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儿童绘本《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的阅读感受。通过可爱生动的插画和简单易懂的语言，作者向读者传递了关于友情、助人为乐、分享和信任等方面的正能量，让孩子们在快乐阅读的同时，也受益于其中的价值观教育。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一篇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几乎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而把绝大部分心力投入到中国古代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之中。尽管在历次运动中屡受冲击，但比之同辈的很多人，大体上，沈从文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
在后来对这一人生转向的表述中，沈从文似乎安之若素。如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中，他说道：
沈从文的话，多少有点人到暮年，过尽千帆之后的“看开”。回到历史现场，现实并不如此云淡风轻，甚或是刀光剑影。
沈从文从湘西边陲来到京城求学打拼，从一个“乡下人”成长为广受赞誉的文学家，一度成为北方文坛的领袖。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沈从文对文体的探究、对现代中国的观察从未停止，不夸张地说，没有沈从文，新文学将失色不少。然而，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戛然而止。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沈从文在政治上从来是中间派，与国共双方都保持着距离，对文学的价值保持着崇高的期许，而在现实政治上，却幼稚得像个小孩。因此，当党内激进的文艺家将其打为“反动派”，斥其作品为“反动文艺”时，他惶惶不可终日，对新时代的到来以及他将扮演的角色感到困惑和恐惧。从他在此前后写下的文字，如《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中，可以看到他内心巨大的挣扎，乃至进入精神失常状态，一度尝试自杀，所幸被人发现，及时救了回来。沈从文必然深切地认知到，促成他写下那些作品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时代，不需要，也不允许他再沿着过往的道路继续写下去。
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在《沈从文专业之谜》一文中，提到沈从文1961年曾致信给他，说想用一年时间写一个长篇，为此两次去宣化，已经积累了十万字的材料。但反反复复，没有写成，怕有人“寻章摘句”，判为“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沈从文的“转业”，即便不能说完全是被迫，但其中的不得以，也是必须承认的。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很早就有，据沈虎雏说，“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在无地自处之际，抓住文物研究这一救命稻草，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职。他无力跟上新时代，也就索性前往更古老的时代。凭着年少起攒下的经验，以及旺盛的学习热情，将一份整理和研究文物的工作，做到极致。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是一个不断为人生寻找意义的人，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我们能在他当时写下的文字，如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给朋友和家人的书信，甚至是应付批判写下的检查稿中，看到他是如何为此事尽心尽力，即便总是遇到各种阻挠。
沈从文对他自己的人生的巨大转向看得很轻，我们却不能不感到惋惜，沈从文在未及半百的年纪搁笔，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不能不细查——那是高压的政治环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对真正创造性工作的戕害。汪曾祺的一段话，有对乃师的理解，又不无弦外之音，不妨抄在此处。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二篇
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是个作家，因为我们都读过他的小说——《边城》。但是，他还有另一个职业，你知道吗？
1949年之后，他开始和坛坛、罐罐打交道。如果他继续专注于创作小说，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为什么他突然改行做了文物研究呢？
幸运的是，他在文物的鉴赏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成绩。于是，就有了这本书——《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这本书收录了作者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集合沈从文数十年文化、文物研究的随笔与文章。
汪曾祺先生是沈从文的学生，所以他为《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这本书写了“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沈先生改行的前因后果。当年，沈从文给汪曾祺的信中提到：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
沈从文到底挨哪些人的骂？无论左派、右派都骂他。就好像苏轼把新党、旧党都得罪了。
1947年，沈先生写的杂文引来一场围攻；1948年，郭沫若在一篇文章里给沈先生来了致命的一击，攻击沈从文是反动派。
