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门才女读后感第一篇
原作就是大家的作品，这种从一个家族的女性着手，展现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段的大面貌的写法非常高明，值得中国学人学习。从这书见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译文也是相当的流畅，近年来少见将学术著作译的这么好读的书。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二篇
值得一看，很不错的一本书。
本书借助对19世纪常州张氏一门“才女”的研究，从女性的视角审视战争、叛乱、外敌入侵、王朝衰落等大事件的阴影笼罩下的中国历史。通过对张门三代才女的作品、地方志，以及相关回忆文章的深入解析，利用几近文学构拟的合理想象，曼素恩勾勒出她们在文学创作、人际关系、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乃至政治立场等各方面的特征，并以“赞评”的方式进行历史学家的点评，成功地再现了大时代下清代“才女”的人生轨迹，以此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变过程中的性别关系以及才女生活的看法，为19世纪的中国史提供了更为丰富与鲜活的历史图景。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三篇
张家一门才女，三代有才，几女在家的同堂。
常州素有才女的风俗，历史上也是文人辈出，重要而有文学传统的地方。
清朝也就短短两百来年吧，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起伏交织在一起，浮浮沉沉。
女性传承家学，照顾子女，甚至做女红，卖文字维持家计，男子在外奔波乞食，不断考功名，以及四处任职。
聪慧的女子比比皆是，可是只能囿于家园之方寸，尤其要守贞洁，重男女之大防。其中法氏一辈子守活寡，被朝廷嘉许为“贞女”，是时代的过错，也是她一生的悲剧。
张家女子主要去世于年迈和生育，男子是常有早逝，常死因不明，可能是由于在于奔波。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四篇
1 曼素恩对张家才女们生活细节的描述近乎“脑补”，除了注释里特意说明的，还可以看出有些别的地方应该是作者根据史料想象出来的，但看起来合情合理，很见功力。难怪原书拿了桐山文学奖非小说类入围。
2 对张家才女生平的复原全用叙述体，用“赞评曰”的方式进行历史学的分析与评述，致敬司马迁。个人见得少，不知这算不算曼素恩的首创？
3 常熟精英家庭的婚姻中存在大量入赘婚，在这种婚姻中女方的父兄实际上承担了入赘者保护人的角色。何种情况下精英家庭的青年男子会接受入赘？这对他们的前途有何影响？二者的关系如何？曼素恩只是泛泛谈到这种婚姻在当地并不罕见，却并未给出深入的讨论或统计，感觉这是个很有潜力的社会史论题。
4 在丈夫并未获得科场成功的精英家庭，实际上是女性，在家庭经济、子女教育，乃至人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五篇
全部读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张》这本书，也是在一个相当可见其规模和范围的材料里，组织起叙事的，虽然书后面附有厚厚的参考文献，但读完了总觉得，嗯，差不多这是一个学者的一次学术性写作差不多的规模和工作量，它完成的精致、详略得当，它的写作历史的手法——或许我是第一次读到，是那么引人入胜，几乎让我也有了写作历史的冲动。
在作者的写作中，她对材料的驾驭，她的解读、勾连、分析、想象，都是展现无遗的，她能够详略得当的叙述，在充满细枝末节的复杂现实中，把握了几条关键的叙事主线，让我们读了之后，能对她的研究对象的生活有了生动的想象。
更进一步，在文章的结语中，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她指出自己的写作实际上回避了可能更加复杂的性欲、金钱（家庭经济）、家庭矛盾等方面，而这种回避也有史料本身避而不谈的客观原因。
我在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写作的范例。从读者的角度看，这样的著作才让我们读完了有收获感，有一种了解历史获得知识的感受；而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好像也只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入手，我们才能把握住一个研究对象，我们才能摒弃所有想当然的幻想，才能让一种研究成为真正的发掘新知，而不是重复和理论套用。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六篇
这本书是一本微观史作品，通过常州张氏三代人的生平经历反应当时的社会风貌，包括生活方式、礼法习惯、女性地位变迁等。虽然诸多情节是作者想象而来，但也未对总体的真实性造成太大影响。从这本书有点像红楼梦的现实版，只不过家族规模偏小，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其他教育传统，社交活动均如出一辙，可能这就是清代士人家庭的普遍风貌。
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古代没有相对固定的阶级，一介农夫能够通过科举跻身官僚集团，而士人家庭也会因为后代无法获得功名而败落。不过，一旦进入官僚集团，每一个家族都会尽力留在这个集团，其中的代价非常高昂。家族的男性必须从小开始接受儒家教育，坚持不懈地学习科考内容，直至取得功名，由于科举的成功率极低，所以学习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多数人终其一生无法取得功名，有些人甚至无法获得任何收入。业儒过程中也需要与文人圈子保持联系，一方面取得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仕途做铺垫，而这种社交活动通常要求其常年在外游历。
家族女性在男性在外游学的过程中需要承担家庭的一切责任：照顾老人，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还得担负家庭的经济来源——通过务农和家庭手工业获取收入，因为在外游历的丈夫很多情况下无法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所以，妇女从小就需要学习妇德（使其任劳任怨），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教育子女），还要掌握女红（能够养家糊口）。在这样的环境下，男女双方都面临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然而一大部分人历经这种煎熬后仍然一无所获。
不过，在这种环境下，在野的文人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学术圈子。这种学术圈在明代表现为各种文学社，如东林、复社等。到清代，公开的结社活动已被禁止，学术圈仅为小范围的，靠同乡或亲族维系的小团体。虽然在经济情况上各异，在思想方面却有共同追求，能靠一些资助进行出版、聚会等活动。
张家三代人正是践行着这一传统，虽然三代人中只有寥寥数人获取功名，但其家族史却能流传至今，所靠也就是他们的在野学术圈和出版活动。太平天国在江南的肆虐彻底摧毁了江南文人的社交圈，从此张家便如水中浮萍各自东奔西散了。1905年后，伴随着科举的废除，士人家族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传统妇德也逐渐烟消云散了。
这本书也是一本古代女性研究作品，主要通过女性诗词创作来了解其生活和思想。然而，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难点在于以女性为主体的史料的匮乏，女性文人如张门才女的作品也都是靠男性赞助者将其结集印刷才得以传播，不符合男性价值观的作品往往不得流传。作者通过各种史料才得以窥视张门女性的内心角落，发现其与诗集序跋和墓志铭不同的地方，实属不易。但是对于女性的内心角落，想要探其究竟实在困难，也许只能留给我们去遐想。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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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汉学家，该书描述19世纪常州张家三代女性的故事，类似史景迁《王氏之死》的写法，浅显好读，现场感强，唤起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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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张氏，当时家长是张惠言，即叶嘉莹欣赏的那位“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
