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課樓經變读后感篇一
下雪的凉夜，拧开台灯，烹一壶茶，摊开一本书，翻页的时候饮一口茶，疲累的时候起身活动筋骨。这是多数时间只会碎片化阅读的我，遇到好书时才会有的仪式。仪式对于年纪不太轻的人，是暂时逃离现实社会的安宁，也是对钟爱事物的敬畏。 而《东课楼经变》就是这样一本值得人静心阅读，心怀敬意的好书。
東課樓經變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本不太好读的书，陆陆续续花了两周才读完，或许是还没有适应好繁体和竖向排版。虽然这是一本南京人写的书，但只有印刻文学出版的台湾版本。繁复的字形将繁复的梦境描绘之，缠绕之。无怪我会读得满头大汗，脑神经不停喘气。
书中收录的三篇中短篇小说风格类似，分别讲的是校园游荡者们、一对病友和一些古玩贩子的故事。说是故事，但的确不能算是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位作者绝不是以写出可歌可泣的古典三幕剧为目的的，她心中其他的东西才珍贵得要紧：譬如迷宫般的结构，场景之幽微以及记忆与时间的母题。我对《东》真正有好感是我在图书馆里看到睡着的那个下午，台湾大学的图书馆书架间弥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陈旧气息，空调凉爽，座位实在舒适，醒来之后只有半小时便上课。醒来回到文本中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阅读体验与现实经验相互交织的感受——从上一朵梦境（这里暂且把它当做一朵云形的机舱）落入下一朵梦境。纸上铅字边缘溢出的虚幻浩渺、夜空失重感都得以在感官上具体化。
小说里除了“我”以外，其他人物如苗笛、阿麻、钱崇学都不太鲜明，看到最后我都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存在过呢。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仿佛又听到主人公“我”在耳边回应“隐身侠是没有朋友的”，这个叙事者太可爱、太个性（去性别化的处理也增加了神秘感），导致我最近都无法忘记这个惘然的游荡者了。
但我必须说我还是有一些文学细节没有体会得到的，有书评说这篇小说“叙事/结构精巧”，而其实在我脑中这部小说的叙事是混沌一片的自说自话；朱天心写序的时候更是说“有双比我老灵魂的眼洞察世事”，我读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少年气。
下周就去把书还了，以后也不会再读到了吧。难得做个读书摘抄好了。
東課樓經變读后感篇三
（迷妹自己购书，应该算中立吧^^）
（先容我跑题一通）
读林奕含，很容易落入对文学的不信任，觉得所有文字游戏都是narrative的陷阱，巧妙构建出一个得势者压迫弱势者的工具。Kate Millett在sexual politics里早有提及，victorian时期的小说，无非是把女性要么拥上圣洁的神坛要么打入荡妇的地狱。久经熏陶，早已淡然了界限，不知道哪些是被洗脑得出的语境，如果连词语本身都充满了歧视，思想又如何跨越这些基本原子呢。
另一个方面，话剧似乎是文学的另一种出路。少去了上帝视角，让角色替自己说话，本身就失去了夹带私货的空间，字句角力之间凭的是真本事，能出彩的都是语言的精华。特别是如今英文小说世界过渡强调感官描写，情节空白，简直和美国泛滥的自恋情结一致，太强调才情，从无生有。我一度以我微薄的小说体验认为，小说的确都不入流，古人诚不欺我。
（好了终于入题）
然而我渐渐认识到小说的意义。《朝天宫》让我觉得就是作者自身经历的拼接，但这经历，独小费仅有。天心说小费有了小说的绝佳配方，仅就朝天宫一文，我觉得小费有的，是货真价实的原料。海胆鱼子入菜，并不需调味，可读性自在文字间缓缓流动。
如果这些原料需要找寻其他出口，会是什么媒介？马未都爱耍嘴皮子，自然上电视讲故事。王世襄太高档次，专业著作我看两眼就想睡觉。这样的干货写成小说，竟然和journalism异曲同工，带我去看神秘又真实存在的世界。如果所有记者都有小费的文笔，这世界上或许会少很多被无端误导的人。
