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感的诞生》这篇文章探讨了私密感在人类社会中的演变和重要性。作者认为私密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构建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私密感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一篇
说到巴黎，想到就是浪漫。
虽然未曾去过，但谁还没看过伍迪艾伦镜头下的巴黎，阴郁浪漫而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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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本书完全打破我浪漫巴黎的想象，本书《私密感的诞生》是通过2783死亡清单对近3000个巴黎家庭生活进行了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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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清单研究的10000份遗嘱中，作者以街道、街区、住宅，以及社会——职业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翔实的考察了17～18世纪巴黎人的住宅、家俱、物品使用、取暖照明等变化以及贫富人家之间使用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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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来说全部家具最昂贵的物品，它的价值往往会高于全部家具的15%～25%在日常的需求中床不仅仅只是用来睡觉，它是也是专属每一个人的私密空间。每个人都生于或死于所爱的人们之间，床是出生和死亡的场所。见证了家中快乐与悲伤的事情，床带我们走向家庭隐私生活核心，同时它也庇护着婚姻的隐私。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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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作者在书中还考证那个时代日常生活各类物件，带着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巴黎，看到了人们是在有限的资源和空间限制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私密感，每一份死亡清单都是有理的证据，而作者付出的精力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这本书的呈现是读者的福气。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二篇
这本是“微观史”系列2:
不懂法国史，超级小学鸡。
1学习细碎东西怎么以小见大，写法值得借鉴，史料收集是团队作业的产物，暂时不能借鉴。
2 外国学者问题一时的链接大历史的能力真奇妙。序言扯到大革命的“巴黎代表了法国，但是巴黎家庭的温暖完全没有预示着大革命的狂怒。清单中的巴黎是没落中的巴黎，或许是因为，思想的骚动没有存留多少痕迹。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却让我们回信少了昔日巴黎的甜蜜生活”
3 “死亡清单”怎么能回答隐私的问题。18世纪的美好巴黎生活：床特别重要，封闭的，有窗帘，男女分床：穷人也想要一张好床；厨子能站起来做饭了等等 。友邻说看了这本书发现很多生活方式不是顺理成章变成今天这样的。我对壁炉做饭那一段深有感触。昔日奶奶做饭的场景到今天我的烤箱…
4 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一方面是说这些研究对象也不会特别穷，不特别触及社会下层。但另一方面不会影响死亡清单折射出的代表性 ？中上游社会生活质量高的人本来就更有隐私空间吧。直觉上私密感像是社会内部结构分化的产物，不像时间进化的产物。
5 联想：巴黎的变化主要在19世纪吧。如自来水啊等一些变化还是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使用普及的，还有奥斯曼城市改造。这本书像一种缓缓的社会内部变化的风向，“私密感的诞生”是一种对大量史料的不完全归纳，值得鼓励。这种叙事对这个时代的法国整体理解还有进一步解读拔高的空间。
“巴黎人死前最不想忘记的一些物品”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三篇
这本书和我想象中的内容不大一样。它记叙了近代法国人的生活形态，而且是以一种类似考古的形式对法国人的生态做了总结。
既然是考古，那总归是要有一些“遗留痕迹”来做为推论的证据的，这个“痕迹”就是死亡清单。
法国人家会在去世后，将死者生前的所有遗产进行盘点和估价。作者正是从死亡清单中梳理出了法国人生活中的私密感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原来我们每天都在接触到的生活物品全都是这些人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在一个个锅碗瓢盆，沙发、床、椅子等家具中，仿佛能够勾勒出死者生前的生活景象，尽管他们的人生最终成为了一条条清单上的条目。