该书围绕张惠言之弟张琦的妻子汤氏、张琦的四个女儿以及她们的女儿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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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张家世代读书人，宦途不显但乡望颇高，张家对于业儒的执着和自豪，为张家的女性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张门才女都受过闺阁教育，书画俱佳，作品常常牵连着她们对家庭婚姻的感受，因此该书有很大成分也在考察当时江南中产家庭的婚恋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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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纪开始时，汤瑶卿正值盛年，她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以及价值观是维持夫家成功及本人声名的关键因素。
当这个世纪结束时，王采萍去世了，中国濒临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将使王采萍所受的儒家教育及其女性美德的所有前提遭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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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张门才女，需要放到19世纪的历史大背景。
尽管身处闺阁，时代的痕迹在她们的诗词中有所呈现。比如，张䌌英作《古剑》：“百战雄心在，千秋宝气扬。风霜凝惨色，神鬼泣寒芒。雷掣青锋冷，虹横碧落长。良才未沉没，光彩识干将。”就是受林则徐战事所感。
张门才女的诗词后来影响了秋瑾、吕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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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门才女的出现，与“地域”有很大关系。
苏南地区社会流动很大，士绅地位并不稳定，很大程度需要依赖女性在维持家族地位方面发挥的作用。当男主人四处游历拓展他们的事业时，在他们身后的母亲就负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生活在一个女学和文人文化地域，才女们的德才是被赞颂的，也是被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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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些女性的“心声”并非纯粹、自然的。她们的诗词通常附在家庭的男性的文集之后，她们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有意无意地自我审察，使之符合男性凝视的标准。她们的闺秀教育涵盖了所有的持家之道，她们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地符合时代变迁的需求，她们并没有20世纪涌现的“新女性”那种强烈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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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及的法氏，张家公子珏孙的未婚妻，她矢志不嫁为珏孙守贞，她的故事是19世纪女性的另一种范本，亦见中国女性所生活的时空环境。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八篇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领域经典之作叠出，先后有伊沛霞《内闱》（1993）、高彦颐《闺塾师》（1995），和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历史》（1997）分别从宋代、明末清初和盛清时期全方位解读前现代中国的女性生活。其中《缀珍录》还于1999年获得了中国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列文森奖。
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现为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刚刚获得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缀珍录》中，曼素恩就曾提出：“如果为盛清描绘的新景象使我们对中国厉史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我们要间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又如何呢？”
《张门才女》便是对《缀珍录》中这一问题的回应：情景式的再现，摇曳生姿的文笔，以上述女性史研究经典为铺垫，可谓中国妇女史研究进一步的个案研究。
如今说起“张门才女”，也许会让人混淆于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合肥四姐妹》《流动的斯文》，关于张家的热销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不过严格地说，张家四姐妹的传奇之处，在于四段才子佳人式的姻缘，少不得昆曲名角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汉学家傅汉思四位夫婿来画龙点睛。
曼素恩笔下的常州“张门四才女”，早于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女一个世纪，历经太平天国的离乱，以及20世纪滚滚而来的西化车轮，如今已湮没于历史的起承转合中，但相比之下，前者才是真正代表了知识阶层在千百年传统文脉下所创造、如今已不可再现的文化精魂。
曼素恩从“毗陵四才女”着墨，似乎也是某种必然。在《缀珍录》中，常州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为重要分析对象，而毗陵张家四女也曾一再出现。徐珂《近词丛话》中曾说：“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
与恽、庄、左等望族不同，张家是世代业儒的寒素之家，父祖世代皆早逝，先辈中未出达官显宦。
看看词学大家叶嘉莹教授怎么讲”未因贫贱易其心志”的张家：
张惠言家里两代都是寡母孤儿；他父亲和他自己这一代都是在寡母的教养之下长大的。而且他的家里非常贫穷，他小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城里的一个亲戚家中读书，他有时回家来，连晚饭都没得吃，饿得第二天早上都没有力气起床。很多人曾对他母亲说，你们家里这么穷，为什么不叫你的孩子去学一些谋生之计？他的母亲说：我们家里世代都是读书的，我不能从我这里断绝了我们家的读书种子。
张惠言并与惠栋、焦循一同被后世称为“乾嘉易学三大家”。乾嘉时期，常州同时出现的常州今文经学派、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横跨经学、文学和词赋诸领域，具有全国和历史性的影响，这三派都与张惠言、张琦兄弟有关。
所有这些文化成就，都是在驰驱穷困者数十年间完成的。清代以薄俸养官。张惠言38岁中进士，41岁离世。四才女之父张琦以举人终，幸有“大挑”制度，分派到山东做小官。历史学家洪业，回忆同样曾在山东以穷县令耗尽一生的父亲在临死前告诫：“穷是读书人的本分，我希望你们将来不做官，也不要娶富家的女儿。”这一句句触目惊心。
张琦自豫转京师十余年，留在常州的妻子汤氏“冬无棉衣，朝夕不给，率四女刺绣以易米，恒不得饱，至屑米为粥，日一食焉”，但与此同时“三嫁女，内外兼理，秩序井然，无稍误失”，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而汤氏犹留下《蓬室偶吟》，膝下张䌌英、张珊英、张纶英、张纨英四女《澹菊轩诗》《纬青词》《绿槐书屋诗集》《邻云友月之居诗集》，名扬天下。四姊妹之弟张曜孙，曾刊刻了她们四人的诗词为《毗陵四女集》。《名媛诗话》卷八记载：“孟缇姊妹四人，皆能诗词。姊弟同居一宅，友爱最笃。姊妹姑娣临池倡和，极天伦之乐事。”
