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是一篇描写西湖美景的散文，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回忆和追寻西湖的美丽风光。文章以优美的语言描绘了西湖的独特魅力，让人仿佛置身于其中。通过作者的眼睛，读者感受到了西湖的宁静神秘，引人遐想无限。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一)
鼓吹清和，
怎的说，
温风如酒，花颊如火。
燕儿翩飞去也，
繁华一梦，
花朝尽散人也秋。
任谁道，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曲倦灯残，
酒里泪里，
胡尘万里，
十二兴衰几多愁？
千载太虚无非梦，
一曲衷情不肯休。
根据摘抄和一些评论写的。
张岱这个人啊，温柔又有风骨。贵公子清贵归清贵，但谁也没想到，他甘愿陪明到百年。
就凭这一点，我喜欢他。我想到了汪曾祺，虽然没什么联系，但都是那么温柔啊。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二)
最近几年，阅藏的兴趣，从外国文学，转向中国古籍，尤其喜爱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家作品，与之相连的，还有晚明、南明那段悲情岁月，旧时桃血，沥沥殷红，犹如梦幻，我之阅藏所向。 明清中，最喜张岱，而浙古最为发力，其成果，张岱全集，令人瞩目。因为太喜张岱，太奢梦忆，近年屡收十余之版本，乐此不彼，反复摩挲，全集版自然最佳。
梦忆往生，繁华热闹，绮丽泱泱，实则乐死悲漫，空濛伤远。尤记看至末篇，梦中狗吠，穿出黄粱，与现实叠重、接续，动魄夺魂，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梦忆至此，仿若梦魇，黑暗如吞，至今恻然…
今年初夏，特地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看了那套乾隆年间的《梦忆》，品相之好，纸墨之丽，让人惊讶，恍若昨日，回来即豆瓣日记之。 这几晚，在整理书架时，有2个疑问： 1.快园道古，先后买过平、精装一版，后因修订，最近再买一次。目前手头持3个版本。夜航船也是，平、精都有。另外，还有汕头大学精装版。也是3个版本。今后出版社还会有相似修订吗？ 2.琅嬛文集精装本，书的高度明显偏矮，封面也没有写“张岱全集”，导致尺寸总体不协调，影响全集整体美观。出版社会不会重新再版统一，让读者再藏一回？ 同时，关于张岱出版，有2个关注： 1.浙古会不会继续出新品种？石匮书当然义不容辞，故宫出版社虽已收之。 2.据我留意，其他出版社，也介入张岱文集出版了。目前看到的就有2家，一是凤凰出版社的张岱系列，已出《古今义烈传 史阙》一种，这次已收；还有个张岱文献集成，豆瓣有条目，目前还没有实体书。这些规模都挺大，幸甚至哉，吾喜不孤，都是好事。关键是各家有啥区别，特色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新材料新发现？
另外，补充下，全集中的夜航船、快园道古、陶庵梦忆，均有勘误修订，建议买二印以上版本。看来古籍之藏，后印为佳。
先叙以上，感谢浙古，彰张岱全貌，示一代风情。
匆匆急笔，与同好一笑。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三)
五星给张岱和第一整理者路伟老师，我作为第二整理者有幸参与，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陶庵梦忆》初校稿是我完成的，如果有幸做得较好，都是路老师订补有功；疏漏之处，自当由我负责。
这篇整理漫记，路老师本打算帮我投稿的，数次辗转也不知投成了没有。不过哪怕刊出，想必也会因为篇幅的缘故有所删略。今天终于收到了出版社的样书，应该比不少读者还晚了，特此把整理漫记发出，以为收到样书的纪念。
2017年8月，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因为一个项目需要参校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的几个本子，找到正在放暑假的我前往调阅，算是当出版社“外校”。彼时我在古籍整理方面才刚入行，经验不多，往往因为一些简单的问题不明白而去请教，或是看不懂草体字，古籍馆内不让拍照，只好摹写下来请路老师辨认。
大概态度还算认真，也确实为路老师省了不少麻烦，所以尽管我只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社里给的报酬倒也不少。之后路老师说他要重新整理《陶庵梦忆》，仍需我去国图古籍馆帮他看几个稀见版本时，我一口应允。当时觉得，能为自己喜读的张岱做些工作，与有荣焉。
一次，路老师和我讨论《陶庵梦忆》出版的署名问题。大概路老师当时预计会有不少《陶庵梦忆》的版本需要我校阅，我所作的工作应该远不止“外校”的范围，所以提议“此书我们二人合署”。
我作为外校，怎么突然就当了作者呢（古籍出版行业对古籍整理者称呼也是“作者”）？惶恐之馀，我想到附路老师骥尾的荣幸，外加觉得自己好在认真，能力不足的地方，路老师肯定会拉我一把，所以不顾那么多，当即答应了下来。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成为“作者”意味着背负多大的责任。
和一般采用南海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作为底本不同，这次整理《陶庵梦忆》以乾隆甲寅王文诰刻本作为底本，此本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
说到王文诰，我一向知道他曾编撰《苏诗编注集成》，和冯应榴《苏诗合注》、查慎行《苏诗补注》合称清代三大苏轼诗集注本。这回才知原来《陶庵梦忆》的初刊本刻书人竟是这等大来历。
相比起注苏诗的王文诰，刻《梦忆》的王文诰给我的印象主要来自每篇末尾的“纯生氏曰”，还有扉页的印章“见大”。从前只知道王文诰曾在乾隆年间刻过此书，但是路老师告诉我，他在道光年间重刻了一次，让我看看国图所藏巾箱本是不是就是他的重刻本。
