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之处。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注重家庭、礼仪和道德观念。此外，文章还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视传统和尊师重道的特点。通过阅读本文，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读后感(篇一)
這是許老在台灣清華大學的兩次文史講座之後整理出版的一本書。前五章主寫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以人類結合的基本方式為開端，到與其他國家的古文明比較，其我國最有特點的親緣性和地緣性的人群結合，到精耕細作的農業制度，以及從西周萌芽的文官制度的發展，非常系統的講到了文化歷史的轉型期發展。前五章細細讀下來對於一個像我這樣零基礎的歷史興趣者自是收穫頗豐，相信許老的觀點對有過文化歷史研究的朋友也應該會是耳目一新。後四篇談到的科學與工藝我是大致粗粗一讀，也有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句：中國工藝的成就需要一個大有力的政府，掌握大量的資源，給予工匠幾乎是無限的支援與長期的時間去發展。
完美的補了一課。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读后感(篇二)
没想到读许倬云居然是从这本小书开始的。由于它薄所以顺手拿来看吧。作者大名早就听过，这算是第一次接触吧。台湾作家的书还是可以的，而且作者名气也很正，目前看可以信赖，所以读着历史类的书，还是可以仔细了解的。书中从中国和世界几大文明发祥地开始，从地缘起步，探讨文明的发生和文化的发展。再到人文发展来推动历史文化的发展。作者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不同历史阶段发生发展的认识，并不是为了找共同的规律，而是早就当时的缘由。古代对于今人就是历史，但对于古人就是现在。所以历史的研究确实不容易。而且作者对几大文明的发展特点和遗存做了比较，也就地缘相近的文明发展做了比较。然而每个地区的发展都不相同。因此，这些历史的发生都有偶然性，同时又有必然性。前面五篇都在提出古代文化发展的研究和作者的观点以及分析方法。后面三篇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科技发展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当然，作者也提出了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会出现的突发性转折和发展，而且又举例说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推演。文化发展需要很多因素，但就像作者之前所说，各种因素汇聚起来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而非一个人或一个事件，这些顶多只能算是导火线而已。不过历史是给人看的，文化就是人在历史发展中创造并聚集形成的。自然条件为人的创造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因此人和自然，这个基础是发展的根本，也是文化发展的依托。重要的是，在良好环境下，竞争有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而文化也像有机体一样会出现僵化的过程，需要新的文化来适应新的需求。说白了，经济学那一套也许在哪都适用，主要还是在人。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读后感(篇三)
一个舍友批评我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深以为戒，所以最近就在清理所购书目，兴之所致而已并无一个连贯的主题。许倬云的书我没怎么读过，只知道他治学范围很广，且好下断语，即如这类综论一个文化的作品，我是一直抱有警惕的，因为实在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这类书一则易流于空疏（完全实证无法推导理论的上升），一则易病于武断（不作判决无法推进问题的解决）。许倬云在讨论相关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的时候也不能避免这些困难，尤其他还选择了文化比较的视角——在他者的镜像中观看自己，实在很容易被他者镜像群预先设置的光影结构所遮蔽——来提炼相关信息，这些都让他的某些讨论显得夸夸其谈或者转引搬运，只能给我们一个灵感的触发而不是探讨的推进，好在他究竟是个聪明人，他对这些弊病是自觉的（参看他的与听众互动环节与下篇第六讲可知），所以他以三原色（即所谓中国特色的亲缘团体、精耕细作、文官制度）作为基点展开说明，问题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无所观照，我虽不能全然同意他的看法，也觉很有启发。后半部分对于科学与工艺的讨论，我了解不多，而且也没读出很新鲜的观点（他的分析是针对李约瑟之问的，但李约瑟之门本就是个伪命题），就不多说什么了，倒是第九讲“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提到知识分子因为摆脱不了对群体本身的附属性和被雇用与被豢养的特性，所以变得没有自觉，欠缺良知，真让人心有戚戚然——在我临近毕业之时尤有体会。附录是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背景的讨论，有趣的是，与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中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周公制作礼乐才是突然的关键一步，我不太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在这个时期，无论怎么强调人的理性对于蒙昧的辉耀和突围，天人毕竟还未实现个人化的心的合一，这需要到孔夫子的手里才能得到最终的完成。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读后感(篇四)
上篇 社会与国家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
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
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都产生了自己的特色。这特色会经常修改，不会永远不变，虽然一次只是修改一点点，时间一长，修改就多了。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本身要延续的，所以就和别的文化不一样。
