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是一篇深度分析中国近四十年来的象征、认同和建构的文章。作者从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人民对于“我们”的认同和建构的过程。文章指出，中国“我们”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一)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在这本书当中给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路径。他突破了以往那种单纯的哲学分析。而是通过影视剧，综艺等视听节目来研究。这样的研究路径是十分有意思，我们有多种由来的渠道，而我们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是一种认识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他就来源于多种多样的方式，但本质上都是一个对国家或者是对集体和民族的认可认同维护，而这种对于国家，集体和民族的认同，认可和维护，他们的来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视听节目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塑造方式。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二)
《“我们”》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其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为中国的。《“我们”》具有这种历史与时空的高度定位，对研究中的案例所展开的分析不再是停留于表面或者是形式手段的外部分析，或者是现象描摹，而是以丰厚的理论资源对案例展开更为深刻理论审视，并引发关于“政治认同建构之‘道’之求索”的深刻哲思。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三)
《“我们”》围绕“政治认同建构”的主要问题，采取“长时段”“多形式”的案例考察。布罗代尔把历史学中必不可少的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布罗代尔将时间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短时段”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历史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因此，著者沿着布罗代尔设定的对应历史“结构”的“长时段”框架思路展开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考察。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四)
从改革开放到2018年的四十年来，国家生产力获得了质的飞跃，这是物质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充盈促使人们转变以往单纯的生活化方式，也就开始了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正是从那个年代开始，涌现了各类题材、各种呈现形式的作品，这些不同题材、不同主题的作品就有一种帮助我们观众、读者、听众等建构“我们”，帮助我们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表征形式，再现了“政治共同体”这一触碰不到的形式，通过传播这些内容以维系社会、打造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集体精神、理念以及参与的建构中来。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五)
这本书的作者张健是苏州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主要专攻政治传播，之前他还写过《自由的逻辑：进步时代美国新闻业的转型》，那本书我本人也很喜欢。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这本书在结合各种传播现象的同时，也透露出深刻的哲学思想。正如书名而言，这本书从象征、认同与建构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地揭示表现与背后逻辑的关系，由表及里，分析深刻。我本人非常喜欢这本书，而且对我自己研究的政治传播学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六)
《“我们”》具有这种历史与时空的高度定位，对研究中的案例所展开的分析不再是停留于表面或者是形式手段的外部分析，或者是现象描摹，而是以丰厚的理论资源对案例展开更为深刻理论审视，并引发关于“政治认同建构之‘道’之求索”的深刻哲思。除却理论价值，本书的实践价值在于：既有助于汲取政治认同的术，掌握认同建构的“道”，也有助于帮助人们更进一步认清现实。正如俞吾金所言“：主体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与其他主体沟通，并与其他主体一起面对客体世界。所以，在他对意识形态获得深刻的批判意识之前，对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都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七)
书中“女排精神”的养成与符号化、新闻符号化、艺术符号化；“抗战剧”的我们感营构、类型化记忆刻写；认同建构的“变”与“不变”使人印象深刻。
在风雨峥嵘中形成与传承的女排精神，在民族复兴进程中闪耀出熠熠光彩。祖国至上：将国家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体现了意识与行动的统一；团结协作：以不同分工形成有机整体，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顽强拼搏：为实现目标坚持到底，体现了目标与路径的统一；永不言败：以必胜信念为引领不断挖掘潜能，体现了信念与实力的统一。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八)
作者从“国家立场”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正如书中“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其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为中国的。” “我们”具有这种历史与时空的高度定位，对研究中的案例所展开的分析不再是停留于表面或者是形式手段的外部分析，或者是现象描摹，而是以丰厚的理论资源对案例展开更为深刻理论审视，并引发关于“政治认同建构之‘道’之求索”的深刻哲思。丰厚的理论资源为“我们”奠定了稳固的基石，著者对理论资源精准运用为“我们”增加了学术性与权威性。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九)
《“我们”》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其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为中国的。《“我们”》具有这种历史与时空的高度定位，对研究中的案例所展开的分析不再是停留于表面或者是形式手段的外部分析，或者是现象描摹，而是以丰厚的理论资源对案例展开更为深刻理论审视，并引发关于“政治认同建构之‘道’之求索”的深刻哲思。丰厚的理论资源为《“我们”》奠定了稳固的基石，著者对理论资源精准运用为《“我们”》增加了学术性与权威性。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十)
我们又是谁 我们首先是人类，然后被父母赋予了姓名，是他们的孩子。上学后对于老师我们是他们的学生等等…
这些都是来自他人反馈我们认同的社会身份。