我取了书，书函外面贴着一张题签，写着“梦忆 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翻阅此本，发现每篇篇末已经没有评语，连乾隆本书前所附、并见于瓯山金氏本（即《砚云甲编》本，仅收四十三篇，只有一卷，与通行八卷本不同）的《陶庵梦忆序》也没有了。但是，不同于乾隆本对刻书之事仅有几句简短交代，道光本有一篇长序，将此书刊刻始末交代得很详细。
乾隆本中，王文诰只交代“此本余从王竹坡、姚春漪得之，辗转钞袭，多有脱讹。置箧中且十年矣，岁辛亥游岭南，暇时翻阅，粗为点定，或评数语于后。意之所至，无容心也。客过寓见者请公同好，遂以付梓”。而写道光本序言时，已是三十年后回溯过往，感慨系之：
读来竟颇有物是人非而旧物可恋之感，我在录入此篇序言时，到此不禁动容。
道光本流传更少，国图藏本还是残本。道光本虽对乾隆本作了些校正，但是也有失误脱漏。不过第四卷《宁了》一篇，有一段描述异鸟“秦吉了”的文字颇有趣。这段文字乾隆本只作“一日夷人买去，惊死”，但在道光本中写作：
这段话应是王文诰刊刻乾隆本时有意删去的。其时文网甚密，他担心惹下祸端。张岱文章看似风趣好玩，实则暗含家国之痛。
国图藏道光本虽是佳善，但是不全，第七、八两卷是根据粤雅堂本补抄的。当时我们知道黄裳先生藏有一部完整的道光本。倘若黄裳先生在世，此事不难，想必他作为“张岱铁粉”定会慨允复制拍照。但先生已归道山，遗藏封存，这事就难了。
此路不通，只得另想他法。幸而路伟老师神通广大，查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也藏有一部道光本。他辗转联系到正在伦敦大学做交换生的浙江大学王依艺同学，检视此本为完帙，并代为拍摄全书。洋人所藏中国古书改为洋装本的不少，此本也不例外。此书书脊上除了“MUNG YIH”字样以外，还有英译名“DREAMY RECOLLECTIONS”，我心里暗暗为这个译名叫好。
除了道光本之外，国图古籍馆还藏有一个刻本，著录信息很模糊。此本版式行款和乾隆本全同，书前有一段隶体序言，阅后知是杨春森翻刻。书末有“桂林贺广文刷印”的字样。路老师后来给我看了一段鲁迅的日记：“又《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此为王文诰所编，刻于桂林，虽单行本，然疑与《粤雅堂丛书》本同也。”大概所指就是此本。这个翻刻本与道光本都系苦雨斋藏书，翻阅知堂书跋，只提起过乾隆本和道光本残本以及邹存淦的补钞，却没有说起过杨春森、贺广文等人。至于国图所藏是否是鲁迅转赠其弟者，尚未可知。
2018年1月下旬，南京图书馆。大雪三日，校书三日。取阅南京图书馆藏的与顾公燮《砚馀随笔》合抄的《梦忆》抄本。此本应属于《砚云甲编》本系统，虽然篇目全同，次序小异，但竟分上下两卷，文字也有些独特。
在南京图书馆校书过程相当愉快。在北京时去国图校书，总得逼着自己起个大早，吃完早餐从学校搭地铁，出西四站走过半条文津街，到古籍馆，在馆里蹲一天。校书累了倒也可以起立欠伸，但是馆内馆外并无景致，只好发发呆罢了。在南京图书馆就不一样。本来窗外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虽是个假古董，也给人一种身在古都的感觉，远远望去依稀可见秦淮河。我在北京待的时间不长，见过几次下雪，虽然头一次见到下雪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像个典型“南方人”，但毕竟雪太小，积不起来，徒增路滑而已，也结结实实挨过一跤。往后不知怎的，对于这点不成气候的雪嫌弃多于期待。而在南京，真的饱了眼福，见到了大雪。明明在北京已为人生初次见雪欢喜过了，但是在南京，我仿佛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看见雪，难掩心中兴奋。
南图藏本属于《砚云》系统的抄本，和通行的八卷本相较，《湖心亭看雪》一篇异文颇多。八卷本作“雾淞沅砀”，此本作“霜淞沆砀”。“沅砀”之“沅”字系“沆”字之误。至于“雾淞”和“霜淞”，我在南京看雪景的体验是，雪后天地一片清朗，倒不见得多有“雾淞”之感，反而外面高树银装素裹，作“霜淞”似乎更对一些。
但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后来我在图书馆翻到朱剑心的《晚明小品选注》，他这么注“雾淞”：
“霜淞”明明是“霿淞”之误，我当时偏爱江南好景，才有如此误信。
之后又去了宁波天一阁。到宁波已无积雪，大概地气暖的缘故。但连日舟车劳顿，使我略感风寒，咽炎相当严重，咳嗽不已。天一阁藏的是《砚云》本系统的另一个本子，即道光年间蔡氏紫梨华馆刻本，与瓯山金氏本内容一致。《砚云甲编》乾隆刻本之后，又有咸丰年间绣州金氏重订本（当即瓯山金氏后裔重刻）。紫梨华馆本和金氏重订本大概只据《砚云甲编》乾隆本原样翻印，未再更动。
寒假期间逗留江南，即为《砚云甲编》系统诸本而来，版本流变状况比预想的简单许多，因而并不特别费工夫。校书之暇，又赏雪景，不亦快哉。终因病体渐觉沉重，不得不提前返家。没能多留几日，大饱江南风景以后再走。
2018年春季学期开学后，我因为课程较多，没有太多时间跑国图古籍馆了，只好转而利用课馀校几个晚清民国时期的本子。这些本子的版本学意义也无法与之前的刻本、抄本相比，谬误也比较多。本来参校这些本子，是觉得没有依据的理校终归也有价值，没有想到居然理出一个《陶庵梦忆》的近代版本流传系统。
最初读马兴荣点校本《陶庵梦忆》，知道《梦忆》有《说库》本，《说库》是王文濡辑印的笔记小说丛刊。当时正好路伟老师也提供了此书的《雁来红丛报》本。我见其小序后附一条识语：“按此书刻于《砚云甲编》，又刻于《粤雅堂丛书》中。《砚云》系不全本，《粤雅》版亦毁，故付手民排印之。”后知是黄摩西识语，又在卷二《沈梅冈》的“又闻其以粥炼土，凡数年，范为铜鼓者二，声闻里许，胜暹罗铜”句下发现一条注文：“土能成金属，大约铅质，非铜也。摩四。”这个“摩四”显系“摩西”之误。
此本还有些看似能通，但是没有道理的异文，《金乳生草花》说金乳生养护自己的花园，“一日必一周之”，《雁来红丛报》本作“一月必一周之”。虽然按我的惰性，一月一周之已属难能。但是若非一日一周之，金乳生的爱花形象决不会如此跃然纸上。而《陈章侯》的“章侯独饮，不觉沾醉”大概因为“觉”字刻本有作异体字“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四)
