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学术史》是一部关于《汉书》的学术研究著作。作者通过对《汉书》的历史背景、撰写过程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汉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汉书》的机会，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汉书》学术史读后感第一篇
读完了，很有收获，感觉如果是大三写学年论文的时候能读到这本书，可能会少走不少弯路吧。之前阅读完杨倩茹的《汉书学史（现当代卷）》，曾说期待古代卷能出版，如今曲老师的这本书算是满足了我的愿望。具体内容不谈了，曲老师的行文一直很有逻辑且干净，肯定有不少问题可以再深入，但整体上仍构建了一个《汉书》成书和流传的“全面图景”（曲老师之前说过，要研究知识的接受史，应该也与此有关（参考《佣书成学》），很值得学习。在此仅就曲老师提到的《汉书》学的未来展望谈两点。 其一，就学术研究而言，曲老师提到了要打开视野，有贯通精神，同时特别强调了“史料批判”的指导意义，要关注对《汉书》成书环境、作者心态、撰述条件、史料的采择等问题的研究，我深以为然。曲老师在《整齐世传》中也提到：“反思史家构建历史人物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追问史家撰述的时代背景，以之与史家笔下的时代相映射”，应该说这一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吴晓群教授提出了“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研究范式，明确指出历史学家在记述和研究历史（组织材料）的过程中会倾注其主观思想，这一方面是对其所处时代之思想的反映，体现出史家自身的时代关怀；一方面则受到史学家世界观的影响，因而也要探究其个人主体因素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的，以及其思想活动是如何落实到历史书写当中的等一系列问题；而王汎森先生在讲座中指出，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the regime of historicity），强调研究者应该探析史家对于历史的选择性记述和解释模式之内在的原因；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一种史学风气所涵带的广大知识世界的“开关”，也即研究某一特定时期哪些知识（思想文化等等）被人关注，哪些没有被人关注，这其实就是分别阐述了要对史家个人因素与所处时代背景进行研究。就我个人的学习而言，《汉书》十志中体现出班固强烈的主观意图，一方面以“先王之道”作为准绳批评西汉的现实政治，一方面却有有着浓厚的务实色彩（如《刑法志》中的重刑取向《食货志》中的“国家干预主义”以及《天文》《五行》中对“人事”的强调），甚至会为此曲解历史。从更高的层面而言，这其实也是受到了两汉之际儒学转变的影响（如阎步克先生所言-参《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从大三学年论文到刚完成的开题报告，我想探究的一直就是这个问题，我庆幸于自己有着还算正确的问题意识，也焦虑于自己是否能把这个题目保质保量地完成，希望能如愿吧。 其二就是关于《汉书》普及的问题。我认同曲老师所讲的，《汉书》并非高深的学术专业书籍，而可以视作故事书，不应该离普通民众太远，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进行推广）。在我看来，也许“非虚构”（non-fiction）会是一个好选择，21年听讲座的时候，杨念群先生他们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之前看李开元先生的三部曲和张向荣的《祥瑞》，都有收获很大，我有一个宏愿，即在50岁之前完成一部以班固为主角的非虚构著作，拟定书名是《宣汉——班固和他的时代》（仿效《祥瑞》），希望能实现吧。
《汉书》学术史读后感第二篇
