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纪录片，记录了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过程及其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影片通过真实的画面展现了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呼吁人们重视环保问题。同时，影片还展现了当地居民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引人深思。愿我们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第三极》读后感(一)
想读这本书，是因为对这类题材陌生，想去了解征服高山的人有怎样的个性，在极致的自然环境中如何不断超越极限，更想了解为什么攀登者明知道可能有去无回，却依然义无反顾。读罢，我想我得到了想要寻找的答案，并获得了更多。
书起于寻找英国1924年攀登珠峰的两名遇难者的谜题，马洛里和欧文。但最后，谜题依然是谜题，并未揭晓答案，却随着作者一起去攀登了一次珠峰，登顶的那一刻显然没有多么重要，最难得的还是过程中遇到的人的故事。也许对我们来说，自然往往并不是探索的全部意义，重要的还是其中的人和事，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所见，如何在艰难的时刻做出合乎内心守则的选择。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花很大的代价去攀登珠峰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想要去探索，去征服。比如记者问为什么要攀登珠峰？马洛里说：“因为山就在那里。”我想这是最纯粹的那部分原因，在恶劣的环境中，人类到底能够走多远？我们需要这样的冒险者，不断开拓出新的疆域。也有一些人，为了工作，不得不参与到登山到活动中。另一些人，更是可以凭借登顶，获得金钱地位，颐养天年，比如印度和尼泊尔的某些早期登山者，登顶后被塑造成英雄人物，获得很好的职位，有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也可以因为登山成绩好，而获得丰厚的奖励，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受益。更有一些富豪，把登山当成消遣和值得炫耀的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进化论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夏尔巴人，基因突变，产生了罕见的可以在海拔高的地带也能迅速调整血氧含量，从而让身体更适应环境的基因，高原地区的马，牦牛身上也都含有这样的基因。
然而，最感动和震撼我的是关于登山的途中遇到垂死者时候的道德困境。“付了4万，6万乃至8万美元，就为了有可能救下素不相识的人的性命（还并非一定就能救下）？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人最后会决定继续前行。” 这种人人为己的态度，是人性。作者说了一句话，算公道：“自己会面临这种道德困境的人，大多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他们做出正确决定的榜样。”但一直在黑暗中都让人不会完全绝望的是，总会有人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所有人都得到救赎。在离山顶时候一百多米的地方，Hall放弃登顶救助了他人，他说：“山顶还在，我们可以再来。林肯的命时候一条。”
最后，作者说：“我希望，就算我们没有成功登上峰顶，今天我也能带着同样的谦卑生活下去，让珠穆朗玛峰就此离开我的生活，享受我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从这次登山中带回来的体验和回忆，而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想这样的放松，平和，而非偏执的坚持，是更好的人生智慧。愿我们都有心中想要攀登的高峰，却又享受其中的每一步，并不执着于结果，在路上，即是幸福。
《第三极》读后感(二)
坦白说，这本书读起来既轻松又吃力，而且很少会有惊艳人的句子用来摘抄，更是找不到一两处让我们灵魂震颤的思维碎片。相对于大部分的外文图书翻译的艰涩，尤其是语句上顺序的置换，长句子套着音译的词汇，连上直译的语言，这本书，要轻快的多，我想，除了一些专用的术语，可能大部分英文都应该是接近于口语的。