已经定下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编《新校注陶庵梦忆》，出版方正在准备付印，好赶上参加今年1月书展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路伟、郑凌峰诸君所校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下简称“浙古本”）即将面世。我立刻请示编辑先生，能不能让我看到这本书之后再付印？而出版方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朋友已经把书寄到了。我激动地拆开包，先把“整理前言”拜读一过，见参校诸本中，梦寐以求的“王见大本”（整理者称“王乙本”，本文依本书之例称“道光本”）赫然在内，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科学院图书馆藏的手钞本（整理者称“科图本”）。眼下所能知道的各种版本尽收囊中，点校者缕叙版本源流，如数家珍，让我顿有坐拥宝山之喜了。 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把《陶庵梦忆》部分细读一过，校勘者的精细功夫令人钦服，使我收益多多。所遗憾者，不能用“浙古本”的成果重新进行整理，以使拙注生色，只好用这篇《补记》把得到的收获罗列出来，以谢读者。 一 先说道光本。对道光本的看法我已经在本书前言中说明，出于摹想，期望虽多，但已经把它看成乾隆本的修订本，并不企冀得到惊人的发现，但细读校语之后，仍然有不能满载而归的小小失望。 道光本与乾隆本相比，自然有其优长之处，主要是对乾隆本一些错字的纠正，现列举如下：卷二《三世藏书》中的“吹烟”改为“吃烟”，卷四《严助庙》的 “上贡”改为“上供”，《牛首山打猎》中的“祖茔”改为“祖堂”，卷五《治沅堂》中的“钦宗”改为“徽宗”，“诸公”改为“朱公”，卷七《悬杪亭》中的“度索寻樟”改为“寻橦”。只是卷七《庞公池》“并无芥蒂”之“蒂”字，马兴荣本说是据道光本所改，而“浙古本”则未出校，不知孰是。较重要的是以下两条，一是卷四《宁了》“一日夷人买去，惊死”改为“一日夷人买去，秦吉了曰：‘我汉禽，不入胡地。’遂惊死”。一是卷八《嫏嬛福地》中的“呜呼陶庵张长公之圹”改为“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以上共八处，这些我在注本中大多以 “妄测”出之（有些则在故宫出版社本《陶庵梦忆》中大胆“妄改”了），如今得到佳本印证，当然是喜不自胜了。 但我的“妄测”不止于此，在过去的注本中就疑卷一《天砚》之“不得砚丑”当是“不得妍丑”，卷七《松化石》之“潇江”当是“清江”之类，本注本中又多添了不少。这多是因字形相近而致误，遇到善本很容易得到印证的，可是“道光本”未能使我如愿以偿，只好还戴着“妄测”的帽子。这当然不能“盗憎主人”似地责怪佳本，但失落之情总是难免的。 另外让我想不到的是，道光本与乾隆本相比，竟增添了一些新的错误，蒙“浙古本”校出，举例如下：卷四《世美堂灯》误“椟”为“牍”，卷五《治沅堂》误“成都”作“城都”，《金山竞渡》误“钲”为“釭”。另有无故而删节者，如卷六《朱氏收藏》一则，删去“以袖攫石、攫金银，以赚田宅”十一字，《菊海》一则，乾隆本“肃余入，遍观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厂三面，砌坛三层，以菊之高下高下之”，不知何故，道光本竟简化成“真菊海也，坛三层，以菊高下之”。两相比照，让人疑惑：难道乾隆本多出的那些字是王文诰一时好事而加进去的么？ 又有虽不知孰对孰错，感觉改后胜于改前的，如卷六《松棚》“劲竿”改为“劲幹”，《曹山》“颠翻”改为“颠播”，卷七《西湖香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改为“厂外又栅，栅外又摊”，《定海水操》“俯视”改“睨视”。但也有改后未必胜于改前的，如卷三《包涵所》“索性”改“率性”，卷四《严助庙》“鲟黄”改“鳞黄”，卷六《绍兴灯景》中“小巷”改为“小街”，“市廛”改为“市前”，卷八《嫏嬛福地》“植黄山松数颗”改为“横黄山松数颗”。  “道光本”《梦忆》 道光本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条： 一，卷七《品山堂鱼宕》最后一句“约吾昆弟，烹鲜剧饮，竟日方散”，其中“竟日”道光本作“竟三日”。窃以为道光本优胜，试想渔人捞捕多时，然后是“集舟分鱼”，然后是“满载而归”，此时已经是什么时候，就是立刻约人剧饮，也谈不上“竟日”了吧？无法把此校补入正文，实在遗憾，在此表出，以赎万一。 二，卷六《齐景公墓花樽》，乾隆本“乾阳刘太公”改为“乾刘阳太公”，我一直认为是咸丰本的胡改，今天才知道，始作俑者乃是道光本，咸丰本是冤枉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咸丰本的出版者究竟看到过道光本没有？“乾刘阳太公”一语颇怪，很难有两个本子不期而遇地撞到一起，所以我认为是咸丰本看到道光本之后而改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咸丰本对乾隆本的其他错字的改正，也应该是参考了道光本的结果。 总结起来，除了可用咸丰本纠正者之外，道光本对乾隆本有纠而正之者，有未正反误者，又有改后稍胜或未必胜于不改者，则谭复堂说的“《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也只是相对于乾隆本和咸丰本而言。但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道光本的价值，在版本校勘上，道光本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二 如果说道光本让我有些小失望，那么科图本带给我的是大惊喜。此本与砚云本属于同一系统，二本的篇数、次序完全一致，细读“浙古本”校记，二本的文字也几乎没有差异，但一有差异就是要砍头的“大事件”。我分成三条做一介绍，自然也是对本注本的补充。 一，卷一《锺山》一则有“近阁下一座稍前，为䂵妃，是成祖生母”一句，科图本“䂵妃”下多“鞑女”二字。这“鞑”字当然是犯忌的，虽然䂵妃为高丽人，但高丽先于明朝为满洲所并，南侵的清军中就有高丽人参加。但更值得琢磨的不在于此，而是由此“鞑女”二字可以看出张岱对明成祖的态度。我读《报恩寺塔》一篇，总觉得张岱对这以“功德”掩篡位之丑的报恩寺塔语带讥讽。张岱对朱棣的出身，先点明不是嫡子，再点明是“鞑女”——“夷狄犬羊”之种，显然是有深意存焉。 