读完了，很有收获，感觉如果是大三写学年论文的时候能读到这本书，可能会少走不少弯路吧。之前阅读完杨倩茹的《汉书学史（现当代卷）》，曾说期待古代卷能出版，如今曲老师的这本书算是满足了我的愿望。具体内容不谈了，曲老师的行文一直很有逻辑且干净，肯定有不少问题可以再深入，但整体上仍构建了一个《汉书》成书和流传的“全面图景”（曲老师之前说过，要研究知识的接受史，应该也与此有关（参考《佣书成学》），很值得学习。在此仅就曲老师提到的《汉书》学的未来展望谈两点。 其一，就学术研究而言，曲老师提到了要打开视野，有贯通精神，同时特别强调了“史料批判”的指导意义，要关注对《汉书》成书环境、作者心态、撰述条件、史料的采择等问题的研究，我深以为然。曲老师在《整齐世传》中也提到：“反思史家构建历史人物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追问史家撰述的时代背景，以之与史家笔下的时代相映射”，应该说这一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吴晓群教授提出了“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研究范式，明确指出历史学家在记述和研究历史（组织材料）的过程中会倾注其主观思想，这一方面是对其所处时代之思想的反映，体现出史家自身的时代关怀；一方面则受到史学家世界观的影响，因而也要探究其个人主体因素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的，以及其思想活动是如何落实到历史书写当中的等一系列问题；而王汎森先生在讲座中指出，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the regime of historicity），强调研究者应该探析史家对于历史的选择性记述和解释模式之内在的原因；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一种史学风气所涵带的广大知识世界的“开关”，也即研究某一特定时期哪些知识（思想文化等等）被人关注，哪些没有被人关注，这其实就是分别阐述了要对史家个人因素与所处时代背景进行研究。就我个人的学习而言，《汉书》十志中体现出班固强烈的主观意图，一方面以“先王之道”作为准绳批评西汉的现实政治，一方面却有有着浓厚的务实色彩（如《刑法志》中的重刑取向《食货志》中的“国家干预主义”以及《天文》《五行》中对“人事”的强调），甚至会为此曲解历史。从更高的层面而言，这其实也是受到了两汉之际儒学转变的影响（如阎步克先生所言-参《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从大三学年论文到刚完成的开题报告，我想探究的一直就是这个问题，我庆幸于自己有着还算正确的问题意识，也焦虑于自己是否能把这个题目保质保量地完成，希望能如愿吧。 其二就是关于《汉书》普及的问题。我认同曲老师所讲的，《汉书》并非高深的学术专业书籍，而可以视作故事书，不应该离普通民众太远，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进行推广）。在我看来，也许“非虚构”（non-fiction）会是一个好选择，21年听讲座的时候，杨念群先生他们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之前看李开元先生的三部曲和张向荣的《祥瑞》，都有收获很大，我有一个宏愿，即在50岁之前完成一部以班固为主角的非虚构著作，拟定书名是《宣汉——班固和他的时代》（仿效《祥瑞》），希望能实现吧。
《汉书》学术史读后感第三篇
曲柄睿《汉书学术史》写得很有个性。
从章名来看，结构安排中规中矩。第一章讲前史（《史记》及其续写工作、《汉书》的编纂历程），第二章讲《汉书》，第三至八章讲后史（历代《汉书》学）。节的安排就显出作者的匠心来了。
历代《汉书》学部分，每章第一节鸟瞰该朝代。这个鸟瞰非但不“全面”，而且相当具有只眼。例如魏晋南北朝章第一节“政治上的分裂时代”，叙述跨度大约400年，篇幅约3页。其中2页分配给汉末40年，2行分配给三国60年，1页分配给西晋50年，8行分配给东晋南北朝260年。篇幅分配比例畸轻畸重，可见作者行文绝不循规蹈矩，自有其勇于去取的尺度。勇于去取，使得本书不至于沦为资料性的汇编、知识性的概述，而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更可时时窥见作者的见地与抱负。但缺憾也在于此。
在我读来，本书有这样几个精彩之处：
第一，对班固撰写《汉书》的无奈处境，予以相当同情的还原与解释，令人读之动容。这是全书令人印象最深刻处。
第二，归纳《汉书》对《史记》著述宗旨、体例的改变，有许多具体的可靠的意见。例如以“宗王传”区隔不同朝代的人物列传等。这些体例，我以前只有模糊的感受，没有这样清晰的认知。
辛德勇近年特别推崇钱大昕的一句话：“读书须识其义例。”我理解，“义”就是著述宗旨，“例”就是写作习惯。以上两点，可见作者对《汉书》的“义例”有很到位的把握。
