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通识》是一部关于儒家经典的读物，通过深入解读四书的内容，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儒家思想。在阅读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和智慧，这些经典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对于我们的人生和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四书通识读后感(一)
中国的文明被称为“学习的文明”，它主要是被儒家传承下来的，《论语》的开篇便是《学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他主张“为己之学”，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此处的“己”，即个人人格，而完全的人格即是仁。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修养，学习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兴趣。与“为己之学”相对的是“为人之学”，其目的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学问，而与自己的人格完善不相干，学习并不是出于完善自己人格的内在要求。“为己之学”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它强调知行合一；而“为人之学”是与生命无关的外在性知识，是记问之学。荀子发挥了孔子“为己之学”的说法，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君子学习，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而“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劝学》）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口耳之间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善他的七尺之躯呢？所以荀子接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今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取悦于人。
荀子彩像，清殿藏本
《学而》首句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的内容是礼、乐、诗、书等古代文化遗产。这些内容大多与个人道德、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要“时习之”，即在一定的时候练习、实践。可见，孔子所说的“学习”不仅是一种知性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孔子在谈到知识教育和道德实践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显然，道德实践是第一位的，知识教育是第二位的。虽然“学”的直接对象是古代的文化遗产，但是其目标则是道德实践。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注重知识传授，以成为专家（成才）为目的；中国传统教育则以德性教育为本，以成就人格（成人）为目的。孔门虽分四科，但以德行为首，言语、政事、文学皆其次。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知识为后天获得，“供人生部分之用”；德性由先天传来，“占人生之全部分”。“故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识教育乃可分别授受。今人竞言自由、平等、独立，惟德性乃自由，又平等，能独立。知识则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钱穆：《略论中国教育学》）以“学以为己”为根本宗旨的传统儒家式教育，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
（上文摘自郭齐勇著《四书通识》，中华书局2024年1月出版）
四书通识读后感(二)
孔子还说到“成人”。
所谓“成人”，顾名思义是指完美的人。
这是说，智慧像臧武仲，清廉像孟公绰，勇敢如卞庄子，多才多艺如冉求，再以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也可以说是全人了。朱熹注：
“成人”是德才技艺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不是至善至美的圣人呢？按朱子的理解，孔子这里的一个“亦”字是大有文章的。此不是指极致之境，只是对子路因材施教，应机说法，就子路所可达到的人格目标加以点醒。上引文本本身也可以证明。
[明]佚名《孔子圣迹图·子路问津》
孔子并不把“成人”等同于至上境界的圣人，相反，他提醒子路注意，“成人”是在现实性上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贤人人格。由此，孔子把“成人”的标准修订为三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是“约”的借字，指穷困的意思。由程子和朱子的解释，可知理想的“成人”，再进一步成为集大成者，近乎完美无缺的圣人；而现实的“成人”指并不纯全完备者，例如“有忠信而不及于礼乐者”。我把后者视为“贤人”。
从《论语》中不难看出，“贤人”是富于道德或者才能的人，是人们在现实中可以“见”得到的人格榜样。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表彰颜回与柳下惠，许之为“贤”，可知他们即是“圣”的标准之下的“成人”。前面我已说过，圣人是“见”不到的人格典范，人们只能通过“耳”接受传闻、诗歌、乐教来体认。而贤人则不同，是可以“见”得到的人格典范。郭店楚简《五行》载：“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人们可以通过“目”直接接触贤人的德行，并以此为榜样。当然，人们对于圣人，可以听而不闻，对于贤人，可以视而不见，关键就是人的心灵能否感应，是否有觉识、觉解。综上所述，孔子的人格境界论本是在因材施教中的方便说法，意在启迪不同谈话对象的觉悟，其内涵十分丰富。如果以化约论的方式表达，约略相当于：
[元]赵雍《先贤图卷》（局部）
但是圣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可以通过贤人体验、仿效圣德。凡圣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之鸿沟。儒家传统中的“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皆可以为禹”，是就凡人也具有圣贤的潜能来说的。只要有觉识觉解，只要有一点仁心，当下即可达到君子、贤人、圣人的境界。故孟子启导人皆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心，或所谓“不忍人”之心，让人们以“推恩”的方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扩而充之，足以养育父母妻儿，并且有益于社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其实是十分平实的道理。
（摘自《四书通识》，标题为编者所拟）
四书通识读后感(三)