除了古玩，自然是和摊贩市民，流氓混混打交道的经历。不地道的小说家采集素材，和他们相处一两天，或许得到一两个故事，只言片语，穿插在文字间，整个作品浮在水面上。长此以往地和摊主们混，既是文中小费，也是真的小费，流氓气竟流淌到纸面上，中文干净顺畅，好像在这被重度污染语境下的一股清流，却琢磨不出上承何家，毫无模仿痕迹，让人有点不知这混杂了九阴真经和九阳神功的内力到底是什么路数。
（待更）
東課樓經變读后感篇四
对我来说，评论费滢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她是我真正喜爱的那类写作者。两年前，在大学的阅览室里阅读登载于《印刻文学生活志》上的《东课楼经变》的那个仲春之日，整个的黄昏，我都在一种来自童稚时期的感伤中猛劲吸着鼻子。纸页间弥漫着的叙事之光，充满怀想、荒凉、甜蜜，有暖黄夕阳和街灯的颜色。那群并不遥远的过往岁月中嬉笑浪荡的金陵少年，据我忽远忽近。纳博科夫所说的阅读者的“战栗与惊悸”，在我身上久违地重现。而这种情感，在阅读《山高水长》（即本书中的《naga》）一文时再次难以抑制地涌起。那时我便知道，作为一个难产的小说写作者，面对这样的小说，自己暂时无法评论，只能默默地希求在未来能够以自己小说与之对话。如今，手上的小说还陷于泥淖之中，面对这本终于出版的书，想想还是写点什么。
费滢提供了一份我理想中的青春书写。
“哀而不伤”，旁观者的冷静疏离，自她少年时发表的散文便可得见，也是她一直延续下来的风格，语言极雅致，有废名、汪曾祺的平和冲淡之风。《东课楼经变》（以下简称《东》）中的“我”，即那位名唤小费的、头发微卷的雀斑女孩，喜欢“大隐隐于校园”，逃家翘课，在午夜的城市街头和散学后的空荡校园中享受（或者不得不享受）作为边缘人的内在世界，因为她总会发现周遭那些“不酷”、令她“超失望”的群体和事物。
对《东》，费滢这样解读：
“我想要的是一个孤独状态，那个微妙时期，你刚刚有正式的、刻骨的记忆，你和世界的联系无可奈何地变得更紧密，你看到身边的人，觉得自己好不一样，但可悲的是，你和他们一样。然后，世界在蜕变，建筑被拆毁，懵懂时期也快闪过，记忆像洗牌，每次出来的顺序都不一样。”
这句话并不复杂，看起来好清透。是呀，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似乎每个孩子都经历过的成长状态，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少年闲愁，落到中国的小说中，却往往被塞入太多的感伤、躁动、性苦闷，还有成人与少年两个世界泾渭分明的对立，它们亦往往借戏剧化的情节呈现出来，以一种煞有介事的态度。这种例子太多，从郁达夫、巴金到如今，太多苦大仇深歇斯底里的青春故事啊。与那些残酷青春、惨绿少年相比，《东》中的小费与与苗笛、白鼠阿卜、养蛇陆元、货郎陈择、素描若瓦，甚至“家中老父”之间友爱亲热的“哥们感情”是那么温馨饱满。废名的小林、琴子和细竹、汪曾祺的明海和小英子，在当代复活。
《东》的主体不是校园内的故事，而是校园这一地点。校园，如今承载了几乎所有人的青春岁月，在青春的故事已经被翻来覆去地讲述之后，它作为一个空间本身，却始终未能得到文学应有的注目与流连，未能被“风景化”。我惊喜地看到那些散落在自己记忆中的校园景观（教室、回廊、操场、看台、图书馆、标本室、礼堂……还有那些小物件，打字机、电话磁卡、素描本、小浣熊干脆面……）被复现，以那么温柔又细致的方式。少年人带着好奇的双眼初识世界，在年代久远的校舍和古城的街头巷尾中游荡探索，这份对时间与空间的痴迷，对迷途的兴味盎然，亦是青春最为动人的天真、热诚与执迷，容易让人想到普鲁斯特，或者布鲁诺·舒尔茨。
费滢叙述的重心，并非是汲汲于对意义的抓取，也没有一头栽入自己营造的超现实世界，而更多地在于语言本身及其所传递的人意识中的微妙情绪与状态。她的短篇《鸟》获台湾时报文学奖时，作为评委之一的骆以军评价这篇小说，“将文字的物质性表现得非常妩媚漂亮”。从《鸟》《归游》到这本《东》，正如废名和汪曾祺，她小说的情节总是淡而又淡，却充满考究而极度私人化的意象与生活细节。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写道，“（细节）不是无关的，它们的无关紧要意义重大。……它们在那里是给我们一种生活的感觉。”意象/细节构造的语言之美，是文学中最为迷人的部分。小说中描摹的空间本身便是意象，承载着隐喻。