二，卷四《兖州阅武》一篇，与砚云本和乾隆本对照，“扮敌人百馀骑”科图本作“扮胡人百馀骑”，“敌骑突至”作“胡骑突至”，“内以狡童扮女三四十骑”作“内以狡童扮胡女三四十骑”，“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作“胡儿胡女皆其歌童外宅”。这些都理当在正文内据以改正，但现在只能补记于此。另外，由这些“胡”字，可知此篇不会写于张岱仓皇避仇之时，应该是阅武当年的实录，或可以做为《梦忆》多篇作于明亡前之一证。 三，补遗四篇，科图本篇篇都有“死罪”。好在这四篇集中在书末，改版问题不大。我现在改变本注本体例，不出校记，直接把科图本的要紧字句校补砚云本，校补之处，砚云本中的原字句用圆括号改小字标识，补入的科图本用方括号大字标识，再请编辑先生到科图逐字核对。二本个别字间有出入，砚云本较胜的，就不再改动了。 由此看来，《梦忆》科图本的发现是路伟诸君对张岱研究的一大贡献，仅次于近年《石匮书》钞本和《嫏嬛文集》沈复灿钞本的发现。对于《梦忆》版本有兴趣者，“浙古本”应该列于必收之冠。  “科图本”《梦忆》 三 用十余个版本逐字校勘，需要极细密的功夫和耐心，对两本对雠就心劳目昏的我来说简直难以想像。所以在当今浮躁之世，能做到“浙古本”这水平已经很令人吃惊，即使出现一些无关大体的误校、漏校，顶多也就算个小疵吧。但做为一个读者和受益者，为表感激之忱，也提两点小建议，只当是曝芹之献。 一是版本的选择，鄙见以为“浙古本”所用版本太多，一些没有价值的版本校勘起来不但浪费精力，还容易干扰校勘者的思路。仅举一例：卷五《诸工》一则“嘉兴腊竹王二之漆竹”，“腊竹王二”为工师诨名，本极明白，但“雁来红”等坊间诸本无端补一“之”字，成了“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就大违本意了。“浙古本”采之，算是被陋本干扰的白璧之玷。顺便说一下，类似于我所作的“妄测”，“浙古本”以小注出之，处理得很好，可是有的就用来改动原文了，如卷七《及时雨》“余山盗起”，便据平步青之说而改为“佘山”。窃以为平步青之说并不妥当，据注佘山远在松江，距绍兴大几百里，就是有盗，绍兴人也未必知道，怎么会担心招惹上门呢？这余山，周作人疑是涂山，虽然未必准确，但与绍兴较近这一点是不错的。而且绍兴西北四十馀里就有“西余山”，焉知与此“余山”没有关系？所以平步青之说入注做参考可以，据改正文就稍嫌鲁莽了。 二是已经辛苦校出的成果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从手心中漏掉，实在可惜。如卷一《越俗扫墓》，“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及“男女必用两坐船”，其中“坐船”语意不清，让人不明白这船究竟坐还是不坐。“浙古本”已经用科图本、砚云本校出“坐船”为“座船”，而“座船”相当于专门载客之船，却没有在文本上取以代之，令人遗憾。又如卷八《龙山放灯》“一灯三之”，也是让人不明所以，难道一个灯要用三个木架悬挂么？浙古本用科图本、砚云本校出“一”字上有“架”字，“架一，灯三之”，一架上悬三灯，豁然明白，也是可惜没有采用，结果标点时有失所据。 另外再说些题外话。 《梦忆》一书在文本上疑点颇多，我读不通就生疑，生疑则妄测，不检查自己的浅学，却问责于书本，这应该不是好毛病。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所以虽然常见笑于高明，这毛病一时也难戒掉。“浙古本”已经把能找到的有价值的版本一网打尽，即使不加补改，眼下的成绩就可以说把《梦忆》的版本校勘做“绝”了；——但我的很多妄测仍然不能解决。承蒙“浙古本”整理者的垂青，能把我的一些没有得到版本印证的妄测收入其中，足见包容之广，所以我在此冒昧说一句：由于《梦忆》的特殊情况，只靠“本校”是不可能做成最好版本的，除非找到张岱亲订的抄稿本，有多少版本也没用。 或问：总不成只有迎合了你的妄测才算完美吧？那么我就举本注本中两个不大算是妄测，也容易为读者诸公认可的例子：卷四《祁止祥癖》之“性命可倾，至宝是宝”，虽然理解吃力，但诸本无异辞，也少见有人置疑，各注本只是宛转圆解；但我认为“至宝是宝”四字其实是“至宝是保”之讹，语出周密《齐东野语》，赵子固事也，与《西湖梦寻序》的“旧梦是保”正是同一句式。又卷五《炉峰月》之“陬牙横梧”，现存各本亦无异辞；但它其实是“陬互横牾”之误，语出宋玉《高唐赋》也。 如果还认为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就再举两个纯属“妄测”的例子：卷六《仲叔古董》“得石璞三十斤，取日下水涤之”，“日下水”是什么水，多年前就请教过云南瑞丽玩石头的朋友，都不知道这种讲究，他们说的倒是近似于“取水日下涤之”。又卷七《山艇子》言石上之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虽然我以竟陵派的涩法读之，这“二”字也仍然费解，于是我妄测为“不敢以竹竹之”之讹。古人抄书好把相重的第二个字用两点表示，辗转数钞之后，这两个点就被误为“二”了。“不敢以竹竹之”，就是不敢因其是竹而以竹待之，那么以什么待之呢？就是下面说的“金错刀”、“黄山松”。 此类须用“他校”和“理校”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还有不少，只是我学问识见都很浅薄，加之年老气衰，只能望而生叹而已。于是而想到《噱社》中的一段，现颠倒如下：“老年（读书）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处，一过辄了。”既在前年喜读沈复灿钞本《嫏嬛文集》，今又喜读“浙古本”，《梦忆》文本的最后完善，自当寄厚望于路伟诸君也。 按：此文原是《新校注陶庵梦忆》的“补记”，发表时稍做了修改。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阅读原文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读后感(五)
本文是在清华大学校内为张岱《陶庵梦忆》的讲演所准备的讲稿，讲稿作了书面化处理。本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是介绍《陶庵梦忆》新整理本的整理情况以及整理过程中新发现的几个版本的价值，并结合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平步青《群书斠识》等近几年新发现的资料，谈谈个人对张岱的见解。
