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推理》是一本探讨科学探究过程的书籍，作者以生动的案例和事实，阐述了科学家们如何通过观察、实验和推理来发现事物的真相。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让读者对科学探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一)
半年实习费15,000是两个老师加两个研究生加十几个本科生。多吗？
看完这么好的一本书就逮住这么一句话。有意思吗？
还有9个人点赞，这些人都是拿什么眼看书的呀？
半年实习费15,000是两个老师加两个研究生加十几个本科生。多吗？
看完这么好的一本书就逮住这么一句话。有意思吗？
还有9个人点赞，这些人都是拿什么眼看书的呀？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二)
许宏这本讲考古的“小书”可以说是我读过最好的考古科普了，保持专业之余，细节性和实际经验强于作为教科书的《考古学和史前文明》，趣味性又强于同为考古现场记录李济老师的《安阳》。 通过不断地探索和论证去找到事实或者说至少更加贴近事实的假设，就像解谜一样好玩。比如“马踏飞燕”的出土地雷台墓中有魏晋时期才有的小五朱，它更可能是西晋甚至前凉文物而非东汉文物——但架不住汉代的标靶效应。又比如偃师商城遗址的正式名称“尸乡沟商城遗址”，是当时考古学者为了附会《汉书·地理志》中“尸乡，殷商所都”的记载而把发现地“石羊洼”强行记作“尸乡沟”所致，如是种种。 尤其是，书中将考古的学术争论铺陈直叙开来，通过原文引用充分展现双方观点而不仅仅是作有立场的驳论，上次看到这么实诚的结构还是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尤其是在现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氛围下，这种以事实而非立场为基的学术讨论实在是难能可贵。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三)
非常有趣的一本小书，许宏老师第一本非学术类作品，却也是最接近考古现场，最接“地气”的一次。
中国考古历史、社会考古学术科普作品在现在层出不穷，但除了在古董局中局和鬼吹灯这类文学作品中，大众很难看到博物馆展出文物是如何发现和被研究，历史考证结果更新是如何在探索和挫败中艰难的接近真相。
这本书用几个考古现场中的小故事，串联起夏商几大都城遗址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殷墟的发现和考古过程，从中真的体会到建国前、建国初期到当代的不同时代背景对学术考古事业的不同影响，也真切看到了从以物为基础的王政考古到以城为基础的社会考古令人欣慰的转变。
那些一辈子扎根土地的考古人，已经从在那个文化极度不自信的环境中拼命“寻找”一个证明的时代，走向了严谨、无私的以事实为第一的时代，这种纯粹，真的很难在其他行业中获得。因为历史已经发生，真相是既定的，而探索真相是这个行业唯一的目标，如果参杂了其他的想法而偏离这个轨道，这项事业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四)
此前读过作者的《大都无城》主要是围绕考古发现的学术作品。而这本书就是比较轻松的科普读物了。有2/3讲述的是作者亲历的夏商时期古城发掘的现场故事，1/3讲述的是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几个重大发现背后的争论。
以前我就觉得考古好玩儿，这本书则说明了考古好玩儿在哪儿。如书名所言，先发现后推理，置身其间者宛若历史长河中的超级大侦探，能够顺着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还原上千年前的真相。这在我们普通人眼里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在我看来一个考古工作者要下得了墓穴，钻得进书海，理得出头绪，讲得清故事。
考古还有一个有魅力的地方是，即便是考古领域的专业人士也会就某处发现到底是什么展开持续的争论，比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哪个是商汤都亳？广州附近发现的是秦代造船台还是南越国的宫殿建筑群？武威张君墓的“马踏飞燕”到底是什么马踏的什么鸟？周处墓里发现的铝片到底是怎么来的？
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各方面的知识，除去历史、地理这些基本学科的知识，甚至造船的、动物的、植物的、化学的等等。除去知识还不够，还要有尊重事实，求真务实的态度。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放在历史长河中，让文物讲真话有的时候也是要顶着压力才能坚持的。
考古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儿，期待作者的这个“考古纪事本末”可以继续写下去！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五)
这是我第一本写考古发现背后故事的小书。以往的著作，包括《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尽管可归为大众学术，但也都是正论，写的是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象。而对学术史，我一直非常有兴趣，在论文中多有涉及。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写，当然也是心愿，但总想那应是退休之后的事了。有缘结识尚红科先生，又赶上这么个改变全球历史进程的大疫情，拜避疫得闲之赐，才有了想写下去的这套“考古纪事本末”的第一本。初稿完成于见证历史的2020年3月至7月。 所谓“纪事本末”，就是希望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争探索过程，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其中有啥说道看头，要点化出来，热闹之外，得让诸位看出点儿门道来。尽管这些纪事在图文的形式上贴近公众，但作为一线出身的资深考古人，我还是把求真存真放在第一位。言必有据，文中尽可能注明了出处，文后附有参考文献，以便读者延展阅读。 这12篇纪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亲历记，共9篇，从我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丁公陶文的发现，到执掌二里头考古队20年的难忘经历，再到对曾经工作过的偃师商城的抚今追昔，应该是有相当的鲜活度的，有些事是头一次写出来。另一类3篇，是叙述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发现及其背后的事，这些纪事当然不是抄来了事，而是一一梳理其经纬，还有自己的品评。 “考古好玩”，中国考古有意思的故事太多了，自我定位要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的我，当然想把这些好玩儿的事写下去，所以在书名上加了序号。有一就该有二，以至更多，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鞭策吧。日后如能辑出个小丛书来，不亦乐乎？！ 最后，我要感谢提供相关照片资料的南京博物院陆建芳研究员，以及我的同事陈国梁、赵海涛和付仲杨副研究员，感谢汉唐阳光团队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由于本书体例和体量的限制，无法一一列出相关考古文物资料和研究论著，谨对所有有惠于此书的师友致以诚挚的敬意与谢意。 2020年10月1日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六)
离开校园以后，需要定期更新知识，应是常识性的一项阅读任务。尤其在现今真假掺杂难辨的多渠道信息来源的环境下，有观点无论据、有立场无探讨的比比皆是。像许宏老师《发现与推理》这样的学术史小书，作为学习如何分辨是非有启蒙之功，实在是很值得一读的。
“发现与推理”，加上副标题“考古队长二十年亲历记及其他”即可了解全书要点：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考古学，真不是“为了……故意捏造”就能推翻现有论断，也不是拿着历史书对照考古发现就能确认某些历史有或无，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也会偶尔下结论太早。
这段时间在哲学史学习至黑格尔，辨证唯物主义的真谛刚好说明考古学家的工作方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无论是哪个学者的分析都是一种推论，“学术论点历来只能是学者‘个人本位’的”。因此，作为非考古界的外行人，轻易就说某地历史造假或某段远古历史毋容置疑，实在太过自大。
读罢此书能再次确认这个（上次是在罗新老师的历史小品文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把学校里灌输观点多于逻辑思辨的老一套洗掉一些，就是“启蒙”，也是离开校园后“再学习”的不浅获益。
许宏老师的文笔浅显却不失生动，风趣又不失严谨，选题兼顾学术与趣味，实在是一本很容易读的好书。比较懒散的我花一个星期读完，勤快的读者大约一个下午也可以读完。
