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是一部讽刺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奥斯卡的男人在柏林的生活。他是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却对自己的身世感到迷茫。小说通过对奥斯卡的描写，探讨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和对生活意义的思考。整个故事充满了讽刺和幽默。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读后感(一)
不好读，大量长句，弱化情节，几乎都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很另类，不好懂。 《波斯女人》里有不断重复的叙述，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很契合，封闭、无序。“我”的精神疾病来自于孤独，在想要尽情宣泄时遇到了波斯女人。而波斯女人也是个压抑自己的人，被伴侣带到一个陌生的的充满偏见的环境里，相似的孤独和深邃的思想让我们有了短暂的共鸣，但于事无补。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借怀念和保尔之间的友谊来抒发作者对社会的不满，这篇中作者以本名出场，回忆自己“真正的朋友”，思想的碰撞将两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保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都是思想家。 这几篇中有一些共同的元素，比如人物都承受了精神疾病或是折磨，比如自杀，还有穿插其中对于音乐和哲学的论述。《波斯女人》和《侄子》中都直接提到了叔本华，后者中关于我和保尔总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从未心满意足也和叔本华人生痛苦论很类似。 读完觉得这本主要表达孤独是人的底色，内心世界的荒芜让人备受折磨，思想的碰撞和共鸣尤为可贵，但人总是忽视思想而追求其他。封面上那句“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我不是很能 get 到。 是需要沉下心来读的书，而我最近有些浮躁，理解有限。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读后感(二)
读完的第一本老师的作品。没法掩饰激动的心情。可以说我认为目前的中文翻译完全没有表现我师语言的音乐性，我仅仅，只能通过直觉与同老师的心灵感应勉强意识到老师创造着伟大语言模式的事实。在教育充斥着欺骗的时代长大，是时候寻找自己真正的老师。我老师，以勇敢的、毋庸置疑的面孔与语气，咬牙切齿地嚼碎每个残酷冷硬的现实。不妥协，不忘记，诚实于事实，诚实于内心。老师是这样正直的人。波斯女人中，老师把现实的自己写成疾病缠身的科学家，把理想的自己写成来自异国的女人。这种幽默的自我观望，风趣得温馨。维根斯坦的侄子里，老师以永不忘记的灵魂记录下疾病的折磨。疾病对于个人与全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老师写朋友，不将思考传播的哲学家难道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了吗？不被外界的定义界定的天才就不是真正的天才了吗？伟大脱离其附加的桎梏将变成虚无还是真正的伟大？老师是站在最诚实的角度，嘲笑与解构了这样的世界运转的规则啊。老师写朋友：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作为穷人看透了穷人，作为富人看透了富人，作为健康者看透了健康者，最终作为疯癫者看透了疯癫者，作为精神错乱者看透了精神错乱者。老师不也是这样的吗？经历过这世间的痛苦，便也看透了这世间的痛苦呀……概括一下制帽匠：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不怎么能说我师优秀呢，拥有卡夫卡冰冷戏谑的口吻，却同时拥有陀的天真热情的内里呢><老师！我会认真读下去的！一直读，读到曾经的你停止读书之时。也请你一直指引着我吧！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读后感(三)
没有必要去杜撰， 因为现实本身就够丑陋了。－－伯恩哈德
看波斯女人的时候，前半部分觉得很凌乱无聊，一度有点读不下去。因为长篇幅的反复描写“我”如何精神陷入困顿，如何自闭的与自我做斗争，又如何一次次地去找莫里茨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情节上没有什么发展，并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读的小说（散文）”。但慢慢往后读，主人公“我”与波斯女人相遇后的相见很晚，一见如故，互诉衷肠，相互的精神解脱，慢慢感受到了书里透出的一股浓浓的冷漠与世俗。加上波斯女人总是缩脖子裹着皮大衣以及寒冷的自然环境，让人感到死一般的绝望。