文中关于王文诰生平的考证、张岱《锺山》的寓意解读和《梦忆序》中的时事得到了路伟老师的指点，关于张岱对朱棣的看法则是在栾保群先生的观点上有所引申，限于讲稿体例，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此稿成后，蒙黄振萍老师审读并提出诸多意见，然则目前的学殖和精力尚不允许我对此作出完全订补，姑录第五次修改稿于此，并加按语。
又，此书二印时，谨遵栾保群先生的读后记及几位师友的指点，对书中若干讹误有些校正，然尚不及将栾保群先生新校注《陶庵梦忆》的成果参考采录。目今正在进行修订，若能三印，将放出全部勘误表和订补内容，仍望请友邻大雅多加教正。
去年有幸与浙江古籍出版社副编审路伟老师合作，重新整理张岱《陶庵梦忆》，作为“张岱全集”之一种出版。此次整理，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王文诰乾隆五十九年初刻本为底本，与多数整理本采用最为通行的伍崇曜咸丰二年《粤雅堂丛书》本不同。整理过程中参考多种刻本、抄本、铅印本，做了汇校工作。
《陶庵梦忆》有八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这两个版本系统的传递关系如下表——
用PowerPoint做的简表，比较粗陋。
在此次整理过程中，八卷本系统以王文诰先后两次刻成的两个版本为最重要（其祖本王堂藏本今已不存，只可从王文诰的两个刻本中窥探其原貌）。而乾隆五十九年初刻本其实与《粤雅堂丛书》本在文本上出入不大，且《粤雅堂丛书》本校刻更精（虽然亦有妄改之处）。重要的是道光二年的重刻本。
王文诰【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年不详】，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以工诗画闻名。他最为后世称道的成就是编纂《苏诗编注集成》，此书与查慎行《苏诗补注》、冯应榴《苏诗合注》并称清代三大苏轼诗集注本。此外他还著有《韵山堂诗集》，现有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书局刻本，前有小传。小传谓其：
而根据《韵山堂诗集》自序：
则王文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游历岭南，嘉庆三年（1798）前往别处。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2）及之前的诗作遗失了，所以这部诗集仅收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三年期间的诗作。小传称王文诰“以诗画著名于公卿间”，大概他前往岭南实为游幕，在当地公卿的衙署中充当幕宾。
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是王文诰游幕期间，他在《陶庵梦忆》序之后加了一条按语，说明自己刻书的由来：
此处说“岁辛亥游岭南”，辛亥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与《韵山堂诗集》自序所言“壬子游岭南”相差不大。这段按语对王文诰获得王堂（即王竹坡）藏本的过程言之不详，只知道他在宦游岭南期间随身携带，并且作了圈点，写了评语，乾隆五十九年初刻本每篇之末都有“纯生氏曰”云云，就是王文诰的评语。可惜这些评语在《粤雅堂丛书》本中被删除了。
乾隆初刊本流行不广，相对局限于两广一带。南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刻于广东。杨春森翻刻本则刻于广西桂林（此本流传更少，然书前有湘西曾传均作序，该序以隶体刻成，写隶者是会稽王经，字仲书，全书末页有“桂林贺广文刷印”的字样，而杨春森则不知籍贯，此三人现在皆名不见经传，以致后来鲁迅曾得此本，却误以为出自《粤雅堂丛书》本，详见其《日记》）。
嘉庆三年（1798）王文诰离开岭南后大概仍在别处游幕，最晚至嘉庆、道光之际因老还乡。道光二年（1822），王文诰重刻《陶庵梦忆》，所刻为“巾箱本”，“巾箱本”也即“袖珍本”，近似于今天的“口袋书”。这个重刻本相比初刻本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删去了全部的评语，二是不收入瓯山金氏本《陶庵梦忆序》，改为另写一篇长序。此序对此书刊刻的因缘和久未重刻的理由作了详尽的追叙：
乾隆五十九年王文诰在岭南刻成《陶庵梦忆》后，本欲寄给王堂，随即得知王堂去世的消息。姚思勤供职于礼部，但随后也客死京城，大概同是此书刻成后不久的事。此后王文诰将《陶庵梦忆》弃置不观。从他离开岭南到最后归隐乡居期间，初刻本雕版也已经遗失，但是原有的王堂老人所藏的底本应该仍然随行携带。
至于重刻此书的缘起，根据王文诰序所言：
道光元年（1821），王文诰遇到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江藩（号郑堂，著有《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道光二年（1822），江藩将其所得的《陶庵梦忆》初刻本出示王文诰，王文诰感慨浙东旧迹不在，而浙东文章仍存，出于对《陶庵梦忆》的推重和对王堂、姚思勤的纪念，故而重刻此书。
当时王文诰居家养老，生活相对安定，所以道光重刻巾箱本的校刻质量相比初刻本较优，但是可能只是刻成以后分送乡邻好友，所以反而比初刻本流传更少。过去已有整理者知道有道光重刻本的存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本《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点校者马兴荣，此本后来收入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书重排再版），但是大概因为整理者根据常理推定重刻本与初刻本文字出入不大，所以并未利用道光本与整理所用的底本（《粤雅堂丛书》本）做彻底详细的校勘。我在经过全书通校以后，发现两处重要异文，足深玩味，特此表出。
《陶庵梦忆》卷四《宁了》一篇的一段文字，乾隆本作：
道光本则作：
“我汉禽不入夷地”这段文字，大触时忌。张岱是明遗民，此容后文详叙，此处提及秦吉了时所说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张岱的汉家正统心态。