自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主要教材后，《四书》（《论》《孟》《学》《庸》）无疑是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最重要的传世文献。现代人意欲了解传统文化，最早接触的往往也是《四书》。因而在传统典籍中，四书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为参与近四十年中国哲学构建的旗帜性人物，郭齐勇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著《四书通识》，构成“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的重磅级著作。
一 这是一本“能读懂”的《四书通识》。 虽然市面流行的《四书》读本品种不少，但若想找到一部既平实规范、又对新手友好的《四书》读本并不容易。我们这里讲郭著《四书通识》是“能读懂”的《四书》，代表着该书能够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在这里我们讲两点。 其一，“能读懂”的《四书》，基础在文字。虽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历代最权威的《四书》解读，但此书并不方便接引现代人进入传统的文化世界。一来是它的文字对现代人而言还有些晦涩，二来它所用的释读方式也不方便读“懂”。比如说，我们从孟子“不虑而知者”的解释中理不清“良知”的意思，那么在释读中引一段“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这大概率会让读者更糊涂，反而在更多概念里兜圈子。郭著《四书通识》则在释读过程中，用现代人最平实的话和学界最规范的解释来讲《四书》，这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问题。比如，在解释《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一句时，郭先生讲： 里仁，里是居住，这里讲处于何处，里仁即处在仁的境界之中。择，选择。处（chǔ），处世之道。知，同“智”，明智，智慧。我们居住在哪里呢？ 居住在仁里面。老汉口有居仁门、居仁里。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 这段解释，真正把文字疏通讲清了。另外，郭先生把“选择”“仁”“美”“知”等概念在择业、择友、择邻等这种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展开为一种生动的心灵历程，并把选择“仁”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带给了读者。 其二，“能读懂”的《四书》，能浸润读者的自我生命。现代人读《四书》，首要目的还是汲取其中的智慧、浸润自我的生命，但简单的文通字顺并不能带来生命的共振，如果不带着问题来读，常常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那怎么在《四书》中寻找“智慧”呢？ 我们举例来讲，《论语》记孔子批评宰我“不仁”，宰我竟然能心安理得地在“三年之丧”中“食夫稻、衣夫锦”。故事情节很容易明白，但“通丧”的礼制毕竟和现代人相隔很远，这里讲“仁”“不仁”于我们又有何用？ 那郭先生就讲： “仁”有草根性。笔者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笔者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会解囊相助。 听到这段话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近了，现代人也常说“将心比心”，但很少会意识到“将心比心”就是“仁”。“处仁”是一个选择，是对“爱”的一种推扩，简单地说，这其中推扩的方式就是“将心比心”。越是平实的文字，越能直接打动人。不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复杂内涵，按郭先生的讲法，就是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更加真诚关照他人，这就是“仁”。儒家讲“仁”，从来没说不要好好照顾自己，但仁爱的推扩，却带来了个体生命世界的丰富与扩充，这就是“知”、是“智”。成“仁”的生命世界并不排斥“利”，福报是运命的随附。我们看此处就是以自我的生命去叩问经典，这其中的对话、思考，就是启发智慧的场域。用郭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以真诚对真诚”。
二 这是一本能反映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四书通识》。 在关切现代世界、关切现代生活的目光中，“中国哲学”不断回溯传统、回溯经典，不断兴起新的“问题意识”。可以说，“问题”的不断提出与回应，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形成。郭齐勇先生一直注重将不同的“问题意识”融入对“中国哲学”的解读，这一立场也体现在《四书通识》的写作中。 比如，讲《论语》就讲到“公私观”“正义论”，讲《孟子》就讲到“仁政”“民贵君轻”，讲《大学》就讲到“内圣外王”“治平天下”，这是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中讲“四书”，这还包括书中“《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节。又如，讲《孟子》也讲“心性论”“仁义内在”，讲《大学》也讲“德本财末”“以义为利”，这是在讲中国特质的伦理学。当然，在《论》《孟》《学》《庸》的原意解释中，郭先生也介绍了中国哲学的“道论”“形上学”。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在发展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识，“四书”文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虽不能称为全面，却也是在解答相关问题时不能绕开的内容。带着“中国哲学”进入“四书”，是现代人能够恰适地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当然，讲“中国哲学”永远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未来留问题。比如，在疏解《大学》“格物致知”时，郭先生通过梳理、比照朱熹与阳明对此的不同理解，展开了作为中国哲学的“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问题。简单来讲，朱王在“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是朱熹重积累、讲“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彻悟，自然贯通，无不了解”，而阳明重本心良知、讲“克服私意、恢复天理，保证良知得以充塞于内、发用于外”。郭先生通过对照朱王的差异，将中国哲学中“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抛出来。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代表着一种开放性、发展性，它们并不需要确定的答案，而是在探索与追问中体现价值。
三 这是一本保留着“诚敬”“涵养”工夫的《四书通识》。 “哲学”毕竟不是传统之学，在打破隔膜、进入经典之后，我们也需要得到“四书”的熏习。比如，郭先生在讲孔子的“忧乐圆融与生命的意境”时，说到：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这不是在讲“概念”，也不是在讲“问题”，这是在讲“体会”。这种“体会”也不是直接的观感，而是生命契合的“感通”“感应”。在这个层面上，不是“读得多”就明白得多，也不是“行得多”就感受得多，能够将这些文段真切地贯通起来，这其中的浸润便是真实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