对中国读者的我而言，从作者罗列的清单内容以及对比分析中，能了解到法国人对待物品的“处世之术”。比如床被认为是家具里最贵重的物品，尤其是对于贫困阶层的人来说，床的开销远大于其他的家具，然而有时候明显的贫民阶级例如职业是仆人的情况，他们的床却十分昂贵。他们所服务的雇主通常很富有，而雇主为了表达感激和友谊，会将自己的床赠送给仆人们。
家具的数量并不能看出主人的阶级，但家具的材料和使用材料的比例却可以。例如近代法国人的大多数房子里都摆了很多的椅子，通常会在一张土耳其地毯上摆一张桌子，然后叮叮咣咣放置大量的餐具（他们吃饭用的东西可太多了）。无论是什么经济状况的家庭，生活必需品都差不多，能看出差别的是物品的质地。比如穷人阶层的人使用锡制餐具较多，像是陶瓷制品就有些奢侈了，因此他们只会用来和咖啡或者用来装饰房间。
从既定的清单内容推演人们生前的生活，死亡无疑是对家庭的冲击，活着的人会因死亡而改变一些东西，他们需要邻里、工作来面对生活的困境和不确定性。《私密》的作者为我们详细地展示了近代法国人民家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房间里的每一件家具都做了罗列和总结，让我们不至于在面对冰冷的死亡清单时唯有叹息。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四篇
历史学一般是以文本资料为基础，所研究的一般是盖棺定论，即已经发生的事。而人类学却一般是以调查为基础，研究的是正在发生的事物。
这本书有意思的点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十七至十八世纪法国巴黎的民众生活，但是研究的方法却是通过2783个巴黎家庭的死亡清单得出当时各个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最终得出那个辉煌时代下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写照，这又有点类似于田野调查。
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得以通过综合的社会科学视角去想象当年巴黎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大量引用了清单中的数据，在摆出论据时也事无巨细地进行了分类，例如单一个神职人员，都精准分类为六种。这让无疑增强了全书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但这样做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提高了阅读门槛。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学习后，在闲暇时光拿起这么一本书，却要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列举描述，这样的阅读体验或许不会太好，因此这并不是一本休闲读物，而是一本需要花时间慢慢细读的作品。
如果说这本书的论点是私密感是如何诞生的，那么前两部分就是针对此论点所展开的举例论证。第一部分的重点在于使读者了解巴黎的根基，文本从宽泛的社会构成道具体的家庭维度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则从更为具体的住宅本身出发，从房子的外观变化再到房间功能性的起源和发展，到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相互重叠到分离。
这两部分逻辑层次分明，并且每个层次之间关系紧密。作者用心良苦，正是因为不这样详细地去解释，则直接分析巴黎生活的私密感过于悬浮，没有说服力。
当然，如果你实在没有了解前因后果的耐心，那么可以直接跳过前两部分，进入第三部分的阅读。在「第三部分：家中的私密生活」这一章节中，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民众的生活细节中，无论是居民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相互重叠到分离的过程，还是社会各阶级不同的饮食习惯，亦或是床带我们走向的巴黎家庭隐私生活的核心，都颇有意趣。因此在阅读前抱有了解近代巴黎人生活这一目的读者在阅读这部分的过程中可以得以满足。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在十八世纪，从外国游客到化学家都认为巴黎水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塞纳河水是塞满淤泥，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坑，它会让外国人换上腹泻。”
几个世纪过去，巴黎的早已焕然一新，如今巴黎水却作为一种价格高昂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出售。环境可以改变，生活方式也一样在不断改变。这本书带我们了解了一种古老又熟悉的生活方式，满足了我们对这些十七到十八世纪巴黎人的好奇心。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五篇