张门才女荟萃一门，家学深厚，姐妹夫婿比屋联吟，堪称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所孕育出的奇迹。
如斯之风雅，惜早已随风逝去。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九篇
这是一部分量十足又独具魅力的文学著作。
这本书的分量，一方面表现在其囊括的诸多反应主人公所生活的年代的珍贵史料，可以看出，作者细心翻阅了众多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诗篇，并精心整理、考据，安排在这本书的各个章节里；另一方面，作者运用其深厚的社会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功底，结合以“张门才女”们的诗作为主的大量史料，一定程度上为读者呈现出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社会局势和风俗文化，进而还原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闺秀们所处的境遇，并在每一篇章结束附上赞评，阐述自己编纂文章时的心得和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观点，作者本人对史料的分析与理解也赋予了这本书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这同时也是一部独具魅力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推测，《新文化史》主编林恩亨特对此评价说：“作者所植入的内容建立在她对时代背景的深度把握上，显得天衣无缝”。作者运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尽力再现出一些事件的全貌，为读者交代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且，作者还别出心裁地选择以张门才女们的视角记录她们的见闻与感受，这使得主人公们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供人瞻仰，而是重新回归了与普通人无异的血肉之躯，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才女们所品尝的酸甜苦辣。
这本书分别记叙了三位“张门才女”充满波折的一生，首先讲述的便是众多才女们的启蒙者，汤瑶卿，她出生于女学最为昌盛的常州，生在这一地区的名门望族，在这样浓厚的儒学风气的熏陶下，她自幼便熟读四书五经，文化底蕴深厚。她才华横溢，很小便展露出了作诗的天分，但受制于其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她在这条路上未有过多涉猎。她为人称颂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对家庭的奉献上，在那个时代，男子因业儒而久居外地，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妻子的身上，汤瑶卿一面教育子嗣，一面又要承担家庭的各种开销，一生屡经操劳、历尽艰辛但仍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反应出了那个时代闺秀群体不输于男人的坚毅与顽强。
第二位讲述的是著名的闺阁诗人张習英，在诗词方面，她从小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创作天赋，她幼时跟长兄及妹妹们一起念书，由于女子十二岁之后不能再同男子共同念书，十二岁后她便转入内宅，改由母亲汤瑶卿教育。后来大哥不幸去世，母亲无力教书，她便从父亲书房取来书自己钻研，并在很早就将唐诗宋词烂熟于胸，为自己以后在文学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勤劳能干，由于家兄早逝，作为家中长女，她从十多岁起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任务。成婚后她随夫迁居，结交了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并仿照刊刻《国朝闺秀正始集》的完颜恽珠，提携了许多日后的文坛翘楚。她最大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满足于闺阁诗人普遍用来抒发儿女情长的婉约词风，而对苏轼的豪放风格赞赏有加，并且，受于其父张琦的影响和当时时局的动荡，她将诗词赋予了政治诉求，为后世文人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张習英的故事着实让我感到震撼，我不曾想过，在那个被打上封建烙印的年代，在那个女性必须缠足、科举考试通常只对男性开放的年代，居然也能造就像她这样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女性文人，我这才深刻地体会到作者在第一章赞评末尾所写的话：“张家才女们的生活是被其后的中外改革家们视为愚昧和落后的。但现在倾听她们的故事时，我们不由要问：20世纪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
第三位主人公是女塾师王采苹。同在这个大家庭诞生的其他女性一样，采苹也天资聪颖、知书达理。随着她的舅舅张曜孙仕途的通达，张家享受了一段平稳安定的日子，王采苹得以跟兄弟姐妹们一起享有一个愉快的童年。但好景不长，王采苹二十岁这一年，其父王曦不幸去世，难以想象，这会对曾经的那个天真活泼、纯洁无暇的女孩的心理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此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又给这个日渐衰落的王朝带来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张家也由此支离破碎，天各一方，再难相聚。而王采苹在历经众多风雨之后，不但没有被生活击垮，反而创造出了众多铿锵有力、意蕴深厚的诗作。读到这里，我着实为她坚强的意志与不屈的气魄所打动。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19世纪闺阁诗人们的生活状况，感受到了才女们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更让我意识到，原来在那个一向被称作腐朽黑暗的时代也存在着如此之多才华与风骨并存的女性。我不得不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对那个时期有着过多的误解与偏见，学界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是否也如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过分忽视了呢？希望在我今后的学习生涯能够接触到更多有关这段历史时期风俗文化的书籍，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容易被人忽视的人群，让她们的传奇经历不至于被历史的滚滚浪涛所湮没。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十篇
“河道总督许振袆端坐于书案之前，桌面上铺满了诗稿。桌边有一个半旧的细长锦盒，盒子刚刚拂拭过，边缘有些许磨损，一个象牙袷袢也断了。”
最先是被这个开头吸引了。想起我也有这么一个锦盒，里面是一套沈从文别集，也是边缘有些许磨损，一个象牙搭袢断了。
如此细致而有现场感的描写，仿佛小说开头，然而这是一部历史研究作品。作者曼素恩，是美国的历史学系教授。历史研究类书籍通常沉闷得令人看不下去，《张门才女》却引人入胜，盖因作者找到了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她巧妙地平衡着史料和虚构的关系，还原了历史现场。她把这看成是对司马迁的致敬：“笔者所追随的正是中国史笔的中心原则，即通过情、言、行给历史人物以生命。笔者在每章之后、注释之间以及本书结语部分的赞评，都是在向伟大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近2000年所确立的写史和评史标准致敬。”
普罗大众如我们，对于古代才女的认识，大概仅限于李清照、柳如是、鱼玄机、薛涛等人，她们在古代的浩瀚天空中寥落晨星。仿佛女性大规模地受教育，都是西学东渐后的事情了。如今提起著名才女，也都是民国年间的。然而，早已经有研究颠覆性地指出，仅在明清两代，中国出版的女性著作就超过了现代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女性出版物的总和。