另外，后记里说到作者伯恩哈德认为自己从来没写过小说，现实已经足够戏剧化与荒唐，一方面伯恩哈德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另一方面从小复杂颠沛的生活环境，让他游刃有余的能把生活提取从而戏剧化，夸张但又深刻，拥有强大的现实力量。
只能说，或许是现在二十多岁的年纪还不足以读懂伯恩哈德，但无疑我们能毫不费力的体会到书中的深刻。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读后感(四)
伯恩哈德的写作手法真很与众不同，三个故事，我先选了「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但真正好看和耐人回味的却是另外两个。
伯恩哈德确实是在认真严肃地讲一个故事，但在听他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你读到的却是更多的其它的东西。尤其是他那对整个心理活动描述的侧重和叙事结构的编排风格，隐含着不可描述，无以名状，但确实非常具体且具象的存在，且就存在在你我周围，存在在你我身上，或无时不刻、或寻常反复的东西，那是你我都熟悉的。
譬如就像刘震云说的：“人找人易，话找话难”。就即使是找到了，可能都是暂时的。一切最终又会回到原初。结果看起来好像一切都被改变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切又好像什么也没变。 是有新的东西不断在进来，但旧的东西依旧还在，且终究是那旧的东西在占据着那个最高地。在博弈，在交涉，在妥协，在存在，在消失，也在毁灭。
用书中最后一则非常之简短故事里的一小段话来概括一个故事的面貌或类型，或许最贴切不过了——“每当一个人讲故事，他实际上不是在讲故事，只不过在做些暗示，但那不是讲故事，人们没有讲述的才是故事，如果一个人不讲那原本的故事，他才是在讲故事.......要讲述整个故事，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最后，若有谁要读了伯恩哈德的故事，和我一样，有着与后记里对故事在阐释和解读上的不同理解，记得告诉我。倒不用等去养老院那天再来找曾经和你有着共鸣的朋友，因为我是一定比你们谁都去养老院去得早的。等你们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出院”了。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读后感(五)
文／恶童
伯恩哈德的语言像一块块瓷砖，上面纹刻着不同的花饰与图案，按照他心中的节奏与规则铺摆开来。在这样的语言之路上行走，你总会发现它们的律动美感，因而并不会感到厌倦。
可是这条形式之路的内核，也就是每一块瓷砖的本质，却是残酷和冰冷的。精美的外衣之下，往往是关乎孤独、困境、漠然和失落的存在之难。
在《波斯女人》里，「我」患有肺病，不得不离开城市，来到乡村得以存在，但在乡村的恶劣生活又消解了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为了科研多次搬家，但又要与原来的地方相似，最后来到这里，这种相似又再次成为无法科研的理由。
「我」为了科研放弃社交，每日自我观察，最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又不愿改变，依然孤独自我的生活着，却又是为了科研；另外，「我」的废墟较为封闭利于科研，免于被外界打扰，而居住以后发现这房子的破败，也正对自身和科研有害。
故事里的人物如同以上，都被类似的不可调试的环境压迫着，这种灵与肉的悖论始终缠绕着他们。伯恩哈德对环境的斥责也是剧烈的，但依附于纸上的笔记，显得徒劳与低效。
但伯恩哈德的超脱之道却活在现实之中，它映现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里：「他们不能忍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有在他们需要离开和正在要去的地方之间，他们才是幸福的。」
这里的「地方之间」就是「在路上」的状态。
我真怕这样的象征被扭曲的解读，因为它的确不是凯鲁亚克热爱的垮掉的一代的流浪和漂泊，而是实实在在的停留、行走、奔跑以及驾驶。
波斯女人无法忍受破败的旅馆和沉默多年的丈夫，「我」无法忍受萧条的废墟和孤独冷酷的环境，那片一同散步的松树林，尽管下着集雨泥泞不堪，对于这两人，也是幸福的所在。他们沉默也好，谈论哲学和音乐也好，重要的只在于他们移动的脚步，那是「改变」的隐喻，意味着苟活的目的和解救的方法。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疯癫叛逆住进精神病房，「我」患有严重的肺病追进肺病房，在威廉米恩山上，病房之间区区两百米的最漫长的距离，尽管体力不支难以抵达，对于这对朋友，亦是幸福的所在。在他们彼此眼中格外珍贵，愿意为了一份报纸驱车三百多公里，迷恋的也许更是迎面的风和景。
