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高原之旅》是一篇描写作者跋山涉水，穿越亚洲高原的游记。作者在旅途中发现了高原的神秘之美，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和力量，也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这篇文章唤起了读者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人感受到了旅行的快乐与意义。
亚洲高原之旅读后感篇一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60年漫游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汤因比感叹道：
这里曾是古代世界的东交叉路口。
不同的地理位置将世界各地划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绝地”,另一类则是“通衢”。前者位于已知世界的边缘，只能不断接受世界中心的影响，却不能继续传播下去；而后者是道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又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地区。
典型的绝地，是处于已知世界东北端的日本，最南端的爪哇，以及最西北角的摩洛哥、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典型的通衢则是伊拉克两翼地区：叙利亚（从最宽泛的地理意义上而言）是伊拉克西部的枢纽，而伊朗东北部（今阿富汗）则是东部枢纽。叙利亚始终是连接西南亚、非洲、小亚细亚和欧洲的桥梁，阿富汗则连通西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和东亚。
沧海桑田，绝地变通衢，反之亦然。1700年前，欧洲就是一块绝地，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融入已知世界。在过去的17个世纪中，大西洋一直阻碍着古老文明向西扩张。但生于西班牙的古罗马诗人塞涅卡早就预言，终有一天天堑变通途。1400年以后，他的预言成真。15世纪，葡萄牙人发明了可以连续航行数月之久的新型帆船。于是，西欧人拥有了掌控海洋的能力，西欧也暂时成为世界的中心，所有的航线在这里汇聚、发散。基本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暂时将阿富汗和叙利亚踢出了局。因为这两个曾经的文明枢纽能够兴旺发达，主要是依靠陆路交通，利用家畜转运物资：比如驴、马和骆驼。
汤因比认为，飞机等技术的发明会让西欧失去暂时的世界领先地位，使叙利亚和阿富汗再度繁盛。
汤因比的预言已过去了60年，叙利亚、阿富汗仍然是最落后的地区。
预言家不是那么好当的。
亚洲高原之旅读后感篇二
《亚洲高原之旅》是汤因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亚洲旅行的游记，一次穿行在阿姆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旅行。阿姆河源于帕米尔高原，由东向西，经多条河流合流而成，最后流入咸海，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界河。亚穆纳河源起喜马拉雅山脉，由北向南，在印度教圣城安拉哈巴德注入恒河。
也许是缘分。我读《亚洲高原之旅》之时，英国《卫报》2022年最佳爵士乐专辑评选出来了，排名第一的是《Sacred Thread》，中文即“圣线”。打开这专辑，鼓声与歌声传来，即刻与汤恩比在阿姆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穿行的文字产生了共鸣。这异域之声来自这张专辑的演奏家之一、印度人Zakir Hussain，一位塔布拉鼓演奏大师。塔布拉鼓正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传统音乐中的主要乐器。
在音乐的陪伴中，我在汤因比的文字里越陷越深。汤因比对地理地貌的记述非常细致，这不同于之前类似旅行游记的阅读的体验。书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场”的学者理性，让我这个痴迷于“可视化”的读者享受到了“旅行”的满足。每当汤因比站在高处瞭望，在地形上还原历史的想象，我都有将之转化为图像的冲动。边读边画，简直成了我的一种“不治之症”。
我跟着汤因比顺时针绕行了一圈阿富汗，可谓物是人非，但我了解得更多了，汤因比不会知道1975年之后发生的事。
