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东方之道》是一本探讨老子思想与东方文化的著作。通过对老子思想的解读，作者深入探讨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价值观。书中提倡“无为而治”的理念，强调顺应自然，追求心灵的平静与宁静。读后让人深刻感受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老子思想的智慧与启示。
老子与东方之道读后感第一篇
许多人都知道，《道德经》是一座圣殿，进入这座圣殿的人，获准与智者交谈。一旦与智者交谈过，在思想观念上就必然有所收获。通过交谈，有些人感悟到自然宇宙的真理，因而发出内心的微笑；也有些人洞察到人类社会的奥秘，因而要蕴积自身的精神；还有些人体验出性命的永恒根源，因而享受着灵魂深处的安详和宁静。
智慧之殿的魅力几乎吸引着所有的人，但并非所有向往这座圣殿的人，都能够顺利找到进入的路径。
正是为了寻找这样的路径，为了与智者交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开始解读《道德经》，从那时到现在，为《道德经》作注解，为通向智慧之殿的路径而架桥铺路的，不知其几千家。不仅如此， 《道德经》还作为东方智慧的一大象征，受到各国智者以及崇尚智能者的深度关注。据说， 《道德经》被翻译成五十余种外国语言，是翻译语种最多、翻译版本也最多的汉语经典。通过与中国智慧老人的交谈，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可以在智慧的升华中完成精神的交流。
当然，正如学术史所显示的，研究者从《道德经》中所发现的智慧殿堂，通常因人而异。大概也正由于这个缘故，立意为《道德经》作注解的人，过去有千百家，未来则不可估量。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表明一个道理，人们从《道德经》中所发现的，其实是自己的精神世界，而研究道德经》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确立或者确认某个思想理论的终极模式，而是借鉴《道德经》寻找某个思想的方向和路径，打开“众妙之门”。
这本小书，是笔者也曾经寻找的一些烙印。
老子与东方之道读后感第二篇
本书不是对道德经的句读注解，而是对道德经思想的体悟。引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道德经是一座智慧之殿，但并非所有向往这座圣殿的人都能够顺利找到进入的路径。两千多年来，不断有人解读道德经，为通向这座智慧之殿的路径架桥铺路。
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道德经“五千言”的总纲，古往今来有许多同异相间杂的解读。本书认为，“道”的真常本体可以被称作“道”这样一个概念，在意识、认识的世界里朗现出来。但“道”这个概念本身只是人为设定的，不能超越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积累。人们想要认识的不是“道”这个概念，而是这个概念试图指称的真常本体。由于受到人类意识、认识的局限，所以“非常道”“非常名”。
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是道德经的最后一章。本书阐述，该章虽在最后，却类似于现代人著作的“自序”，开创了古代典籍中将自陈作书大意的篇章放在最后的布局体例。对道德经进行“自评”，自述“不美”“不辩”“不博”，也开创了谦逊的传统。
本书对道德经其余各章，亦逐一论说所思所想，不落窠臼。例如，本书认为道德经很“酷”，“天地不仁”的表述，直面冲击那个时代的信仰体系，展现出决绝的勇气；很“玄”，“曲则全，枉则直”的论断，令人难以参悟透彻“曲”“枉”“全”“直”之间的辩证关系；很“微妙”，“善行无辙迹”的观点中，既要有“行”又要“无辙迹”，这种境界真得很难形象描摹……
老子与东方之道读后感第三篇
在我写过的按惯例要归类学术论著的文字里，究竟有多少地方称引老子或者《道德经》？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称引如此频繁，第一说明在我的思考和表述中，老子或者《道德经》确实是被认真当作思想经典的，而且已经习惯了有这样一部经典存在于我的思考和表述中；第二说明我对于老子或者《道德经》，一直处于言犹未尽、意犹未尽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既可能是由于我对于老子《道德经》始终未能获得透彻的理解，也可能是由于老子《道德经》给我的启发历久弥新，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都产生过不同的思想刺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晋唐道教的“重玄学派”，我就一直围绕着老子《道德经》打转，但研究的对象、完成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历史上的老子《道德经》注疏以及相关的经论，属于学术史性质。径直表达我对于老子《道德经》的理解有两次：一次是《诗译道德经》，另一次就是这份讲义。因为两次同样都是响应爱好老子《道德经》的朋友们的要求，意图做一些通俗易懂的解释，始终不敢放开胆量从哲学专业的角度做一份老子《道德经》的现代诠释，所以就一直困顿在言犹未尽、意犹未尽的状态。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是可以分出不同类型的。最常见因而也属主流的当然是注疏，例如东汉郑玄、南宋朱熹的各种经注，唐初孔颖达等人的《五经通义》等。这些注疏力图勾勒尧舜等先王的典章制度、伦理教诲，学术史上的地位历来崇高。另一类数量不那么多，例如《周易》的《系辞》和《说卦》，王弼的《周易略例》《老子指略》等，从经典的具体表述中提摄出抽象一般的原理或原则，即所谓“体例”，所以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历来崇高。还有一种通俗的类型，学术史地位不那么高，影响也不那么大，但未必就没有价值。例如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率先将《系辞》是否孔子所作等问题当作常识来讲，至今学界还在研究；又如南宋林希逸的《庄子口义》，对《庄子》文本进行口语化的串讲，抱着文学鉴赏的姿态，但对于历来《庄子》读者好之恶之两极跳转的诸多问题，都能从善意理解的角度予以疏释，所以也自成一家之言。这也是我写这个通俗讲义的一点自励的理由。
通俗的讲义要怎么写？好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办法。写这份讲义的时候，住宅装修，书都打捆了。我自己又不能像写《论道》的金岳霖先生那样有一个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样内无所持，外无所见，因而只是照着《道德经》的章句串讲一些尽可能符合其思想逻辑的理解，于是就写成了这样。
这份讲义是２０１７年撰写的。这次出版，我自己只校改了个别文字，但责任编辑戴燕玲女士下了一番功夫，不仅校勘文稿，还以通行本校勘《道德经》原文，为个别生僻字加了脚注。这是戴女士所做的细致工作，是我要致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