又卷八《嫏嬛福地》一篇，自言营造坟墓事，乾隆本作：
道光本则作：
根据张岱六十九岁（康熙四年，1665）所写《自为墓志铭》的记载：
则不论是“呜呼”，或是“有明”，皆是张岱墓碑之语，但是若作“有明”，则更彰显自我的明遗民身份。
不难推测王文诰在乾隆初刻本中改写这类语句的原因。乾隆年间正是文字狱最为苛毒惨酷之时，一般刻书人不敢过于张扬，往往自我审查，以避文祸。加之彼时文字狱的发生，主要依靠官府检查与民间举报。而王文诰当时在岭南游幕，交游的人以官吏较多，他刻此书，也是出于其交游圈内人士对此书的喜爱，其中自然不乏官员文士。即使其官长和同僚不举报他刻书有违禁之语，他将带有违碍文字的刻本送给其交游友好之人，也有给他们带来隐患的可能。嘉庆以后，文网渐弛，只要语辞不过于愤激，一般不会引起注意，且王文诰此时乡居养老，而其重刻本又只是少量刊刻，分赠知交，是故更不必有太多担忧。
（按：这里有国家文化政策转变的因素，不止是具体个人语境的原因。此当于第六稿时再补。）
从八卷本系统的“祖本”来说，我们只得见王文诰的两部刻本，而没有见到他的底本（王堂藏本），是故只能以王文诰乾隆初刻本为底本，而以道光本作为最重要的通校本。但是在参考一卷本进行校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一卷本系统的“祖本”。
一卷本《梦忆》，也即王文诰屡次提及的“瓯山金氏本”或《砚云甲编》本。此本虽然所收内容较少，不足八卷本的一半，但是其中有“四篇一节”为八卷本所无。“四篇”是《鲁王宴》、《冰花》、《草妖》、《平水梦》（按：《砚云》本原书无篇题，此处篇题系据下文提及“陶庵老人手勒本”所加），“一节”是《锺山》一篇中在八卷本被删去的最后一段。早先有些整理本将这四篇以“补遗”的形式收在全书之后，“一节”则径补于《锺山》一篇之末。
这“四篇一节”在八卷本中所以被删节，原因无外乎二，一是张岱曾经出仕南明辅佐鲁王监国政权，这些被删节的文字对张岱在南明朝廷的活动颇有涉及。二是这些篇什之中，有非常直白露骨的故国之思，这在乾隆年间是触犯禁忌的。《砚云甲编》本虽然刻于乾隆四十年，但是考察《砚云类编》的版本流传可知，瓯山金氏本以后，还有绣州金氏重订本，大概是瓯山金氏的后人，则此套《砚云类编》，当系私宅刻本，只在家族内外亲属中流传，相对不必过于忌讳和顾虑。
金忠淳在《砚云甲编》本《梦忆》跋中提及他刻书的版本根据：
所谓“学林胡氏藏本”，目前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此本题作“陶庵老人手勒本”，乍看似是张岱手稿本，实则为乾隆年间的抄本。上世纪，日本在中国设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有编纂《续修四库全书》的构想，其中就包括这个所谓“手勒本”，为此本撰写提要的是罗振玉的哲孙罗继祖先生。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资料，后来由中科院图书馆接收。
从这个“手勒本”来看，金忠淳刻《砚云甲编》时，对触犯时忌的“四篇”已有删改。为便利计，下文叙述“四篇一节”时先描述《砚云》本收录的内容，必要时再以“手勒本”原有而为《砚云》本所删的内容作补充。
《锺山》一篇被删去了最后一段：
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自该年起，持续十年之久的农民运动未平，而清军又于是年开始犯境。“甲申之变”，即指崇祯十七年（1644），明思宗自杀，李自成称帝，清军入关事。当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但是次年，也即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京城破，当月下旬，弘光帝被俘，不久即被杀。张岱所谓“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牛斗”，二十八宿的牛、斗分野，正在吴、越之际。“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的“今岁”应是指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也即弘光帝被杀次年。前推二百八十二年，为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是年朱元璋始称吴王。
这段文字追思故国之情颇为明显，故而在八卷本中被删除，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其中可见，张岱喜言“灾异”，如黑气、地脉云云。古人谈论灾异时，每每暗含政治怀抱。
这类暗含政治怀抱的灾异描写，在被删“四篇”之《冰花》、《草妖》两篇中都有体现。如《冰花》记载：
读者乍看“崇祯戊寅至苏州，见白兔”，“己卯、庚辰，杭州遍城市皆白兔”时，似乎并不以为意，然而张岱实有将白兔作为灾异的用意。己卯、庚辰两年，也即崇祯十二年（1639）、十三年（1640），关外与清军战事越发吃紧，崇祯皇帝决定练兵征饷。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民困兵弱，多地告饥，崇祯十三年，苏州、松江、湖州等地豪雨作洪水，受灾严重。此文提及苏州、杭州等地的白兔，实为灾祸的预兆。而“手勒本”于这段描写后又有一段文字，为《砚云》本所删：
“长白山”正是满清龙兴之地，张岱提到“地气自北而南”，正是隐喻清军南下入主中原、攻略江南的事。则“白兔”更是亡国之灾的预警。
后文又涉及“草妖”、“服妖”，此段于《砚云》本亦完整收录：
烟草虽产自南国，然吸食烟草为北方风俗，今江南一带也流行此俗，张岱视其为北方满清将南下统治江南之兆，且“吃烟”又与“吃燕”（指北京）音同，大为不祥。“对襟衫”、“昭君套”皆戏曲中扮演北方女子角色所穿戏服，而今为民间所好，亦有北人将南下之预兆。
《冰花》一篇，描写篇幅最大的自然是“冰花”：
“庚辰”是崇祯十三年，距甲申之变仅有四年，而明人犹以此为祥瑞。《砚云》本至此全文即结束，似有未尽语意，然“手勒本”又有一段文字：
显然，此处言“冰花”，正是与金末黄河冻结成纹理的情况相比附，以为明亡之警示。且看此文“今兹流寇猖獗，中原鼎沸”，当作于明亡未久，南明政权犹与清军抗争，而农民军依然在活动的乱离时期。
至于《草妖》一篇，同样言灾异：
而这篇言灾异的文章，可能作于明未亡时：