最后一个短故事里制帽匠，他和「我」这位律师之间仅隔了两栋楼房，在上千次擦肩而过后，终于说上话，尽管话题是悲哀的老年生活，但制帽匠在这短暂的路上，他一定相信他会得以解救。
然而，伯恩哈德的路还远不止此，这些故事里的人物，最终的结局都是覆灭。
波斯女人扑倒在水泥卡车下，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终结于岁月和衰老，制帽匠从四楼坠落自杀。这种悲剧精神的本体，也可以看作是生死之路的解脱。
潮湿的松树林，病房的两百米，两栋楼房的距离，在组成「地方之间」的幸福隐喻之后，也一同构筑着伯恩哈德关于生与死、灵与肉的隐喻。
叔本华的那句：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空虚间来回摆动。欲求没有实现，就会痛苦，欲求得以实现，就会空虚。
伯恩哈德一脉相承，他的目的地、故土、国家都是他痛苦和空虚的根源，但是如同钟摆在其间来来回回的状态，也是他在这游荡的路途中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这么说来，伯恩哈德语言之路的悲剧美感，反而因着这一块块瓷砖的内核而轻盈了。在这条路上行走，我们悲哀着生活的悲哀，我们喜乐着生活的喜乐。只要在路上奔走，我们就能遇到一些人，比如房地产商莫里茨、命中贵人和衣衫高雅的律师，他们就是路上的希望。
从形式走向内核，从语言走向现实，从此处走向彼端，从生存走向终结，也许存在太难、速度太快。
但别怕，生活就在这走向别处的路上。
2015年1月21日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读后感(六)
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以致于加入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多余的，伯恩哈德的语言像是一部高速列车载着我在时间中飞驰，在思想中飞驰，又不像是飞驰，准确来说是在同一个漩涡内高速旋转，每次经过同一个地方，语言巨大的离心力都会延宕出新的东西出来，然而不知不觉中又逐渐的靠近、深入那漩涡的最中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如果不是文末出现了那个突兀的句号，残忍的结束了这一切，我以为我会一直这么旋转下去，实际上此刻，语言的强力依然保持着它的惯性，并灌注到我的笔端，尽管到了我这里那河流变得磕磕绊绊，断断续续，一句勉强结束了，下一句还处于失落中，像条可怜巴巴即将干涸的小溪，然而我是真的感受到了那股强力的，那强力的惯性让我觉得此刻依然在旋转，停不下来……
该死！我不知道这里怎么会出现一个忧伤的省略号。每当我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就只好动用省略号，或者分段，那代表着暂时搁置，或是重新开始，其实都只是退而求其次。我知道真正好的东西必是一蹴而就，一气呵成的，像瀑布或者撒尿一样，一气呵成，一泻而下，那才是纯粹生命力的东西，而不是拼拼凑凑的人工制品，也不是滑稽别扭的模仿之作。糟糕东西是可以被识破的，它没有激情，它只是对激情的拙劣模仿。
我又分段了。没办法，唉，我很忧郁。因为我发现敲完上一段之后的此刻，我已然停了下来，从伯恩哈德语言的漩涡中停下来，从高亢的激情中停下来，那惯性离我而去，一切变得死寂，恢复到正常的死寂，仿佛一本书的最后一页，仿佛一段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仿佛一具高速燃烧的生命的末端，仿佛多巴胺从恋人体内无情消逝的那个黄昏……
仿佛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的死亡。
仿佛一面被风遗弃的帆，茫然干瘪的停息在空无的海面。等风来，等风来！无论哪个方向，请赐予我风吧，请胀满我的帆！
为何？我在想，为何要像一头驴子一样，被吊在眼前的胡萝卜引诱着渡过一生呢？为何要像一头蠢驴一样为了一根永远都吃不到的臭烘烘的胡萝卜就围着那磨盘滑稽的一圈圈的转？我仿佛看到人人面前都挂着那样一根胡萝卜，苦恼来自于那根胡萝卜，幸福亦然。我被拉去聊天，一个整个下午和一整个黄昏啊，我听到的无非都是关于她的那根胡萝卜，她的苦恼、她的得意都系于一根胡萝卜这不荒诞吗？我真的很想赶快回家，或许只是和她在小区里无言的走一走，丁香开了，海棠也开了，八重樱的花瓣被风吹的铺满地面，快停止关于那根胡萝卜的一切话题吧，我想央求她，我对磨盘下面可以碾出什么粮食制品丝毫不感兴趣，倘若人人都只是一头驴子，何以不能其他方式渡过驴生呢？
像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虽然他最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然而他可是把出自老皇帝约瑟夫时代的一个多斗橱柜卖了只为换得一瓶香槟的人物啊。虽然无法像他的叔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样成为一个哲学家，可是他喝到香槟酒了呀！“数十年中，他从未在清晨三四点钟前上床睡过觉，绝大多数夜晚他都是在欧洲最著名的酒吧里度过的。他甚至曾置维特根斯坦家持家原则的一切规定于不顾，当过舞男。他去过多少次巴黎，去过多少次伦敦和罗马，喝过多少瓶香槟酒，有成千上万瓶吧，引诱过多少女人，读过多少本书啊！”唉，我又想到尼采，悲催的尼采啊，一个喝不到酒的酒神，一个喝不到酒的酒神才会“沦落”为一个哲学家，这真是一种悲哀。他酿了一坛子的好酒自己没喝到却醉倒后面一整个世纪的人。