第三，特别提出《汉书》在古人看来“是一部知识手册、典仪大全、治国方略、文学范本，同时也是极目骋怀、寄托心志的情感之书”。在几乎每章均设有专节讨论该朝代的人“读《汉书》的风气”。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在若干特定朝代，“《汉书》学”成其为“学”的原因。
第四，当代部分对《汉书》点校本工作情况的介绍很详细，也提示了很多可以进一步深读的材料。这些在学界可能是常识，但我以前确实并不了解。
但是我对这本书也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其中大多数也是由于作者“勇于去取”的特点造成的。
作者在《后记》提到自己有两个得意之笔（虽然措辞是“不成熟的见解”）：其一，班彪的自由创作与班固的被监督完成，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的紧张状态。这一点已见前文，确实是本书最精彩处。其二，宋代以后《汉书》学走向衰落。这一点是我比较困惑的。
按照作者的见解，唐代是《汉书》学的顶峰，宋代以后的关键词是延续、衰落、停滞。尤其作者对清代、民国的《汉书》研究评价很低，对“现当代”的评价反而用了诸如“无可比拟的意义”之类用语，出人意料。
还是通过篇幅分配来看待问题。我的常识中，《汉书》学史上最重要的几项成果，可能是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杨伯峻《窥管》、陈直《新证》。本书给《汉书补注》分配了4页半的篇幅，《汉书窥管》5页，《汉书新证》5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一文有6页半篇幅，冉昭德《班固与<汉书>》一文有4页半篇幅。作者也说冉文“这篇文章很普通”，可是在篇幅分配上与煌煌大著《汉书补注》等量齐观，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在这一时期，那些坚持从事实出发的观点便如同历史的低语，超越了时间的噪音，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了”。形象地比喻，《汉书补注》是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峰，所以毋庸赘述；冉文则是平地上的丘陵，显得难能可贵、夺人眼目。以学术价值论，冉文无从望《补注》之万一。但作者以学术史价值来衡量，冉文就能挣得4页半的篇幅了。（虽然我还是替王先谦叫屈）
作者这一“学术史眼光”贯穿全书始终。例如近现代章，刘咸炘、李景星、杨树达、陈直共分一节（陈直《新证》成书于1960年代，却提前置于民国章，正可见作者的抉择眼光），郑鹤声独占一节。原因正在于，在作者看来，王先谦、杨树达、陈直辈做得再好，不过是走颜师古的老路；郑鹤声做得再差，至少走出了一条新路。求新、求异而非求高、求深，重点是用了什么新方法新路径，而非获得什么重要成果，这是作者的学术史裁量标准。
可是这个标准，会遮蔽作者的目光，使他打量老路时，会选择性失明。例如杨树达自陈清代《汉书》学的巅峰是王念孙：“大抵清儒治此书者，推高邮王氏为最富，亦最精。”作者也说《窥管》较劲的对象主要是王念孙，次为王先谦。可是在明清《汉书》学部分，似未提及高邮王氏，使得杨氏此语及作者的判断均落空。既然巅峰都不予收录，那么认为清代《汉书》学不足观，也就不足怪了。
此外，作者举例释证《补注》《窥管》《新证》时，举的例子似都并不是原书最精彩的部分，甚至有些因为误读，而忽略了原书的精彩处。例如《补注》举《胡建传》“守军正丞”为例：
作者说“刘敞以降各种说法，无疑是颜师古的重复而已”，从而批评王氏“兼采众家之说时一味追求博览，因而收录很多重复且并无学术价值的意见”。
可是实际上，颜师古将这句话读为“兼守军正、丞”（同时代理军正、君正丞的工作）。刘敞正是对颜注的有力反驳，认为传主只是代理军正丞而已，并不代理军正，并且举出内证说明当时军正缺席。这个辨析虽然也谈不上有多精彩，可是能驳颜注之失，正确无误。齐、何二氏是对刘敞的补论。这些怎么能说是“颜师古的重复而已”呢？
此外，作者脚注提及杨树达“另有《汉书补注补正》（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等书。按《补注补正》是1925年出版的，且是《汉书窥管》的前身，似不宜作为“另有”单列。
作者在现当代章，有一句很深的感慨，发人深省：
作者能以同情的眼光看待白先生（引按：白寿彝），却似乎未能平等地沾溉王先谦、杨树达。这既是本书的独具只眼处，也是本书的只具独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