其中，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发现的轰动，小学教科书中曾有的“马踏飞燕”该叫“铜奔马”，广州人熟悉的南越王宫苑遗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篇章。加上书中大量的实物图和插图，许老师不徐不疾地娓娓读来，又不时吊读者胃口，颇为读侦探小说的乐趣。上面所说那几个篇章，我是一口气地追着读完才肯放手。
六零代的学者，正是学术界当下的中坚力量，能有许宏、罗新这些治学态度正派的学者（不一一列举，我以后还会继续读的），是吾辈之幸。比他们晚一代的我们，唯有努力传承给下一代，方是有益之事。不浮躁掺和真假新闻，踏实读他们的书，写好阅读笔记，也算是尽微薄之力吧。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七)
去参观二里头遗址之前，我曾读到两位学者对二里头的各自讲述。
许倬云在其著作《万古江河》中写到：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是传说……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资料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夏都。
许宏在其著作《发现与推理》中也谈到同样的话题：二里头究竟是松散的聚落还是严整规划的都邑？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二里头就是一处大的祭祀中心而非都邑，因为它不具备规划性，而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的特质所在。
于是，发现二里头遗址具有城市的“骨架”和“动脉”，成为许宏“想象”的驱动。“我们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他家里的小麦长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遗址和城墙，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渗水不畅……由此钻探发现了地下坚实的、呈千层饼状的路土，顺藤摸瓜追探，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道，与宫殿区南北向大道垂直交叉，找到了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
许宏的推理，也许是对许倬云的一种回应。当我在导航中输入二里头，显示的已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不管是否对“夏都”确有定论，二里头遗址蕴含着对中国最早的想象，这应是共识。当我看到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建筑，我觉得不确定与确定性都兼顾到了——既保持了不确定的神秘，也表达了确定性的象征。
停车在较远的地方，徒步前往。远望去，深褐色立面的博物馆建筑显得厚重，掩藏在起伏广阔的青色芦苇之中，稳定对比着摇摆。走近建筑，缓坡而上，才发现建筑上半部分是深褐色的是紫铜，下半部分是夯土，紫铜“破”夯土而“出”。整个建筑元素单纯，对比清晰，干净利落，蓝天衬托，任意构图，完美几何。抚摸夯土墙面，原始又工整，颜色犹如冬日暖阳，一段一段，恰似“记忆”胶片。
走进建筑，大厅中间是顶天立地铜皮曲面，是对“铜爵”这一考古文物的极限放大，尺度夸张。四周天窗洒下阳光，更觉空间有了升腾之意。这个庞大的造型既承担了建筑结构与功能，也成为了建筑空间装饰的视觉焦点。乘坐隐藏其间的电梯到达三层的观光回廊，博物馆周边的二里头遗址、村庄与农田、遥远的远山，尽收眼底。
站在宫城遗址放飞无人机，鸟瞰博物馆建筑，那不正是一座注视故都的新的宫城吗？离开之时，忍不住屡屡回望，再次感受柔韧的茎叶纤毛与冷静的轮廓线条。即使完全没有意识到营造出这个场所氛围的设计溯源，仍会感受到脆弱与永恒对比的意象。
两个向我问路的游客吐槽停车场的位置。由于缺少明晰的道路指示，停车后的游人无一例外都会走错入口。我不相信博物馆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姑且把它当作考古学者的“玩笑”——万古江河，发现与推理，找到正确之路，哪有那么容易？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八)
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文及摹写图，原件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丁公遗址出土包括精美蛋壳黑陶高柄杯在内的各类遗物标本5000余件，其中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把我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往前推进了800余年，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陶片上所刻文字的解读，在考古界有着不少争议，王恩田认为丁公陶文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李学勤在其所著《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一文中，认为其所描写的是部落里一次进献物品的过程，意为“何父以驯养的狗上献，有邪佞之心，将他交付惩治”。 二里头遗址梳理出很多“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二里头遗址 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墓葬时，在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夏的始年被定为公元前2070年，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不够夏的年数。作者也认为，绿松石龙形器并不能把它与夏文化直接联系起来。希望能有文字出现的直接证据。 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一件绿松石微雕石兽，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出是一头雕刻精细的雄狮。起初的考古资料有说是狮子，不过现在已改称其为石兽。主要考古界还是认可在中国，东汉时才有狮子的说法，要不然，夏朝就发现有狮子的孤例，那可是重大发现，作者也认可其是小兽。 偃师商城遗址，古称西亳，是第一个商代都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洛阳偃师市市区西洛河北岸，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偃师商城是目前夏商时期布局结构最清楚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尸乡沟商城遗址，这里就是商都西亳。不过作者认为，考古人新造地名也不鲜见，王城岗（本为望城岗），新砦（本为新寨），尸乡沟（本为石羊沟），万发拨子（本为王八脖子），玉蟾岩（本为蛤蟆洞）……动机虽五花八门，原委却不可不知。 偃师商城筑外有城墙、护城河，内有宫殿，还发现军事防御设施。郑州商城更为庞大，城内分为宫殿区、一般平民居住区，城郊处还有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偃师商城布局与演变，可看出外有城墙，内有大、小、宫城三重城垣，而且是先建小城，后建大城。关注点，西二城门。 铜奔马原来在考古界，基本已经把年代确认为西晋。根据考古学上的说法，一般以墓穴里最晚时期的东西来推断它的年份，所以，当初发掘雷台墓时，考古学家根据墓里的钱币，推断是东汉时期的文物。但考古学家孙机认为，墓葬中有不可能出现在汉代的钱币“小五朱”。 浪子回头的周处墓，出土的金属腰带成谜，经检测为银质，不过早期的检测有铝，顿时成为了热点，只因为19世界人类才提取出金属铝。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古人非常严谨、检测所也比较认真，这疑式混入的铝块究竟何解呢？有学者换个角度提出，是否是天然铝等因素的存在。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九)
这些年来，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大家纷纷对目前的上古史系统提出不同的看法，各路学者也纷纷对“何以中国”、夏商周断代、谁是最初的中国等话题发表不同见解，一时间学界和媒体圈热闹非凡。
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个百家争鸣的学术话题，但是随着阅读的增多，我发现不少学者在探讨的时候，还是有不少情绪化在里面，还有的人把学术和现实名利夹杂在一起，学术精神有待商榷。
在这些学者中，我比较佩服的是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数年前我在北大蹭讲座，有幸近距离仰望这位多年奋斗在考古一线的学者的风采。许宏是辽宁人，口才不错，且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身上有山大质朴的学风，说话不急不慢、调理有序、有理有据，加上谦虚和善，在场之人无不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