曼素恩在书里说，有清一代，常州在女作家人数上仅次于苏州，常州有281位女作家，各种方志、书目和图书馆藏书中计有330部女性文学作品。有段佳话曰，乾隆南巡，皇太后在运河边的行宫中设宴款待当地名媛，邀请常州命妇共享一个诗酒之夜。宴会上，著名学者钱维城之妻金氏从容奏对，词气安雅。皇太后异常欣慰，环顾满堂命妇说：“此真状元夫人也！”
书中所写，是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家族的三代女性。包括张惠言弟弟张琦之妻汤瑶卿、汤瑶卿的四个女儿，及这四姐妹的女儿们。
读此书，感觉《红楼梦》里的众姐妹、《浮生六记》里的芸娘、《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一一有了现实中对应的版本。果然，一切艺术加工皆是有原型的。
“和所有闺秀一样，采苹和妹妹们总要做刺绣活，但只要做完活计，她们就起诗社。女孩总是比赛看谁的诗句最新巧雅致，有时也故意相互为难，或者出一个极难的联句，或者出一个极偏的典故让别人应和。”呵呵，不免想到大观园里的海棠诗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都是百看不厌的回目。
姐妹们教家中小妾李娈读书作诗的情景，不就是黛玉教香菱作诗的翻版吗？
书中描写的家人之间的唱酬之乐也令人向往。某天深夜，王采萍推敲了几天的诗作终于完成了，她来到父亲房间展示自己的新作。当时，父亲正赋闲在家，他起身点亮油灯，读过女儿的诗作后，提笔次韵一首。父亲又把两首诗都送给采萍的母亲。母亲刚产下一个女儿，尚在月中休养，但她也和诗一首，又派婢女送到采萍的舅舅房里。舅舅正养病，倚在枕上。他也和诗一首，随后让人送到采萍的姨母房中，姨母也回赠一首。他们相互酬唱直至天明，婢女在各个房间往来穿梭，家中笑声不绝……
不过，张氏女子并非出身于贾家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他们是贫寒之士。汤瑶卿的丈夫为生计奔波离家三年，完全失去联络，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文钱。走投无路时，瑶卿将一些最精美的绣品送到一个富有的米行老板那里，并定期为他们家绣制嫁妆，以换得米粮。最艰难的时日，瑶卿和孩子们一日三餐只能喝粥。尽管贫穷，她还是将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并且，始终坚持让女儿们接受教育。她还请叔叔来家中小住，给女儿传授一些基本的绘画技巧。
也就是在这种拮据的经济条件下，汤瑶卿留下了《蓬室偶吟》，膝下四女留下《澹菊轩诗》《纬青词》《绿槐书屋诗集》《邻云友月之居诗集》，名扬天下。四姊妹之弟张曜孙，刊刻了她们四人的诗词作品《毗陵四女集》。
一门风雅的张家仅仅是常州才女中一个特别耀眼的例子。曼素恩研究后认为，在此地，像张家这样渴望维持士人身份、获得科举成功的寒士家庭往往生活拮据，家中男性必须四处谋生以维持生计和学业，而母亲则承担了大部分子女教育的责任。留在家中的女性是使文教得以延续的中流砥柱。就这样，受过教育的女性扶持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曼素恩还原了被历史所遮蔽的女性在家庭乃至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这本书，是一个女性对一群女性的追寻和赞美。
曼素恩还有一个观点颇有新意。她说，关于中国家庭体系的研究，常忽视兄弟姐妹间的深刻影响以及孩子间的交往，而将注意力更多置于父母，甚至祖父母，对子女的专制之上。但她关注到19世纪中国精英家庭的一个重要特点：士人之家的子女有在“大家庭”的特殊生活经历，堂表兄弟之间相处得如亲兄弟一般，而就少年时期的心理发育而言，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影响远比来自父母或祖父母的影响更大。其实，《红楼梦》的大多笔墨，不就是着眼于大观园里的青春王国吗？
最后感叹一下作者的治学态度。本书正文部分179页，而注释也有整整49页，密密麻麻总共436条。作者的参考书目多达127本。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十一篇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学系教授曼素恩，继其名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之后，[1]新近又推出她的力作《张家才女》。作者通过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试图揭示19世纪清帝国政治、常州地域文化、女性文学、精英阶层家庭模式、社会地位与性别角色关系等间题。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情节化的写作模式是该书的两大特色。美国学者贺萧（Grail Hershatter）认为在晚清妇女史研究中，《张家才女》是“绝对独树一帜的”重要著作。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也盛赞《张家才女》为“一部杰作”。[2]该书亦为2008年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非小说类5部最终入围书作之一。
熟悉《缀珍录》的读者，能够明显感觉到两本书之间的联系。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就曾提出：“如果为盛清描绘的新景象使我们对中国厉史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我们要间一个进一步的间题：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又如何呢？”（第279页）《张家才女》正是作者对这一间题的回应。该书将视线聚焦于常州张氏家族并非随意的选择。常州作为清代江南妇女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缀珍录》中已经得到论证。据曼素恩统计，江南女作家占清代女作家总数的70％以上，其中常州至钱塘一线又构成一个核心区域。常州张氏家族不仅才女辈出，而且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诗词集，她们的名字在《缀珍录》中就被多次提及。然而在研究方法与写作模式上，二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新书借鉴了微观史学的史料分析与叙事方式，从女性诗词作品入手。再通过诗集中的序跋、批注以及文、表等内容，努力还原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家庭关系、社交网络、人生经历甚至情感生活。其次，为整合零散史料并捕捉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大胆运用历史学家的想像力，首次尝试“外史”式的情节化写作风格。而为保持各章叙事结构的完整性，作者又借鉴了《史记》中叙议分离的结构，将分析——“赞曰”（The Historian Says)——留在各章的结尾和全书的最后。
《张家才女》由序、跋和四章构成。在简短的序之后，第一章，“济宁，山东（1893—1895）”，是故事的引子。1894年春，由河道总督许振祎作序的《读选楼初稿》刊印出版，而诗集的作者王采苹——张家才女故事中的第三代人物——刚于此前去世。同年，大清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帝国精英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与制度进行痛苦反思。在后人眼中，张家才女们变成了陈旧愚昧的传统文化的代表。然而这印象中历史的拐点，或文化的断裂，真的存在吗？20世纪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第8页）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讲述了张家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第二章，“汤瑶卿，闺秀（1763—1831）”，主角汤瑶卿出身常州名门，15岁时许配给张家次子张琦，27岁嫁入张家。张琦50岁中举，60岁始授山东邹平知县，并于一年之后迁任馆陶。奔波操劳了一生的汤瑶卿最后逝于馆陶。第三章，“张䌌英，诗歌(1792—1863后）”，以张䌌英为主线讲述了张家第二代女性的命运。张琦和汤瑶卿共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孙少年早逝，在汤瑶卿的教育下，张家四女皆富才情。长女䌌英婚后长期住在娘家；次女出阁不久染病身亡；三女张纶英与四女张纨英的丈夫——孙颉与王曦——都是张家赘婿。随着次子张曜孙迎娶了包孟仪（张琦故交包世臣的女儿），张家成为一个特殊的联合大家庭。在张曜孙的努力下，张氏姐妹的诗作陆续结集出版。第四章，“王采苹(1826—1893），塾师”，讲述张纨英与王曦的女儿——王采苹——的一生。王采苹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除了唐诗宋词、书画女红外，她开始听说“红毛荷兰诸国”、英吉利、鸦片走私、海外贸易，并阅读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在姨妈张䌌英的影响下，王采苹开始以诗词表达对时局的理解和关心。王采苹出嫁后前往河南禹州。此时太平军的势力逐步扩大，张家成员的生活都受到冲击。至于王采苹在1858年后的经历，作者认为她以塾师的身份辗转各地，最后的雇主是许振祎，即王采苹诗集《读选楼初稿》的序作者。至此，与第一章的内容相呼应，张家才女的故事画上句号。