举例：1、两河流域。冲积平原没有丘陵，没有石头，沼泽地河流缓慢的找不到河道，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月湾并不肥沃，荒凉不堪，连造房子的材料都没有，这地方最初出现的村落遗址并不很大，可是慢慢的村落与村落之间发生联盟，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超级村落就是后来联邦的前身。联邦之成为国家，则是附近若干小一点的城邦屈服于大一点的城邦之下。从第一个王国的出现，可以看到大城邦与小城邦之间存在隶属关系。
城邦人群结合的原则不是亲缘，而是合约；它是地缘的，因为它有个中心，以城邦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的扩张是合约式、共享式的，许多城邦可以联盟成国家，甚至可以从王国变成帝国。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合约，新的共享，包括神与神重新订立关系。本来不相干的两个城市可以用神与神之间拟定的新关系结合成为一体。有些神的地位升高，成为新的大神，或则新被征服者要接受原有的大神作为保护神。中东最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波斯帝国。
举例：2、埃及。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不多，尼罗河谷的人利用冲积平原上的土壤来发展新型农业。其中最要紧的事是保有每年冲积的同一地方可以继续耕作，于是出现集体所有权。两河流域的组织需求是要获取新的物资，而尼罗河流域的组织需求是要在同一块土地上上保有长期的使用权。尼罗河对外有很难跨越的阻隔，对内的认同很容易建立，于是造成了尼罗河谷自成单位的现象。于是古埃及人自负甚高，认为神圣王权与神的世界是不分开的，除了神圣性外，古埃及文化具有排他性。对埃及人来说，扩张等于文化自杀，因为扩张，埃及文化丧失了它的选民性（自己是神的选民）及自信心，以至变得无所适从。今天的埃及文化并不是古埃及的后代，而是两河流域的后代，人种上虽然是古埃及的后代，但文明已经消失了。埃及文化是排外的、自负的，也因此失败了。
举例：3、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地区。新石器文化所需的石块来源，主要在兴都库什山，而印度河流域距离较近，所以印度河产生哈拉本文化，有点类似城邦文化，猜想大概是两河流域移过来的文明留下的影响。哈拉本文化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即文化一致性很强。遗址不论大小，布局都很相像，遗物的图形和纹饰看不出严重差别。哈拉本文化兴起很快，消失也很快，原因大约即在一致性太强，太过整齐划一了，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和新来的挑战。从西北口进来的征服者是主要原因，这些征服者包括亚洲人和印欧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印度西北暴露，无法与中亚细亚隔开，而中亚地区干旱，生活条件差，当粮食缺乏或气候改变时，中亚人就长驱直入下侵印度。第一波侵入者变成主人，不与当地人混合，第二批来的又不愿意与第一批混合，一波又一波的进入，造成一层又一层的阶层性。纵的方向是阶层化，横的方向是割裂化。到今天，印度的国家与社会仍不能摆脱这些特征。每一次印度有大帝国出现时有两大特征：第一是由外来民族建立的，第二是帝国没法延伸到别处去。印度文化吸收性很强，变动性很大，新的、外来的东西都可以生根。
中国文化发源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中原”，中原腹地之大等于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边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黄河流域也不像五天竺那样分割得支离破碎。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型的文化，从东到西，每个邻接地区的文化都有差不多的面貌，其延续性是非常缓慢的改变。从北到南也一样，这种横向的延续性表示交通良好，彼此互相学习，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许多中心在互相挑战，另一方面在挑战和比较中又互相学习，所以同与异竟辩证式地组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人类总数跟刚刚所讲的三个地区加起来差不多，其异样性也跟刚刚三个地区的异样性加起来差不多，而在异样性那么强的地区可以产生一致性那么高的现象，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中原村落的高密度是世界少有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由于中国的移民从一个母群、一个小村落移殖出去时，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别的小村落，早已有人居住在那里。没有空阔的开拓空间，人们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甲、乙、丙三个村落都有过剩人口，甲村落出去的人一下又碰到乙村落和丙村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甲、乙、丙之间的空隙地方。凡此空隙只有到丘陵、河谷、丛林或沼泽里头去，花点力气把土地变为可用，所以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个特性使母群和子群之间的距离并不疏远，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可以保持很长久的时间。
演变的后果则是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分布之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于形成大型的复杂政团。这样扩展的政团可以是没有界限的。政团以人群作为基础，而人群基础就符号来说，可以是血缘基础的同姓。一个例子是古代的祝融八姓，八个不同的姓之间有共同的符号，尊奉共同的神祝融。
这种结合的过程和两河流域型有点相像，可是不以地缘关系，而以亲缘作为结合的方式。结合时是说我这一宗和你那一宗，来自同一个祖先，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以亲缘的团体扩大，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
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这个普世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照理说，亲缘系统的排他性很强，但是我们可以超脱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上述三个文明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里的基因。
第二讲 农业经济
第三讲 国家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