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就算二里头无限接近于夏，但许宏认为，截至目前考古学者仍没有发现一锤定音的证据，所以二里头就坚决不能称之为夏，夏王朝在目前仍然处于“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状态。
顿时，我被理性的许宏圈粉了，许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态度，在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采访中都表达过，包括《十三邀》面对许知远时，也是非常坚决。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河南当地对“夏文华”的产业进行深入挖掘的坚定态度，不但成立了“夏都博物馆”，还邀请了业内一堆大咖来站台。
因此在媒体上，一时间大有许宏只手抗业界的感觉。其实学术圈跟其他圈也一样，讲究人情世故，作为二里头考古的领军人物，如此坚持实在让外人替之捏一把汗。好在，许宏是也是学术权威之一，情商极高的他一直坚持就事论事，灵活且不失自我。
当许宏老师的新书《发现与推理》出版面世时，我的内心特别激动。虽然这本书是偏重科普风格的考古介绍，但对我来说，其严谨的思维方式，是能让所有人受益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二里头既然有宫殿，还不止一处，那就应该有路，且路不能太窄。在这个合理分析的“想象力”的支持下，许宏果然发现了宽广的十字形道路，展现了二里头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宏大气象。大概，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吧。
这就是所谓的风骨吧，既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又摆脱了僵化和古板，扩大了考古成果的辉煌。同时，许宏又积极积极进行大众普及，语言通俗又不庸俗，在雅俗共赏中展现了考古学的复杂以及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上下求索的筚路蓝缕精神。
希望类似的学术大家越来越多，希望更多理性、多元、自由的思想盛行于世！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十)
有关考古的话题近年来比较热门，2020年留守女孩钟芳容高考676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更是备受关注。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评比”活动不仅仅吸引着众多的内行人士，还引起了考古爱好者的关注，“公众考古”活动也对社会开放。
5月18日的博物馆日，也让更多的人士参与到博物馆开展的各项活动，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纵观历年主题，从“致力于社会和谐”到“恢复与重塑”，从“博物馆与记忆”到“传统的未来”，博物馆已不再仅仅是文物安身与展示的场所，越来越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力量。
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从宏观方面入手，从事着城市考古工作，“大胆想象，认真求证”，是他的研究方法，这点可以从二里头考古作业中充分体现出来。在遗址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作者对探孔位置的处理显得大胆，从而探寻到城市的十字路口，以及东部城墙的位置，而当所想象的城市框架出现在眼前，笑脸不由自主地在脸上充分体现出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夏的始年被定为公元前2070年，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这还不够夏的年数。作者认为，绿松石龙形器无法将其与夏文化直接联系起来，如何证实夏文化的出现，希望能够得到文字出现的直接证据，就如同商代发现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字证据，这才能证实夏代的存在。
作者并不赞同地方政府直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命名的做法，曾有网友问：“孩子问起夏，该如何回答？”我当时的回复是：“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作者在这部图书中，将考古过程中所发现的趣事娓娓道来，让读者也想深入到考古第一线，去体会考古的枯燥，自然也有发现重要遗存的乐趣。就比如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发现，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在判断当时的下葬情形时，这件美丽的石龙形器被固定在某个坚硬的外壳之上，放置在墓主人的腰身位置，时间的延长，让外壳腐烂，毫无依靠的石龙形器深埋入尘土之中。
对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存，判断其当时的出土情况也显得极为重要，如绿松石微雕石兽的出土，因考古人员第一时间不在现场，让这件考古器物产生了疑问，另外在考古报告里，考古人员将其鉴定其为一头雕刻精细的雄狮。要是真是这样，那又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因为在中国东汉时才有狮子的说法。
周处墓里所出土的金属腰带，在当时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考古报告提到，在早期的检测中发现有铝的成分！要知道19世纪人类才提取出金属铝的成分。只是在当时的考古环境，考古人极其严谨、检测也极其认真，这疑式混入的铝块究竟何解呢？现代有学者换个角度提出，是否是因为天然铝的存在？
此外，著名的铜奔马也是有着故事可言，作者还提到个小秘密，原来在考古界早已经把年代认定为西晋。心目中敬佩的考古学家孙机先生认为，墓葬中有不可能出现在汉代的钱币“小五朱”！根据考古学上的说法，以墓穴里最晚时期的东西来推断它的年份，所以考古学家依据墓里出现的钱币，推断铜奔马应该属于东汉时期的文物。
许多考古的小故事，让读者能够了解到考古工作的认真与严谨。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十一)
现实中，考古学是一门相当专业的学科，距离我们的生活难免会有疏离感。考古的意义，也并不仅仅为了获得高价值的文物，而是要理清这些遗址和文物背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脉络。这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程度的解读、还原和传承。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在笔者看来，考古学最大的意义，是重塑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在寻找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些已经丢失的记忆，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6000年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所有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的考古成果都必须要为全社会全人类服务。所以，这就需要深入浅出地融入到常识当中，需要考古学者们把晦涩艰深的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向大众传播开来。
在中国，考古领域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当属中华文明是怎么来的，二里头文化被公认是“最早的中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遗址发掘前队长许宏的这本《发现与推理》，就是一本写给大家看的通俗易懂的考古学专业书籍。表面上写的是一个个遗址发掘的过程，实则个中蕴含的都是考古工作的意义、价值与规则、学术探讨和评论，甚至不乏内心的吐槽。借此，我们可以一窥考古学家真实的内心，发现考古世界的精彩，由此爱上考古，爱上这个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业。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人依然纠结于夏朝是否存在，其深层的心理或许在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习惯的说法是我们有5000年文明，但现在能够确认的大约只有3700多年，因此希望坐实夏代，可以让5000年文明的说法当之无愧。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2002年，在二里头遗址中的贵族墓葬中发掘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件举世瞩目的国之重器的出土无疑对中国考古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以往的田野考古发掘时, 属于夏商时期的墓葬中, 绿松石镶嵌之饰物也偶有发现，但大多因为饰物的形体较小, 饰片数量偏少, 部分处于散乱状态, 没有形成相应的整体形式，或者因为墓葬内的填土塌陷时间不一致, 使饰物呈散落状, 无法识别其原有的真实形状。这件龙形器的头部大体呈方形, 长12厘米、上宽14厘米、下宽13厘米, 为一饕餮纹面饰，其眉、眼、耳、鼻等均是用绿松饰片和加工的玉块摆放为相应的立体形状，清晰可辨。