然而我不想多谈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不想多谈在伯恩哈德身上我如何发现了卡夫卡，发现了昆德拉，不想多谈象征的小说比写实的小说如何更加吸引我，因为我知道说的再多都只会让伯恩哈德在我拙劣的推荐中被诋毁，何况如果不想亲自进入文本说再多又有何用呢？还是说回到驴子吧，我感到有一阵关于驴子的风把我的帆胀了起来，我被吹到了莫言那里，我看到驰骋在《生死疲劳》里的公驴闹闹和母驴花花，哎哟哟，那一段莫言写得真是激情四射，魔幻癫狂，仿佛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用五斗柜换来的那瓶香槟被他老人家喝到了嘴里，我实在忍不住引用一段：
“我们一夜交配了六次，这从驴的生理上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说谎，向玉皇大帝保证，指着河水中的月亮起誓，是真的，因为我不是一般的公驴，韩家的母驴也不是一般的母驴。她的前世是一个殉情而死的女人，积压了几十年的情欲，一旦发动，便难以休止。红日初升时，我们终于累了。一种空空洞洞、澄澈透明的累。我们的灵魂仿佛被这场惊心动魄的爱情升华了，变得美好无比。我们用嘴互相梳理了凌乱的鬃毛和沾满了泥沙的尾巴，它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温柔之情。人类妄自尊大，自以为最解风情，其实母驴才是最会煽情的动物，我所指的当然是我的母驴，韩驴，韩花花之驴。我们站在河中喝了一些清水，然后便走到河滩上吃那些虽然已经发黄但汁液还未完全脱尽的野芦苇和那些包孕着紫红汁液的浆果。不时有小鸟被我们惊起，偶尔也会从草从中蹿出一条肥胖的蛇。它们该寻找蛰伏之地了，顾不上和我们纠缠。我们交流了彼此的所有信息后，便有了各自的昵称。她呼我闹闹，我称她花花。
闹闹，啊噢；花花，嗯哼：我们永远在一起，天公地母也休想把我们分离，啊噢好不好？嗯哼非常好！让我们做野驴吧，在这十几道蜿蜒的沙梁之间，在这郁郁葱葱的沙柳之中，在这清澈的忘忧河畔，饿了我们啃青草，渴了我们饮河水，我们相拥而睡，经常交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对你发誓我再也不会理睬别的母驴，你也对我发誓再也不会让别的公驴跨你。嗯哼，亲爱的闹闹，我发誓。啊噢，亲亲的花花，我也发誓。”
啊奥！嗯哼！倘若你忽略了这动听的驴鸣，只是觉得这一段是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我建议你还是回到古希腊冲洗下耳朵孔里被塞满的所谓的文明的淤泥。我觉得母驴花花和公驴闹闹的月下约会，质朴又天真，浪漫又魔幻，让人怀恋人初为“人”美丽又发昏的远古，厌恶人鄙视“人”理性又矫情的现代。啊奥！嗯哼！我都想学那野驴叫上两声。于是这风忽又把我吹到了魏晋，我听到众雅士在葬礼上高声皆作驴鸣：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世说新语》
此等大场面也许只能发生在魏晋了，唉，弘扬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个性的时代，也许一去不返了，驴子们忘记了如何恋爱，如何交配，如何奔跑，如何嘶鸣，它们全被眼前的那根胡萝卜诓骗了仅有的一生。然而我又想，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呢，他潇洒的丢弃了所有胡萝卜，最后却在精神病院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说到这里，这股风在哀婉中慢慢停息了下来。绿色的光标一跳一跳，像只迷途中东张西望的呆鹅。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望望窗外，天已经黑透了。
“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1968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的伯恩哈德在致辞一开始便这么说。
我默默捡回那根被我扔掉的胡萝卜，挂在脑袋前面，走回到磨盘，蒙上眼睛……在死亡临幸之前，我不知道还会走上多少圈，从黎明走到黄昏，从月升走到日落，但我心里知道，那东西也仅仅是掩人耳目的，唉，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我的肉体会一圈圈的绕着，但我的灵魂却早已在月夜不知翻越了多少个山坡。
只有死亡可以将它们停息，这是一场伟大的友谊，像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和作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