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智慧是一本启发人思考历史的哲学书籍。作者从历史中的故事和事件中提炼出智慧和启示，告诫读者不可被历史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学会思考历史的真正含义。通过深入思考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下的现实。
读史的智慧读后感第一篇
初中高中的文言文课文，大多需要背诵，全部需要翻译
有种教辅，是拿白话把文言详尽转述一遍，对应每篇重要课文，甚至诗词。大受欢迎
已经相隔十几年，模糊记忆里大致的步骤是：先踉跄念遍课文；再急切抓起教辅虔诚拜读；读罢缓缓把头转向课文，一干之乎者也瞬间make了sense
1/4页读史的智慧读后感第二篇
原来“多民族之巨大中国”这种国家建构模式，是从蒙古人开始的。“征服型王朝”创造出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将汉地社会作为帝国的经济基础，但是继续维系“祖宗根本之地”，保持平衡，同时还能将其他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纳入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种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2/4页读史的智慧读后感第三篇
里面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一事，姚大力教授的分析很有意思，姚大力解决了相关的四个问题，一是马可波罗来华没有提及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如缠足，汉字等意象，未见缠足是南宋尚未兴此风气，未见汉字是马可波罗常年居于蒙古之上层社会，用的是蒙古语，不怎么依靠“舌人”。
还有就是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也未见诸各种语言的文献，作者另辟蹊径的用哥伦布也未见诸巴塞罗纳之文献，但是能矢口否认其存在乎？
作者选取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蒙古公主和三个使臣坐船离开泉州一事的记载，将之与《永乐大典》中相同记载进行了合理的对比，有力的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
最后，他指明无论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确确实实存在过一个波罗，这个波罗有过长期，直接地在元朝活动的经验，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才能成就马作中翔实的素材。
与为马可波罗辩争相反，他花了一些篇幅来证明《光明之城》是伪作。
里面对一些史学热点也有所讨论，例如加州学派提出的大分流，受到英语学术圈关注的“中国认同”问题，叫魂一书勾勒出的君主官僚帝国的百态千姿等等
未有专著的姚大力教授，却能在如此多问题上有着真知灼见，不可不谓功力深厚。
其中特别精彩的内容是，史学终于失去魅力了吗。这一章对我的影响特别的深，姚大力教授首先讨论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脉络，这一脉络很他讲了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指出历史学在建国前三十年曾是我国的显学，这三十年产生了史学明星，也使不少史学家锒铛入狱。在七十年末以后，新实证史学开始兴起。他也介绍了某些主张改变实证史学方法的作品，他举出了金观涛和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分析了里面可能冒犯固有政治论断的“超稳定结构”，他还举出了《心灵史》。这两部作品都有力的拓宽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式范围。
在海外汉学研究的评论上，他高度评价了西方汉学家的语言学成就，他们很好的掌握了更为广泛和扎实的小语种学科，这使得他们在阅读不同文献并对比这些文献的时候，比我们具备了更大的优势。作为元史研究者而且师承韩儒林的姚大力，对这方面具有很深的感触。对于 拂菻 读音的考究历程，很有意思。
从九十年代社会开始物质至上的价值取向，没有明显工具性的历史学科，就逐渐消沉下来，以至于今天成为了冷门学科。一时的萧条不具备代表性。在经济下行的今天，95后00后可能追逐物质的热情不会强过经济上升期的老一辈，姚大力教授称之为后物质时代。而伴随着经济下行而来的，自然是一系列或新或旧的社会问题，而人们对于内心疑惑的追问也会超过过去，这时候，历史学不会再沉寂下去了吧。
3/4页读史的智慧读后感第四篇
在今天的社会里，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体系”划分出了历史这一学科，于是就有了历史学家这么一类人。可历史学家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做些什么事？一般人往往不太了解。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历史是枯燥乏味的，历史学家也不过是一群埋首故纸堆的“穷酸文人”，对社会来说似乎也没什么用，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这反映了书斋中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的一丝隔膜。最近姚大力先生的新著《读史的智慧》一书则正似面对此种局面并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因为它是一本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著作。
说它走出书斋，首先是作者预设的读者有了变化。本书相当大一部分是电视台节目的讲稿或发表在非学术报刊上，也就是说它们所直接面对的读者不仅仅是专业的研究者，而包括更加广泛的普通大众。这某种程度出于作者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或者人文研究的从业者，他该如何为自身定位？他的社会责任该以何种方式体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专业研究者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搞着所谓“纯学术”（这里指某些人自以为是的“纯学术”）。同时又往往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斥责非专业人士在某些方面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学术上的钻研，毕竟在专业领域追求历史“是什么”，探索它“为什么”，这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但是，历史学家又岂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近些年来的所谓“国学热”，除去背后意识形态的推动和金钱名声利益的驱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于人文方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向大众介绍、传播人文知识与精神，专业研究者责无旁贷。但实际上，如作者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88页）所以说，当前的一些不良风气及其造成的普通大众对部分历史的错误认识，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也担负着一定的责任。那么，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引导大众自己探索历史之“谜”。在这本书里，姚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与哗众取宠者、追名逐利者不同，姚先生没有“戏说”，没有为了博人眼球而故作大言，更没有天上地下的乱吹一通，而是力图在用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讲述历史的同时，也告诉读者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乐趣与喜悦，进而引导读者“从耳食之人变成原始文本的阅读者”。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只是一个引路人。对于有些历史记载模糊不清的地方，姚先生并不随意附会，并告诫读者也“不要强作解人，方凿圆枘，而宁可持一种开放性的存疑态度”（38页），每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认识做一种合乎历史的想象与推测。实际上，姚先生并没有反对在历史之外做些想象，反倒强调创造性的想象力对历史研究必不可少，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想象要经得起历史材料的检验，也就是不能与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相冲突。否则它就不是想象，而是“戏说”了。
除了要贴近普通大众外，历史学家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坚持人文属性也同样重要。历史当然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不容改变不容涂抹的真实，但并不妨碍在研究时渗入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寄托与现实关怀。饱含人文关怀的历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为了某种目的将历史与现实相比附，而要“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89页）。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生存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要有亲切的认识和清醒的观察。比如姚先生在评述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在讨论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在解说徐复观先生的国际政治评论，在纪念“老三届”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等等之时，无不包含着对我们当前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所以读起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更会促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反思。或许可以说，人文关怀是历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高贵的灵魂，也是历史学家生存于世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而整体上缺乏人文关怀的历史研究或许仅仅是干瘪的资料与理论堆砌，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姚先生的这本书显然不在此列。
最后，再从所谓“专业”的角度谈点看法。在学术界，姚先生以蒙元史专家著称，但本书涉及面之广令人吃惊，古今中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每一篇文章又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作者建立在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基础上的产物，其中到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当下国内的历史学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某些历史研究之中，常常可以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图景，将人们的思维引向之前单纯的历史学所关注较少甚至完全不曾留意过的领域。所以，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已经不能再封闭于自己狭小的书斋，而要走出去，如作者所主张的，“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91页）。但同时，姚先生也警惕地意识到，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不能随意地套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以对第一手资料的充分占有和对有关细节的详尽把握作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290页）。没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研究者较少提到或注意到的。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而姚先生这本书也叫做“读史的智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姚先生自己取的书名，但毫无疑问，这本书既体现了姚先生个人研读历史的睿智，也能让更多的非专业和专业读者在阅读过程获得智慧的启迪，甚至是找到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
2009年11月18-19日草
11月2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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