提到私密感，现代人第一反应一定是单独的房间，是可以独自一人占据的空间。 但这种空间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它需要相对富足的生活，需要有一所大房子，需要房间的主人可以提供着这种私密的便利。 我们经常看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影视作品，其中大量场景中都可以看到私密感的缺失。对于我们来说，私密感也是最近才逐渐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欧洲呢？欧洲私密感诞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把时间回溯到17、18世纪，让我们去那个私密感产生变革的时代，去审视这样的过程是怎样缓慢但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这本《私密感的诞生：近代早期巴黎的隐私与家庭生活》就是根据2783份巴黎人死后在公证人见证下留下来的死亡清单文件研究的基础上，带我们走进那个时期巴黎社会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对于他们生活状态前后时间对比的研究，审视着一个时代变革的过程。
这是一项专业而细致的研究，作者和他的助手们细致的工作，通过空间维度、社会维度和家庭维度对于死亡清单背后所代表的巴黎当时的生活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还原，让我们能够真切的了解到他们具体而详细的生活。
那么在这些死亡清单的对比中，前后有了哪些变化呢？15世纪上半时期，巴黎房屋的结构还是中世纪的，但经历了16世纪后，巴黎的房子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特征；17世纪常见的一类住宅是由两栋独立的建筑组成，中间有一个庭院相隔；1750年之后，有餐厅的巴黎家庭增多了，18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小房间，厕所、藏衣间也出现了，而到18世纪中期，前厅逐渐出现，一个接近于现代性的房间结构逐渐慢慢成型。而这就是私密性空间不断增加、不断诞生的过程。 提到私密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更关心的是那时候巴黎人具体的生活场景是怎样的，这才是真正的对于他们私密生活的窥视。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回到那个时代，无法真正看到他们生活的场景，但就在这份死亡清单的具体描述中，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研究，我们依然能够还原当时的生活状态。
比如在私密感较弱的时代，床代表了隐私生活的核心。而这在这份清单中就有着极为具体的体现。早期，床不但是家庭中最为昂贵的财产，而且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装饰性。随着房间私密感的增强，在18世纪末，床的私密性明显降低。
这样变化，在其他生活场景中也可以看到。家庭中的其他各种空间和日常活动，比如备餐、社交、物品储存、取暖、照明，甚至包括室内装潢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状态都可以经过大量的研究而复原，而他们也都因为私密感的变化而变化着。 阅读者历史学家对于巴黎17、 18世纪生活状态的研究，让我们窥见他们生活的隐私，走进那个私密感诞生时代的真实生之中。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六篇
《私密感的诞生》：巴黎“小黑屋”里的温暖绅士生活
思衣谷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网络用语的“小黑屋”是指对违规用户执行封锁，禁止发言的意思。但事实上，作为词的中性而言，“小黑屋”还有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展示了为人处于一种隐私状态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场地，这就是引申出了一种人的舒适的私密感出来。
最近有幸读到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所著作的《私密感的诞生》，就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一两百年的巴黎平民生活，感受一番那来自平民阶层，也拥有了自己绅士生活的家居“小黑屋”，以及所带来的最大的私密感，最大的温暖度，最大幸福感。无疑，17-18世纪里的巴黎，因为那些有温度“小黑屋”，让那时期巴黎人的居家私密和美好生活状态达到了黄金时代。
本书的背景是在17、18世纪的巴黎，作者也基于近3000份(实际2783份)“死亡清单”的数据，去以街道、街区、以及社会职业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还有住宅楼作为作为考察对象，去展现巴黎人的一种最初私密感生活的存在。此书一共分为三大部分，一共11章。其中在第一部分中，关于考察私密感的主题，作者就以巴黎作为样本展开论述。其中在第一章作者就开章明义地说明尽管该些“死亡清单”有缺点，但仍然是可靠的史料，仍然是我们档案中最为丰富和坚实的资料。
而在第二章，就就讲到了那时期巴黎的空间维度。书中提到虽然那个时期高度发达的巴黎就已有几乎有一千条街道，但直到1728年才命名。而在家庭教区分布的80%以上的家庭都分布在城市中心旧教区，可见当时的巴黎平民的宗教色彩是很浓厚的。而街区这部分的介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介绍位于城乡之间（城市边缘地区）的小酒馆在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中是有有地位的。因为那些场地是构成了城市与乡村人口之间的纽带。