在许宏看来，二里头就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整个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
纵观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的辉煌成果，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学本位看，这些已足够，虽然暂时不知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但从《发现与推理》的角度来看，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上所具有和应有的历史地位与意义的正确认知！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十二)
有关考古的话题近年来比较热门，2020年留守女孩钟芳容高考676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更是备受关注。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评比”活动不仅仅吸引着众多的内行人士，还引起了考古爱好者的关注，“公众考古”活动也对社会开放。
5月18日的博物馆日，也让更多的人士参与到博物馆开展的各项活动，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纵观历年主题，从“致力于社会和谐”到“恢复与重塑”，从“博物馆与记忆”到“传统的未来”，博物馆已不再仅仅是文物安身与展示的场所，越来越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力量。
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从宏观方面入手，从事着城市考古工作，“大胆想象，认真求证”，是他的研究方法，这点可以从二里头考古作业中充分体现出来。在遗址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作者对探孔位置的处理显得大胆，从而探寻到城市的十字路口，以及东部城墙的位置，而当所想象的城市框架出现在眼前，笑脸不由自主地在脸上充分体现出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夏的始年被定为公元前2070年，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这还不够夏的年数。作者认为，绿松石龙形器无法将其与夏文化直接联系起来，如何证实夏文化的出现，希望能够得到文字出现的直接证据，就如同商代发现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字证据，这才能证实夏代的存在。
作者并不赞同地方政府直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命名的做法，曾有网友问：“孩子问起夏，该如何回答？”我当时的回复是：“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作者在这部图书中，将考古过程中所发现的趣事娓娓道来，让读者也想深入到考古第一线，去体会考古的枯燥，自然也有发现重要遗存的乐趣。就比如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发现，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在判断当时的下葬情形时，这件美丽的石龙形器被固定在某个坚硬的外壳之上，放置在墓主人的腰身位置，时间的延长，让外壳腐烂，毫无依靠的石龙形器深埋入尘土之中。
对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存，判断其当时的出土情况也显得极为重要，如绿松石微雕石兽的出土，因考古人员第一时间不在现场，让这件考古器物产生了疑问，另外在考古报告里，考古人员将其鉴定其为一头雕刻精细的雄狮。要是真是这样，那又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因为在中国东汉时才有狮子的说法。
周处墓里所出土的金属腰带，在当时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考古报告提到，在早期的检测中发现有铝的成分！要知道19世纪人类才提取出金属铝的成分。只是在当时的考古环境，考古人极其严谨、检测也极其认真，这疑式混入的铝块究竟何解呢？现代有学者换个角度提出，是否是因为天然铝的存在？
此外，著名的铜奔马也是有着故事可言，作者还提到个小秘密，原来在考古界早已经把年代认定为西晋。心目中敬佩的考古学家孙机先生认为，墓葬中有不可能出现在汉代的钱币“小五朱”！根据考古学上的说法，以墓穴里最晚时期的东西来推断它的年份，所以考古学家依据墓里出现的钱币，推断铜奔马应该属于东汉时期的文物。
许多考古的小故事，让读者能够了解到考古工作的认真与严谨。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十三)
如果能回到十多年前，在没有任何顾忌的情况下选择专业，有多少人会选择考古呢？
2020年，留守女孩钟芳容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热议，全国“十大考古评比”活动也吸引着圈里圈外的眼球。而考古本身，恰如许宏《发现与推理》书名一般，其有趣之处一在发现，二在推理。考古工作直面人类社会的文明与历史真相，直面一个个“未解之谜”，既有发现重大成果时的欣喜，又有推断出埋藏许久真相的愉悦。然而“考古发现带来的问题永远比答案多，我们说不清楚的永远比能说清楚的多。”那些尚未尘埃落定的待解之谜，也吸引着一代代考古人前赴后继，加入探索。
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写了12篇“纪事”，9篇是他的“亲历记”，包括丁公龙山、二里头、偃师商城等考古现场的第一手纪实故事，另3篇讲了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公案”，比如选入课本的“马踏飞燕”故事。在这些“纪事”中，许宏讲了考古知识、学者风范、悬案始末、学科变迁等多个方面，堪称“有温度的考古纪事”。
书中讲述的不少故事，有一些最终“水落石出”，比如二里头“1号大墓”最终“水落井出”，但像二里头绿松石小兽的年代问题、西晋周处墓的铝元素问题，最后都只能成为“悬案”，留待后人解答。不过也有个别事例，不幸地成为“冤假错案”，不免让人心生几多感慨。
这个“冤假错案”就是“尸乡沟商城遗址”，它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个“尸乡沟”，不仅不是当代地名，甚至历史上也不曾作为地名用过。经许宏介绍，“尸乡沟商城遗址”在河南偃师，《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条下有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当时的考古人将班固的这句注释，与一条南塔庄村“老乡世代相承称之为尸乡沟”的低洼地带联系在了一起，就有了所谓的“尸乡沟”。但后来有考古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该低洼地带是汉魏时期人工开凿的漕运河“阳渠”，“尸乡沟”的名字于史无考，该学者团队询问当地老乡，发现老乡其实并不知道“尸乡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那条低洼地带称作“石羊洼”。
许宏认为，国人极其讲究吉祥，比如北京的“黄图岗”社区和新发地大型批发市场，以前的名字分别是“黄土岗”和“新坟地”，因名字不祥而更名。从而推想，将“尸”作为地名，是非常不吉利，也应该是国人要极力避免的事情。但木已成舟，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尸乡沟商城遗址”的正式说明中，堂而皇之地写着“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洛河北岸的尸乡沟村一带”，据说如要改动难度颇大，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稍显幸运的是，进入1990年代，偃师商城考古队的发掘者在考古简报或简讯中已不再使用“尸乡沟商城”的称呼，而以“偃师商城”取而代之。当然，“偃师商城”的名字也并非最理想的，“依考古界约定俗成的惯例，遗址命名应以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为准，以能精确反映遗址所在位置为宜，否则就会出现不同遗址有相同名称的情况。”与之类似的还有良渚古城，因为“在良渚文化范围内不排除今后再发现城址的可能，良渚城址也极易与其所在的良渚遗址群相混淆”，当然，相对已经盖棺论定的“良渚古城”，许宏的建议“莫角山城址”只能是学者美好的理想了。