毕竟沈从文不是鲁迅，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他可能太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以至于神经混乱。他甚至得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的病——被迫害妄想症。
虽然沈从文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但是他对自己前途的思考是非常理智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切终得变。
这里的变化，指的是解放。
汪曾祺先生说：“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
如果不能适应变化，恐怕就只能像王国维那样投河自尽了。
沈先生写信给人说：“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沈从文想通过进步原则来适应这个新的社会。但是，沈从文缺乏适应能力，所以他主动选择了不再写作。关于沈先生缺乏适应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沈从文，紧张到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因此，沈从文的改行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就好像苏轼不再写文章，改写宋词，因为写文章会被人抓住把柄，说不定又一次惹来牢狱之灾。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的第一篇文章是《学历史的地方》，原本收录于《从文自传》。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原来沈从文年轻的时候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说来也巧，这位统领官收藏了很多文物。沈从文的工作是负责给那些文物做登记。
“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
也许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就对文物产生了兴趣。照这样看来，沈先生转到文物研究也是有迹可循的。
虽然沈先生也很羡慕他那些作家朋友，但他并没有怨言。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三篇
说起沈从文，大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印象是啥？我想大部分人还都还停留在中学课本的《边城》选段，湘西小镇和翠儿的故事。小翠在河边的吊脚楼上，依偎着，所有所思的画面。诚然，大部分人是通过中学的《边城》选段知道沈从文，知道他是著名文学家。在喜欢博物馆之前，我和大部分人一样，以为先生只是文学家，后来在学习中国古代服饰知识的时候，看到先生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心中一惊，这是中学那个沈从文写的？他不文学家吗？怎么做古代服饰研究了。
书影
自此知道，先生不仅史文学家，还是非常出色的文物研究和鉴定的专家。《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这本书就是先生数十年文物与文化研究的心血之作，除了陶瓷、丝绸、书画、服饰更有民间的花灯、窗花、龙凤图腾等等，内容渗透华夏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本书开头先生的学生汪曾祺做的序，可以窥得一二，先生为何前半生从事文学创作，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序言中写道“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
汪曾祺还写道，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先生先在北京大学得的博物馆，后来去了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先生转行之后的一些状态，虽说在外人看来有些“苦中作乐”，但是先生在后半生，真的在文物研究中做出了成绩。
虽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但是却迎来了一位非常赞的文物学家。正如先生的学生汪曾祺序言最后写到的，“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先生虽然后半生不再写小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遗憾。但我们反而见到了先生在文物研究上的非凡才华。可谓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先生最有名的研究成果当属《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这本《花花朵朵 瓶瓶罐罐》，则是沈从文关于文物，全方位的感悟和体会。对于文物研究者和鉴赏爱好者，这是文物鉴定和鉴赏的重要参考，以文献与文物互证的方法研究文物，寻绎源流，行文活泼，目光独到，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提出很多日常工艺发展的设想，处处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
通读真本事，就觉着非常好玩有趣，而且从先生的一些研究，能看出先生的一股倔强认真的劲儿。例如在《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中，质疑王力先生在《逻辑与语言》最后部分涉及关于胡子历史及古人对胡子审美观的问题，先生用了一堆文物来考证，反驳王力先生的观点。历史资料与图像及文物的相互佐证，认真严谨。
“从小见大，由于中国历史太长，任何一个问题，孤立用文献求证，有很多地方都不易明白透彻。有些问题或者还完全是空白点，有些又或经后来注疏家曲解附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印象，有待纠正澄清，特别是事事物物的发展性，我们想弄清楚它求个水落石出，势必需把视野放开扩此，搁在一个比较扎实广博的物质基础上，结合文物和文献来进行，才会有比较可靠的新的结论，要谈它，要画它，模形容说明它，才可望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先生治学严谨，可见一斑。