在以上三章的“赞曰”部分中，作者或对叙事中出现的特殊概念，如文人、书法、儒医等，作进一步的阐释，或对一些关键间题，如家庭收入渠道、诗与词在女性文学中的不同地位等，进行分析探讨。而所有关于该书主题——女性视角中的19世纪——的思考又最终汇集于“跋：赞曰……”中，其中三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是作者对史料解读的反思。妇女史专家对女性诗词在主体性表达上的作用一直持肯定态度。曼素恩在《缀珍录》中也指出，“教育使女性发出令人羡慕的审美上自由阐释的声音”。（第262页）然而在对张家才女的诗词作品进行全面解读后，作者却不再强调其“自由阐释”的性质，而用很大篇幅讨论“沉默与女性的声音”。（第165页）“沉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女性诗集的编辑、校对、序跋作者多为男性。这表明女性诗作的出版必须依靠家族男性成员或赞助人，仅有才情是远远不够的。支持这种合作的是亲情、情感以及家族的野心，而女性在写作时亦会刻意迎合男性的品位，有很强的自我审察意识。因此，妇女诗歌作品的存在并不代表女性文学的出现。同时，书中的男性通常对生活的压力保持“沉默”。汤瑶卿的父亲汤修业一生未曾中举，丈夫张琦经历了11次乡试失利。张䌌英的丈夫吴赞也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十几年。而纶英的丈夫孙领与纨英的丈夫王曦在举业上均无所作为。张家的男人要维持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与之相符的生活，但面对生存压力，他们无法做出自由的表述。此外，尽管生活艰辛，张家的男性和女性都对关于金钱的话题保持“沉默”，这表明清代文人对涉足商业活动仍然有很强的禁忌。
该书引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常州特殊的家庭结构与婚姻策略。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对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与婚姻模式的阐释仍沿用了传统理念，指出“在上层社会的大家庭中，儿女们大多早婚，并且在育龄期始终保持着对男方父母乃至祖父母的依赖”。（第12页）张家的故事却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女性初婚的年龄大多在20岁以后，汤瑶卿更是在27岁才成婚。而女性出嫁后不离开娘家的情况也很平常，这在张熠英这一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认为，常州盛行的招赘风俗使大家庭中成年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更懂得利用娘家的社会关系。张家的男性经常接受来自妻子娘家或姐妹夫家成员的各种帮助。与之成对比的是，王采苹从未去过父亲王曦的老家太仓，张纹英和儿子也只是在王曦死后才与夫家亲戚有短暂的接触。作者指出，张家的故事表明中国家庭结构的可变性与复杂性，传统模式或观念在地方习俗、经济需求、感情、社会危机等因素面前可能做出极大的妥协。
最后，作者指出19世纪早期，常州出现了一批具有大都会性质的精英女性。她们的社交圈突破了地域甚至国家界限，例如张䌌英与张纶英都通过张曜孙结识了高丽文人李尚迪。（第92页）她们广泛涉猎历史典籍与名家著作，有传承家学的自我意识，对章学诚的复古思想已不屑一顾，这也反映了同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特色。
回到该书第一章提出的间题：20世纪初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作者指出，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女学”的讨论，以及此后康同薇对闺秀的批判都是十分片面的。张家三代女性的经历表明，19世纪的精英妇女不仅一直以修养和学间来确保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其中一部分还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关怀，女性文化从未脱离过她们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新女性”与19世纪的“闺秀”之间更多体现了历史的传承而非断裂。
总体而言，该书在对清代受过教育的精英妇女——闺秀——如何利用教育和写作来完善从女儿到母亲的人生使命、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寻求精神寄托，甚至表达对政治的关怀等问题的分析并没有突破前一部书中的论点，但其微观视角能对作者之前提出的一些假设与推论进行充分论证，并对一些过于简单化的概括进行修正，如上文提到的常州精英家庭的婚姻模式。作者对女性利用嫁妆或私房钱帮助婆家和娘家亲戚的讨论，（第59-61页）是对白凯（Kathryn Bernhardt)等对女性财产权研究的充实。[3]张家的故事让读者看到处于精英阶层边缘的男女的真实生活。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写道：“这个时代的中国女作家都来自于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99. 9％的妇女隔绝开来。”（第4页）然而张家才女的生活几乎与“特权”或“闲适”无关，相反，她们的经历也许是让我们了解那99. 9％的妇女生活的开始。（罗晓翔，《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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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曼素恩：《级绿一十八世鉴扭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见该书封底编审引语。
[3] 参见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 -194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Kathryn Bernhard，“A ming Qing Tansition in Chinese Women’s History？The Perspective from Law， in Gail Hershatter，Emily Hong，Jonathan N. Lipman，and Randall Stross，eds.，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2-58.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十二篇
忙碌的一个学期过去了，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提起笔，谈谈有关女性的话题了，也算是这学期接触妇女史的一点感触。
如今，说起才女，我想大多数人会想到林徽因，然而她的才情仿佛需要在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的爱情中得以衬托；有些人会回忆起合肥四姐妹，但她们的传奇之处也少不了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和傅汉思四位夫婿来点缀；亦或许有人想起的是张爱玲、陆小曼、萧红等等，可无一例外她们的命运亦或多或少与悲情、与不幸相纠缠。由此看来，女性只有在情爱中才能彰显她们的价值吗？曼素恩的《张门才女》一书，似乎能为我们提供些更为深刻的答案。
张门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常州地方上一户普通的士绅家庭，家中的男性们游离于官仕宦、行医、教书之间，偶尔也跟商人打些交道；然而正是这户寻常家庭却诞生了三代才女，她们用手中的笔墨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与时局，她们的人际网络中不仅有女诗人沈善宝、朝鲜诗人李尚迪，更有中兴大臣曾国藩、胡林翼作为她们的赞助人，她们的作品曾深深地影响诸如秋瑾等一代新女性。