虽然，语言平实，而且，没有故作深沉的思想名句，但是这本书能够带我走进那个期盼而又感觉非常遥远的世界第三极上，在那个时而风雪交迫，时而晴空万里的天气里，走在万年的积雪上，呼吸着几乎没有多少氧气但又无比清新的空气，似乎一切都是空寂的，也会因为可能出现的垃圾、遗骸以及前人留下的便溺痕迹，而加重自身高反带来的恶心反胃感。
2016年夏天，我三十岁，裸辞了深圳的工作，从成都冒冒失失的想着飞去了拉萨，当天下午感觉自己还好，到了晚上就不得不去吸氧。头晕恶心到头痛欲裂，不敢洗澡，不敢上下楼，第一次极为轻微的高反，让我断了去调整冰川高山的念头。当然，花费不菲的出行费用，对7年后的我还是不可负担的。这次在西藏，只吸了一次的氧气，是在一个街头的小诊所，用破旧而硕大的老式氧气筒，插着鼻息管，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自己生龙活虎，急急忙忙给自己拍摄了一张吸氧的照片发到社交软件上。我记得花了30块钱，就可以随便吸，诊所里的当地值班医生和护士都在看电视，没有几个病人，更没有人来吸氧，大部分旅行者在拉萨都过得很轻松，没有那么强烈的高原反应。后面，我遇到了几个同伴，我们一起去了日喀则，和另一群同伴，一起包车去了林芝。现在看来，都是最轻松的高原行程。
2022年冬，跟着旅行团，一起从成都出发，经康定去往稻城，在理塘开始，时不时有着高反的前兆。最开始，我最大的反应是，饿，特别的饿，好像胃里空空的，这个时候，我的精神反而特别好。到处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垫了垫肚子，就感觉舒服多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吃一口热乎乎的东西。
中间翻越了兔儿山，大概有几个小时，都是在4000多米接近5000米的海拔，我感觉自己突然就不对劲了，血氧测试仪一直在50-60岁的游客中传递，迟迟我也没有测到自己的数值。在停留的补给商店里，高价买了一些据说很有效果的药品和氧气罐。然后，测量血氧，只有60左右，吓坏了导游小姐姐，她一直觉得我还很好。安排了15分钟吸氧，一台现代的制氧机，功率并不大。回到大巴车上，就开始使用便携式氧气罐和医用氧气袋吸氧。医用氧气袋是同车的同事帮我买的，可以装30L氧气，用鼻吸管吸氧。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下来，我们到了2000多米的稻城亚丁假日智选酒店。我是最后一个办理入住的，浑身没有力气，头痛欲裂。在淡季的淡季，往年这个时候，酒店都已经放假了，所以今年为了我们这最后2车旅行团，留守了员工，不过，餐厅的饭菜实在是徒有外表，难吃寡淡。还好酒店不远处，有一个镇上的卫生院，现在已经是流体式的吸氧，一个小时过去，感觉自己魂，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就出发，每个人身上带着一份便携午餐，自热饭。11月底山下就已经冷的彻骨。我们排好队，等着售票口门外的核算检测点开门。然后是坐车，做到一个中转点。再坐电瓶车应该是到洛绒牛场了。走过牛场，已经十二点多了，我们骑马继续往上走。（300大洋）最后，还有一段爬坡，强烈到可以把人刮倒的山口巨风和，狠狠地刀削着我们的脸皮，所谓便携2个湖。冬天已经半是冰冻的湖水，寒冷的天气，和好像永不停止的大风，让我们想要拍照的念头只能停留几十秒钟。因为用手机拍照，需要把手套摘下来才能触屏按键，而没有戴手套的话，手指在二十秒左右就有要冻僵的感觉。那天，氧气罐用一个丢一个，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第一应该做好的是，保暖。第二，是吃一点可口的热的食物。
这两次并不算高的行程，和吸氧的经历，和攀峰壮举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不过，这些经历，让我对高海拔的挑战行为，能够有了更加深刻和感同身受的理解。过去，我也曾为伟大祖国攀登队成功登顶而振奋，却根本不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严酷的考验。
通过这本书，和我自己的低难度的体验，我自认为，虽未经历，但是已经可以想象出登顶的过程的一部分感受。这种感受，让我无比钦佩这些自由的行者，无比羡慕这样的生活。希望，我也有实现自由行走，看遍世界的一天！
《第三极》读后感(三)
在离开雪山多年以后，还能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走上雪山，其中的缘分，我自己也觉得妙不可言。