第三章的社会维度中，作者就通过大量的图表的方式，去说明了那个平民阶级中，职业比较吃香的商人和行业师傅，分别占社会职业群体的22.3%，27.1%，另外在仆人数量的分布也说明了当时的生活水平是过得去的，起码请仆人的数量还是挺多的。作者通过大量列图表的意义在于说明了在17-18世纪里，巴黎最古老的街区的社会与职业肖像是非常有其的稳定性，正是这样的稳定职业和社会分工，为巴黎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客观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保障。
而在第四章的家庭维度中，作者继续列数据说明了家庭结构，同时也以请仆人作为普遍的现象，就说明了不被视为一种奢侈或者财富的象征。此外，就当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和谐的，因为那个时代，子女不想继承父母辈的事业，而想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另外而导致家庭矛盾各位不和谐的就是继承问题了。而在最后，作者也总结道，虽然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有摩擦，但主流还是因为他们的友谊亲情以及信任的氛围主导着家庭生活，家庭的“小黑屋”才显得更为光明和温暖。
来到第二部分，就继续讲到了巴黎的住宅，是的这次开始主角就是巴黎的“小黑屋”了。首先，作者就讲到了住宅样式，作者也通过“死亡清单”而列图表的形式说明当时的巴黎人的住宅状况，有49.5%是租房的，而房主的社会职业类型也再次巩固了商人和行业师傅是最大的门户。此外，作者也详细介绍了租房、工作住房、公用住房、寄宿的状态。
而在第六章关于巴黎空间中所见的住房外部的内容上，作者就引用了各个游客的感受，说明了巴黎住宅是高的，并用石头砌起来的。这也说明了租房是当时巴黎社会的主流客观现实。在第七章的住宅的状况中，就详细讲到了那个时期的巴黎人除了三大主要类型，还有大量的附属房间和外围房间，如小房间、前厅、藏衣间、闺房等，外围间有粮仓、地下室、温室等。其中有趣的是阁楼，其实这就是非常有私密感很强的巴黎“小黑屋”的代表之一，因为它们是发挥了储存家庭各种物品的仓库作用。继而，作者在谈到空间的组织，以及房间功能与专业化程度就是空前的。这里就说到了一种私密感很重的私人房间，因为该房间是人们都偏好用于社交的。
而最为能作为巴黎小黑屋的典型房间就是女性使用的闺房了，因为闺房的存在是小房间的，并且都是给那些女性在情绪不佳时在里面避人耳目的树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厕所还是浴室都是安哥启蒙时代下创新出来的空间，从而说明了人在家庭住宅的私密感就更为体现出来了。
综上，在巴黎的住宅部分，作者也客观分析的私密感增强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作者也肯定了那时期的巴黎人并非一个封闭的孤立的世界，他们会热衷于与街区的人们集体生活。这就说明了私密感虽然也有自身的幸福感，但同时集体生活也是有着温暖的气氛在的。
来到第三部分的家中的私密生活。其中第八章就谈到了家庭空间中的日常行动，如在巴黎人饮食习惯一瞥内容上，就讲到了那是巴黎人有一本食谱是很流行的，那便是《王室与有产者厨师》，其中讲到19种烹饪羊肉的方式，以及17中阉鸡做法，是给读者推荐了一本拿手巴黎人食谱。此外，吃方面，作者也说到了巴黎人很爱吃甜食和糕点的，他们也普遍爱喝酒，咖啡，这些自然就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幸福感是很高的。而在巴黎人的物品储存方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提到的大箱子，这就体现他们是机动性强的，随时搬家，自然也证实了那是巴黎人都是租房为主的。当然大箱子的存在也有着对乡愁的情感寄托，尤其对底层人们。
第九章就讲到了家中的便利生活要素，如取暖、照明、水与卫生。第十章就讲到了室内装饰，正是有了绒绣与其他挂壁织物、画出来的图像与刻出来的图像、镜子、小摆设和装饰品等物品，就说明了当时人们是用它们来作为愉悦视觉的，那些东西会在昏暗的家庭中展现愉悦的色彩和光亮，极具个性化，以及带来温暖和幸福感。
第十一章的精神与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就讲到了书籍，其中提到了有67%涉及的是宗教类的书籍，说明了在那个已经启蒙时代，宗教作品仍然是基本上大部分中层民众的唯一读物。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乐器。作者就此告诉我们启蒙时代的乐器制造者有着优越技巧的真正艺术家，他们为音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其中从1750年开始，乐器商店不断增加，同时那时期出租乐器的市场至少也与售卖市场一样繁荣，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的精神与文化生活是非常有绅士生活方式的。