“至于这种用文物和文献互相结合印证的研究方法，是不是走得通？利中是否还有？我想从结果或可知道。以个人言，思想水平既低，古书读得极少，文物问题也只不过是懂得一点皮毛，搞研究工作，成就自然有限即读谈胡子问题，总还是不免会错，有待改正。但是如国内文史专家学人，资来破除传统研究文史方法，注意注意这以百万计文物，我个人总深深相信，一定会把中国文化研究带到一个斩新方向上去，得到不易设想的新的丰收!”先生似乎有些耿直，哈哈哈哈，但是很有理想主义和学术精神，虽说的半路转行，但是做起学问来毫不含糊。
这本书有好多个版本，最新版的就是后浪图书出版的，也就是我讲的这本，整本书图文并茂，纸张摸起来也很舒服，是我这种纸质书阅读爱好者的心头肉啊，喜欢得很。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四篇
“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须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 提到沈从文先生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他的《边城》让每一位读者都不由得钟情于此，沉浸在他文字的世界里。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作家，他笔耕不辍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后他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四十年，期间的专注度和投入性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所以说，《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一作品是沈从文先生对他对自己这一生最为透彻的思考。
阅读这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先生追溯往昔的随笔，还是一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不同的内容都分门别类，认真细致，真切的为我们还原了那些他专心研究文物岁月里的真实生活面貌。 一、为什么我们出去旅游总爱去博物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去一个新的城市总会想要先去博物馆瞅瞅，尽管有些东西看的不是十分理解，但博物馆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很多人旅游打卡的标配。 但在#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先生的答案，看到了他和博物馆的不解之缘。从解放后的工作调动到达博物馆，而后不断的谈话调动，不断的学习安排先生清晰的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在高薪水的大学教授和安稳的博物馆工作之间，沈从文先生亦然选择了后者，或许是对于自己工作的考量，或许是对于新领域研究的期许，在这样的选择下，先生的生活与工作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沈从文先生找到了自己研究的新方向，他发现当下研究中缺乏从文物出发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以及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的发展史。更发现当下博物馆工作中陈列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到位。
而后我们更看到了先生对于博物馆工作的认真和细致，他并未因为枯燥单一的工作内容而放弃，而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天的工作，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并主动思考改进。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当他的作品被鼓励，被领导人夸赞说可以再写几年时他内心喷薄而出的那份感动的由来之情。 先生于博物馆工作十八载，认真勤恳，事无巨细。先生与博物馆的不解之缘也在启示我们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不仅仅是城市的象征，更是很多人难以释怀的记忆。 二、不一样的器物之美。 我们都知道瓷器在我们的国家盛行已久，陶瓷的发展史更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先生从最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三条胖腿的鬲（一种炊具）到殷商时代的灰陶，黑陶，白陶，硬陶以及后期的釉陶。它们不仅兼具美观装饰的作用还十分结识，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
翻阅哪些精美的物件儿，不由得联想到先生#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以及#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谈谈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近二十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这两次主题演讲中的一次蜕变。后者的演讲于1941年，此时的沈从文先生便早已经清晰的认识到文学创作与文物之间那层若隐若现的剥离关系。 他说到：“若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这个“传统艺术品”，无关文学，却是与文学分类不同的文物——古代绘画和雕刻……” 在先生的认知领域里以史传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无补于当前的文学创作，新文学的发展状况也有令人不满之处。这一点收获也和他广泛接触诸多文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知道先生曾经从从长沙出土的、由古代无名工匠制作的帛画艺术中依稀见出二千年前楚民族不甘屈辱、挣扎反抗的民族贞固品质和单纯信仰。 