也许因为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来到北大以后，加入山鹰社可能本来是迟早的事情。但我刚进北大时并没有对登山产生向往，雪山那时候在我眼里高不可攀。大一那年暑假，全国到处都在报导北大登山队的山难，更加让我觉得，高处的世界离我很遥远。那时候的我身在物理学院，却忙着在中文系、历史系听课，泡图书馆（而不是实验室），并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回到山里，回到更高的山上。不过到了大三大四，觉得可以找一个地方强身健体，又没钱买高级一点的自行车，所以没有加入车协，而是加入了山鹰社。
那之后身边就多了一群向往雪山的人。那时候山鹰社有四个恩施人，我是第四个，而前三个都已经成为山鹰社里的传奇：两个社长（也都当过登山队长），一个秘书长（也当过登山队后勤队长）。跟他们有了近距离接触，感受过这些朋友们的热情后，我开始觉得雪山离我也没那么遥远，有机会的话，也许也可以去看看。
于是到2006年，我已经研一了，先是作为新队员在五一假期攀登了四川半脊峰（海拔5430米），有了最早的雪山经验。那支队伍里只有我是新手，不过高原反应死去活来的并非只有我一个。在大家的照顾下，我还是在暴风雪中成功登顶了。接下来是加入暑期登山队，到新疆攀登天山山脉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这是山鹰社自2002年山难后逐年积累、厚积薄发面对的一座技术难度很高的山，队伍里也多的是好几年的老队员，新队员人数不多。这座山登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也确实遭遇了不少困难，三次上山才终于成功登顶——如果不是第三次好天气窗口出现，我们都快要放弃了，但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堪称完美。
从雪山回来以后，我以为我和雪山的缘分就到这里了。研究生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搞点学术，琢磨琢磨以后怎么找工作的，所以我也并没有计划次年继续登山。但2007年，原来准备担任当年攀登队长的人因毕业后要加入的工作单位的要求而无法去登山了，只能临阵换将，老队员们找来找去找到我，“矮子里面拔将军”，我也就接过了再去一次雪山的机会。实验室的师兄对我说，你太对不起老板了。
这一年要登的是西藏的甲岗峰，海拔6444米，从地形资料看并不算难，但官方记录中还没有人登上去过，是一座未登峰，因此山上的实际情形是一片空白。我作为攀登队长的职责，是负责队伍的技术训练，制定并执行攀登计划。我虽然非常菜鸟，但有赖诸多老队员的帮助，还是勉强扛了下来。我阅读了很多技术资料和登山史料，并在技术培训中首次引入了登山史的内容，也是个人兴趣使然。
五一假期我们仍然先去了一趟半脊峰作为练兵，我的身份是队长。然而我的雪山经验当队长实在是太不够格了，这一年有几个队员的高原反应也超过预期，在冲顶时我所在的结组还因为岩钉脱落滑坠了上百米，最后我们没能登顶，草草下山。七月到了西藏，第一次上山查看路线，发现冰川情况复杂，有的冰裂缝很大，便去申扎县城找人用钢管焊了一架梯子背上去，于第二次上山时才成功全员登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2007年甲岗峰登顶照
登山回来，做登山报告的那天正好是重阳节。我的开场白是：“今天重阳节，我来带大家登一次山。”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亲近雪山了。我不会以此为职业，所以我以后的生活里，大概不会还有雪山的位置。
2008年毕业以后，我选择了文字这碗饭，与雪山也确实越来越远。虽然山鹰老友们仍常有相聚，但主要的活动也不会跟雪山有关，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到美国以后，更是与老友们也少了音讯，在这里认识的新朋友，很少有人知道我还上过雪山。2019年，山鹰社成立三十周年出纪念文集时，也有社友向我约稿，但我没有提笔，因为觉得，雪山，山鹰，都已经和我太过遥远，我只是曾经路过山脚的一个过客而已。
然而总会有些不经意间的缘分会让你觉得造化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雪山。不过也有可能，在我生命的底色里，雪山这抹淡淡的白色，尽管不起眼，却也从来没有淡去过。