与“尸乡沟商城遗址”类似的，还有“马踏飞燕”的年代问题。“这尊铜奔马，属国宝级文物，于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但除了并不完美的官方名字“铜奔马”（没有体现“飞燕”）外，学者们还设想了多个名字，但都只能作为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因为连墓葬的年代都未正式确定，马蹄下的鸟是燕、雀还是乌、隼自然难以判断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关于出土铜奔马的墓葬年代，学术界的认识远未统一，维持“东汉晚期”原判的论证大多缺乏说服力，但地方政府与旅游部门因汉代为中国古代的强盛时期，定铜奔马为汉代更富于民族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而难以接受晚于汉代的断代意见。
这种“民族意识”其实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考古工作，毕竟“在历史长河中，让文物讲真话有的时候也是要顶着压力才能坚持的。”比如关于二里头是否能证实夏文化，据豆瓣网友“胡不骑射”介绍。许宏认为因为考古学者仍没有发现一锤定音的证据，所以二里头就坚决不能称之为夏，夏王朝在目前仍然处于“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状态。与之相对的，则是河南当地对“夏文华”的产业进行深入挖掘的坚定态度，不但成立了“夏都博物馆”，还邀请了业内一堆大咖来站台。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些坚持自己观点的考古人，套用一句流行歌曲来说，就是“污泥满身的英雄”，就是“孤勇者”。在许宏的书中，不乏这些“孤勇者”的身影，比如西晋周处墓中铝片的原发掘者罗宗真先生，针对各种质疑依旧坚持铝制残片并非混入。到后来，人们意识到自然界中有天然铝的存在，火法炼铝也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也可能实现。虽然周处墓铝质残片虽然仍是世纪悬案，但至少又发现了新的“破题”可能。又比如广州市区于1974年发现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当时就引发不少热议与质疑，华南工学院的龙庆忠教授在1976年的遗址性质鉴定会上就认为该遗址是南越国的建筑遗址，但受限于当时氛围和自己身份未敢多言，直到1990年才正式撰文，阐述他坚持了十多年的判断。
摘自：《98《幻肢》&《发现与推理》》 — 王德坤
在豆瓣阅读书店查看：https://read.douban.com/column/34529306/chapter/398138347/
本作品由王德坤授权豆瓣阅读全球范围内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十四)
1992年元旦翌日，初出茅庐的年轻考古人许宏遇上一桩大发现，并因此卷入到一个著名的考古谜案中。这个大发现是，在距今约4000年的一块陶片上，有11个复杂的刻痕。是文字吗？若是，中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就要大大提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很快引发争议，一时难下定论。
考古学家的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侦探，当他们到达现场，这里只有错综复杂的遗迹和不甚明朗的谜团；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遗迹，如何找到证据，并推测出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考古学家在做的事，那么诚如这个书名所言——《发现与推理》。
这本书即出自许宏之手，如今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自1999年起，他担任“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20年，成绩斐然，备受瞩目。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暗中围绕“发现”与“推理”两条线来写，勾勒出一幅色彩纷呈、层次丰富的画卷。换言之，作者展现了这两个词的丰富内涵，串接起考古知识、考古同人、考古悬案、学科变迁的方方面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作者的目的，是让广大读者也能“热闹之外，看出点儿门道来”。
丁公陶片的字符之谜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枚陶片，它出自丁公遗址。该遗址在龙山时代延续时间较长，距今约4300～3800年。陶片遭到质疑的关键点即在于发现环节。作为亲历者之一，作者在书中详细回顾了整个发掘过程，这为考察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背景。
作者生动晓畅的文字令人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那支考古队是如何着手一步步工作的。探方、探沟、铲探、给号……这些考古术语被还原为具体的考古活动，如历历在目。“H1235”这个工作坑，是作者负责编号的，坑中出土了上千枚陶器残片，带有11个刻符的那块陶片便混居其中。它大致呈梯形，长约4～7厘米，宽约3厘米，小得足可以握在手中。
在考古发掘现场，是没法把如此大量的陶片一一清理干净的。除比较完整的器物外，一般的陶片都按照处理流程集中装袋，送进室内慢慢整理。这完全符合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然而，争议即纠缠在这里，因为带有字符的陶片是在室内被发现的，而不是在第一现场，这给它的身份蒙上了尴尬的阴影。有学者提出，由于陶片在坑中的位置不明，因此就失去了确切的地层关系，无法保证不是外来之物混入。甚至有人臆断是考古队的造假行为。
“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那么该怎样妥善处理这个看似“无法弥补”的一环呢？这也是对文物继续做出推理的关键一步。作者及其同人在发现陶片后，立即展开审慎的复核，确认同坑出土的陶片没有晚于龙山时代的；继而请专家亲临察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对字符陶片所在的考古坑进行扩大搜寻，结果仍是没有龙山文化之外的混入物；随后，他们又聘请数十位考古及古文字学专家鉴定陶片，专家们一致认可其价值。经过层层严密的把关，时间已过去近一年，他们才正式公布这个发现。
在遭到质疑甚至是恶意揣测之后，作者等当事人没有写过反驳文章，这是因为他们秉持考古人的准则：“实事求是，忠实记录，慎于演绎”。在丁公陶片尚属孤证的情况下，他们的态度是：“孤证不立，与其驳难辩解，匆忙定论，不如把它放一放，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线索和提示。”
后来，随着其他遗址同属龙山时代的文字被发现，龙山时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时期，丁公陶片也不再是孤例了。
二里头都邑的面目之谜
1999年作者接掌二里头考古工作之时，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持续40年。今天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有“最早的中国”之称，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能够表征“广域王权国家”的大型都邑；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它的整体面目却一直模糊不清。由于已发现的建筑基址在布局上显得无有章法，看不出规划性，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根本不是都邑，而是一处大的祭祀中心。可是，二里头又分明已出土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群、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以及若干贵族墓葬，它理应具备王都的身份。
“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的特质所在”。所谓规划性，就体现在道路、城圈等设施上。问题是该如何发现它们呢？考古人总说发掘工作像愚公移山，“整个遗址如果是一张纸，每次的发掘就像在纸上扎洞”。倘若漫无头绪去寻找二里头的规划特征，恐怕难乎其难。
“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工作有益的线索。”二里头东侧的一条南北向大道，就是作者从前人成果里“再发掘”出来的，它沉潜在1976年的发掘记录之中，当年追探工作进行到200余米时因故暂停。就在重启这条路的发掘过程中，作者听说有老乡家地里小麦长势不好，他凭借考古经验知有异常，便派人钻探，因此发现了北侧东西向的一条大道。这条大道与此前发现的南北向大道垂直相交，竟然构成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并且把遗址东侧的建筑基址群围在其中。局面顿时明朗起来，可想而知，在对称的方向上，应该也有两条大道，这四条道圈起了宫殿区的范围。后来的发掘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宫城城墙的发现更具“传奇”色彩，它在发掘之前，就已被作者预先想到了。这还是东侧大道的发现带来的启发。由于该大道紧邻遗址东部的一座宫殿，两者之间再无安置城墙的空间，而作者依据其多年研究古代城址建立起的理论观念，相信宫殿区不应没有圈围设施，于是推测这座宫殿的东墙也就是宫城城墙的一部分。在这个思路之下，大大缩小了搜查范围，考古队将宫殿的东北角和东南角分别解剖查看，果然墙体往南北两端延伸出去了。然后就是“顺藤摸瓜”，到2004年春天，“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形制布局与后世宫城最为接近，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作者不禁感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大意是：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偃师商城的身份之谜