我们当然知道当代隐私意识是很强的，自然对私密空间的“小黑屋”也有着较高的要求的。但我们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私密感，爱上那有非常有个性的私密空间的“小黑屋”呢？来读读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所著作的《私密感的诞生》，感受一下那个时期巴黎人的嫉妒高质量的绅士生活，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一探个究竟的。
该书是以17-18世纪里的巴黎人作为对象，探讨他们的“社交性”“舒适性”“家庭生活”等观念的出现与发展，并由此检视私密感的问题。通过此书我们知道了那时期的巴黎人住宅内部的空间分配和家具装置，都越来越完善和富有条理，并且非常有个性和有私密性；房间由分布在多个楼层，变为集中在同一层中；巴黎主妇们也经历了由蹲着做饭向站着做饭之类的行为模式转变中，女性也有闺房可以发泄情绪，有仆人用，有厕所浴室用等等。借助这些细节，我们读者自然通过此书去对当时普通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展开富有画面感的想象。从逼仄拥挤的租住建筑与贵族有着马车通道、宽敞花园与庭院的别墅之间的差异中，作者揭示出了人们对隐私与家庭生活的重视，进而确认了现代意义上的的私密感由此而生。
但同时，作者也肯定了那时期的巴黎人并非一个封闭的孤立的世界，他们会热衷于与街区的人们集体生活。这就说明了私密感虽然也有自身的幸福感，但同时集体生活也是有着温暖的气氛在的。
当然，此书的主旨根据死亡清单的史料，通过探访调研式的方法层层有条理地揭示了私密感的诞生过程，探讨了物质生活与人类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并清晰地展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具体场景。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步伐，一探17-18世纪里，那些有私密感，有温度感，有绅士风度的巴黎“小黑屋”生活吧!
私密感的诞生读后感第七篇
用厨房里的这些用具准备的食物是什么呢？那些日子里，巴黎人吃什么菜呢？清单提供的关于17—18世纪巴黎人饮食习惯的信息非常稀少，除了饮料、食物储备之外，几乎没有提及任何东西。大部分食品柜，或者胡桃木或橡木制的小橱柜带有黄铜丝网，里面都是空的；橡木腌肉桶也一样空荡，它通常由钥匙锁上，可以装大约25千克盐。甚至在死后不久就编纂的清单中，食物储备也可能很少，这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不能忘记，在人造冷藏技术发明之前，易腐食品的储存是一个大问题。食品商大量出现于街区中，实际上每条街上都有。因此，可能大部分家庭主妇通常会每天在离家最近的店里购买日常用品。虽然缺乏食物储备，但通过观察他们的用具与碗碟，以及欠商人的债务，我们仍能大致了解这些巴黎人吃什么。
最基本的主食是面包，它们被放在通常是冷杉木制的面包柜里，或是放在面包袋或食品柜里。逝者家中最常见的债务是“面包供应”。其总量可以很大，在50～200利弗尔之间。一位死于1745年的画家在“面包供应”上欠债243利弗尔，而其财产的总价值是556利弗尔。在17—18世纪，巴黎人的日均面包供给量往往很高，在500～550克之间。1这意味着旧制度晚期标志性的面包价格上涨对于更贫困的阶层来说要痛苦得多，他们被迫转向其他谷物，放弃富含蛋白质的食谱，转而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在那些面包很少家制的年代里，清单中有阁楼里储藏的小麦和面粉的，实际上只有面包店和糕点店：1667年，一位烘焙师傅家中有“9塞普提（septiers，1塞普提=10蒲式耳）的面粉”，其中每塞普提价值10利弗尔，总价值90利弗尔；1676年，另一位烘焙师傅家中有“4塞普提生面粉和烤过的面包”，其价值被评估为36利弗尔。
考虑到厨房用具的多样性，我们可以想象，食谱也是类型各异的。人们烹煮汤与肉汤，这从汤盘（soupières）、汤碗（jattes pour la soupe）和碟子（assiettes），还有汤勺（或称煮物勺）、用来喝肉汤的带把杯子（tasses）和长柄大汤勺（louches）的存在中显现出来。短柄小平锅用来煮稀粥，这是小孩子和穷人最基本的营养。吃肉的证据是储存肉类的多种用具，例如腌肉桶，或是“挂肉的钩子”；还有用来切、剁、去皮和烹饪肉的用具，例如烤肉扦、旋转烤肉扦、滴油盘和烤架，以及储存肉的用具，包括炖炒肉的勺子。新鲜的优质肉会被放在烧烤扦上烤或腌制；质量不那么好的肉会用小锅或炖锅做成炖菜。羊肉和羊羔肉，与牛肉和牛犊肉一样流行。马丁·李斯特说：“至于肉类，质量较高的牛羊肉与我们的不相上下，不过还不能说比我们的好。而他们的牛犊肉鲜红粗糙，根本比不上我们的；我相信，在英国之外，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把牛犊肉做得这么好。”
一本食谱书在宫中非常流行，即《王室与有产者厨师》（Le Cuisinier roial et bourgeois），其作者据说是某位利摩日的马西洛（Massialot de Limoges），它出版于1691年，描述了19种烹饪羊羔肉与羊肉的方式、13种牛肉做法和12种牛犊肉做法。人们以培根或火腿的形式消耗猪肉。1657年，一位陶工师傅有“腌肉桶中的半只猪”，价值6利弗尔。1664年，一位酒商的地窖里藏有“75磅腌猪肉培根，每磅5索，7只火腿，价值10索”。由于存在相应的制作工具，以及长柄平锅或滴油盘之类的烹饪工具，我们可知，巴黎人的餐桌上也会有腊肠和黑香肠。巴黎人也非常喜欢家禽与野味。只有最富裕的人家中才会有阉鸡锅，这是一种用来烹制阉鸡的锅。在《王室与有产者厨师》中，有23份鸡肉食谱、17份阉鸡与肥鸡食谱、9份火鸡食谱、8份兔肉食谱和7份野兔肉食谱。