汤因比是我阿富汗之旅的第七位导游。之前是玄奘、拜伦、纽比、斯图尔特、安萨利和刘拓。和前面这些旅行者一样，汤因比同样确认了「徒步」在阿富汗旅行之必要。他举例说：在文明史上，贝格拉姆和巴米扬一直是穿越兴都库什山的交通枢纽，但在现代公路图上两者都不见于主干道上，也正是因为不便到达他还放弃了这条线上的贾姆宣礼塔。
翻过兴都库什山，汤因比遇到了第一个说突厥语的村庄拉曼。如果我不是在GoogleEarthe上“徒步”，我也不会发觉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人们的相貌差别如此之大，山脉以南的伊朗语族和山脉以北的突厥语族——阿拉伯、波斯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差别。
当把时间与文明的迁移浓缩到上面这张图，我们便不难理解阿富汗为什么会让汤恩比如此着迷了。汤因比常常盯着亚洲高原的地图琢磨，心驰神往游走于古代世界文明的交叉路口。亚洲高原之旅，实在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最迫切的愿望。
前面提到的爵士音乐专辑，Sacred Thread一词对应的梵语为yajnopavita，它是印度教重生仪式的重要部分。这个仪式象征获得了神的知识，寓意在精神上获得了生命的第二次诞生。我发现，似乎每个亲历了这个场域的旅行者都有“重生”之感。
亚洲高原之旅读后感篇三
阿姆河和亚穆纳河之间，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这片亚洲高原地区，一直是上演人类历史重大事件的舞台，永远需要历史学家的关注，也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
文/肖峰
对于由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这三个国家组成的区域，当要写写对它的整体印象时，似乎难以下笔，因为三个国家中无论哪一个，都有太丰富的叙事。然而，若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则可以发现，这片区域在漫长历史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内部联系。疆域是“流动”的，地理坐标则是固定的，若从山川河流去限定讨论范围，似乎更能从文明、人类、民族的宏大角度去发挥想象，就像马克·布洛赫在《莱茵河》，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麦克尼尔在《欧洲的草原边疆》里做过得那样。
亚洲腹地的阿姆河，印度次大陆的亚穆纳河，以及横亘其间的兴都库什山脉，我们可以试着以这些地理位置为坐标，去想象和讨论那里的历史与现实。不过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位老人这么做了，而且可能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他就是阿诺德·汤因比。1960年，作为早已享誉世界的学者，71岁的汤因比受邀赴印度和巴基斯坦演讲访学，借机于当年2月-7月，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旅行。他走的是一条顺时针的路线：2月19日至4月20日，主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往返于新德里和卡拉奇之间。4月20日到达喀布尔，开启阿富汗之旅，先是一路向西，前往坎大哈，随后跨越赫尔曼德河，再沿着阿富汗西北，到达北方边界，亲临阿姆河畔，最后往南，途经巴米扬，从9800英尺的希巴尔山口穿越兴都库什山脉，返回喀布尔。6月-7月，主要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等地区活动。
在短时间里实现这样的跨国旅行，恐怕除了汤因比再难有谁能做到了。此行得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三国政府的精心礼遇，据说还被安排了带刀护卫、仪仗队护送等待遇。这位老人的热情令人佩服，他把自己当作“与时间赛跑”的运动员，借助飞机、火车、吉普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纵横驰骋、遍访各地，行程无缝衔接，仅在书后列出的行程表中标记的地名就有147个之多。更重要的是，他将实地考察与历史想象结合，写了一部据说是他“最杰出”的游记——《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
属于历史的亚洲高原