来美国后我有了大量空闲时间，也就应出版圈的朋友之邀开始做起翻译来。最开始是从我的“专业背景”相关的物理、数学类科普著作入手，后来也接了一些社科、历史等领域的相关图书。我为了对得起文字这碗饭，在上面花的心力，比我上大学“正经”学习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从每一本书里学到的新东西，也让我非常受用。所以，我把翻译工作总结为：“一边学习一边还有人给你钱，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当然其实是有的，就是我的另一份工作：“一边有那么多学生娃陪着玩一边还有人给你钱。”）
2021年12月，出版了十余本译作后，我在豆瓣上收到了一封信，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一本讲珠峰的书，马克·辛诺特的《第三极》。虽然并不是第一次从豆瓣上收到约稿，我还是有些好奇，编辑老师怎么会找得这么合适，在万千译者中找到了登过雪山的我。编辑老师说，自己列了一份译者名单加简历让领导定夺，我在2011年骑行青藏后出版的游记《给我一条地平线》里提到曾做过北大登山队攀登队长，所以领导一下子相中了。我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本书的情况，讲的是作者想要解开珠峰首登之谜，于是组建登山队登珠峰寻找欧文的经历，还穿插了很多中外登山史的故事，觉得很感兴趣，便一口应承下来。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套用到登山界，就等于说优秀登山队员都会有一个登上珠峰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有那样奢望过。有了这本书给我的在珠峰上下神游的机会，我也许可以说，我精神上算是上山了。
翻译这本书的三个月是我沉浸在珠峰和登山史中的三个月。初读本书，就有很多地方很让我感动，也曾挑出来一些跟朋友分享。等到进入翻译，除了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大家从部分译注中应当能感觉到我的查核工作有多扎实），我也跟作者通了不少邮件，询问、商榷书中的一些细节。为了方便我翻译，作者把他收集到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国登山队《珠穆朗玛峰工作总结》）分享给了我，并耐心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因为我在书中找出了几处资料引用错误，作者回信说：“You are better fact checker than me or the folks at Dutton.”（“你核查事实的能力比我和达顿出版社的编辑都强。”）此外，我也找到在登山队时就给过我很多技术指导的孙斌师兄（现在是巅峰户外运动学校校长，登顶过七大洲最高峰，在北京奥组委负责过珠峰火炬传递）来帮忙把关本书登山史、技术用语、对珠峰和西藏的描述等等。每一章翻译完，我都会把译稿发给他，而他也都会细细批阅返回给我，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和意见。山鹰社出来的人叫“老鹰”，我们有一个几百人的“老鹰群”，群友遍布全球各地和各行各业，我们也在群里讨论过不少本书的翻译细节，很多老鹰都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所以，这本译作也是群体智慧的结晶，绝非我一人之力。
编辑写给译者的赠言
本书围绕珠峰登山史和2019年的“寻找欧文登山队”展开，有历史和现实两条主线。当然，如果把今天当成历史上的一个点，也可以统一成一条主线。
西方对珠峰感兴趣，可能要从“十五峰”说起。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高度，也并不知道这是世界最高峰。而这座山在西方被命名为“埃佛勒斯峰”，也许可以说是巧合与无心的结果。
从19世纪初开始，失去了北美的大英帝国把经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而印度次大陆和中亚之间的青藏高原，成了英国与俄国殖民地扩张竞争的焦点。为了有效控制喜马拉雅地区，英国人在19世纪展开了测绘印度次大陆的大型勘察项目。项目进行了70年之久，乔治·埃佛勒斯是第二任负责人（也是前任负责人的助手），他领导下的勘测工作取得了极高成就。1843年埃佛勒斯退休时，勘测项目接近完成。继任者安德鲁·沃继续推进这个项目，用三角法测量了“十五峰”，到1856年方得出此峰高度，并发现是世界最高峰。安德鲁·沃认为世界最高峰必须拥有英国名字（而不是像其他山峰一样采用当地人故老相传的名称），并提出以埃佛勒斯名之。尽管埃佛勒斯本人极力反对，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还是在1865年宣布采用此名，从此这座山在西方就有了这个颇具殖民色彩的名称。