圣安托万和奥特伊尔郊区周围的半农村区域中的少量居民拥有家禽养殖场，其中有鸡、公鸡、鸽子、兔子、火鸡和鸭子。肉类、家禽和野味也会被做成馅饼里的肉糜，富裕的家庭有专门的馅饼烤箱（fours à paté）来制作此类馅饼。家中壁炉不适于烹制肉类的巴黎人不得不购买成品熟肉。某些逝者，包括3个画家，留下了30～60利弗尔的“肉类供应”欠债。
虽然最贫寒的家庭可能每周只吃一次肉，甚至是只吃一次腌肉，但1750年后，巴黎的肉类总消耗量在每人每年50～60千克之间。17—18世纪的大部分社会阶层的肉类消耗似乎都大致如此，因为我们甚至在最贫寒的家庭中也见到了烤肉扦、滴油盘，还有烤架。估价人也注明了欠屠夫的款项：1772年，一位鞋匠师傅欠他的屠夫96利弗尔。6在此，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巴黎居民比法国其他地区的居民更有特权。梅尔西埃似乎在抹黑巴黎人的饮食习惯：“有产者喝下汤或稀粥，里面加了通常已经变质的肉，因为购买宅邸、小旅馆和修道院这类大房子的人拿走了所有好面包。一切不富含脂肪的食物的烹饪方式都非常不健康，而且为了增添风味，人们总是撒下过多的胡椒粉。”
鱼肉可以被煮在鱼锅（这是一种富人用具）中的浓汤里，或是在锅里炸，这里使用的鱼肉可能是新鲜的、烟熏过或是腌制过的，它可以在大斋期及一年中其他禁欲日中取代肉。鱼主要来自塞纳河及其支流。海鱼在巴黎十分昂贵，几乎总是不新鲜的。如果根据《王室与有产者厨师》中的菜谱来判断，人们常吃的淡水鱼有梭子鱼、鲤鱼、鳗鱼、丁鱥和鲈鱼。
鸡蛋比肉或鱼便宜些，是食谱中的主要成分。“这是一种富含营养的优秀食物，健康人和病人，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吃”，《有产者厨师》（La Cuisinière bourgeoise）说——这是一本1753年的烹饪书。我们发现了煎蛋锅和煮蛋杯，由此可知，鸡蛋通常被做成鸡蛋饼或煮至半熟，而且还可以用众多其他方式加以烹制。某些巴黎周边居民养了一打母鸡，因此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都可以享用额外的鲜鸡蛋。根据《有产者厨师》的说法，“这些鸡蛋也能缓解胸中的辛辣”。一位陆路运货人家中有一打半的母鸡在家院中啄来啄去，一位酒商在阁楼上养了12只母鸡、1只公鸡和1只阉鸡。圣安托万郊区的一个园丁也有12只母鸡和1只公鸡，它们在他家中的院子和花园里自由地闲逛。4在清单有记录的帕西和奥特伊尔地区的68座房屋中，有138只鸡。1772年，估价人在圣尼古拉－杜－夏尔多内教区的一位果商家中找到了价值3利弗尔12索的100个鸡蛋。5
清单中很少有蔬菜的痕迹。但在圣安托万郊区，一位酿酒人的粮仓里有“6蒲式耳去年收的豌豆，4蒲式耳大蚕豆，2蒲式耳菜豆”，其总价值为12利弗尔。一位奥特伊尔的居民也种菜豆。巴黎周边半农村区域的贫寒家庭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果蔬，从而改善生活状况。我们注意到了沙拉碗（saladiers）、沙拉篮（paniers à salade），一些装米的碗，还有炒栗子的长柄平锅的存在，这说明沙拉、大米和栗子也出现在巴黎人的菜单中。
人们通常用黄油和油来烹制肥肉。黄油锅（pots de tallevane），或称仆人锅是一种储存黄油的特殊食具，出现在一些厨房中。更明确地说，公证人偶尔会提到“6磅（2.7千克）黄油，腌制过且融化过”，或是“11磅（5千克）融化的黄油”。黄油的两种主要储存方式是腌制和融化。黄油被放在陶罐里，摆在桌上，“放在调味瓶架上的一系列调味瓶之中”。盐，作为一种为各类菜肴调味、赋予它们风味的调料与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它在腌肉桶里用来储存食物，在盐盒里用来做饭，或是被装在佐料瓶中放在桌子上。研钵和杵一同使用，用以将盐碾成颗粒。估价人也提到了醋瓶和醋桶。醋与油和芥末（储存在芥末罐里）混合在一起，就是沙拉调味汁，它就像所有调味汁一样，被放在味碟里。其他用具还有胡椒瓶、磨胡椒机、香料盒、橄榄勺和木制研钵（带有铁质或石质的杵，用来捣碎香料和蒜）。
干酪很少在清单中留下痕迹：干酪沥水架（égouttoir à fromage），某些格鲁埃（Gruière）干酪，还有一块布里圆干酪，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所有相关信息，可能还能加上一些干酪账单，包括一份20利弗尔的布里圆干酪的账单。在巴氏灭菌法发明之前，牛奶是一种极易腐败的食品，它的存在只能从一些牛奶碗和牛奶锅透露出来，包括1760年在圣安托万郊区的一位养畜农夫家里发现的“16只牛奶锅，还有7个牛奶陶罐”，这位农夫有7个小孩，还养着6头奶牛。另外还有6头其他的牛也得到了估价，
其中1头在一个运输车夫（voiturier par terre）家中，另外5头属于奥特伊尔的居民。但这些是孤例。来自城市中心的人们并不自己给牛挤奶：他们从挤奶工人那里买奶。一位画家的妻子甚至在丈夫疾病的最后阶段欠了一位牛奶女工价值15利弗尔的鸡蛋与牛奶。
巴黎人很爱吃甜食，这从大量的果酱锅、水果盘、水果与糖浆锅，还有烹制水果的蒸锅可以看出来。由于在城市的市场中找到新鲜水果可能很难，水果通常是做熟后吃的。对这类甜点的嗜好反映在《有产者厨师》中，里面有30种制作水果酱的食谱。生吃时，水果被放在桌上的篮子里。某些清单提到了在果商处的欠债。以一位死于1650年的蜡烛商为例，他有一座位于一片果树中的小房子，他要求一部分租金以水果支付，即，“3篮樱桃，每篮10法斤，50只梨”。