从这段辞气看来，当作于明亡之前，且又以草木之妖比附汉灵帝中平元年妖异，可见其对明朝或将危亡的担忧。但是“手勒本”在“余谓此草木之妖”之下又有一句话，被《砚云》本删去：
“衣冠人物”，缙绅先生、名门世族之谓，此指在朝为官者。“草芥之虞”即杀戮之祸。而后清军入关，攻城略地，杀伐屠戮，南明政权则风雨飘摇，勉力顽抗，皆是张岱此处预言之应。
此外，“手勒本”亦有数处文字，刊刻时不得不改，否则即犯大逆不道之罪。如《兖州阅武》记载军事演习事，文中有“敌人”、“敌骑”字样，乍看似是泛指演习中扮演敌人的军队，实则“手勒本”原作“胡人”、“胡骑”，且于后文又有“胡儿胡女”等字样，《砚云》本刊刻时，于上述文字固无存留原貌之理。
但是在全书起首的《锺山》一篇（“手勒本”题作《孝陵》）也有一处犯忌的字样，可是这处若删除了，则读者对张岱的微意，可能难以揣摩。张岱在此篇中描述孝陵布置，先说飨殿和暖阁，随即提到：
“鞑女”二字，不消说是不见容于当时的，不仅八卷本无，即使是《砚云》本，也未敢存原貌，仅有“手勒本”保存了这个词语，从而也保留了张岱的微意。
明成祖永乐皇帝生母究竟为何人，虽然有争议，目前一般认为是碽妃。至于碽妃究为汉人或高丽人，似乎未能做成铁案。张岱咬定碽妃是高丽人，用“鞑女”二字称之，这些都暗含着张岱个人的政治立场。
张岱认为明成祖得国不正，《石匮书》中也多记载其残酷暴虐的内容，尤其是《方孝孺传》的记载：
不仅有诛四族（所谓诛三族四族或诛九族十族，数目虽然不同，然其实质则一）的残酷，更有“裂其口至两耳”、“凡刑七日乃绝”等显示永乐帝惨无人道之文。且文中提到《方氏二小烈女传》，为“西杨”所作，“西杨”即明初“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实则杨士奇欲为方孝孺二女作传而终未成，直到嘉靖朝，才有临海人章岳，据耆旧宿儒辗转口述，作成《方氏二烈女传》。此处或为张岱考据疏忽，但也有可能刻意为之，毕竟杨士奇确实有为方孝孺两位女儿作传的想法，且点出杨士奇的名号，更能显出方氏二女殉节的壮烈与重大。
（按：关于建文史事记叙的立场与微意，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可以参考。其中观点当于日后改写第六稿时再补。）
此外，张岱《古今义烈传》虽未明载方孝孺，但也记载多位与方孝孺殉难事相关者，如刘政：
如魏泽：
如廖镛、廖铭兄弟：
如王稌：
甚至有一位不著姓名的都察院吏：
此外，张岱曾作一古乐府《景清刺》，诗前有序，叙述景清刺成祖事甚详：
刺杀帝王，可被视作大逆不道，但是张岱为其作诗，大加称颂：
（按：《景清刺》诗可为剖析张岱咏史作品的“荆轲情结”作一注脚，改写第六稿时当于此多加注意。）
明确张岱对明成祖的态度之后，再读《陶庵梦忆》的《报恩塔》一篇，即可读出言外讥讽之意：
“大窑器”，“琉璃砖”，“斗笋合缝，信属鬼工”，“成其一，埋其二”，“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开国之精神、物力、功令”，“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等语，看似皆是称颂之辞，但是细细读来，无不是说明成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至于“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燎绕，半日方散”，可能并非以祥瑞视之，而是以灾异视之，加之报恩塔是明成祖为报答生母碽妃“鞑女”而作，故此光怪，是否还有夷狄妖孽之意，足可细细揣摩。而王文诰作的评语，诚可谓张岱解人：
明亡以后，诸王中当继承大统的第一顺位是福王朱由崧，正是明成祖朱棣的世孙。《鲁王宴》、《平水梦》提及的“弘光元年”（自然，南明年号在清代是大触时忌的，所以仅有“手勒本”保留了这个年号，金忠淳在刻书时，于《鲁王宴》一篇为点明时间，将“弘光元年”改作“福王南渡”，盖指当年五月初南京城破，福王南逃芜湖的事；至于“鲁王迁播至越”，盖指当年七月鲁王前往绍兴，并被迎立为监国的事，当时福王已死），正是福王的年号。然而张岱却不辅佐福王，而是选择辅佐鲁王朱以海——明太祖第十子朱檀的世孙（并且张岱心中已有将其作为帝王之意，顺治年间张岱所作文章，“海”字皆写作“澥”字，即避朱以海之讳）。其中亦可看出张岱对于成祖及其后代的立场。
201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在天一阁发现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与通行光绪刻本小同大异。其中颇有新见佚文，包括六篇《上鲁王笺》。第一笺作于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初一日，其内容是鼓励鲁王坚守台州，等待勤王军队：
第二笺作于七月初九日，是向鲁王汇报迎其至绍兴的事宜，其中提到张岱为了迎立大计，从闰六月十二日起，徒步前往台州，途中多次腿脚磨破出血，十八日抵达并拜见鲁王：
第三、第四笺作于七月二十三日，皆为上书言事，是年七月当是张岱和鲁王的“蜜月期”，《鲁王宴》一篇大概正作于此时。《鲁王宴》、《平水梦》两篇言及张岱志愿为鲁王“恢复中原”（《砚云》本删去“恢复中原”字样）。然第三笺中，颇言及欲杀奸臣马士英一节：
第四笺则是欲自以为亲卫队：
而这两点则颇引起马士英党的不满，因而作于九月初五日的第五笺，则反映了张岱因此时外加鲁王政权内部勾心斗角，鲁王本人对张岱也不够信任，故作笺辞去：
此即《平水梦》所谓“弘光乙酉秋九月，余见时事日非，辞鲁国主，隐居剡中”之事。
而在次年（1646），先是方国安（即《平水梦》之“方磐石”）请张岱出山，张岱于当年正月十一日抵平水，夜宿旅店，得祁彪佳（弘光元年杭州城破后自尽殉国）托梦。《平水梦》中记载颇详细，祁彪佳警示张岱：“尔要做，谁许尔做！且强尔出，无他意，十日内有人勒尔助饷。”且又言世运如此，无力回天，所当为者：“完《石匮书》！”张岱即马上折返，当月下旬，“田仰缚镳儿去，即有逼勒助饷之事”。《砚云》本只作“镳儿被缚去”，则失去了重要的信息。
田仰为弘光旧臣马士英一党，在弘光朝时排挤史可法，且在史可法被围扬州时佣兵不救。马士英、田仰本皆弘光旧臣，且与阮大铖有交。南京城破后出逃，辗转前往杭州，仍与清军抵抗，杭州城破以后，欲投奔鲁王。《明史》本传记载：
