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字的文化史》探讨了汉字中“她”字的起源、演变和文化意义。文章指出“她”字在古代被用于指代女性，但随着时代变迁，其含义逐渐扩展至代表第三人称单数。通过对“她”字的深入解读，揭示了汉字中蕴含的性别意识和文化隐喻。
《"她"字的文化史》读后感(一)
1832年，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出版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将he、she、it分别为“它男”、“他女”和“他物”。
1878年，郭赞生翻译出版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阶》，明确译he、him为“他”；译she、her为“伊”；译it为“彼”。
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一文，首次在文章中公开提出并提出刘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并用。
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发表钱玄同和周作人首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对谈的《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
1919年5月20日，24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在《晨报》上发表《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首次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意义上使用了“她”字。
1919年12月出版的《修业》杂志，是北京清华学校的学生组织——修业团（后改为唯真学会）所创办，其中不仅赞成和使用“她”字，还创造了以“牠”字来对译“it”的先例。
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
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登出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态度鲜明，指名道姓地针对“她”字的“始作俑者”，好不含糊地反对使用该字。
1922年2月27日，《申报》杨荫杭主持的《常事》增刊上，发表了笔名为“箴”者的《说她》一文，该文整合了寒冰等人的意见，又加以自身的发挥，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她”字的阵营一边。
1929年创刊的《妇女共鸣》杂志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该字的构造去掉了“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人格的公然侮辱，因而表明要将“伊”字用到底。
1922年11月20日，钱玄同在《国语月刊》上发表《“他”和“他们”两个词儿的分化之讨论》，将男、女、中三性区分开使用的代词符号浓缩为：
男——他、他们
女——伊/她、伊们/她们
中——它/牠、它们/牠们
1923年年底，中华书局出版大众用的《国语普通词典》，其中的“女”部收录了“她”字。
1924年7月3日至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其“国语教学组”讨论并最终通过了蔡晓舟提议的“请采用‘她’、‘牠’、‘哪’等代名词及形容词并规定其读音以改进国语案”。
1933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学衡》杂志刊文，公开反对“她”、“牠”二字的正式通用，认为西方语言的文法各不相同，也并不完美，不必盲目效法。
1935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张文治等编纂的《标准国音学生字典》，流播极广。其中标明“她”字：“音伊，语体文中的女性第三身代词”；标明“牠”字，音tuo、te，“中性第三身代名词”；标明“它”同牠。
直到今天，对于“她”字乃至整个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化，也依然存在着非议。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就不断有人公开宣称：“她”字是“没有必要的”，是“不该用的”或“多余的”。
《"她"字的文化史》读后感(二)
增订版再记
拙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已经出版五年了。五年来，该书得到了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学者的鼓励，也获得了多项意想不到的奖励。这样一本为“她”字做“传”的小书，能有如许影响，老实说早已超出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期待。特别让我欣慰的是，此种多少有些“取径”异样、不免被认为“微观”一点的研究，竟然很快得到许多史学同行的认可，可见历史学这门古老、博大而深厚学科的包容性。对笔者来说，在这个喧闹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为知识积累做点切实的努力，所做事情虽小，却不乏一种实实在在的充实感。