逛遍东课楼所在的校园，我又心甘情愿地被小费和她的朋友们牵着逛南京，“出校门正门，对面是人民中学，金翠楼潮州菜馆，中山大厦，中山路，向左拐去，上广州路，是小粉桥，铁皮屋，前国立央大，学人旧书店……”场景和细节不紧不慢地铺陈延展，费滢在纸上复现出一座城。我并不认同那些认为此文并无地域色彩的观点，因为，那凌晨时分的江中渡轮、朝天宫与止马营之间的鬼市、廖仲恺墓、昏黄薄暮中的孝陵石像生……古城风物，历历可见。她自述，对时间和地点真确性的执念，来自她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自觉。而对这些地点的描述方式则是创造性的，经由“语言的密林”，她抓住了空间的诗魂。
（读完小说的结尾，小费同孝陵石人石马的相逢，我想起自己与南京城的初次相遇。那年冬天艺考，第一次经受南方的严寒，在室内，羽绒服似乎也完全不顶用。又逢大雪天，南艺曲曲折折的坡道上都铺了红地毯，我却依然冒冒失失，踏到了背靠脚下山体的房顶上，还当那是一条平路，幸而在房顶边缘被同行的大个子男生一把揪住。雪终于化掉的时候，和伙伴们在锁金村里买了可口的软糯小蛋糕，背着硕大双肩包完全不辩方向，直直乱走，只觉得自己在爬山，山上可见灰黑古墙，公路好长，猛地一抬头，眼前竟是孝陵了。）
文中常见一个“梦”字：
“我看到的东课楼，还有，其他建筑中的那些拐角，天台，长长的走廊，是我的梦的材料，它们在梦中与现实一样让人迷惑，在下一个拐角，会走到哪里？”
“我们几个人围观过它的废墟，那时，任何一个藏匿之处都会化为乌有……这是梦由复杂便简单的过程。亦有反向运作的梦或事实……”
……
少年游，一梦中。余光中写过：“少年爱做的事情，哪一样，不是梦的延长呢？”小费面前的校园和世界，那些供她隐匿、追寻、迷恋的空间，是充满诱惑力的迷宫，也是幻想的培养皿，她或许希望这迷宫永无尽头，自己能永远做个隐身游侠。而东课楼终要倒掉，古城中亦多的是“未来得及更改”而如今已经无人理解的古老地名，当那些曾经坚固的空间烟消云散，她懵懂自问，什么是记忆，什么又是想象？这种对记忆的恍惚，对时空不确定性的焦虑，使我们很难不想到那位痴忆往昔的法国青年马塞尔。
《东》中的细节那么有趣，又那么丰饶：
“一匹瘦骨老马，鬃毛极长，漫漫上午，我们在干草堆旁，隔着马厩的栏杆轮流摸它的毛，喂它吃笑眯眯牌玉米糖。”
“雨幕即已延续至走廊，水帘洞一般，处处皆是雨水造就的错置镜面，反射教室中昏白的日光灯……”
“……因生命在减少，空气里的水便蜂拥侵占它的羽毛，让它变得好湿漉漉，很快，这些水又会回去，便将那最后的热量也带走了。”
……
一个恰当的细节，便能照亮整个故事。费滢的小说，这样的细节俯拾皆是。她文字的织体因此变得晶莹而细密，时而像蝉翼纱，时而似织锦。
啊，还有那些可爱极了的小念头，昔日你我似都曾有过的少年绮思被郑重地书写下来：
小费跪在床前像睡前祈祷那样读书，“久而久之，我变驼背，顺而，我假想自己是一头细小骆驼，拥有别人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的驼峰”；
苗笛对校园水池中外来鱼种的来历做出大胆猜想后，小费“还以为这些鱼是一滴水落下变出来的，这池塘或许某日也会因阳光照射凝结成水珠，落往他处，再还原为另外的池塘与鱼”；
小费与苗笛来礼堂午睡，“想象礼堂是一个扇形，我们在靠后的位置，恰如深海贝壳边缘褶皱处附着的寄生生物，披着海水里面经过漫长时间积累于贝壳上面的钙质，像死亡一般一动不动，噢也不全是，偶尔，也稍许转动目光。”
……
费滢并不爱用形容词，而这种想象性段落非常多，有的堪称“奇喻”，就像褪了色的，不那么焦灼的舒尔茨。同诗歌一样，小说语言丰沛的想象力并不是毫无凭据的天马行空，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准确的洞察力：直击心灵！在这方面，她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文学示范。
好个多思少年时，飞扬少年心，而非某些披着青春外壳的俗套故事。这种少年感同样贯穿于《naga》和《朝天宫》里。通过长短句交错的行文，以及独特的断句，小费、“我”、小F们顾自絮语、回忆或与他人对话，杂以一些与极为精雕细琢的雅致语言反差较大的腔调（如各地方言、港台腔的口语等），有旧话本与说书人（《朝天宫》这一篇尤甚）的风情。无论对东课楼还是患了肾病的朋友naga，文中那位中性化的叙述者的态度都是调侃的，甚至带些痞气。