回到他1980年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从未因为没有继续创作小说而遗憾，他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定且富有研究价值的新领域感到开心，他为自己开拓的新航向而喝彩。 作为作家，作为文物研究者先生借鉴古代文物，从师心造化、布局安排、提炼主题思想等层面，反衬战时文学应该具备的形式要求、审美品质和价值诉求，使得文学散发了新的闪光点。 其实从先生的字里行间和他以往的自传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少年时期的沈从文爱好众多，涉猎广泛：研究读古代绘画、书法，研习古器物、古文字和翻阅新学术、新文学著作，在生活的大书中垂顾于金银铜锡、藤竹木石等民间工艺。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的文化多样性提供的难得机遇，由此构成他后来称之为“杂学”的根基，也培养了他对文学与文物最基本的想象和感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不难理解，先生放下手中的笔转身投入文物研究这一行当中的根本原因……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五篇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我们提起沈从文大师总是想到边城，想到凤凰古镇，想到翠翠和她的爷爷，想到层峦叠翠的丛山。
但是像你我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都有AB两面，大师也同样，他的一面是小说名家，另一面则是文物大师了。
这是我在看到这本《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时得到的意外之喜，本来以为会是一本通俗小说，却收获了一堆文物知识，大师的另一面也让人大为惊叹，当我们能坚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能成为大师，可是大多数人只是坚持了一段时间，这大概也就是大师和普通人的区别了吧。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本书是由我最爱的汪曾祺大师写的代序，详细而生动地解释了沈从文大师“弃文从艺”的始末，在我们外人看来，大师还是更喜欢小说写作的，可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让他不能再从事写作，却又手痒难耐，在机缘巧合之下做起了文物研究，也有了自己的一番建树，也能继续写作，虽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但作出了成绩，总算是不辜负了来人间走得这一遭。
整本书即收录了大师“另一半”的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作者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全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拉近了我们和历史文物的距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能从中学习到大师的人生智慧和多种多样的文物知识，拓宽了眼界，也照亮了我们人生的路。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大师很显然就是那个有心人，他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成为下一批的有心人，投身于考古文物中去，他用文字不遗余力地去歌颂文物之美，解释它们的由来和用途，同时指出我们在看历史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也能进行分辨，是否这些出现的器物都是符合对应时代的，而不是拿来主义，一股脑塞进不合时代的故事里，生搬硬凑，胡乱凑合。
不要以为文物真的就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我真心认为懂得了它们，也是在了解我们的过去。如大师所说：
这是大师的希望，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历史文物之谜，解开它们的秘密，也是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也终将有一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现我们的荣光。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说到历史文物，每个人感兴趣的东西或许都有不同，但都能在沈从文大师的这本书里找到自己中意的，我最喜欢的还是关于织锦的知识。
大师介绍了蜀锦的历史发展、花色特征，以及与江浙生产工艺的不同，让我们对蜀锦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我再看看这些蜀锦，仿佛拥有了生命，美而大气，生机勃勃。
同时大师也为蜀锦的没落，民国时期政府机关的腐败无能，军阀连年混战导致蜀锦减产，作者对民不聊生的境况予以深刻的谴责，也让我们更深刻得认识到只有真正国泰民安，才能有钱、时间和精力去发展文物研究，去发扬传统文化，否则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同时在看书的时候，大师也在积极呼吁大家去关注我们的民族优秀遗产，不要让它被现代化的工业浪潮所淹没，文化没有了传承，再好的文物，也都成了死物，失去了意义。
end。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六篇
对于沈从文来说，1949年是他人生中不得不为之的一个转折点，前半生他将最绚丽的时光献给了文学，后半生他将用自己归于沉静的心去解读历史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
一个拿惯了笔杆子的人或许是无法彻底地抛弃自己的专长的，即使1949年后沈从文便转行文物研究专家近四十年，成天与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期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但是那种刻进了骨髓的文艺气息仍与文物的鉴赏以及数十年积淀的艺术观融为一体。