2015年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希望增订再版《“她”字的文化史》一书，笔者欣然应允。这次增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借机增补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涉及诸如郭沫若与“牠”字的关系；鲁迅有关“她”字的笔墨官司；1923年民国“通俗音乐之父”黎锦晖为推广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正确认知与用法而专门发表的《他、她、牠》歌曲；1924年蔡晓舟在中华教育社有关“她”字的提案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一些有特色的相关新图片等等；同时，还增补了一些当时被遗漏的前人研究成果。二是做了个别地方文字的修改。如为避免误解，把第八章的标题改为“现代性诉求与外语因素、汉语传统的互动”，特别补上了“外语因素”四字；该章的第一节把原标题改为“与‘他’发音相同又形体略别：‘她’字胜‘伊’之主因”，特别补上“形体略别”四字等，但基本观点则保持不变。同时，在有关“文化史事件”及其叙述方法、“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与“她”字产生和社会认同的关系等方面，也略做了一点补充，以使原有的观点更加清晰化。
另外，这次增订，为尽可能弥补疏漏和多少有所改进，笔者还集中时间查阅了拙著出版后海内外陆续发表的近20篇有关书评。尽管书评作者对拙著鼓励居多，但也兼有批评或建议，如有的认为本书还是较多地关注了精英人物的选择，对下层民众的认同仍嫌揭示得不够充分；有的以为本书对“她”字的古代存在之性别延续意义的作用估计不足、强调不够；还有的认为20世纪40年代有关“她”字认同情况，可能仍有多加考察分析的必要，等等。可惜由于时间原因、资料局限或者认识分歧，这次增订却只能作个别表述的调整、无法多加改进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修订此书的过程中，得以见到杨剑利博士评论拙著的书评《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一文，读后觉得颇有启发和感触。因就文中提出的批评做出回应，并作为附录收入此次增订版之中，但愿对读者了解本书的观点与内涵，能够有所帮助。
最后，笔者还想借此次增订拙著的机会，对梁文道、赵刚、张仲民、胡其柱、沈洁、岳秀坤、贾永梅、胡传吉、毕新伟、胡文辉、张俊峰、王飞、曹静、倪雪君、李倩、栗月静、王天根和杨剑利等为拙著写过评论文字的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的评论，多少都有益于自己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在原书撰写和修订过程中，戴逸、王汝丰、王道成、史松、李佩芬等前辈曾接受我的采访；余华林、沈洁、韩秋红、陈鹏等曾帮助查阅资料；张仲民、瞿骏等曾提供参考意见，在此一并谢过。同时，笔者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王宁编辑，为出版此书的增订版，特别是调换插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黄兴涛
2015年3月于北京
《"她"字的文化史》读后感(三)
第一章 She等外译困扰
以英文为例，问题最早由传教士马礼逊（1822、1823）、罗存德（1864）在出版文法书籍时提出，接着国人郭赞生翻译《文法初阶》时自觉区分ta，明确指定代词译法：he-他，she-伊，it-彼。
1917年，刘半农率先讨论，周作人后写文章并在文学创作种使用“他女”，叶圣陶、郭沫若则是大胆的拥趸；1919年，周作人、钱玄同公开对谈“she之译法”，钱玄同对列举三种办法：1）仿日文，彼女；2）按刘半农，造新字；3）不译，直用she，最同意后最后者，中间次之。周作人主张：“造新字，从女、从他、他亦声。”并且排除（女它），主张伊，得到钱认可。
作家而言，1919-5-20，康白情“中国实践‘她’字书写第一人”，并且正式引入新诗和小说创作乃至文学评论的最早实践者；其次是俞平伯，用“她”代指菊花，并且最早在小说中熟练使用；次之，王统照，较早自觉引入小说和诗歌。刊物而言，《少年中国》、《新潮》、《学灯》贡献较大。
“她”的入诗和早期用法：1）不是刘半农，而应该是俞平伯等人，如《别她》1920-02，《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1920-11，刘半农《一个小农家的暮》1921-2；2）指代和象征祖国，俞平伯《别她》；3）指代心中美好的事物，康白情1919年底，俞平伯以她代菊。
“伊”对译she：晚清已出现，自觉大量翻译与“她”同时，1919年后则比较自觉用入文学创作。
1、“她”之存废：寒冰vs刘半农，前者转向为偏伊斥她，要有第三人称男女性别之分的观点占上风
2、“她”“伊”之战：1922年，伊字的认同和流通地位强势
1、男女平等→反对“她”的三种表现：1）根本反对性别区别词，遭批驳；2）主张他作公用符号，笨拙；3）用偏旁说事，故使用“他-伊”，而非“他-她”，朱自清幽默揭穿男权社会哄骗女性的把戏，“她-他“都是好字，而非带”女“就是此等。
