离的阅读立场与获得承认的依恋之情交织在一起，文本的历史属性并不压倒其明显的当下性，审美的愉悦和社会政治的回声相互交织，而非彼此对立”（287）。
如果说，怀疑式批评家固执地戴着卡彭特的太阳镜，以期看穿文本中深藏的真相——正如纳达看清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那么，菲尔斯基则飒爽地摘掉了太阳镜，恢复肉眼、身体带来的具身化体验，感知文本给予的多元现象。
批判的限度读后感(十三)
政治批评，包括文化唯物主义，将弗洛伊德分析的怀疑转化为政治怀疑。……批评家，一如精神分析师或侦探，质询这些文本，以查出诗歌那些似乎暴露出压力的蛛丝马迹，实际上，也就是它流虚汗的时候。在这些时刻，一种焦虑被压抑了。发现这些时刻之后，批评家便宣布，这首诗真正的主题便是这种焦虑，或者说是隐藏这种焦虑的努力。……抓住之后，这首诗就套着黄金锁链给成功地带走了；侦探用歇斯底里的文笔写下他的报告，定要小小地自我赞颂一般，然后回家理所应得地喝一杯。[1]一、批判的限度
对“批判”的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詹姆斯·伍德在1999年就写下了上面这段话，在其中我们甚至能捕捉到菲尔斯基同样使用的关键词——怀疑、侦探等等。
如果说詹姆斯·伍德捕捉到了政治批评与精神分析共通的情绪与假定，那么菲尔斯基则更进一步，借用利科“怀疑阐释学”的术语——“利科夸赞弗洛伊德、马克思及尼采开创了一种新的阐释法……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强调知识的不可靠——关于这一点，前几代哲学家已经谈论太多了。相反，这三位思想家体现了对动机的新型怀疑——他们怀疑欺骗和自欺是无所不在的。……唯有辛苦付出，意义才能被找回；它必须从文本中费力取得，而不是直接采摘。”——将“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批判、福柯式历史主义”等批判实践统合到一起，把批判视为一种情感立场，视为特定的惯习集合。
于是，我们首先会发现，这些批判模式已经变得僵化，不再具有其声称的激进性，而成了学术圈默认的游戏规则或礼仪，并且排斥其他的路径——批判本身也成为了其通常对抗的一种霸权。怀疑的立场也并不具备天然的进步性，事实上，讽刺的是，保守派也将批判作为武器，例如书中指出，“真理的社会建构性这一论断被当成否认全球变暖的证据”。
菲尔斯基接着用“朝下挖（digging down）”与“靠后站（standing back）”的空间隐喻梳理了两种批判路径。前者要“强行提取位于深层但不被承认的真理，并把浅层现象抛开，以证明文本从根本上有别于它的表现”；后者则“站在文本远处，将文本的假定去自然化，并将其置于更大的权力结构中”。于是，它们都把文本视为对手，把文本作为惰性物体来审查。
通过将批评家与侦探形象进行对照，菲尔斯基揭示了怀疑阐释学也受快感的驱动，也是一种叙事类型——“文化批评家亦是如此，他们对有罪方的假定伴随或先于对文本细节的破译。不出所料，这些线索必将产生预期的意义”。这使得批判的特殊地位被降低，可能造成反对性思想的缩减，但无疑也是批评风格的解放。
在终于审视了批判修辞的五种特质后（我得承认，的确如作者所说，读到这里耐心都要被耗尽了），菲尔斯基借鉴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出了替代路径的基本主张：1.历史不是盒子，即反对那种僵化的历史分期语境；2.文学文本可被有效地视为非人类行动者，这意味着将文本视为主动的中介者，其与各种各种的行动者共同行动；3.这些想法引出后批判阅读的概念，思想与情感不再对立，思想的严谨性与情感的依恋无需剥离。
尽管后批判的主张还处在争议之中，例如，伊格尔顿就强调，在很多时候，确实存在着隐藏的真相，伪装的力量与虚幻的表象，批判的批评者们在对“深度”保持谨慎态度时，有可能落入一种简单的“现象主义”之中。[2]事实上，这本书强调的是“批判的限度”，而非反对批判本身。但如果认为批判的滥觞与左翼力量在现实中的挫败相关，[3]那么“后批判”是否意味着政治上的进一步退缩呢？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否是值得担心的还有赖实践的检验，就像菲尔斯基在书中最后所写：“接下来我想继续前进，尝试不同的批评语言，试验另类的写作方式，并以更持久、更聚焦的方式，思考其他类型的情绪和方法可能的模样。最后，关键不是要重新描述或重新阐释批判，而是要改变它。”另一方面，“后批判”的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文学研究将从学者们的自说自话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至少文学研究将对公众的阅读经验给予回应，也为现实世界提供货真价实的智识。
读完全书，我识别出了一种熟悉的转型模式。在上世纪，面对来势汹汹的后现代思潮，人类学面临着民族志的表述危机——传统民族志的上帝视角遭到质疑，民族志中隐藏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遭到批判。于是六十年代的民族志出现了两种实验趋势，一种是力图尊重被研究者对人的看法的人观（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与情感研究，一种是回应对传统民族志“反历史反政治”的批评，将人类学者置身于世界权力格局之中，兼顾社区与大社会体系的描写，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实验性民族志——心理动力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多地点民族志、政治经济民族志等等。[4]可以看到，在后一种趋势中已经出现了“网络”的雏形（而且在今天ANT早就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有力工具），前种趋势则体现了对人（之情感、观念等）的尊重。