亚洲高原是山与河的世界。斯文·赫定这般描述亚洲：“帕米尔高原和其中的山脉，如同巨大的骨架，低矮的土地就是骨架上的肌肉，大小河流则是亚洲的静脉和动脉，为众多民族提供着交通。”在汤因比的顺时针路线上，密密麻麻遍布着群山和河流，这些都是历史上无数先行者势必穿越和横跨的地方。他把最大的关注给了阿姆河、亚穆纳河与兴都库什山。就像这本书的原名“Between Oxus and Jumna”（直译为“阿姆河与亚穆纳河之间”）所标记得那样，阿姆河、亚穆纳河是此次旅行的最北和最南边界，而兴都库什山是其间的重要分水岭。
为什么兴都库什山被称为“印度屠夫”？斯文·赫定解释，因为习惯了炎热天气的印度人，极有可能被山中寒冷的天气冻死，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这处天然屏障并没有阻挡人类穿行的脚步。汤因比作了补充，他提到这座山在希腊文中为“帕罗帕米索斯”，意思是“雄鹰飞不过的高山”，更重要的是，这座连雄鹰也无法逾越的高山，却从未隔断人口迁徙、文化传播的进行，自有人类历史记录起，便有无数的人在这里穿行。
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汤因比还能乘坐飞机和火车，但在阿富汗，只有吉普车。即便已经处于20世纪下半期，拥有路虎这样的现代交通工具，阿富汗的旅行依旧充满曲折和艰险。比如在穿越希巴尔山口时，汽车必须排着队靠铁链拖动；在喀布尔河湍急的水流边，汽车要冒着山体岩石崩落的危险行驶；一路上随时要冒着激流涉水，克服道路上的淤泥。现代化的机械工具似乎并不能轻易征服这里，经历这样的行程，让人无法不想起历史上那些徒步穿越山口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方式让汤因比得到极大满足，因为这离他幻想的古老世界又近了一步。他认为，在这片土地，徒步旅行可能才是最好的方式，凭借双腿，人类几乎可以抵达任何地方，而现代的公路地图却根本看不到历史上重要的路线。
汤因比站在印度河边，感慨：“羊群游泳，河水奔流，我在岸边，整日观瞧。”他一直在旅程中缅怀过去，每条河、每座山都能激发起他对过往的追溯。在印度河，他想到了渡河进击的亚历山大大帝；在阿拉霍西亚，他想到了疾驰其中的波斯军队；在巴米扬，他想到了曾经在这里休整的佛教朝拜者……这大概是因为，在他看来，在过去200多年时间里翻云覆雨的英国等工业国家只不过是历史的浅滩，而在至少2500年里身处历史激流的阿富汗，才是历史的深海。如果说文明可以划分为绝地和通衢两种类型——前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后者则位于四通八达的交叉地带，那么阿富汗在历史上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后者。因为阿富汗曾经是移民、文明和宗教的高速道路，是多个帝国的心脏。这片历史深海的浪花，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的雅利安人，此后的萨卡人、大月氏人、贵霜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乌兹别克人……人口的迁移，帝国的前赴后继，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繁荣，犍陀罗艺术，伊斯兰文明，佛教……这是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上述例子只不过是庞大故事的寥寥几笔。
也许可以借用马克·布洛赫关于莱茵河的比喻：从人类历史的初期直到现代文明的繁荣时期，阿姆河、亚穆纳河与兴都库什山就拥有促成相互联系的特征，这个特征不顾每个民族的意愿，把自己镌刻在每一个世纪中，镌刻在人类社会的生活和事业中。
属于现实的亚洲高原
是不是英国人都有对东方的向往？斯坦因感慨说，沿阿姆河而下，是自己自幼年以来渴望思慕的大夏王国；汤因比则说，自己从孩童时代就开始梦想有一天能亲眼看到阿姆河，传说中的伊朗与图兰的分界线。不同的是，20世纪初的斯坦因还停留在海上制霸的时代，认为亚洲腹部在经济政治上的重要实在是微小之至，于是他把自己的热情向往，化作大肆探寻文物的实际作为。而半个多世纪后的汤因比，则把对古老文明的理解，化作对现实局面的关注。汤因比已经注意到，这片历史的深海，也在面临新的变化。正如他提到的，绝地与通衢也可能相互转换，比如曾经的绝地欧洲，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暂时成为世界的中心，将古老的大陆枢纽踢出局。但是随着20世纪铁路、公路等陆地交通方式的进步，大陆的重要性似乎重新回到人类视野，这片古老世界又一次吸引了世人的关注。