2、字词、性别与政治：1）英雌：20世纪初期，已有对部分传统汉语自此进行非议和抗议，五四顺承之，清末“英雌”1903的诞生，秋瑾不仅在革命实践中树立了“英雌”的楷模，而且在文学事件中也是先驱。但是，仍未能摆脱以男性为标准的英雄范式（就是说，女性的生理和心里特点的女性主体性，依然缺失）；1936年湘如公开抗议英雌，必须保证汉字的基本稳定性和权威性（那么为什么现在还在用呢）。2）她的批驳：部分争论，但30年代中期已取得基本胜利。→→
陈望道、陈斯白、钱玄同（它作中性代词）
现代小说刊物和国文教科书：《小说月报》带有象征性和导向性，1920年就已经使用，1921郑振铎改革，”她-伊“都很普遍；黎锦晖《他、她、牛也》的创作促进了“她”的社会化传播，其他男女性作家都开始使用。1923年蔡晓舟的提议被通过，国教书相对落后
学者作家：大部分已经习惯使用“她”，少部分如陈寅恪反对终成绝响，周瘦鹃也不得不（20c40s）投降。
原因：1）语言学角度，“她-他”同音仅偏旁不同；2）白话文运动和文化大众化潮流形成合力
现代化角度透视：被激活的原因不仅是语言的不对等性，还是汉语使用者自身的主体性诉求与选择，也就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既包含历史性，又具有开放性）诉求之果。
历史效应：1）现代文学关键词；2）个人与国家+性别与国家；3）宗教：神性和人性差异的联想
综上：“她”字的发明应该是康白情、俞平伯和刘半农等许多人争论与实践的智慧碰撞之结晶，而绝非一人之功，并且无论未来对“她”之讨论如何展开，“她”的地位都不会动摇。
《"她"字的文化史》读后感(四)
黄兴涛在2015年重新修订了他的著名作品之一《「她」字的文化史》，并作为「新史学文丛」这一系列图书的首部予以推出。这书虽然是旧书新订，但是其对史料的爬梳整饬以及述论的编排整理，在同类作品中都属于上乘之作，尤其是氏在爬梳这段历史时，所引入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以及「见微知著」式地观察「现代性」诉求，使得整部书洋溢着作者热烈而饱满的情感，同时也具有了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气质与性格。无论是查阅「『她』字的发展历史」，还是想了解黄氏本身，此书都不应被阅读者所遗弃。
当然，尽管氏在阐述这一段历史时，对史料上的爬梳用尽了心力，然而却仍有不少地方「缺失」了——就笔者而言——相当重要的分析与述论。以下即结合氏著与相关评论来展开笔者的「补正」。
首先在整个述论上，关于「现代性」与「西方性」的争执。这一点不是笔者首先阐释的，早在2015年，《近代史研究》刊物（该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剑利博士的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杨博士认为黄氏在区别现代性与西方性两个概念时，过于分割，其次，杨氏认为黄氏在解决「她」的接纳的原因时，归结于自身现代性的诉求而「拒绝」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是有失偏颇的两项①。针对这一指瑕，黄氏在是刊该年第三期发表了《「她」字问题与「现代性」认知的再解释》一文予以回应。在该文中，黄氏诚恳地回应了杨氏对其的指摘，再度阐解了他自身对于「现代性」与「西方性」的认识。这一文章，随后作为附录二，收录在《「她」字的文化史（增订版）》一书中（下引该文，以附录在《「她」字的文化史》一书中的为准，引用页码亦同）。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的确，在离析「现代性」与「西方性」的这个方面，杨博士的指瑕确然存在「极端化处理的推测之词」（黄兴涛，《「她」字问题与「现代性」认知的再解释》，页218）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黄氏在处理「现代性」与「西方性」的问题上确然有「我执」，氏在回应杨博士文章中说，「在本书中，笔者并没有把『现代性』专门作『西方性』与『中国性』之界分，甚至没有在『现代性理论框架』内，明确使用过与『西方性』相对的『中国性』概念。因为对于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文艺复兴后西方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性对中国的渗透和巨大影响，乃是常识。」（前揭，页218-219）这一用语是对其著作的表面的确然描述，然而实际上却于内神而言，有逃避问题之嫌。「文艺复兴后西方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性对中国的渗透和巨大影响」，这一用语从主流认识来说，并不错误。然而，在这里，渗透与巨大影响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易言之，从结果论上而言，确然于今天，可以说是「渗透与巨大影响」，但这一现状是否可以直接推到在思想上处于鼎革之际的清末民国，这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值得商榷。如果按照氏所言，把「近代中国人的选择」扩大到「渗透与巨大影响」之下，那么何须专就折射思想变动的「她」字这面镜子，前后爬梳条析其形成过程呢？