偃师商城的发现很有典型性，它是借着配合现代基础设施选址的契机，而得见天日的。此地属洛阳盆地，文物荟萃，首阳山发电厂经过两次挪移，才定下建厂厂址：第一次是给西晋帝陵区让道，第二次便是因为误打误撞遇上这座商代大城。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多位考古学家与偃师商城擦肩而过，差点就发现了它。首先是徐旭生先生，他精通古代典籍，曾根据文献中的线索，于1959年到偃师踏查“夏墟”，当时即从埋藏于地下的偃师商城南部穿过。结果他没有发现“夏墟”，却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后来还有赵芝荃先生，他在担任第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期间，来此处考察过。偃师商城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东北方向，两地隔洛河相望。
从老一辈考古学家的身上，体现出的是“证经补史”的学术范式，甚至他们以此为学术理想。仿佛考古除非有补于文献、能佐证文献，才特别显出价值。这种倾向尤其反映在信史稀缺的夏商周考古领域里。偃师商城现身后，围绕其身份展开的激烈争论，依然是这种学术思维的余音。有学者说它是商汤之都，而其中大部分人在偃师商城出现以前，曾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之都；还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才是商汤之都。指认偃师商城为商汤之都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史书上对偃师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而城址中部恰好被一条低洼地带横穿，当地人称之为“尸乡沟”。然而作者经过仔细的追溯，发现“尸乡沟”是“石羊沟”音近之讹，而那条低洼地带，应是汉魏时期人工开凿运河的遗迹。
进入1990年代，考古学学科开始发生转型，即从“证经补史”的王统考古转为全方位的社会考古。在这个背景下，1996年对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加大力度，以期尽快提升到新的高度，作者也因此参与进来。对偃师商城的定位问题，作者的态度是，应避免脱离事实的观点先行，而是要立足考古发现，这是推理和讨论的基础。思路转换之后，就会发现一些以前疏忽的现象，比如城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城墙宽厚而城门极窄，内部就像逼仄的胡同一样，这与王城并不匹配，而是“该城注重防御的军事色彩浓厚的标志”。
以同样的思路，作者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20年，在其任上有诸多重要的发现，却始终没有贸然做“一刀切”的断代，更不会进行“对号入座”的联想。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出种种极具启发性的推理，在此基础上得出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这个明确推论。
书中围绕“发现”与“推理”，还有很多既有趣又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实践层面的生动记录，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学理升华；既有作者对其从业经历的一个完整回顾，又有跳出自身的对中国考古学史的个案梳理；它可谓一本有温度的考古纪事，也是一部为大众开启考古之门的佳作。
《发现与推理》读后感(篇十五)
2017年6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期在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后，徐天进教授首先对许宏研究员进行了介绍：其现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等，主编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
许宏教授
接着，许宏研究员就“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这一主题进行发言。引言由八个问题组成。第一个问题是考古学是否是实证的科学。针对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的主流认识，许宏研究员引用了徐良高研究员的反思：“考古学本质上是考古学家通过古代遗物对过去历史所作的一种解读与建构，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描述与解释体系。真实的历史已成为远离我们的自在过去……我们既不能重来与再现，也难以实证。”许宏研究员认为这一观点具有代表性，除了科技手段可以实证某些细节之外，其他问题尤其是关涉狭义史学的问题能否被实证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今之“中国”是否可上溯至古代。如果可以，那么究竟可以上溯到何时？许宏研究员指出，现在有很多以“中国”为题的书出版，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我们的某种整体的焦虑——即作为中国人，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有追溯本源、自我定位的欲求。在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中国”无疑可以上溯到古代，而能把古代中国上溯到什么时候则是建构层面的问题。
很少有人认为当今的中国等同于古代中国，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一直在变化。上古的中国可称为“小中国”，东周时期已有蛮夷戎狄的观念，区分出我者和他者，而这些被认为是他者的族群完全在我们现在的国境之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形成了“大中国”（或称“中华”）的概念——这个“中国”的概念，也有文化上、政治实体上、地理上和民族层面上的不同内涵。“中国”从天下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其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思考古代与当代的关系问题时，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近百年以来，考古学界一直对中国形成的过程进行追溯，一系列的认知、学说被提出。从“中原中心说”到“满天星斗说”，后来又有“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以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等，后几种都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框架下的“新中原中心说”。
李零先生指出，讲中国首先要有“国”的形成，第二要有“中”的形成。“如果国家根本没有形成，如在新石器时代，无所谓‘中国’；在国家形成后，我们知道有很多小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构成中国的核心地区，那也还没有‘中’的形成”。李零先生的“语录”被不同的学者引证，作为最早中国的依据。有学者认为说的是陶寺，天文遗存体现了“中”的概念，陶寺也已经是“国”。而许宏研究员认为，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中央之邦也即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是不可能无限上溯的，就考古发现而言，只能上溯到二里头，再往前就是无中心的多元邦国并存的时代，正如“满天星斗”。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史可以分为：无中心的多元时代（邦国时代，前中国时代）、从二里头到西周的有中心的多元时代（王国时代，早期中国时代）以及秦汉以后的一元一体化时代（帝国时代）。其中的两大节点，一是二里头，一是秦。
有学者对类似的建构提出“冷”思考，譬如徐良高研究员就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延续性的观念“是具有强烈历史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学家基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为塑造民族国家公民的共同历史记忆而建构的‘我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相关思考发人深思。