这段记载对“鲁王诸臣力拒之”事态前后发展没有详细交代。而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却有记载。事实上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张岱的两通《上鲁王笺》之一（《石匮书后集》亦备载此笺）便极言当处斩马士英奸臣之议。之后：
而方国安军恰是鲁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故而马士英、阮大铖投奔方国安后，方又对两人言听计从，则鲁王监国政权，其柄执于此三人矣。则可见马士英依附方国安以后，张岱等建言力拒方国安之诸臣，殆皆受其排挤。此时张岱应是认为政柄既为马士英党所执，则自己非惟大志难遂，更有受人谋算之虞，是故辞去。则次年田仰缚其子张镳勒索助饷，盖亦有报复之意存焉。
当年二月，定南伯俞玉请张岱出山，张岱无法推辞。是年五月十八日，张岱作《上鲁王第六笺》，劝他加强守备，仍献计策：
然而当年六月，清军攻破绍兴，鲁王流亡，张岱也被通缉。
尽管张岱在《上鲁王笺》中只自称“江东布衣臣张岱”，然而根据同样也是路伟老师新发现的材料，平步青的《群书斠识》一书中为《陶庵梦忆》做的校注（此外，《群书斠识》中还有针对张岱另一本著作《三不朽图赞》所作的校注，此可见平步青对张岱著作的重视），其中提到张岱的身份是：
就职位论，已不为小，是故被清军通缉。此后张岱一度在绍兴附近的越王峥僧寺躲避追捕三个月。有《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诗自记避祸之事，其中提到：
可见在避兵期间，张岱仍旧不忘著述，颠沛流离中，稍得安定，则继续审订倾注毕生心力之作《石匮书》。但是好景不长，他的行踪被人发现，只得再度逃亡：
张岱《琅嬛文集》中又有《梦忆序》，即“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云云。此篇不见于各版刻本、抄本，良为可怪。序中自道：
按古人年龄计虚岁的算法，张岱五十岁时，恰为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正是绍兴城破、逃亡无所归止之年。且“持向佛前一一忏悔”，颇似避居佛寺时所言。又据其结尾所云：
益可为此论之佐证。如此则张岱于顺治初年逃避清军追捕时，已为《陶庵梦忆》编订初稿。至于一卷本、八卷本之别，或其一者是张岱于颠沛流离中手自辑订的初稿，一者是进入康熙朝后，张岱安定隐居之时，重加厘定的定本。
所谓张岱“晚年”，其实应该说“后半生”更准确。关于他的“晚年著述”，个人了解不多，只能提供一些粗浅看法。
读者对张岱成书于晚年的作品，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和《琅嬛文集》比较熟悉。所以容易形成张岱晚年时除了《石匮书》前后集以外，更为侧重文人雅趣的刻版印象。但是这个说法也不一定错误。张岱于顺治三年（1646）至顺治六年（1649）间先是躲避清军的追捕，然后又因为隐居山野生活难支，所以在顺治六年九月，稍微安定以后，搬回绍兴城卧龙山脚下的“快园”。张岱的《快园道古》一书即得名于此。
然则即使是看起来主要体现“文人雅趣”的作品，其中亦有其寄托心思处。如最初结撰于顺治十二年（1655，时年五十九岁）的《快园道古》，就不仅仅是游戏作品，其小序言：
这篇小序本身就强调其结撰是“与儿辈放言，多及先世旧事，命儿辈退即书之，岁久成帙”的结果，又提到陶奭龄《喃喃录》，而《喃喃录》的结撰，本身也是“既以老而休居，日与子姓聚语，凡身所经尝，与夫耳目所闻见，及阅古而有获者，即拈以相示已。随而录之，故语无伦次，重复郑重，似老人之言，故曰喃喃也”如此撰写而成的。可见两书都有教育子孙后辈的动机，而张岱只是因为对于“无非盛德之事与盛德之言”的高头讲章不认同而已。况且此序下文中，张岱和特别提到：
则张岱所言，其本旨仍不离“忠”“孝”。
而书稿成于七十五岁（康熙十年，1671）的《西湖梦寻》也没有那么简单。自序中说：
甲午指顺治十一年（1654），丁酉指顺治十四年（1657），而此序作于康熙十年，其前二十八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时。可见张岱撰此序，自有寄托其故国之思，而自我标榜为遗民的心态。
而为《西湖梦寻》作评语的王雨谦，也在自序中说：
田叔禾即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的作者。虽然《西湖梦寻》的体例有摹仿刘侗《帝京景物略》的元素，但是张岱也有意为明季之西湖作志，其中暗含与田汝成一较高下之意。
康熙四年（1665），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如此说：
则当时张岱所用号有陶庵、石公，其七十岁前所成之书，大约有以上数种。然则平步青《群书斠识》谓张岱“丙戌后更名蜨叟”，而《自为墓志铭》中未及此号。我怀疑“瓯山金氏本《梦忆》序”虽不署撰人，可能为张岱所作，或其亲故知交代作：
所谓“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之“三十年”，当始自辞别鲁王之弘光元年（1645）或定居快园之顺治六年（1649），则此序之作，在张岱七十九至八十三岁之间。张岱《石匮书》初步完稿，在顺治十二年（1655），张岱时年五十九岁，之后陆续有所增补。然则于其晚年，张岱仍将《石匮书》推为佳作，如《自为墓志铭》将《石匮书》列为著述最首，《陶庵梦忆序》也说“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一书”，其孙张礼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西湖梦寻》时也说：
可见张岱晚年于儿孙辈前仍推崇其史著《石匮书》。
张岱早年撰作《古今义烈传》时，即于忠节义烈者甚为推许，而其八十馀岁高龄所撰《三不朽图赞》，仍以忠孝贤良为撰作导向。张岱作为“史学家”，其学更重“传记”部分，撰写人物传记，以标榜其节义，并以自砺，并以传之后世，这是张岱自许的撰著精神。所以尽管复国无望，尽管苦于生计，尽管消遣自娱，张岱仍以遗民作为自我认同，始终活在他的“前朝梦忆”中。
（按：广义上的“晚年”著述中可作剖析者，还有《古今义烈传》明亡后第二稿与初稿相比的内容变更、明季所撰之《和陶集》与明亡后所写和陶诗的基调变化，《快园道古》、《夜航船》和早年撰作《博物志补》计划的对比等等，皆当于第六稿时再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