光测出高度还不够，英国人征服世界的雄心（野心？）当然也会包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向全球尤其是俄国人宣示自己的“主权”。1921年，英国人组建了第一支珠峰登山队，在珠峰北坡下搜寻了几个月，发现了绒布冰川，确定了可行的登山路线，即今天的“传统路线”。1922年，乔治·马洛里随着第二支登山队再次到来，并攀登到距离顶峰约五百米高差的地方，但因为天气和雪崩，最后还是只能望峰兴叹。到1924年，英国又组建了第三支珠峰登山队，马洛里也第三次出征，这次的搭档是一个叫安德鲁·欧文的大学生。6月8日，他们最后一次冲顶后再也没有回来，两人有没有登顶，成了登山史上最大、也最引人遐想的谜团。
1999年，“寻找马洛里和欧文登山队”在珠峰北坡发现了马洛里的遗体，然而非但未能解谜，反倒让这个谜题更加扑朔迷离。2019年，本书作者在多方寻找线索、组织资源后组建了“寻找欧文登山队”，攀登珠峰并成功登顶，但就这个谜团来说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最后也只能提出一些猜测。本书介绍了这些历史，也讲述了作者对这些历史的寻访和认识。书中讲到的一些猜测，包括对中国的一些评论，也可以当成西方对中国、对东方的可能并非出于“君子之心”的揣度，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自行揣摩。
当然，并非只有英国人对登珠峰感兴趣，很多人都想去那个高度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1953年，希拉里和丹增诺盖自南坡首登，1960年，中国登山队三名队员自北坡首登。在他们身后，迄今已有约五千人登顶珠峰，但也在登山路上留下了约两百具遗体。本书对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历史也着墨甚多，尤其是北坡最大的难关“第二台阶”。而写到这些，除了因为作者所在登山队和英国登山队都是从北坡同样路线上山，也因为珠峰首登之谜在西方的叙事中，跟中国登山队当年的一些发现很有关系，比如他们在山上发现的英国人遗体。我之前就密切关注过中国登山史，如今把这些英文叙述翻译回中文，颇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从英文的行文中，也可以想象英文世界的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态度。至于说这份“内销”的中译本有没有传达出英文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只能请读者品鉴了。
2019年，在珠峰攀登史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虽然死亡人数不是最多，但此前历年死亡人数超过10人时都有各种重大事故，而这一年死在山上的11人，却各有各的原因（最大的原因算是“堵车”）。因此，媒体和登山圈子里，把这一年叫做“珠峰崩裂之年”（The day Everest broke）。作者在登山路上，遇到了很多上上下下的攀登者，亲眼目睹了那么多生离死别、九死一生，登山回来后也采访了其中不少相关人士。作者以那么切近的视角把他们的故事一一道来，也相当扣人心弦。大家来登珠峰的目标、动机各有不同，但在他们的故事里，都能读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那一年在博格达的峰顶，我恍惚间曾见过吹雪带来的日晕和日华。实际上，在山顶停留的时间很短，又是那样缺氧的环境，记忆里的很多景象，也许有脑补美化的成分。但，高处的世界，千真万确，可以非常美丽。2011年在青藏高原骑行时，也经常见到日晕的景观，往往都是绝美。在那么高，那么接近天空的地方，确实会让人觉得，世界是纯净的。然而去到高处未必是因为想要远离尘世，未必是因为觉得尘世污浊，不同的世界，并没有高下之分。在山上我曾想到，登到山顶，不只是会一览众山小，倒也可能因为有了能一览山川的辽阔之后，觉得自己跟大地的距离反而更近，能更好地拥抱这个世界了。高处的世界并不寒冷，并不曲高和寡，也并不遥远，只要心向往之，就总有，至少在精神上，到达的一天。翻译这本书是一种神游，我相信，阅读也同样是。
2006年我递交的登山申请书，最后一句写的是：“在山上，我们会看到雪莲。”那年夏天，我们确实看到了天山雪莲在营地周围盛放。我相信，那些雪莲，以后也还会出现在我梦里。
而还有梦，就仍然是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