第三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看待易中天中华文明史3700年说。许宏研究员认为易中天先生正是采纳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考古学者的意见，把二里头作为最早“中国”的政治实体来界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所以他是实说，而非胡说。
第四个问题是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的界限问题，这也是争议分裂最大的问题。徐旭生在70多年前认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许宏研究员认为这相当确切地表述了当时（直至今日）的考古学家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中国的信史时代上推到出现甲骨文的殷墟时代之前。
关于这一问题，陈星灿指出，“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来，事实上根本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许宏对此表示认可。
第五个问题是夏文化可以讨论的吗。夏文化问题，如无当时的文书出土，能解决吗？许宏研究员认为是可以讨论的，学术界对其的讨论也持续了几十年了。但结果如何呢？夏文化问题，如果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出土根本不能解决。他追述夏鼐对夏文化的定义，即“‘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指出其中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等概念，而这些恰恰都不是考古学家所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与结局。当一个议题久议不决、聚讼纷纭，是否就该考虑其思路和方法出了问题。孙庆伟教授曾阐述过：“如果永远发掘不了文字，难道中国考古学永远解决不了夏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而许宏研究员则持相反的观点。
第六个问题是应该先信还是先疑，又应如何看待研究中的“共同信念”。2003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编者认为，相信夏的存在，“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孙庆伟教授认为“信是疑的基础，没有信，疑又从何而来？”而要解决夏文化的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学者自己。许宏反问道：国人能而外人不能持者，大概只有“信念”吧？
第七个问题是“过去就是外国”，对此本土学者能坚持吗？传统的客体化，是近代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史学界有“过去就是外国”的说法，因为这样就没有认同问题，就可以相对冷静客观地看待研究对象。而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由科学理性、文明认知出发，追求史实复原，和为了救亡图存而构建国族认同，构成了两大主线，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每个中国学者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考古学科的短长问题。许宏研究员认为考古学长于宜粗不宜细地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程考察，而拙于对具体事件、人物和绝对年代的把握。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将会把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许宏研究员的发言结束后，几位与谈人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零教授认为，现在学者们关于最早的中国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考古学家是做大时段的历史研究，而且中国的考古发现较为丰富，史前和历史时期概念的界限也难以清楚划分。李教授指出，后来有“龙山中国说”，又有“二里头中国说”，这都是考古学家不断地向前寻找中国概念。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上古的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知识，基本上就是西周史，三大经典也都是西周经典，王国维也是这个看法。但是这不等于西周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有很长的准备过程；这也不等于说，必须把古史传说搞清楚才能做考古。因此李教授上一次在文研院讲帝系与族姓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考古学家们从古史传说里解放出来，而绝不是给考古学家搞破坏。
徐天进教授提出，李零教授没有特别明确地讲从考古上“中国”可以上溯到什么时代[z1]？是否是指“夏商周三代”？李零教授解释道：夏代我们没法证明，是不是可以认为夏代就是中国的开始，甚至尧舜禹的传说，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说“立足中原”，有一个文明的中心。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亚欧大陆东部的一个最大的文明漩涡。这个文明漩涡的中心，是在现代中国（黄河和长江）这大两河流域范围。所以表面上看，有一个中心——夏，似乎这就是中国。但是只有一个中心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心和边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边缘就没有中心，没有中心也就没有边缘。亚欧大陆的农牧互动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期的主题，所以周边和中心，实际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能切割开。而这个中心的形成可能是新石器六大板块，自然历史形成中造成的中心，但是还要有周边的东西，有一个范围。因为国的意思就是域，有一个范围，说二里头就是中国，也要有一个范围。范围就是通过商来兼并夏，周又兼并商，然后把夏商周合为一块，奠定周人的天下。更何况“中国”这个词，从文献上看最早就是出于西周。
徐天进教授提出，赵辉教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中国巨型的考古项目，这个项目叫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个项目持续了近十年，集结了全国很多领域考古学家一起工作。而这个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寻找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经常讲的中原中心趋势形成，或者中国的史前基础，可能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赵辉教授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所以希望赵教授就今天的话题，接着刚才许宏研究员的设问，从多年主持领导这个工作的中的思考出发，看看是否还有可补充之处。
赵辉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文明最早以什么开始的问题，是把重点放在中国文明上面，还是最早的国家上面——这是两个概念。国家在政治学上、社会学上都是有严格定义的，但是国家的这些标准，考古未必能发现，如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合法使用武力的公共权力。考古学家可以提出一些能够从物质文化上辨识出来的标准，如果早期的考古发现基本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认为这就是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赵辉教授认为良渚文化就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了，因为良渚有很强大的公共权力，又有很高超的科学技术，还有很大的城。从良渚遗址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良渚城内的居民还不是农业人口，有很多贵族，组成了一个城，跟今天城市的组织原则差不太多了，而且他们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在良渚周围一定有一块面积很大的、他能够管得住的地方。从国家形态上讲，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里面等级最高的，在其他地区（比如上海、江苏）还有一些次一级的城市。这样，在良渚文化的整个范围里面，就好像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结构。这些不同地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似乎还存在一个控制的网络。从这个角度而言，良渚就是国家。