第一代汤瑶卿出身名门，自幼在祖父和姑母的熏陶下工于诗词，15岁时许配给张家次子张琦，27岁嫁入张家。婚后，张琦的科举之途颇为不顺，只得四处游历以拓展自己的事业，将妻儿留在老家。有时三年的时间没有收到过丈夫寄回家的一文钱、甚至一封家书，有时丈夫十年才回家聚一次，瑶卿培养子女、补贴家用、接待访客、安排婚事、祭祀和埋葬先人，尽管不时会遭来外人的议论，但所有的家计不得不由她一个女人来维持。偶尔听见孩子们朗诵诗词，瑶卿也会因压抑自己的才华而黯然伤神。张琦那边直到50岁才中了举人，60岁授山东邹平知县，不久迁任章丘。直到此时，张琦才让瑶卿带着一家人北上团聚。一年之后张琦又被调往馆陶，刚刚安顿下来的瑶卿不得不继续举家颠簸，此时的她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早已完成了从女儿到妻子到母亲再到家长、从才女到妇人的生命蜕变。
第二代是汤瑶卿与张琦的四个女儿。长女䌌英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婚后长期在娘家居住，直到40岁才随丈夫吴赞在京城居住。在京师的各类社交活动中，䌌英拓宽了自己的文学视野，结识了女诗人沈善宝，也了解到朝廷的种种腐败。当然，她也渐渐明白，作为一个女人，想要彰显自己的才智是多么困难。次女（糹册）英则嫁到离张家不远的夫家，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糹册）英几乎没有时间作诗，在第二次生产之后不久便去世了。三女纶英从小就表现出了与其他姊妹不同的禀赋，着迷于书画，尤擅长以雄浑、阳刚为特色的魏碑体，而瞧不起一般女性所练习的娟秀的小楷。丈夫孙劼来自常州一个商人家庭，入赘为婚，对纶英的才华不甚认同。但这丝毫没有妨碍纶英对书法的痴迷，随着纶英书法技艺的不断提升，家里不断有访客来求字，甚至一位朝鲜收藏家也来登门拜访。小女纨英是最幸运的一个，作为家中的幼妹，做得家事最少，而读书时间最多，母亲也为她招纳了上门女婿王曦，不需要担心离开娘家的庇护。她与阿姊们的诗集在弟弟张曜孙的努力下陆续出版。
第三代是纨英的大女儿王采苹。采苹生长在道咸之际，除了诗词书画女红外，她开始听说“红毛荷兰诸国”、阅读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并在姑姑张䌌英的影响下试着以诗词表达对时局的理解和关心。25岁时她只身一人远嫁到河南，并很快失去了丈夫，膝下也无子嗣。为了谋生，采苹成为了李鸿章、许振祎等官员家庭的女塾师，也正是靠着许振祎的整理刊刻之功，我们才能阅读到她的著作《读选楼诗稿》。
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那个疯女人法氏。法氏原许配给张家死去的长子钰孙，为避免遭人闲言碎语，法氏誓不许字他人，愿过门守节。作为贞女，她深居简出，默默无闻，不与除婆婆瑶卿以外的任何张家人打交道，可曾料想，缄默的背后是不满与仇恨。在婆婆去世之后，法氏开始以暴戾阴冷的姿态干涉家事，开始对妯娌孟仪颐指气使、对自己的悲剧人生歇斯底里的发泄。这一切是不会在朝廷的旌表诏书上表达的，就像所有的墓志上都会镌刻着妇人的静淑端庄。法氏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女性的多面性，绝不仅仅像她们在诗歌和牌坊中所表现的那样优雅内敛，掩盖在历史之下的是她们灵魂深处的扭曲与撕裂。
国家、地域与时代
在曼素恩的笔下，女性已不再是艳情八卦的主角，而是那个时代地域生活、政治背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张门才女的诗作，而今的我们得以窥见清末外敌入侵、王朝衰落、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晚清一系列大事件的阴影笼罩之下日常百姓的生活图景：䌌英会在词作中表达对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不幸遭遇的愤慨，在家庭聚会时讲起朝廷的疏失会激动地双手颤抖，在阅读邸报的过程中她得知太平天国运动的局势；采苹的丈夫参加豫州当地的团练，不久便失去了消息，也不知道死因；农民暴乱使得张家人四散分离，太平军一路攻陷了曜孙、纶英、纨英居住的武昌，继而是他们的故乡常州，并一路北上威胁京师，䌌英也开始辗转各处避难，姐妹们的不少诗篇表达了她们在逃难过程中的惶恐和迷茫、以及与家人分离的悲苦。可以说这一场农民暴动深深得撼动着江南女性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诸如念奴娇等豪放词的词牌代替了平日的闺阁吟咏——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历史中，历史也在无形中改变着他们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诧异为何清代的江南地区女学兴盛，作者将此归因于该地域特殊的家庭结构。入赘在常州是极为常见且为士绅阶层普遍接受的现象，这使得大家庭中无论男人女人更容易接受来自娘家的物质帮助，与娘家人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譬如汤瑶卿的父亲便住在姐姐家；䌌英虽然已经出嫁，但在四十岁之前一直与娘家人生活在一起；纨英直到丈夫去世才与夫家亲戚有过短暂接触；曜孙也与他的两位姐姐纶英、纨英同住，这才有了本书一开始的那一幅卷轴《比屋联吟图》，三对不同姓氏的夫妇同住在屋檐下。与徽州地区极端保守的贞洁观不同，入赘婚姻的盛行让苏南地区的女性们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地位，正是这份自由和地位，使得继承家学不仅是儿子们的责任，也是女儿们的责任。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不禁会有和作者同样的感叹：张家才女们的生活是被其后的中外改革家们视为愚昧和落后的，但现在倾听她们的故事，不由要问，20世纪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除了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参与社会活动，那份传统的职责、那份骨子里的独立、柔韧在滚滚的西化浪潮之中真的堙没了吗？诚如曼素恩在故事的最后所写道的：“就在许振祎出资刊刻采苹诗集的同一年（1894年），中日为争夺在朝鲜的利益而开战。随着大清战舰和陆军的一败涂地，次年签署的《马关条约》推动中国从缓慢变革急剧转向天翻地覆的革命。采苹去世前后出生的中国女性成长于共和体制之下，她们分赴日本、欧美去接受教育。与采苹不同，她们的名望并非得自家学传承、而是源于她们对新知识的掌握。然而在志气、自信与创造力方面，她们都是王采苹的后人”。是的，千百年来传统文脉下所锻造出来的东方女性的精神气质是难以割断的。
叙述式史学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对历史书写方式的大胆突破。事实上，叙述史学并不是后现代的产物，历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在希罗多德的记叙中，还是在太史公的笔下，都与情节化的叙事方式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历史》一书贯穿着大量的历史事件、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史记》也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到底有多么清晰，恐怕未必见得。我们在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同时，可否也还史学以本来面貌？曼素恩做到了。
与传统学术著作中通过堆砌史料、详细考证不同，曼素恩借鉴了微观史学的叙事方式，根据零散的史料设置具体场景，并配合运用适当的想象，使本书如同小说般富有情节性与可读性。不仅如此，作者还学习太史公叙议分离的写作结构，将“评赞”部分放在每一章节的最后，以此展开背景分析和史学评述，也将自己对历史人物命运的理解之同情娓娓道来。
其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维度上记录下来的史料如同盲人摸象者在各自情境下道出所谓的客体，我们只有通过具体场景的构建才能使之在生命的全方位感悟中复原历史本身的模样，每一个个体也只有在具体场景中才能彰显真实的自我，才能流露出湮没在历史深处的灵魂独白。
另外，我想大多数接触过历史作品的人都会与我有着类似的感受，即在传统学术著作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往往被动接受作者所谓的“历史真相”。然而何为“历史真相”？其实每一个人心中皆由一杆秤。笔者以为，一部好的学术作品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让读者置身其中，主动判断。
这又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即史料对于历史学的建构到底有着多大意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历史的真正魅力就在于永远无法真正触摸但可以不断接近，民众需要的是若离若离的朦胧感，而不是枯燥的史料、板上钉钉的史实。遗憾的是，恰如今大陆历史学家的作品缺乏的正是这份想象的空间，历史学的江河日下自不待言。