由后浪推出的《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一书将以沈从文半生所著之文化、文物研究的随笔与文章中再现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底蕴以及对于文物研究的诸多心得。从文物中窥见不一样的历史轨迹，用推理文学浅谈艺术的魅力。
本书中所收录的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我们仍从那些具有着鲜明特色的学术文章中窥见沈从文深厚的文学底蕴，在他的眼中，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都代表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以及历史的积淀。
其实一个专业的文物考古学家与一个弃文从艺的作家相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专业文物研究学者的著作常见于学术性论文，而作为一名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将其文物研究著作中平添进一种文学的气息，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学术性论文古板、枯燥的文物鉴赏及艺术研究心得。
古代的镜子、瓷器艺术、古代陶瓷、玻璃工艺、花边、广绣、蜀中锦、花锦、宋元时装、少数民族艺术等等这些古代文物与艺术贯穿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涉及文物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些古老的艺术在沈从文的笔下亦被其赋予了新的生命，一种抽象的抒情。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本书中收录的沈老文物研究心得所依据的便是其提出的“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配以大量图文注释，以其独特的角度直观呈现古代文物的特色风貌。譬如沈老所研究的那些坛坛罐罐中的瓷器工艺品，沈老称一个艺术家如善于结合需要作出新的陶瓷设计，必可进一步发挥瓷的特长到新兴万千种事物上去得到非凡成功。
瓷器于古代是一种高雅的象征，如若结合当今纪念性建筑中所需艺术装饰品来制作，必将创作出更具艺术特色以及鉴赏需求的优秀作品。沈老结合古代比较值得研究的制陶工艺作品展开详细的论述，究其利弊，研究其烧瓷工艺，提出更新改良意见以求有助于新的生产的提高。
纵览全书，我们不仅看到一个痴迷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的沈从文，亦从中看到一个将文学与文物相融合，综合文物的质地、制作工艺、纹样的发展与联系，以自己独特的研究理念成就后半生的文物研究轨迹的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
如同沈从文所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七篇
一提起沈从文，这位自称乡下人的湘西作家，就会想起他那部令人魂牵梦绕的《边城》，书中的梦见虎耳草的翠翠，令人神往，仿佛时刻出现在梦中，氤氲着迷蒙的雾气中；能从文字中了解当年他被聘任西南联大教授，初登讲台的青涩局促模样，跑警报时候被刘文典嘲笑；还有他遇见了自己的心上人，连番情书轰炸的桥段，最终抱得美人归。这位曾走进军队，进入校园、迈入文坛、本就在文学上有巨大成就的作家在人生的后半段，却开始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并端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中国历史考古上有重大里程碑的作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令人钦佩。
一、文学的转折
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章称之为“文学的转折”，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发生了急剧变革，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上形成了一个遵循体制化规范的新阶段，而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从1946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又是各大报纸杂志的主编，他的主张“政府的裁判”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强烈使命的自我意识，试图匡正文学的强烈意识形态化走向，想要开拓40年代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个人的渺小不足以抵挡时代的洪流，当批评沈从文的一篇《斥反动文艺》被贴在北大的墙壁上，这几乎让沈先生精神濒临崩溃，而当时承受不住重压的人有很多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沈从文用自己的智慧和胸怀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道路，改行。
二、历史的突破
沈从文的世界其实早就装满了文物，那还是源于他18岁随军做书记的时候接触到了很多文物，并细心钻研。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走进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高光时刻，虽然这段光阴其实艰涩曲折。他是用自己清醒的后退，换来了历史考古专业的新篇章，这也是一种真正的英雄行为，虽然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是沈先生儿子沈虎雏整理的先生文稿和遗稿，包含考古内容、民俗文化数不胜数，还有40多篇笔记讲稿学术札记等等，大部分文稿都保持原本，阅读时候还能知道原先被划线标注的地方，读来唏嘘。文中各类文物精美的插图观赏之余感叹先生学问之浩瀚。