探源工程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寻找最早的文明。但良渚是不是中国，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赵辉教授认为，探源工程不能有一个很系统的回答。参与探源工程的研究人员，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比如李新伟先生曾引用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认为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各地文化广泛交流，形成一个交互作用圈，而这就是中国的基础。之后他们的那些观点大概就是从这种角度提出来的。而赵辉教授本人在提出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的时候，对这一问题还没有特别复杂的想法，只是觉得存在着这样的考古现象。在这个基础上面，赵辉教授非常同意李零先生说法，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我们很多的思想、制度、传统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西周来的，有些可以追到商代，再往前追不上去了。二里头阶段已经和前面的龙山阶段有了很大的不一样，不同点主要体现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在吸收周围文化的因素，这是当时的主要趋势。中原的形成，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凑在一起，因为它就处在这个地方，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里面，各地是此起彼伏的，有的在前面，有的在后面，竞争也很激烈。中原这个区域能够比较广泛地吸收、借鉴周围的成败经验。如果说有一些必然性的话，这个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在农业区的核心，产生这么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趋势，这个背后有其必然性。并不是因为制度发展先进，经济环境比别人好，反而它有可能不如别人，比江南地区资源反而更差。它的社会起步、文明化的起步也不一定比别人早，甚至比别人晚，发展程度不如别人。比如良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墓葬分成好几个等级，社会成员分层化情况非常清楚。而到了中原，社会分层程度很剧烈，但是里面没什么层次，社会反而简单，为什么后来居上了，是一个非常值得再讨论的问题。
孙庆伟教授就“信古”与“疑古”、夏文化问题能否解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己是“迷信派”，但是他的迷信是有分寸的，简单而言，就是认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上古史学体系基本上是可靠的。他认为绝大多数考古学生都没有资格去“疑古”——因为他们根本没看过古书——很多考古同学容易忽略这一点。读完了古书，才能讨论“疑古”，讨论对哪里有怀疑。“疑古”不仅仅是一个态度、一句口号，重要的是学术实践。只有在对古书进行大规模检讨工作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讨论“疑古”。所以他认为“信”是“疑”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认为夏文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过去夏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是通过证明“禹域”内的、相当于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法、对应法。这种方法从大面上来讲并没有错，因为夏人的活动空间，通过文献是能够看出来的，但现在问题是要怎样确定夏的开始和结束，实际是要解决一个绝对年代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家是没办法解决绝对年代问题的，因此争论才会这么激烈。孙庆伟教授认为解决夏的上限和下限问题，是要找到那些在夏开始或夏结束的关键节点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导致的特殊性质，或者特殊文化现象——考古学家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考古迹象再来决定夏商文化、早夏之间的区分。孙庆伟教授指出，以前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做得并不十分系统化，现在如果仔细沿着这条思路去找，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他认为寻找夏文化的开始或者结束，并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日期，而是大致在某一阶段或者某一个时期已经进入到王朝更迭，这是从考古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态度。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包括邹衡先生在内的学者，在叙述夏文化问题上的逻辑还存在一些不够严丝合缝的地方，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完善。他本人正在撰写相关著作，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有所推进。
就碳十四测年的问题，赵辉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二里头时期的年代重新测定了一遍，重新讨论下来的结果，是二里头文化的开始的时间是公元前1750年——这是一个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数据。然而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乱子“”，以往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一万年前开始的，后来测到两万年了，早的越测越早，晚的越测越晚。赵辉教授坦言自己并非理工科出身，不甚了解碳十四测年的原理，但是全世界那么多实验室在做碳十四测年，这一方法是有一套科学逻辑在后面的。这套科学逻辑没错，那么测定出来的年代就一定得信，除非在方法上追究，认为方法有问题。如果在这上面无可指摘，那就必须得相信测定的数据。相信这个数据的关键，在于这个数据背后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如何——这是需要考古学家做解释的。实验室并不会考虑这些问题，测定出来结果是两千年就是两千年。两千年是这块碳本身的年限，而这块碳代表不代表文化，代表不代表遗迹？碳完全可以是一个老碳，若干年前的碳进到取这块碳的地层里面，测定出一个数据。这个数据代表什么？什么是龙山，什么是夏，什么是商等问题，则需要考古学家做解释。
徐良高研究员则就考古学是否是实证学科及考古学的学科范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孙庆伟教授所言的夏的问题已经解决这一看法，需要思考解决的前提是什么。实际上，这一“解决”是建立在一个非实证的基础上，因为前提是我们相信夏的存在。但是，这一前提是没有经过实证的。“夏是否存在”这一前提本身就具有巨大争议，可以围绕它展开讨论很多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学科范式问题，徐良高研究员则认为普的陶片不能作为研究“早期中国”的基础，因为各地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差别巨大——但这个差别至少不能等同于国家之间的差别——这也涉及到考古学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反思这个问题，思考如何去解释和研究，那我们的研究只是给特定前提甚至特定信仰提供一种说法而已。现在的考古学家需要跳出考古看考古，跳出历史看历史，甚至用当代中国认同意识来看中国问题。但当我们用当代观念去建构古代社会的时候，其解释也是多元的，不是排他的。这种解释只能提供一种说法，但不能否定其他说法的可能。而且，我们不能套用现在的领土国家概念去解释古代社会。
论坛现场
在观点发表结束后，几位与谈人进行了针对古史是否可信、如何处理信古与疑古的关系、如何看待文献与考古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论坛时间有限，但对早期中国的叙事和想象仍然没有终结。正如许宏研究员所说，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