张门才女读后感第十三篇
《张门才女》——一段女性寻找女性的旅程
黄晓丹
一、
1915年春天的傍晚，刚过完年回到南京的女学生们结队走出校门。她们要到路口的面摊上吃一碗洒上了葱花的小馄饨，再顺道看看百货公司新上的布样。书报摊的老板早就准备好做这些新式小姐们的生意，他问到：“小姐们，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刊物要看吗”？
一位穿着白上衣、黑裙子的女学生停下脚步，拿起刚创刊两个月的《妇女杂志》。她发现连着好多页都是一个名叫王采苹的旧式闺秀写的《读选楼诗稿》，就随手放下了杂志。在她的家乡常州，几百年以来，实在是有太多这样会写诗词的闺秀了。不过如今她对此毫无兴趣。就在几百米外的绣花巷，前清的李鸿章花园里正在兴建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她来南京的目的就是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新女性中的一员。
用这样一个杜纂的场景作为本文的开头，完全是受到了曼素恩的影响。在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曼素恩可能是最杰出、也最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西方学者。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次意识到古代中国女性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就是从阅读她获得列文森奖的名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开始的。事隔多年，我们才等到她的新著《张门才女》翻译出版。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与上一本书的阅读经验相差如此之大，甚至颠覆了我们对“学术著作”的固有看法。不止一个读者在豆瓣上发问“这到底是虚构小说、报告文学，还是历史著作”？
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女性文化生活所知甚少。但是在1985年，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同时得到了中西方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借调到中华书局的胡文楷先生受到妻子王秀琴的影响，开始关心女性著作的收集。不久，王秀琴去世，为了继承亡妻的遗愿，胡文楷花二十年多的时间编成了《历代妇女著作考》。1957年初版录有明清女性著作3500多种，汉魏至元代女性著作1000多种。1985年再版时又补入200多种。
这本书在再版当年被介绍到西方，完全颠覆了一般学者对女性史的认知。他们第一次发现，仅在明清两代中国出版的女性著作就超过了现代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女性出版物的总和。因此，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包括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一下子都把注意力投向“中国明清女性写作”领域，想通过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来重新反思（主要基于欧洲经验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曼素恩写出了《缀珍录》。这本书之所以让读者如此兴奋，是因为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历史著作是把妇女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来看待清代历史的。在曼素恩的笔下，妇女不再是野史中宫闱阴谋和艳情八卦的主角，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实质性参与者。这本书和差不多时间出版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作者高彦颐）一起，使学术界意识到两件事：第一，如果要去寻找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性，明清江南地区的女性文化史一个最好的样本；第二，我们原先以为大规模的女性教育和女性文化活动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但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化成就否定了这一观点。
学界现在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西学东渐之后出现的现代新女性和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记录的闺秀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张门才女》故事的最后，曼素恩说到：“就在许振祎出资刊刻采苹诗集的同一年（1894），中日为争夺在朝鲜的利益而开战。随着大清战舰和陆军的一败涂地，次年签署的《马关条约》推动中国从缓慢变革急剧转向天翻地覆的革命。采苹去世前后出生的中国女性成长于共和体制之下，她们分赴日本、欧美去接受教育。作为教育、政治、医学和科学领域中的精英……与采苹不同，她们的名望并非得自家学传承、而是源于她们对新知识的掌握。然而在志气、自信与创造力方面，她们都是王采苹的后人”。
王采苹去世于1893年，“她去世前后出生的女性”在民国初年长成。这些从富饶的江南腹地聚集到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女学生们，正巧是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妇女杂志》的第一代读者。对于这些新女性而言，江南闺秀的文化传统既是滋养她们成长的土壤，又是她们急于丢弃的包袱。为此，我仿造曼素恩的手法，设计了本文开头时的那个场景。
三、
以王采苹的视角串起《张门才女》的故事，我猜想出自于曼素恩的有心营造。毕竟她自己说：“为了寻求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笔者接受了作家伊利•维迪耶罗的建议，她曾对笔者说：‘要想写出好的故事，你必须学会设计场景’”。
“张门才女”指常州张惠言家族的三代女性，包括张琦之妻汤瑶卿、汤瑶卿的四个女儿张䌌英、张纟册英、张纶英、张纨英，及这四姐妹的女儿们。第三代中最著名的是张纨英的四个女儿王采苹、王采蘩、王采蓝、王采藻。按照惯例，王采苹姐妹应该被算入父系的王氏家族，但她们在经济、教育和日常生活中都依靠着母系，甚至一生未曾与王氏家族往来。在当时和后代人眼中，她们就是张门的一部分。
是王氏女还是张氏女？在这种错位制造的戏剧性之外，作者还从文献中找到了更有张力的材料。包括顾太清在内，清代很多闺秀题咏过一张名为《比屋联吟图》的长卷。这张图在2010年北京保利的拍卖会上被拍出，卷上附有49通题跋。作者是张曜孙的表妹、女画家汤嘉名（汤贻汾之女）。长卷描绘了张曜孙、包孟仪夫妇、张纶英、孙颉夫妇、张纨英、王曦夫妇在常州张宅共同居住、一起吟诗的欢乐场景。所谓“比屋联吟”是指在这个庭院的每间屋檐下，都有一对年轻夫妻在相倚唱和。曼素恩在书中附了一副根据文献记载重新创作的《比屋联吟图》，并提醒我们：“非同寻常之处在于画面上的三对伉俪分别代表着张氏、孙氏和王氏三个家族，这意味着他们本不该比屋而居”。据此，曼素恩引出了对江南特殊的家庭结构的思考。她注意到江南地区大量存在的招赘、表亲婚和姊妹同嫁现象。在这些家族中，子嗣延续、物质帮助和家学传承常常是可以通过女性之间的关系而非男性关系来实现的。
这本书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使用了现代学术著作不常用的体例。它包括主要是以纪传体写成的章节正文、每章之后的赞评和详尽的注释。据曼素恩自己说，这是为了向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致敬。但它事实上构造了一个比《史记》更复杂的叙事结构。虽然在章节正文中，曼素恩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对家族内部关系事无巨细的叙写上，使它看起来像一部冗长的家庭小说，但赞评部分则显示了作者将问题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观察的能力。