人们也很喜爱糕点，我们能从只见于富裕家庭的专门烹饪用具中得知这一点：1650年，华夫饼模具，空心松饼模具（poupelinier，这个厨具出现在《有产者厨师》中），甚至还有一只带铜盖的烤箱（这是一种用来制作小杏仁饼的工具），都出现在战时临时总特派员（Commissaire Général de l’ Extraordinaire des Guerres）艾尼昂·德博雅奈（Aignan de Beauharnais）家中。318世纪期间，糖的消耗量逐渐上升。大革命前夕，巴黎人对它的消耗达到了每人每年5千克，4这一点，清单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加以证实，其中记载的物品包括：糖面包，几磅红糖，糖碗，还有磨糖机。就像盐一样，糖也被主妇们广泛用于食物储存。
清单提供的关于饮料消耗的信息，远远多于固体食物，因为饮料的储备量更大。我们在此不考察水的问题，下一章会涉及水。酒，一种很普遍的饮料，在几张清单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储备酒通常需要地窖。虽然大量社会与职业阶层的人们都备有酒，但贫穷和居住条件差的人却不然。21%的家庭中备有酒（为了避免扰乱结果，我们将酒商、旅馆和小酒馆主人以及饮料商等都从数据中删去了）。提到酒窖的清单占比低于33%。酒被储藏在长颈大肚瓶里、酒瓶里，或是通常被叫作酒桶的木桶里，或是在大酒桶（queue）或管子（pipe）里——这两种容器也是度量单位，一大酒桶（queue）大概比一大桶（muid）稍多些，相当于54塞普提，一管子则相当于一个半大桶。巴黎的大桶是最常见的度量单位，它相当于36塞普提，等于2.88升。大酒桶与管子装满了酒，排列在库存丰富的地窖里，在那里，它们位于木制酒桶架（这是一种巨大的方形横梁，能过避免水汽腐蚀酒桶，并方便人们把酒抽出来）之上。
虽然人们更愿意把酒储存在地窖里，家中的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藏酒。1661年，弓箭手查尔斯·勒里奇（Charles Le Riche）去世时，房间里有0.5大桶的干红葡萄酒。1659年，一位丝绸商人家中有2.5大桶的勃艮第干红葡萄酒，它们被储存在“高处的仓库”里。至于特遣牧师弗朗索瓦·吉勒贝尔（Fran.ois Guillebert），他把“1.5大桶的勃艮第优质干红葡萄酒”与木材和炭一同储存在一间位于“通往四楼的路上”的破屋里，而他的房屋则位于圣阿沃耶路（rue Sainte-Avoye）。估价人记录的其他储存处还包括食品储藏室、院子、阁楼和商店后房（arrière-boutique）。被储藏的酒类的数量差异巨大，从一打酒瓶或长颈大肚瓶，到几大桶或大酒桶。我们应该记住，巴黎人的平均酒类消耗量通常很高，在17世纪中叶达到了每人每年150升。
法国最著名的葡萄酒出现在巴黎人的地窖中。最珍贵、最昂贵的是勃艮第葡萄酒。其他声望很高的酒，例如香槟，还有18世纪末的波尔多酒，以及麝香葡萄之类的甜酒，也填满了这些家庭的地窖。
优质葡萄酒的价格往往超过了许多人的购买能力，它们只出现在最富贵的餐桌上。清单记录，在死于1772年的外科医生路易·热尔韦（Louis Gervais）家中，有“150个装满红酒的长颈大肚瓶，都是勃艮第优质葡萄酒”，以及“12瓶来自格拉夫（Graves）和伯恩（Beaune）的红酒”，它们总价值110利弗尔。1国王的音乐总监有600瓶勃艮第葡萄酒，价值330利弗尔，此外，他还有18瓶波尔多酒，两瓶半的塞浦路斯酒，以及80瓶装了半瓶的马拉加酒。
酒类支出可能会非常高。一位富裕的有产者服装商的地窖，在1716年被估价为888利弗尔，这相当于他整个家中财产的40%。3我们见到的最昂贵的酒窖之一属于商赛尼茨侯爵（Marquis de Champcenetz）；1775年，它价值2752利弗尔。酒瓶数量越多，葡萄酒的种类也就越多。拉格朗日先生［救济法院（Cour des Aides）顾问，死于1775年］的酒窖被估价为2644利弗尔。其中主要是勃艮第葡萄酒，有130升装在木桶里，还有300瓶欧赛尔红酒。西南酒的代表是格拉夫和伯恩的白葡萄酒。还有白夏布利酒，香槟和埃罗红酒。其他酒类还有地中海加度酒——包括400瓶马拉加酒、塞浦路斯酒、马姆齐甜葡萄酒和阿利坎特酒。这里有9张带孔的木板，用来放置酒瓶，它们会被放在“三只老木桶”里清洗。许多别的优质葡萄酒也出现在清单中，有些来自勃艮第，其他酒则来自卢瓦尔河谷。
大部分人储藏的都是巴黎或奥尔良附近的普通红酒。尤其在17世纪，人们广泛购买法兰西岛当地产的葡萄酒，这类酒的价格比葡萄产区那些著名葡萄酒要低得多。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来自巴尼奥莱和楠泰尔的酒都是每大桶30利弗尔，埃斯尼耶尔（Asnière）酒则是每大桶32利弗尔，而同一时期的勃艮第酒则要每大桶45利弗尔。估价人并非总会注明最常见的酒的产地，他往往简单地记下它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干红。显然，许多巴黎人并不是在市场上买酒的，而是在巴黎边缘地带有几英亩（1英亩大约是40平方米）的葡萄，由此可以酿酒。这样的普通酒的保存方式不同于勃艮第，它们的酒精含量更高。在让·阿梅洛（Jean Amelot，大议会第一主席）1644年的清单中，估价人记录了他的遗孀的说法，她“已经把酒卖掉了，因为它坏了”。
虽然我们样本中四分之三的巴黎人都没有储存酒，但仍然不能说酒仅仅是一种有地窖的特权阶级才会储存的饮料。在巴黎这样有大量酒商的城市，每天买酒再方便不过了。实际上，对于一般人而言，去征税壁垒之外的乡村小酒馆可以说是一种时尚。梅尔西埃急忙强调了储存在城市地下室中的雅致葡萄酒和小酒馆里的普通酒的区别：“前一晚喝过了小酒馆的酒，我感受到了同一城市酒窖所提供的极为不同的味道。品尝勃艮第葡萄酒（Romanée），以及来自圣维旺（Saint-Vivant）、希多（C.teaux）、香贝丹（Chambertin）、圣乔治或格拉夫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吧；闻一闻来自罗达（Rotat）、塞浦路斯、帕卡雷特（Pacaret）、萨摩斯（Samos）、马尔瓦齐（Malvoisie）、马德拉（Madère）或马拉加（Malaga）的葡萄酒吧。”
