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读后感(篇一)
冷淡，然而尚有温情。作者本身情感的节制使得他从故事一开篇就处于局外旁观的境地，因而作者本人即是施加于笔下人物的阴霾与不祥的始作俑者。
可他的主人公所受的痛苦不正是这个同样阴霾的世界所受的痛苦吗，他们所处的境遇不也正是他身置其中的吗？那么他既是痛苦者，又是施与痛苦者，而当他以作者的身份出现时，他的本质又是局外旁观者。这就构成了整件事注定的悲剧意味。但令人惊奇的，从始至终并无悲伤的感觉。
《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读后感(篇二)
很幸运地借到了约翰.契弗已经绝版的短篇小说集《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解到约翰.契弗的生平及写作还是在巫昂老师的课上，相关的专访被收录在《巴黎评论7》中。我是利用地铁及碎片化时间完成了小说集的阅读。约翰.契弗生于1912年，被誉为“郊区的契诃夫”、“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此小说集的作品大多完成于他二十出头、三十多岁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经济萧条，小说中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他们被那个时代凝视着、也凝视着那个时代。人物大多比较边缘：单身母亲、赌徒、推销员、脱衣舞女郎、服务员、梦想着成为演员的少女，他们大多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被生活打磨着、被命运裹挟着……当我们透过作者的天使视角凝视着他们的时候，也被他们对视着……
《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读后感(篇三)
每一篇故事都是简短的，数十张纸间涵盖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一个下午或者半辈子。说不准为什么喜欢这种看似寡淡的行文风格，琐碎花样在当时给予感官刺激，落于纸张后在逐个列举中褪色，可能就是向往文字背后无论悲喜都还是从容的人格特性。
打动我的多是些“我在这里出生，我的父母希望能在这里终老”之类的句子，没有修饰赘余，只是陈述，好像寄托在语句含义里的不是生老病死之类的厚重话题。
叙述平铺直叙，但不死气。人物各自挣扎，并肩落寞。他的故事自有延展性：在成了文字的情节以外，人们对起源和后续自有把握，看完了一个故事，记住的是人物。
而十几篇中题材略显单一：赛马、赌博、闲逛，是当时无所事事的人们的常态了。（但赛马那三篇我非常喜欢！喜欢人们压着心思、漫不经心的对话！契弗说“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拥有完美无缺的听力是最基本的条件”，在他的对话情境里淋漓尽致。）
点彩般的浪漫穿梭在随性抒情的交谈和风光里，像半埋在泥土里的白色蜗牛壳儿醒目。
《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读后感(篇四)
黄夏/文
《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是美国作家约翰•契弗（1912~1982）早年发表但生前从未结集的短篇小说选，直至1994年才正式出版。在该书附录的评论家乔治•W•亨特所撰的序言中，我们看到契弗对这些早期创作的评价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一直不曾将它们结集出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具备被讨论的价值。至少，这些作品昭示了契弗在处理题材时秉持的道德态度，和使用的创作手法及其嬗变。易言之，它们与契弗成熟时期的作品，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契弗的童年和少年曾经历过美国20世纪初的镀金岁月，也就是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个辉煌灿烂、纸醉金迷的“爵士时代”。待他登上文坛时，“爵士时代”已经让位给了洪水猛兽般的大萧条。契弗一家正好见证了时代骤变所引起的跌宕与沉浮。在集子中颇具自传色彩的《随谈》（1936）中，契弗让我们见识到主人公中产家庭的崩溃和解体。这家人不止吃光用尽，连房产都被银行扣押，而父母还幻想着倚靠借贷继续往日的浮华旧梦。在这篇小说中，契弗对败落的中产阶级非常同情，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其物质主义的精神空虚给予无情的嘲讽，就如他后来对二战之后暴发的中产阶级的精神空虚给予同样猛烈的批判。