而不喜他人定义的身份的人就有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不让他人，社会定义我们。也不做他们所规定的身份下的事。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主观主动的去选择一条路，一个身份。而不是直接被安上这个身份。
所以我们是谁，是谁不重要，别人的定义不重要。要问的是我们想要成为什么人。而现在，我只是我，一个在想要成为的梦想路上奋斗的普通人。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十一)
《“我们”》涉及对象全面，呈现广阔视野《“我们”》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多学科，著者通过“政治认同建构之‘道’的求索”这一宏观目的与历史阶段中多形式的案例文本为微观切入口，将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串联，学科领域与理论实践之间的接缘性得到了拓展和更新。而在具体的对象文本的选择中，著者强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与综合性，以期涵盖从1978年-2018年这一社会历史时期内政治认同建构的整体面貌，如包括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而从具体案例的现象剖析与意义挖掘方面来讲，著者也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因其涉及的研究对象全面，而呈现出广阔的研究视野。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十二)
理解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关键。这项研究的要义，或者人们阅读本书的落脚点，在于如何在新的 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下不断地选择、改铸或扬弃传统。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今天的意识形态走向过去的传统，而是过去的传统走向今天的意识形态；不是当代 消融在历史中，而是历史消融在当代中。这也正如本书总结的那样“：以象征为用，以认同为体”，“在‘体’‘用’融通的动态摸索中，逐渐隐现某些新型传统；这些传统作为活态遗产可以作 为今后政治传播行动的工具箱，包括理念、技巧与风格，成为 动名词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架构。这些新型传统不断接受快速 变迁的媒介技术的巨大冲击，正缓慢而有序地重构新的‘行动 路线图’”。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十三)
该书将研究置于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中。过去 40 余年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日益分化，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技术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度介入，传统“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趋向“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的两分体系。人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作现代性价值谱系在中国的全面渗透。
按照图海纳的观点，“如果我们将现代性界定为理性化、世俗化和祛魅化，那么也就消除了社会生活所有的内在统一原则。如此，社会系统的统一性就不能不是外在的，它必定是国家。唯有国家才能整合社会行动者，因为市场将他们分离开来，阶级关系让他们相互对立，理性个体主义把他们化为原子。”在布迪厄看来，如果把国家视为各种类型资本集中过程的成就及武力资本或强制工具，那么国家便是一种“元资本”的拥有者，取得了凌驾于其他类型资本及拥有者的权力， 国家便拥有了进行社会整合的强大能力。其中，最主要的力 量之一便是将意识形态加诸于人们，并将其自发地运用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因此正是在符号生产领域，国家的展开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十四)
纵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的历史跨越使得《“我们”》充满历史厚重质感。正如这四十年来的历史时空的演变进程一样，著者关切的问题、现象与思考也力求涵盖各个方面。如：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某些领域的失序与危机之时，“女排精神”这种“祖国至上”概念养成与形塑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拼搏精神的强大精神力量；而国家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最高决策同样将电视这一通俗的大众艺术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凸显其知识科普、社会规劝的媒介职能与品格，进而诞生了一系列普及法律常识的“中国电视法治节目”；而在新世纪之后，通俗大众文化活跃，抗战剧以对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的再刻写，在民族灾难叙事中再次体认“我们的谁”以及“他们是谁”的包容性与赤异性兼具的认同感知；新时代以来，纪录片、新型综艺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以各自擅长的内在符码机制询唤“主体”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炫目的视觉“奇观”探索传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表意空间，以此匹配在网络新生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的认同密码。并且，《“我们”》详尽论述了电视媒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塑造国家集体与文化生活的这一认同构建的责任与担当，其历史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形成的现象、潜在的意义、引发的思考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可谓是点、线、面俱全。嘿嘿
《“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读后感(十五)
这本书立足中国国情对政治认同问题进行系统探究。结合“亨廷顿之忧”逼视下的思考来对“如何构建持续的政治认同”展开系统且全面的思考。这本书探究了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作为“建构路径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以及理论归宿的“政治认同”是什么、“谁”的政治认同、“谁”来建构、谁作为认同主体来建构的谁的政治认同、传播在这种认同建构中又有何作为？新媒体语境给这几个“谁”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
围绕这几个核心问题开展了理论以及实践的探究。在具体研究开展之前，先是对核心概念以及研究路径进行分析，对“政治认同的双重主体性与双重客体性”进行分析，“认同”实质上是一个被歧义与模糊覆盖的概念与概念镞。也对“政治认同”概念进行梳理，指出“政治认同是社会行动者对一定政治体系，政治运作的同向性的情感、态度和效应的政治行为的总和。”而谈到政治认同建构的问题时，就认同建构的辩证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应用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政治认同是行动者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传播的“攻防战”，这本书在开展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了问题研究背后的“建构术”、“传播术”背后的问题，思考国家作为自主性力量面对着怎样的政治认同历史建构传播？这些历史传统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塑造和定型的？这些历史传统又可以在当前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采取何种作为？