她试图解释清政府、地域社会、家族个人间的关系是怎样促使江南精英阶层的女性参与历史的，也注意到十九世纪重大的历史背景怎样改变着这些女性的命运。前一个问题导引读者注意到十九世纪江南士族主要由仕宦、教学和行医构成的谋生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交游网络、以及冯桂芬、胡林翼、曾国藩等官僚对闺秀文学的支持甚至是对闺秀作家的雇佣和供养。后一个问题则引导读者注意到十九世纪广泛发生的农民暴动如何撼动江南闺秀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并最后由太平天国运动给予了闺秀文学最沉重的一击。注释部分则包纳了更广阔的内容，可以从中找到十九世纪边境战争、财政问题、盐漕变化等对于张门才女生活之影响的蛛丝马迹。
如果读者只想看一部关于清代才女的靠谱小说，看传记部分就可以了。如果读者对理解这一历史问题有兴趣，则可以继续看赞评。但想要读出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对注释的挖掘就必不可少。
四
曼素恩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我为什么要看这样一部书？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被描述父性之慈爱的笔触打动。在张氏家族中，张琦首先被描述为一个对膝下小女无限爱怜的父亲。虽然大部分时候他忙于举业，但只要回到家中，就一定会教女儿读书、和女儿对诗，并为女儿的聪慧感到无限的满足。张琦死后，他的儿子张曜孙接替这一角色。他替姐妹收集和刊刻诗集、鼓励外甥女们写诗。王采苹远嫁时，他觉得能够给予的最好安慰就是替她刻一部收集了所有女伴作品的诗集。当那个远嫁的女孩在漫漫黄沙的途中打开书页，发现连自己都早已忘记了的诗歌也被舅舅视如珍宝。她从中得到了足够的安慰，从而敢于远行。连永远不中举的姨夫王曦第一次出场时也是轻轻抱起尖叫着的小女儿，然后才吟出一句诗。对于这些温柔的男性而言，仕宦不过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和社会责任，妻女才是他们幸福的泉源、情感的依归。在曼素恩的笔下，女性的精神和情感追求不但被支持、被呵护，而且被真正地看到。
在张氏家族中，共同的趣味和相互的支持冲淡了由疾病、困窘带来的压力。曼素恩写到“采苹来到父亲的房间展示自己的新作，当时父亲正赋闲在家。王曦起身点亮油灯，读过女儿的诗作后，他提笔次韵一首。王曦又将两首诗都送给采苹的母亲，纨英刚产下采藻，尚在月中修养。纨英也和诗一首，又派婢女送到曜孙房里，当时曜孙正在家养病。曜孙舅舅倚在枕上，又和诗一首，随后让人送到纶英姨母房中，姨母也回赠一首。他们相互酬唱直至天明，婢女在各个房间往来穿梭，家中笑声不绝”。这样的场景能让每一个陷于高速运转的生活而深感被忽视的现代人热泪盈眶。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孩子享受过王采平的这种童年——整个家族彻夜不眠，阅读她随性而成的一首小诗，并且所有人都对之做出最认真的回应。
在这样的想象中，曼素恩找到了女性从未找到过的精神故乡。她说：“作为才女之乡的常州可与著名女作家勃朗特姐妹的故乡相比。霍沃斯以及夏洛蒂、艾米莉、安妮的成长环境与19世纪初常州闺秀们所能享受的社会、文化氛围有着天壤之别，而最大的差别在于亲密的人际关系……哪怕在死亡、贫困面前，众多亲友也会给予帮助和慰藉……张家姊妹因此从未感受到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那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而在痛失亲人时，张家人所能感受的安抚是勃朗特姐妹所不敢奢望的”。在她笔下，张氏宅院如同最初的伊甸园，所有的繁衍和抚慰都在这里发生，而所有的离开都意味着死亡。
也许正出于对母系家庭的强烈认同，曼素恩在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献给我自己的大家庭——曼、琼斯和斯金纳”。
五
但曼素恩并不仅仅想要做一个退行到母亲怀中的婴儿。在做梦的同时她也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因此她涉及到了两个更深的主题。
首先，她意识到在张氏四姐妹中，成就最高的是那个唯一的“离开者”，随丈夫吴赞在京城居住的张䌌英。正是因为必须离开家族的保护，在京城的社交生态中学习立足，张䌌英才结识了沈善宝这样不同于张门才女的作家，并因此拓宽了文学视野，最终成为闺秀诗坛的领袖。下一代中的“离开者”是王采苹，不同于她依然通过招赘婚留在张家的妹妹们，她远嫁到河南，并很快失去了丈夫。为了谋生，她成为了李鸿章、许振祎等官员家庭的女塾师，也正靠着许振祎的整理刊刻之功，后人才能阅读到王采苹的著作《读选楼诗稿》。
曼素恩将张䌌英和王采苹作为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角色，似乎在暗示我们，除了由母系家庭构成的安全基地，在女性的成长中，同样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即对安全基地的离开。只有独立去面对丧失、混乱、死亡等主题，女性才能成长为成熟的个体。张䌌英和王采苹的被驱离和被成就正是下一代新女性生命之路的先声——她们必须要被放逐到东洋西洋，经历过许多破碎和重塑，才能成为第一代的现代女性。
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女性的人格阴影。在结语中，曼素恩说：“笔者承认回避了一些主题：其中之一当然是性欲，此外还有愤怒、嫉妒、冷酷、欺骗，谎言，以及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忘记的人性弱点”。但曼素恩也提到了那个“阁楼中的疯女人”贞女法氏“最终以戏剧性的、甚至是强势的姿态进入了笔者所写的张家历史，她的激烈刺穿了史料中将她紧紧裹住的缄默之帷”。暴戾阴冷的贞女法氏以她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清代江南闺秀绝不仅仅像她们在诗歌和墓志铭中表现的那样优雅恬淡。围绕她们的文化也并非无比和谐、消除了一切迫害和冲突。由于无处不在的审查机制，她们灵魂中的撕裂其实是不允许被表达的。也许是出于文学构造，也许是出于现实中的角色分工，法氏以其悲剧性的一生代言了这些闺秀生命深处的冲突和痛苦，代表了对她们人生故事的另一种读法。
“放逐”和“阴影”这两个主题隐藏在《张门才女》表面上田园牧歌式的叙事之下，给予了本书一般历史学著作所难以表达的心灵深度。
六
我愿意把自己想象成清代常州闺秀的后代。
我的出生地隶属于清代常州府的辖区，一直在江南生活到25岁。在读大学中文系时，有一门《古代女性文学》课，但是我没有去选，因为在当时我的理解中，女性文学是指那些无病呻吟的诗歌和青楼歌女的艳词。那是我避之不及的传统。
直到写关于张惠言的硕士论文时，我才接触到张氏家族的女性文学。那是2005年的秋天，每天清晨，我和师兄师姐一起从苏州出发，坐一小时的火车到达上海，转地铁一号线在衡山路下车，散步至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在那里，我读到了《阳湖张氏四女集》、《澹菊轩诗》、《绿槐书屋诗》、《纬青遗稿》、《读选楼诗稿》。在回程的路上，我和小师兄小师姐谈论着她们的故事和我们自己手里的论文，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读书时光和友爱之情正是她们故事的现代版本，更没有意识到我们也将要穿透少年时代的玫瑰色梦想，去走一条放逐与阴影之路，并重新认识自己。
2010年冬天，我在加拿大McGill大学的图书馆里，用一台连接在电脑上的古老胶片机一帧一帧地截取《妇女杂志》的影像，从着装和姿态中观察旧式闺秀是怎样渐渐变成了现代新女性，也即是怎样从“她”变成了“我”。在第一卷第二期上，我又一次遇到了《读选楼诗稿》。
因此当拿到《张门才女》时，我其实已经等待了十年之久。我迫不及待想知道曼素恩笔下张门才女的人生故事与我在脑海中构造出来的是否相同。在阅读时，我一遍遍翻到注释页，与那些熟识的文献重新会面，而对于过往时光的记忆也一点点鲜活起来。那些光点最终汇聚成清晰的影像——一个白衣黑裙的民国少女急于告别过往，走进第一所女子大学的校门。她要到很多年后才会回过头来重新找寻与过往的关系，以便在未来中走得更远。这个少女，正是我自己生命的写照。
我非常感谢这本书的作者和译者。她们精彩的笔触让我得以通过观察张门才女来理解自己。在书中的一章，小小的王采苹在舅舅的宠溺和夸奖之下，有信心要将自己的诗歌献给远道而来的䌌英姨母。她惊叹于这些女性长辈的优雅举止和广博言谈，忽然对自己的诗歌水平担心起来。这段虚构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女性经验——一个小小的女孩必须通过对前辈女性的观察、模仿、羡慕和试图超越才能唤醒自己生命的潜能。因此，一代女性获得的成就、人格的强度是下一代女性成长的地平线。她们不仅仅是基地，也是航标。
我很感激前代女性虽然筚路蓝缕，却走得如此之远，从而为我们时代的女性赋予了巨大的可能性。为此，我想把这篇书评献给我的两位博导：叶嘉莹老师和方秀洁老师，并原谅我自己曾在你们面前感到如此紧张不安。
（刊发于2015年3月7日 新京报书评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