书中开篇由汪曾祺先生撰写的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讲述了先生为什么改行。而从第二篇起既有沈先生自叙自己与文物的渊源，更多是对历史文物如数家珍的介绍与研究，还有对考古和文化的热忱。整本书琳琅满目，仿佛就是一个文物博物馆，而讲解员就是这位热情的老人沈从文，用他颤颤巍巍，欢欢喜喜的声音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文物的故事。
研究文史必须要结合文物研究，历史理论的丰富，观点新内容却跟不上，没有注意材料的全面性与不断发展性，不谈实物就是历史的空谈。书中引用了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1954年出版的文章《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结合当时“集释法”研究提出自己的历史观与研究方法，也指出当时很多社会研究的诸多问题，《屈原》话剧中酒具为三足爵，其实应该是羽殇。一个“帩头”从周、汉、南北朝、唐等都有不同，这很难用文字注解来解释，而出土的石刻、画本、敦煌壁画都能够拿出来与文字进行印证。
就是这样漫长的坚持和对文化文物的热爱，沈从文的后半生彻底扑在了这些服饰、织锦、坛子、罐子上，这中间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常人难以想象。这匹无法驯服的斑马在博物馆默默学了三十年。
就是这样一个说自己是个“半知识分子”，文物工作者中一知半解的三脚猫，在时代的巨浪中没有被拍死在沙滩上，而是奉献了他全部的热忱，他留下了文字，留下了资料和论文，这个赤子，用他的人生书写了文人的风骨与考古人的灵魂。
爱沈从文的汪曾祺有一篇纪念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文中结尾写道：
这些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陪伴着沈先生四十余载，而《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也是他送给我们的虎耳草，让我们时时看着，犹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八篇
我留存最早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是94年外文出版社版，大32开，260页，一张图片也没有，对于文物艺术类的杂文集来说，简单的有点可笑，“谈广绣”“谈金花笺”“谈染缬”全靠读者自己体会，排版草率，翻翻就脱线了，那时候的书都那样，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
8.6
沈从文 / 1994 / 外文出版社
2002年8月江苏美术出版社“插图珍藏本”出版，铜版纸印刷，终于有图片了，图文贴不贴合先不讲，版式紧密，字号小，十分累眼。铜版纸握在手里，很硬，腕子都酸，装订也紧，摊平是不可能的。那是2002年，有图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这个版本一直竖在书架上没看，有多抓鱼后想散出去，几次踌躇后不舍得，想出手是因为有14年的楚尘版了——完美。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8.5
沈从文 / 2002 /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4年3月的楚尘版，近500页大开本，路智昌设计，豪华典雅，封面超美，摆书架上体面、精神，放桌上能摊平、舒服，阅读体验是最好的，真对得起沈从文大师的一片苦心，“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 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8.4
沈从文 / 2016 / 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2021年6月的后浪版，延续楚尘版已有的优点，重新校对文字，图片的准确性提高，比如谈宋代服饰的“宋真宗皇后坐像”，楚尘版皇后的脸是朝左的，后浪版是朝右的，是对的——台北故宫的藏画就是朝右的。
回顾2002年“插图珍藏版”，感觉很硬实，梗梗在喉，咽不下去，咽了不容易消化，而楚尘版和后浪版就完美的解决了“硬”的问题，一书在手，平和舒展，清雅周正，温润细腻，捧着这样的书，那些久远的句子不自觉的流进了读者心田，比如《学历史的地方》：
“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奠基的。我常常躺在一片草场上看书，看厌倦时，便把视线从书本移开，看白云在空中移动，看河水中缓缓流去的菜叶。既多读了些书，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加之人又长大了一点……生活虽在一种极有希望的情况中过着日子，我却觉得异常寂寞。”
无从驯服的斑马，异常寂寞的斑马，沈从文先生作古三十余年，他的文字终究没被辜负。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读后感第九篇
很多人对沈从文先生的了解，始于那部《边城》。
在这部小说里，沈从文通过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真情爱、祖孙之间的血脉慈爱、邻里之间的互助友爱，向我们展现了边城百姓身上那种至真至善的美好人性。
然而，沈从文花了那么多笔墨，把书中那些小人物写得如此善良美好，但临到最后，却没有给他们一个完美的结局：祖父死了，天保死了，傩送出走了——他亲手把自己构建的美好一手打碎，并告诉我们：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然而，无论是《边城》，还是沈从文的其他作品，都充斥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那正是沈从文一生所固守的执念，他就那样静静地待在原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却跟不上时代的滚滚洪流。
正因如此，很多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并不欣赏沈从文。
国学大师刘文典曾对旁人不屑地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拿400块是应该的，我只能拿40块，朱自清只配拿4块，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应该给！”