关于研究方法的话，我认为也可以给予更多的启发，这本书在量化与质化方法做出新的尝试，看到了历史转向在政治学里的趋势。这本书基于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对政治认同建构本身的境遇化、个性化、特殊化的问题进行分析，也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与延续性进行探究。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理解现实中的社会科学，通过对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分析来试图在认同向度上实现政治认同建构的“自知之明”，并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整过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奇谭旧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中国的。”总之，政治认同建构问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站在中国民族国家的角度以建构主体的心态来分析问题，并能够站在历史视角来回顾问题、反思与再思。这本书便从这个视角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研究过程中采取“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也能够为政治认同建构路径提供更为成熟的框架。通过对1978年到当下的重大历史事件入手进行分析，将其概括为两个大的阶段，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事件的分析能够进一步发现长时段流动历史的一部分所展示出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某些面向。
而实际上，长时段的考察本质上是为了解释作为自主性主体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所面临的的困境、所选择的行为路径以及所取得的社会效应，并没有通过想从过去的经验探究中来寻求一成不变的规律等，这需要在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受众认知来进行深度思索。这本书共分为六章，每一章就特定主题探究了政治认同问题。
社会结构决定了在认同的形成与维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过程；反之，由有机体、个人意识和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所制造的认同又反作用于给定的社会结构，同样对它进行维护、修正甚至重塑。
总的来说，这本书论证极为严谨，一些角度确实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多思考。托马斯·卢克曼和伯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认同建构问题，当人们把社会世界作为客观现实予以内化时，世界就变成了主观现实。内化有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初级社会化阶段，发生在富有强烈情感的环境中。孩子会以多种情感方式来认同重要他人，孩子习得了重要他人的角色和态度，把它们内化，从而产生对自己的认同，使自己获得一个在主观上具有一致性与合理性的身份。这里我不想描把这种书中的内容进行重复性的说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书中的理论框架告诉我们作者的认知，而我要做的就是从对方的理论框架中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对自己的理论框架进行加工深化。这也是最近我深刻意识到的结构化思维概念，只有将自己的思维结构进行不断的延伸拓展，形成一个坚定的理论基础，有别于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主意识，不被社会的人云即云所主导。
本书读完之后，具体内容给我非常清晰的感觉。因为这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案例以及集合中国国情与现实作为依据，阐述“认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后几章谈到了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认同问题，这对于我们而言更加熟悉，《如果国宝会说话》、《了不起的挑战》等节目，我们可以在这几章阅读过程中从青年政治认同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思考政治认同建构路径以及其又是如何实现的？结果怎样等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在网络社会中更为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卡斯特尔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探讨了社会认同的问题,尤其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更是集中讨论了社会认同从瓦解到新生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开始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大教堂逐步的世俗化使其失去大部分的功能,它们不再能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也使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有序性。这时,个人不再有安全感,因而人们只有另选途径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卡斯特尔在比较工业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感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和机理后说,在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同感构成了一个社会,后来这种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在网络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深地浸入在社会机体之中。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社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
最后，再回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从案例之外再来思考认同建构的逻辑与传统，认同建构是从属于国家建构的，不管“国家”属于什么样的国体或是政治形态，对于公众政治认同建构的要求以及塑造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也确实需要像书中说啥的，需要对经验实证主义以及本质主义等对于政治认同建构的认知以及传播路径进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