这是否是说，契弗的小说可与左翼文学，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德莱塞等人的文学，同声呼气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契弗在《随谈》中塑造了一个叫吉尔斯丹斯基的左翼人士形象，这位人士严肃、勤俭、律己，跟主人公那一对挥金如土、讨打欠揍的父母，形成强烈的对照。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让人爱不起来呢？契弗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主人公跟他走在街上，后者滔滔不绝地谈论世界革命的必然性，竟至于“没有注意到周遭的街道、人群、票贩子或是妓女。似乎在他的个性中，已少有空间可以容纳对这些事物的憎恨，那里充溢着的是他对另一个世界的盘算和计划。”
这，都能让人捏出一把冷汗来，因为我们知道，彼时还未曾有“空间”加以憎恨的事物，日后都会当成垃圾一样被推土机碾平。不过，我们并不想说当时只有24岁的契弗窥见到了发生在世界革命输出国——苏联——的现实。促使契弗对之产生不适感的，乃是吉尔斯丹斯基身上那种令人窒息的死气活样。我们感受不到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周围人群的爱。而这份爱，我们是常常能从契弗塑造的赌徒、推销员和脱衣舞女身上，感知得到的。尽管这份爱，总是与花钱、排场、酒精、美色和背叛，难解难分。尽管这份爱，老是让人们跌入人生的渊薮，爬也爬不起来。但毕竟，他们活过、爱过、挣扎过，形塑和参与了自己的生活。
因而，契弗对左翼文学的无感，并不是出于他的政治考量，而是一种入世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让他对那类抽象的理念高于具体的生活的论调，充满警惕心。也因此，他写尽中产阶级的沉浮及其精神破产，但从不遥望与之相对的另一极乌托邦。日后，索尔仁尼琴将从那里带来物质与精神双重破产的不祥讯息。
当然，大萧条时代的契弗，还得重新面对“爵士时代”盛极而衰带来的精神危机。这份危机，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说家而言，形之于笔墨的很可能是浓得化不开的凄凉和哀伤。但契弗的小说却极少这样的况味，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海明威的借鉴——行文简洁、干净，以及情绪上的内敛和自制。在《秋河》（1931）中，契弗将失业工人的心理波动，敷衍于对景色、季节之类的外物描写而不直接碰触之。《一个旅行推销员》（1935）中，折腾了一辈子的老人于生日那天破产，“心中倒并没有多少苦痛”，让人想起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中，因永久性创伤而不能与女友欢爱的主人公，“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的宽解。文字恬淡从容而直击人心，却没有肥皂剧那种歇斯底里的腔调。歇斯底里，是要把读者的耐心给耗光的。
不过，海明威式的写作，在以单声部为主的小说中，往往会陷入矫揉造作、自艾自怜的困境，海明威后期的小说就因沾染了这种习气而变得不堪卒读。小试牛刀的契弗，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他开始逐步引入另一些创作手法，比如，通过制造若干戏剧性场景，尤其是多声部参与的对话性场景，来消除潜在的造作风险，进而扩大、深化人物的内涵和底蕴。
比如《贝永》（1936），餐车中年女招待因妙龄女孩的加入，而失去了在客人中的恩宠感。这份恩宠在我们看来很浅薄，但对她却十分重要。只是这份重要性，在她跟妙龄女孩鸡同鸭讲的对话中，既无法被充分表现，又扩大了彼此的分歧和误会。《公主》（1936）则以一种略带窥视和嫉妒性的口吻，讲述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读者自当发现，这种仿佛有个人在倾听的私语口吻，不仅让其自身变得可疑，同时也让我们心生好奇：这个演员是不是还有未被讲述的，更多也是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本书收录的这些“少作”奠定了契弗成熟期作品的基调。日后，他笔下的郊区中产阶级会从大萧条中重新崛起和发达，但他们的迷惘一如其父祖辈。而契弗对他们的刻画，则始终带有一种淡淡的、挽歌式的情怀。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种情怀，在另一位同样以描写美国中产阶级著称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那里是不存在的。厄普代克出生于大萧条，二十年的时间差足够抹去他对“爵士时代”的任何感触，而只将焦点关注于他所在的当下。但在契弗那里，则总有一只留声机在咿咿呀呀地作响和吟唱。今天，我们仍能听到这些来自一个世纪前的回声。既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