从这一层面来讲，杨博士的指瑕更有些道理存在。我们不妨反思一下，鲁迅等诸多参与「她」字的创造、使用的先导们，不仅一次，提倡过要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其动机与理由，用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三十五）》中的一句话，即可以概括：「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②」以此而论，所谓的在当时的「现代性」与「西方性」，无不是后来研究者的「再发现」（reinvention）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概述当时的情况，从内神而言，现代研究者在概述当时人时，应当注意是，在当时，「现代性」与「西方性」是一体的，难以分割。反映到表层，也即在当时，西方以其压倒性的优势，导致形成了「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动赞同的一面③」的局面。作为事后者我们，当然可以就今天的现状，分割开「现代性」同「西方性」的区分（从现实角度说，必须分割）。然而我们不能代替当时的人来干这种事情。由此而言，黄氏在本书第八章《现代性诉求与外语因素、汉语传统的互动》中，不惜笔墨的引入「现代性透视」一节，用以阐解「她」字的出现，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页174）。这就太过于「后见之明」了！
分析出现这一问题的缘由，笔者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忽视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同现在的历史环境的区别。前揭鲁迅先生的话，可谓并不存在什么「现代性」，也不存在什么「西方性」，只有「保存我们」的「救亡图存」的「实用性」。当时一大批文字、文学的翻译者、创作者、研究者想找出一个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来，这一局面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概言之，即是为了准确而有效的在语篇（text）中表达出第三方参与者是女性这一信息这一「实用目的」。本书已经做了大量的关于「她」的发展史料的编排与整饬，读者可以在本书的史料中检验是否如笔者所说。随后爆发的争论中，随着战线的扩大，以及新式理念（男女平权）的介入，才出现使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原因。这是一个「后发」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的产物在现代人的理解与接受中成为了重要的因素。
第二点是忽视了语言发展的「经济原则」，当时这并不是由于作者忽视，而是作者作为非语言专业者对于语言发展的不了解所致，这是专业上的问题。那什么是语言发展的经济原则呢？其内容可以概述为：「经济原则必须以保证完成语言交际功能为前提,同时人们有意无意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这是由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 André Martinet ,1908一1999）在其名著《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É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1955）一书中总结的，并被众多语言学家推广到语言学研究语言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一条普适性原则。
局限到「她」字的发展历史中，首先相较那个时代而言，使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比原来的单纯第三人称代词（他，渠、伊）能够传达更多的信息，这显然更为省力，这是发展的最初的内在原由之一。其次，在「她」字逐渐出现且同左翼作家牢牢结合之后，「她」比起其他文字，更简单而有效的体现出一种革进的态度，并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教育普及、宣传用语的使用等现代国家的精神与行为的贯彻，「她」才由民国那种低识字率而被文化精英掌握的态势，变为深入到这个古老国家的每一条经络上。这一过程仍旧遵循经济原则，因为当更多的人，更广大的群体掌握这一词汇之后，无论是怎么样的变革，除开执行力度极其强力的政治命令，改变「她」的使用所费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是巨大的。另外，用本书的述论，可以证明这一原则存在的，即是分析「她」战胜「伊」这一段落。这里作者述论较多，于此就不展开了。
这两点缺失，使得本书的分析，在结尾部分落入了「诉求现代性」的论述怪圈（参考黄氏回应杨氏的书评，页229），也使得氏在其后记中提及「缺乏『人』、『场景』和『历史内涵』的语词研究，语言学家可以做，而不应成为历史学者的主体追求」不能落实到实处，甚至就笔者来看，这句话充满了氏站在其所执有的「历史学者」立场上所带来的「学术」傲慢。这里不惮辞费地说明一句，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词汇史、语音史等探讨语言表层-深层结构的历时性研究活动，从来不会说要排除开「人」、「场景」和「历史内涵」来进行。尤其是涉及到作为一种社会观念的重要语词发展，必然是时刻都在分析这些诞生这个语词的「历史环境」。唯有这样才能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有一个贴切而深刻的「描写」。