《naga》写疾病。“我”和naga共同陷入对疾病和死亡的焦虑之中，努力试图“从被疾病追捕的孤单里拉回到正常轨道”，他们相互依傍，调侃彼此，“聊天打屁”，抗拒任何可能的煽情，两位异国游子不断地返回自身的记忆。与《东》相同，友情也是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结尾是一个“咬馕大汉”与一个“螺蛳头”的偶遇（《朝天宫》的氛围），后者吐出一句“警世名言”，“死也走不到的那种路上，总有好基友哦。”
整个小说在现实生活的细节堆积与“我”的回忆中展开，处理的依旧是时间问题。慢性疾病的持有者往往处在旷日持久的“失去”状态中，他们的肉体和时间都不再属于自己，自由与尊严丧失，疼痛却似乎永恒，“疾病使时间变为揉皱的纸团，等拉开它，却发现每一个侧面都成为西洋景的梦幻一镜……你早分不清过去与现实”。此为时间之眩晕，有疾者希望漫长而痛苦的“当下”是一个噩梦，但无灾无晦的往昔不再来，对过去与现实“分不清”的实质是不情愿分清，回忆是逃离，也是痛楚。
时间的不可靠远不止于此，作为历史研究者的“我”不满于历代医案中罕见患者及其周围人的心态与观念，而只是“妄想以此描绘当事人的一生和他们的社会”，而她在检视自己的记忆与记录naga患病历程的过程中发现，记忆的绝对真实是无法做到的，永远在以主体的种种意愿进行篡改——这大概是《东》主题的先声。所以患病者naga所谓的“回忆”是一个半真半假的回鹘人与馕的故事，“吾的家乡吐鲁番……此番记忆深刻，正犹如馕饼的历史久远。于这夜里细说与你，吾的好基友。皆是由于：时日漫漫，而往昔漫漶，实乃千里迢迢不归路也。”这段故事与小说开头的“二馕神”故事相对照，是一种天真的无可奈何的苍凉，竟有些《大话西游》时代的周星驰的影子，但当然没那么通俗与喧闹。
许子东评价《东》，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哈利·波特”，也确乎有几分道理。费滢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魔幻般的探寻中，用老夫子式的静观诗化语言杂以“唬烂”的“新人类”腔所处理的，仍然是某种现代主义精神，笼罩小说的那份巨大的孤独，也是现代主义的孤独。在城乡发生着巨大割裂的当代，她笔下的乡村和城市其实并无明显的分野，她所描摹的场域都来自记忆的深处，传递出淡淡的乡愁。她构建了一座记忆与文字的七宝楼台，那是属于这一世代（而不是汪曾祺与废名们）的田园牧歌，也是永恒的诗意和美的所在——她对叙述对象，就像待她手中的古董旧物，用的是玩赏式的目光。正如《东》中小费与苗笛去鬼市，“走在大大小小杂物山里面。此处决计不会是每日生活按照原来位置照搬的复制版。物品喧嚣重组，反倒编织出某种乡愁。”
因那种文字的“物质性”和准确的画面感、空间感，她的小说很像电影，令人想到《童年往事》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类宁静的片子：盛夏的浓绿环绕中坐在榻榻米上闲闲听雨的男孩、黑暗的硕大摄影棚顶部拿着手电筒乱窜的小兄弟们……同时，又隐约浮动着一层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塔可夫斯基电影的色调，将那个昨日的世界置于一种模拟黄昏或清晨时的昏暗光线下，使之成为一块半透明的琥珀。
读过费滢和杨君宁（《Bon Jour》作者）获“台积电文学赏”后的感言与采访，费滢的感言题名《同袍》，似以写作为战场，说，“我们决定不再隐逸，要站出来战斗”，“总有人让你恢复少年心性，一腔热血鼓足勇气动笔，与时间对抗，与词语拉锯。”杨君宁则提及胡兰成所言，“一个好时代的言语像银碗里盛雪”（她的语言实验较费滢似乎走得更远）。此二人小说内外，都践行着可爱的书生意气。
更准确地说，费滢的腔调，便是是那种林语堂主张的“热心人冷眼观人生”，也是朱天心评价的“心很热，眼睛也敏感”，一热一冷，一个也不能少掉。这倒又有些像《红楼梦》，那个不避伧俗，又玲珑剔透的诗与梦的世界。也许，她和她的同伴，是在向着一个“文体家”的方向前行，“将散文变成诗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