革命女作家丁玲也曾公开批评过沈从文，说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但沈从文秉持着自己的质朴，从不与人论战，只是埋头继续写着那些流水空灵，神而明之，又质朴得宜的文字。
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沈从文晚年时，家中养着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那是《边城》里翠翠曾在梦中采摘的草，也是沈先生最喜欢的草。
是啊，一直到临终时，沈从文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最心爱的虎耳草，以及再也看不到的湘西故乡……
纵观沈从文的一生，既品尝过贫贱辛酸，也经历过纷飞炮火，始终充满了无奈和遗憾。但也正因为沈从文走过了最漫长的道路，看尽了最落寞的岁月，他的文字才能拥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张力，才能容纳打动人心的莫大力量。
鲜为人知的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几乎再没有创作过任何小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文物研究上。此后四十年里，摇身变成文物研究专家的沈从文，一直在与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
这期间，他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甚至可以说，沈从文对文物的鉴赏力和积淀的艺术观，与他的文学功底一样，同样是大师级的。
后浪出版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书，详尽收录了沈从文鲜为人知的“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
比如，沈从文在谈及各地的节日风俗时，就曾讲述了别开生面的“云南跑马节”。
一年一度的“跑马节”，是在昆明附近的跑马山下举行的。对于近百里内的民众而言，这的确是一场空前的盛会。届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无论是各种酸甜苦辣吃食摊子，还是新样首饰、花边阑干、五色丝线，以及胭脂水粉香胰子，都令那些一辈子没出过山沟沟的朴实山民大开眼界。
但最吸引沈从文目光的，却是那些花样各异的坐骑鞍桥。
沈从文早就从唐宋人笔记中得知，“犀皮漆”做法来自西南，是由马鞍鞯涂漆久经摩擦而成，“波罗漆”即犀皮中的一种，但历史上少有实物取证，因此学者们长期难以认定这种漆样是否真实存在。
正是在“跑马节”上，沈从文仔细观察了大量马鞍，从而发现了各种彩色重叠的花斑，其中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的牛毛纹，那正是宋代“绮文刷丝漆”的做法。正是这个发现，让沈从文悟到了“由物证史”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上。
沈从文还对元宵节观灯的风俗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证和阐述。他指出，观灯成为一种习俗，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于汉代燃灯祀太乙。
观灯举行“灯市”，是从北宋汴梁起始的，南宋临安续有发展，到了明代，则集中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灯市约持续十五天左右，汴梁城内要事先搭一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着上万盏各色灯彩。到了正月十五那天，皇帝会乘着一顶敞轿前来观看，所谓“与民同乐”也。
沈从文还从宋人笔记中整理出许多灯彩名目，比如光如满月的“琉璃灯”，用红白沙罗拼凑而成的“万眼罗”，以及各式各样的巧作灯、竹马灯、滚灯、冰灯，还有几乎失传的“明角灯”“料丝灯”和“金鱼住水灯”，这些精致好看的灯彩，充分体现出古代民间风俗生机勃勃的活力。
沈从文浸淫文化、文物研究数十年，积累了大量随笔和文章，在这本《花花草草坛坛罐罐》中，沈从文除了对陶瓷、丝绸、书画、服饰等常归领域进行研究外，更多的是对民间的花灯、窗花、龙凤图腾之物进行鉴赏和论述。
比如，沈先生在谈及凤凰图腾时，曾特意指出，凤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鸟，其形象和寓意，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才逐渐定型，直至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凤凰。
沈从文还将凤凰形象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远古时代，从甲骨文上刻有的“凤”字，到《周易》里的“有凤来仪”，这一时期的凤凰形象还没有统一，在佩玉上如大鹫，在铜器上如孔雀。
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时代，从《诗经》里的“凤凰于飞”，到《楚辞》里的“鸾鸟凤凰，日以远兮”，凤凰的形象逐渐完善，诞生了金村式秀美无匹的雕玉佩饰，以及长沙出土的漆器凤纹图案。
第三个阶段是秦朝以后，凤凰被视作国家的祥瑞之一，并影响到宫廷艺术。在这一时期，凤凰曾转化为朱雀，与青龙、白虎、玄武象征四方四神，在建筑上有朱雀阙，在瓦当上有朱雀瓦，后来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也是根据这一时期凤凰的形象而建的。
到了第四个阶段，凤凰在民间被视为爱情的象征，多用于铜镜装饰，在宫廷则与龙结合，成为上层统治权威的象征，特别是女性后妃的象征，“龙凤呈祥”主题图案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在第五个阶段，随着牡丹的地位上升，凤凰形象在艺术上与牡丹形成了新的结合，由唐代的云凤，转变成“凤穿牡丹”“丹凤朝阳”等形象，象征着光明、幸福、爱情与美好，形象也变得更加秀美华丽，最终定型为我们今天常见的凤凰图案。
总之，从这本《花花草草坛坛罐罐》里，我们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这些横跨三十年的文章细节，足可见沈老后半生的浮沉与心境。或许，汪曾祺老先生对恩师的评价，与沈从文先生这本书的意趣主旨最为贴合吧：
“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