更重要的变化是，险峻的兴都库什山没有阻拦住亚洲高原的文明传播与人口迁徙，无形的政治边界却成了跨不过去的障碍。19世纪的英俄大博弈，英国在阿富汗发动的两次战争，犹在昨日，对于汤因比来说，冷战时期的特殊局势，更是影响着他对这片土地的印象。印度和巴基斯坦经历了1947年的分治，阿富汗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三个欠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提高国内生活水平，但是也受到政治局势的拖累，除了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纠纷外，还面临着超级大国的介入，美苏以经济援助等方式拉拢诸国，无形中加深着三国的隔阂，令局势更不明朗。
他先是充满希冀，因为他目睹了亚洲高原正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他在阿姆河畔的克孜勒堡，看到旨在与苏联贯通、开辟海外贸易路线的港口正在修建；他还看到，苏联工程师正在为阿富汗开发穿越兴都库什的萨朗隧道。他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他觉得，阿富汗只有建立起足够的海外贸易路线，才能繁荣昌盛。他甚至喊出了：加油，克孜勒堡！
他更多地表现出担忧。这片土地处处是历史，历史也摧毁了这里，因为曾有一连串灾难降临。这片土地的命运总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操纵和影响，经济、教育、文化方面的发展更多来自苏美驱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促进当地发展的同时，又把当地引入了政治斗争和角逐当中，仿佛是19世纪以来历史的重演。 他感到遗憾，领土纠纷造成了民族的对立。边界线将峡谷、雪峰强行一分为二，造成两边同种信仰、同种语言的居民受到伤害。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让他忧心忡忡，他感到这三个国家都传染上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疾病，边界线让原本密切联系的世界间隔着汪洋大海，人类的“愚蠢”随时可能再度上演。
他表现出一种超越民族、反对战争的关怀。他从旅途中偶遇的普什图小姑娘联想到自己的孙女波莉·汤因比，认为所谓“英国人”、“普什图人”，只不过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停止无谓的纷争。而在英阿战争英军墓地前，他为死于战争的英军感到惋惜，认为在不属于自己的国家付出生命，死于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双重的悲剧。
可以给汤因比这本游记找出一点瑕疵。自诩在岸边整日观瞧的他，依旧是局中人，他之所以在此行得到三国政府的特殊礼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前公开发表了关于反对犹太人的言论，从而在阿拉伯世界得到极大欢迎，这多少使得他的关怀被打一些折扣。从游记写作的角度来看，全部行程被浓缩在45篇短文里，每一个地方都是只言片语的描绘，显得有些浮光掠影。对于一个想了解那片区域今日面貌的读者来说，这本出版于1960年的游记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他在文字里透露出略显可爱的洋洋自得与热情，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投以温情的目光，使得上述缺陷变得不那么重要。他的某些感慨依旧能引发共鸣，因为他的担忧比希冀更多地成为现实，苏联入侵阿富汗，内部的军阀乱斗，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都让这片土地再度陷入动荡。半个世纪时间的冲刷，并未改变这片古老世界的内里，更何况要想在今天的环境下写一写这片土地，又谈何容易呢？阅读此书，就像在旅途中偶遇一位独行老人，结伴而行，他炫耀着行程中拍摄的风光照片，自顾自地表达着感受，对于一位老人，还能苛求什么呢？
汤因比站在兴都库什山，感慨：平原上的生活正在加速转动，但是山上，万世如一。这让人联想到史蒂夫·麦柯里那部以阿富汗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在高山、沙漠组成的高原土地上，一支骆驼商队在缓步远行，蜿蜒向前，整个画面悠扬，深沉，肃穆，静谧。这张照片拍摄于1981年，在世界已大步向前的时代，这片土地的画面似乎依旧定格在过去，历史长河在自顾自地流淌，山川则如同见证者一般保持缄默。也许，我们更应该像马克·布洛赫那样作出总结：历史就这样继续着，尽管存在着纷争，阿姆河、亚穆纳河与兴都库什山依然联合着各个文明。