当然，除开了上述的「现代性」，相关书评，包括不限于杨剑利博士的大作，都有牵涉到「她」字同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男女平等」的关系。这当然已经不限于本书本体的内容了，而更是一种阅读后的所获得个人体验。在这个方面上，本来限于书评体例，不应过渡展开。但是笔者恰有一点个人化的思考，因此就整饬之后，忝附于二氏针对本书本体的讨论之后，作为阅读黄氏此书的一个帮助，也作为本文的结尾。
杨、黄有关于「男女平等」之争，先总结如下：
杨的观点是，当时人认为「男女平等」是「男女不要区别」，因此专门铸造一个「她」字，与「男女不要区别」背道而驰，当时人也没有基于「男女平等」来辩称「她」字使用的合理性，由此可证，黄诠解「她」字的出现与「男女平等」这一关系上，把原来仅有的「他」字同「男女平等」有关，诉诸「乃是漠视女性，甚至是轻贱妇女独立的表现」可谓是一种先入为主，「过渡发挥」。
黄的观点是，针对“当时人没有基于「男女平等」来辩称「她」字使用的合理性”这一指瑕，回应以「在近代中国，不论赞成反对创造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人，都可以拿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理由；赞成者中，反对『她』字主张『伊』字的人，也可以拿男女平等作为理由。」针对杨氏基于当时人认为「男女平等」是「男女不要区别」这个理论基础，则坦然指出，当时人已经鲜明论及「男女平等」是一种尊重差异的「平等」，所以杨氏指摘不成立。
上述两个方面是对二氏各自内容的总结，当然笔者总结，可能不免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希望读者能够先阅读二氏原文。
从笔者的总结而言，黄策略性应对了杨的指瑕。首先，杨的指瑕是专局限于「她」这一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而黄则扩大的引入了「伊」字，两者看似无别，实则有界。这就是黄氏在本书第五章中所援举那些史料，「她」是从「女」旁的，「伊」是从「亻」旁的，前者确然是天然带有「区别男女」的情况，而且从女部字联想下，不免有些「贬义色彩」。而「伊」的情况，则避开这种联系，带着首先承认「女」性是「人」的意味，这是从当时人争执上得来的情况。从此来看，之所以要「伊」字，理由同不辩护「她」的使用的理由是相似的，就是「伊」起码在书写上做到了「男女不要区别」又贯彻提示语篇中参加的第三方是单数女性。从此而言，杨的指瑕是确然的。
复次，当黄以「釜底抽薪」式的拿掉杨的立论基础时，无非是想暗示读者，杨氏关于述论「她」字不被辩护同那种「不区别男女」的「男女平等」有关时，是不成立的。然而这里蕴含的逻辑是，的确当时存在着强调「差异」的「男女平等」，但这与「她」字不被辩护同那种「不区别男女」的「男女平等」有关这一实然情况没有必然的联系。
上述是二氏就本书本体进行述论的内容，但是笔者这里不妨引入语言学一个术语来概说二者的区别。这一术语即「重新分析」。这一术语本义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结构，从表层看，所出现的语词和词序完全一致，但语词之间的结构层次或/和关系变化了」④。用在这里，是指针对同一历史现状，在进行事后追述时，由于视角选择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和推演。
在黄氏这里，氏分析「她」字与「男女平等」问题时，选择的视角是「强调差异的『男女平等』」，换言之，氏在「从现代性内在矛盾角度切入」这一预设的处理立场下，其「重新分析」不自觉的把现代类推到了当时，甚至当氏发现当时也存在「强调差异的『男女平等』」这一情况时，便引为证据，殊不知这种思潮的存在与影响是次流的，有和无的关系不能影响大和小的关系。在当时，「绝对的『男女平等』」与「强调差异的『男女平等』」之间，前者为大为广为深，而后者为小为狭为浅。既如此，前者的影响力度必然是超越后者的。这种先决条件帮助杨氏在不自觉中指瑕成功。
但是，应该提及的是，上述不过就二氏的「文本」之争做了一个概述与评结。深藏于这种内容之下的，则是二氏的当下关怀之别。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了，笔者既无能也无意于调和或者解决这一矛盾，这是读者本身的态度选择。究竟是黄氏所指责的那样，当下所激发的「女性平权」追求是一种机械性质的模仿「男权」，还是如杨氏所玩味的那样，当下所进行的「女性平权」追求是一种带有「哄骗」性质的「假象」呢？这不就是本文应当述论的了，我们留到《她者》这篇文章中再讲。
简要注释：
① 杨剑利：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读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近代史研究》 2015年第(1)期，页140-148.
②鲁迅：《随感录（三十五）》，收入氏著《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308.
③罗志田：《东风与西风》（原序），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页6
④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