事实上，在菲尔斯基对批判进行去中心化的尝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拉图尔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先入为主）。在拉图尔对科学实践的观察中，他通过具体的实验室工作揭开了科学的黑箱（菲尔斯基则是考察了批判的情绪与方法），揭示了科学陈述如何经过引用最终被构建为事实（批判同样需要追随者、信徒与盟友），最终完成了对自然科学的袪魅（在菲尔斯基这里，则是批判被去中心化了）。可以说，菲尔斯基实际上对文学研究中的批判实践进行了一次民族志式的书写。
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阐释将民族志与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在菲尔斯基这里，我们并不应该抛弃阐释，而是要重新激活阐释；而解释人类学的批评也要求人类学家从内部提供关于异文化的解说，并反映这种解说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在文学世界中，巴特可以毫无负担地宣告“作者已死”，学者可以无视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那么人类学既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浸润在异文化中的人（他们既是作者也可能成为读者），也不能忽视本文化中的读者——人类学允诺通过对异文化的描写可以反省人们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相对性与反身性给人类学带来了大量的反思与不断发展。那么，如果我们在ANT的框架下，把文学研究视为一种田野工作，把学者的写作视为一种民族志的书写，人类学可以给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各种各样的实验性民族志可以如何丰富后批判的实践？
C.S.路易斯说：“事实不在于我们为了欣赏作者而需要批评家，而是我们为了欣赏批评家而需要作者。”[5]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之所以对文学理论（现在看来，许多理论实际上都是批判性的）产生兴趣，是想要寻求一种阅读的延伸——这本小说或这首诗为什么如此动人？这篇晦涩的文本要如何解读？这部作品究竟为什么好？
我承认种种批判性理论的确有发人深省之处，但显而易见的一个可笑之处是，对于真正“好”的作品它们只能缄口不言，或者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我从不认为这意味着我的阅读方式出了错，或者我的阅读体验也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的存在，但总归还是有些心虚，直到读到菲尔斯基的这本书——的确有些地方是批判所不能抵达的，而这些东西也同样重要。
于是我想起济慈说的消极感受力——在美面前，一个人有能力经受不安、迷惘、疑惑，而不是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一个普通读者可能缺乏透视理论的学术能力，但至少可以改变看待理论与文本关系的视角——当理论与文本相遇时，它其实和读者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它试探摸索着文本，一如我们的阅读，有时候它可以揭示文本的局限之处，有时候文本却反过来暴露出理论的不足。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自己向文本敞开，但要在犹疑之时保持定力——理论有时候可以暂时性地解答我们的困惑，但绝对不能杀死困惑。
唐诺说：“一个好的阅读者，自觉不自觉的，应该都拥有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干净灵魂，即使在现实的政治主张上，他的理性另有归属。”[6]大卫·格雷伯说：“一些人类学的想法——对于人类可能性（human possibilities）的强烈意识——使它一开始便和无政府主义相当接近。”[7]于是，不应当有某种统治性的首要性的存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当是无数的可能性。
[1] [英]詹姆斯·伍德：《破格：论文学与信仰》，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2] Terry Eagleton，“Not Just Anybody”，London Review of Books，Jan 5 2017.
[3] 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
[4] 参见[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5] [英]C.S.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邓海军译注，普亦欣，王月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 唐诺：《阅读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7] [美]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许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 张大春：《小说稗类》，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我偷偷把原文的“小说”一键替换成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