比葡萄酒少见得多的其他酒精饮料，很少出现在清单中。在旅店主人与饮料商的地窖之外，很少有地方储存啤酒，苹果酒就更少了。烈性甜酒和其他烈酒到18世纪末，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正如我们从这一时期如下用具的出现中看到的那样：“处理烈性葡萄酒的平炉”，“喝潘趣酒的大碗（jattes）”，还有玻璃杯（verres），平底大口杯（gobelets）或甜酒瓶，它们都被列在清单中。少量白兰地、果酒、黑加仑甜酒、甜果汁饮料、柠檬和橘花或番樱桃烈性甜酒，还有洛林甜酒也出现在清单中。
新的饮料，咖啡、茶与巧克力，在18世纪期间变得前所未有的流行，这种风尚得到了清单的证实。追随宫廷的范例，巴黎人到18世纪30—40年代变得热衷于咖啡，如下这些用于储存、准备或品尝咖啡的用具表现了这一点：咖啡盒或咖啡罐（通常是锡制的）；用来烘焙咖啡的咖啡平锅；磨咖啡机，有时候会被描述为“带有铁质曲柄，以及一个盛装流出的咖啡的盒子”；咖啡烤箱；咖啡壶——有时候也被称为黎凡特壶、东方壶或马赛壶，一般来说，它们的材料是锡、红铜、石或银，还有咖啡勺和咖啡杯。实际上，人们会用长柄平锅烘焙咖啡豆，然后将其碾碎，将两勺咖啡粉倒进一品脱水（它被加热到有十个泡泡浮上水面的地步）里。一间1746年的有产者厨房中有一切必需品：一只烤箱，一个研磨器，还有3个咖啡壶。同一年，一位酒商的妻子有“一只小小的、洛里昂（原文如此）款式的小咖啡壶”。
由于价格，只有很富裕的人才买得起银质咖啡壶：1748年，萨文侯爵（Marquis de Savine）有一个。相反，铜质和锡制咖啡壶的价值仅有几索。清单很少标明容量，虽然偶尔会提到“三条腿的银咖啡壶，可装8杯咖啡”，或是2个“每个能装12杯咖啡”的咖啡壶。在富裕的家庭中，会有优质的喝咖啡用具：伊丽莎白·高格（Elisabeth Gaugé），一位死于1775年的单身妇女，拥有“印度瓷制成的四个杯子和杯托”。
咖啡储备很少见，只出现在富裕家庭中：1739年，德波纳克侯爵有192磅（87千克），价值345利弗尔12索，也可说是每磅36索。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神父兼神学博士皮埃尔·玛丽·德·拉·科朗塞勒（Pierre Marie de La Collancelle），将“16磅生咖啡”储藏在“一个建在墙中的橱柜”里。1775年，在拉格朗日先生家中，一个装在沙龙壁炉旁边的橱柜里装有9千克的“莫卡咖啡”（“caffé moka”）——这是一种最为优质的咖啡，还有6张“咖啡餐巾”（“serviettes à café”）。这就是极致的精致。并不只有最富裕的巴黎人沉溺于咖啡这种提神饮料。1768—1790年间，圣日耳曼－欧塞洛瓦教区有37.5%的成员，以及1770—1772年间圣尤斯塔什教区33%的成员拥有咖啡壶。这一物品甚至在1760—1762年间更为贫穷的街区，圣尤斯塔什郊区，也为15%的居民所有。
茶远不如咖啡那么流行，似乎只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阶层的趣味。但是，开始于18世纪20—30年代的饮茶风尚，确实在少量清单中留下了痕迹：锡制茶盒，装茶的有盖小罐和碗，陶瓷、红铜、白黏土或更为罕见的银质茶壶，还有茶杯与茶具。就像咖啡壶那样，银质茶壶也常常估价极高，似乎是一种奢侈品。这两样物品常常出现在同一家庭中，以萨文侯爵为例，他家中的银茶壶价值140利弗尔。陶瓷茶壶也一样局限于最富裕的家庭：1746年，在德特伊斯内尔侯爵夫人的工作室中，有“4个陶瓷茶杯”和“6个带茶托的小茶杯，日本瓷制成”，还有一个相配的茶壶。茶叶储备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应该提到英国绅士亨利·塞耶斯·约翰逊（Henry Sayers Johnson），他死于1772年的圣奥诺雷郊区，他拥有半个锡盒的茶叶。
如果我们观察逝者清单中茶壶的出现频率，18世纪末的饮茶习惯似乎范围很小：在圣尤斯塔什教区，60个家庭中有10家拥有茶壶；68位音乐家的家中，10家有茶壶；在圣埃蒂安迪蒙郊区，60个家庭中有5家拥有茶壶；在圣日耳曼－欧塞洛瓦教区，75个家庭中只有1家拥有茶壶。
至于巧克力，这种饮料是在奥尔良公爵摄政期间变得流行的，但它似乎并不广为巴黎人所享用，这从清单中甚少提及巧克力壶这一点可以得知。正如咖啡壶和茶壶，巧克力壶也由锡、红铜或银（在富人家中）制成。萨文侯爵又一次提供了巧克力壶的例子，这是一个巴黎白银壶，总价值188利弗尔10索。能够证明人们享用巧克力的其他证据，巧克力杯与研磨器，也很少见。我们还注意到德波纳克侯爵家中的巧克力储备——此人在咖啡之外，还有价值50利弗尔的9千克巧克力——以及皮埃尔·玛丽·德·拉·科朗塞勒神父的情况，他有“4磅条状巧克力”，还有生咖啡以及“7条共重30磅的糖”。
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想法是，根据上面这些例子，可知享用茶、咖啡或巧克力的，总是同样的某些家庭。而这些美味饮料在大革命前夕还尚未进入大部分巴黎人的饮食习惯之中。虽然咖啡到18世纪后半叶更加常见了，茶和巧克力仍然是奢侈品。法国人并不认为茶、咖啡或巧克力类似于葡萄酒，也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对这些饮品都漠不关心。与密友一同喝咖啡、茶或巧克力，愉悦品尝这些装在优质瓷器中的异域饮料——此类文明化的享受使我们瞥见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以家庭隐私和幸福为核心，在启蒙时代逐渐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